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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浮选结果看早期农业生产特点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docx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08-17 13:24

从浮选结果看早期农业生产特点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

一、年代、文化堆积样品、样品采集基本情况金沙遗址是成都的一个大型古遗址。经过多年的挖掘，金沙遗址的时代起源于古代28年，结束于公元前7年。主文化遗址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原的晚熟初期。金沙遗址是古蜀国的第二个都城遗址,遗址内功能分区明显,包括有宫殿区、祭祀区、墓葬区和一般生活区。2007~2008年,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配合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在金沙遗址开展田野考古实习,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了金牛区5号C地点,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金牛区5号C地点是指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工程在金沙遗址范围内的一个施工标段,该地点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北距位于三合花园地点的宫殿建筑区约100米,南距位于梅苑地点的祭祀区约400米。除此之外,金牛区5号C地点周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发掘地点。在整个金沙遗址考古规划中,金牛区5号C地点位于Ⅸ区,处在整个金沙遗址较为核心的位置。通过发掘,在金牛区5号C地点出土了十分丰富的遗迹现象,包括房址、窑址、灰坑、灰沟、墓葬等。发掘者认为,该地点的文化堆积可划分为五期六段:第一期为商末周初;第二期为西周早期;第三期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西周中期,晚段为西周晚期;第四期为春秋时期;第五期为战国时期(1)。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了浮选法获取植物遗存。浮选样品采自14个灰坑,每个灰坑采集了1份土样,而其中一个灰坑(H6836)的文化堆积较厚,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因此分别采集了土样,最后合计共采集并浮选了土样15份,平均每份样品的土量约为18升。根据采样背景分析,这15份浮选样品分别采自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属于第一期即商末周初的有7份,第二期即西周早期的有5份,第三期即西周中晚期的有3份(表一)。浮选工作在发掘现场进行,所用浮选设备是水波浮选仪,配备的分样筛规格为80目(筛网孔径0.2毫米)。浮选结果在当地阴干后,被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分类、植物种属鉴定和分析。二、点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的类别经过实验室的观察和分类,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在类别上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有炭化木屑和植物种子两大类,另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稻谷基盘和小穗轴。(一)木屑的鉴定。据专业目前我国专业人员对织物上炭化木屑是指经过燃烧的木头的残存,其主要来源应该是未燃尽的燃料或遭到焚烧的建筑木材和其他用途的木料等。金牛区5号C地点出土的炭化木屑大多比较细碎,但通过显微镜观察,出土木屑的细胞结构如导管、筛管和植物纤维等清晰可见,很容易识别,然而更进一步的植物种属鉴定则需要比较专业的植物解剖学知识和技术,这部分工作留给专业人员鉴定和研究。我们所做的是将所有炭化木屑作为一个统一的类别进行量化分析。具体做法是:使用18目(网孔径1毫米)的分样筛,将每份样品浮选出土的大于1毫米的炭化木屑筛分出来,然后使用电子天平进行称重。结果显示,如果每份浮选土样按10升的土量计算,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样品所含炭化木屑的重量是0.848克/10升(表一)。(二)炭化粟粒的种类组成在金牛区5号C地点的浮选样品中,共发现各种炭化植物种子298粒。在这些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以水稻(Oryzasativa)和粟(Setariaitalica)两种农作物的炭化谷粒为多,合计259粒,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86.9%。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有属于禾本科的黍属(Panicum)、稗属(Echinochloa)和狗尾草属(Setaria),以及野大豆(Glycinesoja)和紫苏(Perillafrutescens)等。另外,还有一些特征不明显、或者由于炭化过甚而失去了特征部位的未知种属的植物种子(表二)在浮选出土的两种农作物遗存中,水稻的数量具有绝对优势,共计201粒炭化稻米,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77.6%,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7.5%。这些出土的炭化稻米大多比较破碎,完整的仅有49粒(图一)。选取其中37粒进行测量,测得数据为:平均粒长4.34毫米,平均粒宽2.20毫米,平均粒厚1.60毫米,长宽比平均值为2.01(表三)。相比水稻而言,炭化粟粒的出土数量比较少,仅为58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22.4%,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32.5%。这些出土的炭化粟粒均呈近球状,表面较光滑,胚部较长,因烧烤爆裂而呈沟状,粒长0.83~1.67毫米,粒宽0.80~1.21毫米,平均粒长1.18毫米,平均粒宽1.05毫米,长宽比平均值为1.12(图二)。金牛区5号C地点出土的其他可鉴定植物种子主要属于禾本科,共计15粒,从中进一步鉴定出了黍属、稗属和狗尾草属等属一级的植物种子。这些禾本科植物都包含有田间杂草类品种,其所反映的应该是当时的农耕生产情况,但由于出土数量太少,无法深入探讨。在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结果中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其他植物种子是紫苏,共计3粒。紫苏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属于唇形科(Labiatae)的紫苏属。紫苏种子特征十分明显,呈卵圆形,外皮有六边形的褶皱纹(图三)。紫苏的叶、梗和籽均能食用,在古代可能被作为食物,在现代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另外,在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一粒野大豆的炭化豆粒,虽然由于破碎较甚,无法准确测量,但从形态尺寸上看,明显小于栽培大豆。(三)稻虾中小穗与稻穗连接部位在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结果中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稻谷的基盘和小穗轴,共计32个,其中的绝大部分即31个都出土于商末周初的样品中,另一例出土于西周早期样品中(图四)。水稻在生长过程中,每一粒稻谷都是通过一个小穗与稻穗相连的。稻谷与小穗的连接部位,在小穗上的那部分被称为小穗轴,在稻谷上的那部分被称为稻谷基盘。考古遗址出土的稻谷基盘和小穗轴虽然不能归类于植物种子,但也是水稻遗存。因此,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出土的水稻遗存的总数实际应该是233例。三、炭化的植物遗迹金牛区5号C地点的浮选样品在年代上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商末周初、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晚期。但是,由于本次采集的浮选土样的份数偏少,仅有15份样品;而分属于各时期的样品在份数上也不均匀,多者7份,少者3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在各期之间展开有意义的对比分析,因此,我们将这15份样品综合成一个整体加以讨论。在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出土了水稻和粟这两种谷物,二者合计出土数量达259粒,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87%,这说明,在商周时期,该地应该已经处于农业生产阶段。进一步对比发现,在出土的绝对数量上,稻米无疑占绝对优势,计201粒,炭化粟粒仅为58粒。水稻是南方的代表性农作物,粟是北方的主要农作物,两者同时出现在金牛区5号C地点,说明此地包含两种作物传统,但以种植水稻为主。需要指出的是,在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遗址中,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该遗址2009年度的浮选结果中,从距今4500~3700年的宝墩文化时期的12份样品里,发现了稻米643粒,粟23粒。由此观之,至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成都平原就已经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粟的农业形态(2)。在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中,除了水稻和粟两种谷物外,还发现了黍属、稗属、狗尾草属、黍亚科等属于禾本科的植物种子。这些禾本科的植物种子中有许多品种是非常典型的田间杂草,一般是伴随着农作物出现的,它们的存在,再次表明了金牛区5号C地点出土的谷物应该是在本地被栽培的。在金牛区5号C地点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中,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稻谷的基盘和小穗轴。稻谷基盘和小穗轴是连接稻谷籽粒和稻穗的关键部位,基盘和小穗轴之间的疤痕的平滑程度,可以作为区分自然脱落和人工强行脱粒的重要标准。自然脱落的稻谷,由于没有经过人工的强行脱粒,在基盘和小穗轴之间形成的疤痕较小而光滑;而经过人工收割的稻谷,由于人工强行脱粒,从而导致基盘和小穗轴之间的疤痕粗糙内凹(3)。经过观察,金牛区5号C地点出土的这批基盘和小穗轴的疤痕粗糙内凹,具有受力折断脱落的痕迹,当是由人工强行脱粒造成的。当然,它们有可能是野生的稻谷在尚未达到自然脱落时,被人们采集回来后进行了加工,也有可能是栽培的稻谷在收获季节,被人们收割后进行了人工强行脱粒。虽然基盘和小穗轴的疤痕的情况并不能完全表明这批稻谷就一定是人工栽培的,但至少能为判断稻谷收割后加工脱粒的场地提供线索,即在目前没有发现本地与外界存在谷物交换行为的证据的情况下,这批稻谷当是在本地被收割后,在当地进行了人工脱粒。由于植物是易腐朽的有机物质,不是任何植物或任何植物组织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长期地保存在考古遗址中,除了孢粉和植硅石等结构特殊的微小植物遗存外,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在埋藏前经过炭化的植物遗骸才有可能长期保存在文化堆积中,这必然造成各种植物被埋藏在遗址中的机会不均等。再则,炭化的植物遗骸的质地非常脆弱,体积一般又较小,因此,在埋藏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扰动和破坏。基于这些原因,采用浮选法虽然能够帮我们获取植物遗存,但所获得的植物遗存在种类上或数量上同实际情况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现象被称为“浮选结果的误差”。如果对这些误差缺乏认识和了解,就有可能对我们的研究造成误导,由此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对浮选结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应该就可能存在的误差以及造成这些误差的原因有所估计和判断譼)。由于本批次的样品数量较少,并且全部取自灰坑中,浮选结果有可能和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所以希望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后的浮选工作中,能对上述的初步结论进行检验。四、成都平原地区的植物考古研究金牛区5号C地点是金沙遗址中的一个考古发掘地点,其主体文化堆积的年代早至商末周初、晚至战国时期。在2007年~2008年的发掘过程中,为开展多学科研究采集了土样。我们从中选择了15份土样进行了浮选,从中获取到了较为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通过对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从商末周初到西周中晚期,成都平原的农业形态有可能是稻作和旱作并存的局面。但在这一时期,水稻一直是成都平原最重要的农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