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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1-25 07:53

照相馆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的照相业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的统计，1925年上海已有八仙、小广寒、中国照相公司、中华、生生轩（堆绢肖像）、兆芳、光华、同生、先施公司照相部、　江芳与竞芳（此二家都日夜照相）等照相馆53家。

1930年前后，内河港口城市重庆，正在营业的照相馆有宝记、大中华、伊然等15家。贵阳市有12家。到三十年代中叶，广州有阿芳、民族、影业（公司）、艳芳等33家。宁波有天胜、明星、生生等13家。北平有照相馆61家，到“七七”抗战前夕，福州的照相馆已增至二十余家，烟台有六七家，昆明有十家，徐州也有五六家。

全国两千多个县，除交通闭塞，商业、文化极端落后的县份外，其他大多数的县都开设了照相馆。一般是一县一个；一些沿海地区和人口多、商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县城，则有两三家甚至十几家（如山东省曲阜县）之多。县城照相馆，还组织人员串乡赶会进行拍摄。有的贸易兴旺的乡镇也有照相馆开业。虽说不上穷乡僻壤都有，但已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尽管没有一个完整的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根据各方面的材料估计，数目过千是可以肯定的。照相业的职工人数更少记载。据1936年的统计，北平照相业的从业人员为439人，大北照相馆有职工60多人，是北平人数最多的一家。容丰35人，同生20人，其它各家平均约5.5人。当时福州有照相馆20余家，职工约50人。二三十年代的照相馆，有父子店、夫妻店，也有几人合伙经营的，甚至有十几人、几十人的大店。在抗战前夕如果按2000家计算，每家平均5.5人，全国照相业的从业人员，当在10，000人以上。实际上恐怕还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在全国各行各业的摄影人员中，占有绝对的多数。专门从事新闻摄影、科技摄影和纪事摄影的人员不多。从当时报纸、杂志、画报等出版物刊登的照片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照相馆的职工拍摄的。这个时期照相馆的发展不是偶然的，是和摄影知识的普及分不开的。“五四”后，国人编写和译著的摄影技术书籍、各种题材的摄影集和摄影画报多达600余种。许多人通过自学和逐步摸索成为业余摄影爱好者或职业摄影人员，其中不少人在城市开设了照相馆，以营业收入来维持其摄影活动，在一些大中城市都有这方面的事例。

有不少在德、法、日等国学习化学、美术，对摄影较有造诣的留学生，回国后开发照相馆，做起生意来。这些人开的照相馆，设备全，技术新，经营得法，很快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经营和技术，对促进照相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照相是赚钱的买卖，毛利在80％左右，有的地方且不缴税。不少照相馆欲求扩大营业，不得不增加人员，招收一些学徒。学徒进店后，尽管有少数店主为防止学徒学成后自立门户，在技术上并不真传，但经过三年五载茹苦含辛的实践和“偷艺”，终于掌握了从拍照到冲洗、修权、印放全套技术。不少人学成后，脱离师店，集资另立门户。或一人买一台相机（值几十元的）和一块黑布，就惨淡地经营起来，经多年奋斗，逐渐扩大，有的与师店齐名，有的进而压倒师店。有的一店变两店乃至多店，照相馆的数量就日益增多起来。

照相馆的多种经营

照相馆主要是给人照相的，但在早年，一些照相馆特别是规模不大的照相馆，单靠照人像，还不能养活自己，必须兼营一项别的业务如画像、刻字、镶牙、修钟表等，或卖风景片、名信片以及纸烟。大中型照相馆，有的兼售照相器材。有一些兼售照相器材的照相馆，由于销售业务逐步扩大，渐渐转向以售销照相器材为主，照相及冲洗业务，渐居次要地位。这是因为销售照相器材获利较多的缘故。这类照相馆为数不多，大量的还是专门从事人像摄影业务。

照相馆主要从事人物肖像摄影，也拍了不少生活照片，内容包括婚丧嫁娶，别离欢聚，升学卒业，就业升迁、生活娱乐等等。还有各行各业、机关团体举行典礼、集会等也合影留念。早年一些重要的会议，最后一项就是“摄影留念”，此风延续很久。当时拍摄的许多照片，凡涉及一些重要人物和纪念事件的，都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三十年代，有些照相馆为报纸、杂志、画报拍摄了很多各种题材的照片，如上海的汇山、中华、宝记、兆芳、王开，北平的同生、真光、太芳，天津的鼎章、同生，南京的美利生、中华，武汉的显真楼，济南的子琳，昆明的存真等照相馆都向报刊提供过新闻照片。其中上海总工会的活动，日军在济南演习，北平反日大游行，孙中山奉安大典等照片都是较有历史意义的。此外有些照相馆还拍摄风景、名胜、古迹、戏剧、电影以及自然灾害等题材的照片，供报刊使用。

照相馆除为报纸、杂志、画报提供照片外，还有自办画报的。如心心照相馆就拍摄编辑出版了《心心画报》。上海“—·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罗芳照相馆就发了关于这次事件的战事真迹照片。还有些照相馆将自己拍摄的照片编印成套或贴成本子出售，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照相馆在二三十年代拍摄的新闻时事照片，不仅面广，而且量大，有的照片质量相当不错。那时即使是比较著名的报纸、杂志、画报或出版社，摄影记者一般都很少，仅有一、二人或二、三人，多者四、五人，活动范围有限，而照相馆遍布全国，可以摄取报刊需要的各种题材的照片，有助于帮助报刊解决人手少鞭长莫及的难题。至于那些没有专职摄影记者和摄影师的报刊和出版社，照相馆也为之提供了不少照片。

照相馆为报刊提供新闻时事照片，一般都较及时，而且常常是送上门来。稿费多少并不计较，只要求在被采用的照片上，写明“某某照相馆摄”即可。这样，随着报刊的发行传播，该照相馆也就名扬海内了，营业额因之大增，获利就可观了。照相馆为报刊拍摄照片，虽然是以赢利为目的，但是他们拍下的工运、学运和时事政治等等方面的照片，对新闻报道是个补充，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不可忽视构。

著名照相馆

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一些著名的照相馆。上海有王开、宝记、兆芳、中华等，北平有大北、同生，天津有鼎章、同生，武汉有显真楼，广州有艳芳等等。这些照相馆或以质量取胜或以服务周到驰名。

艳芳照相店。广州艳芳照相店，是清末经营银号的黄若云等集资开设，先在香港中环开业，继在广州分设艳芳于惠爱中路（现中山五路），称作省港艳芳照相店。

该店开业之初，主要拍人像和拍家庭像，也拍大型团体合影，并应约拍外照。由于质量高，艳芳在广州、港澳和海外侨胞中享有盛誉。有的顾客和华侨，儿童时代在艳芳照相，而后又扶老携幼重临艳芳，拍摄“全家福”，以资留念。

最有意义的是，艳芳还为几位名人拍过合影。早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的合影，不少是艳芳所拍。如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与宋庆龄女士等的合影像和一幅孙中山先生的大半身像，艳芳将后者放成36吋，精心修整，厚油彩着色，悬挂于大厅，供人瞻仰，直至解放以后。

1927年，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亦曾至艳芳照相。鲁迅将此事记入日记：“九月十一日。星期。晴。下午蒋经三来同往艳芳照相，……。”此照现陈列于广州鲁迅博物馆。

鼎章照相馆。“鼎章”创办人王润泉，年少时即致力于照相，名声昭著。孙中山先生最后一幅照片（执手杖）即为鼎章所摄，时间为1924年12月4日下午，地点是天津曹家花园。

鼎章除照人像外，尤重拍摄时事照片，常被召入故都拍摄重要集会。天津历来重要事件，亦多由鼎章拍摄，存片不下十万张，可称天津历史图片博物馆。时事照片还供给各报使用。天津《中华画报》2卷103期评论说：“每一会场，无不见鼎章号中人奔走拍摄于其间。照得准、洗得快，以倪汝福、倪焕章为新闻片中之最努力者，其认识新闻，有时竟胜于各报摄影记者。”后来倪焕章用“焕章新闻摄影社”名义，向各地报刊供稿。

王开照相馆。1920年，王炽开与一姓周的人合资在上海开设“英明照相馆”，后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1926年，由王炽开独自经营，把店名改为“王开”，双开间门面，起初生意清淡。

1927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选拔赛，运动会主持者用招标方式，招商承包运动会的各项体育摄影。王炽开感到这是“王开”招牌亮相的大好机会，于是以高价投标，获得了运动会的摄影权。王炽开选派技艺高的摄影师并雇用零工，组成四个小组，配备新式快镜，活跃于运动场上，猎取各种竞技的精彩镜头，当晚冲洗出照片，以低价售给各报馆，条件是必须在刊出的照片下面，印上“上海王开照相”字样，否则不予供稿。运动会新闻，各报必登，体育照片也随之刊出。1927年8月27日至9月7日，上海《申报》刊登体育照片49幅，其中就有37幅是王开拍的。自此王开照相馆就名扬全国，生意由清淡而变得兴隆起来。王炽开尝到这个甜头之后，就常派人拍摄时事新闻和各种题材的照片，供报纸、杂志、画报和出版社使用，条件依然是必须注明其店号。于是声誉与日俱增。

王开以质量高，价格低，服务态度好闻名国内。几十年经营不衰。

王开以100银元的月薪聘请名师（当时全国各地摄影师，一般是20—60元），照相器材用名牌货，次货一律不用。为防震动影响拍摄，还从楼梯到摄影室铺上橡皮垫。在灯光方面也有改进，使拍出的照片，清晰、明朗而富神采。王炽开上班就检查片子，发现有断眉毛、大小眼睛、眼镜反光、神形不好、色调不正等弊病，就令重拍、重印、重修，着色也非常逼真，一定要使顾客满意，下次还想再来。以致有祖孙三代的结婚照都在王开拍摄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