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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好故事·校友篇】李琮池：一生只攀一座峰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08-19 08:40

【生科好故事·校友篇】李琮池：一生只攀一座峰

来源：作者：发稿时间：2017-04-25 浏览次数：1061

扎营：跟病毒生物防治干到底

1933年到1964年间，除了短期的出国学习外，李琮池老先生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工作，曾先后讲授普通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生物学技术、寄生虫学、昆虫学等课程。还搜集和整理了蜻蜓目、鞘翅目、半翅目以及水生昆虫的有关资料；对经济昆虫、蝗虫、松毛虫、豆象等重要农林害虫进行了研究。

入校以来，李琮池老先生和同事们一起共同发展着华中师范大学的生物专业，而他主要攻克动物学方向的问题，而且他尤其关注民生、农业问题，一直致力于农业生产虫害的防治，并不断有研究成果向外发表。《湖北省汉川蝗类调查报告》、《豆象的田间化学防治实验》、《武汉蜻蜓目昆虫的种类及季节分布》等。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以来，李琮池老先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过他仍然专注研究，并在 1965 年发表了题为《红外线防治豆象的试验》的文章，阐释了红外线防治豆象的原理及功效。

不过政治运动的年代里想要真正专注于学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六十年代，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李琮池老先生被下放到大冶进行劳动改造。年过花甲的他在改造期间吃苦耐劳，也从不抱怨，反而在劳动改造期间继续做研究，关注农林害虫问题。因为态度良好，李琮池老先生很快就被解放。

1973 年，李琮池老先生开始筹建生物防治研究组，并在大冶建设了试验所，针对棉铃虫、松毛虫的生物防开展了室内外试验工作。

此前，在生物防治方面武汉大学做了许多基础研究，复旦大学也在做生物防治相关的研究。但不同的是，复旦大学的研究样本是活虫，李琮池老先生所带领的我校团队则是以死虫为样本。因此常常可以看到李琮池老先生带着他的学生、同事们骑着自行车，漫山遍野的在田间地头里找棉铃虫死虫的尸体。

而大量的死虫样本也不是全都有用，李琮池老先生等人还需要像法医一样分析确定死虫样本的死因——正常死亡、受伤死亡、细菌死亡等原因死亡的样本都需要被一一剔除，只有由于病毒原因而死亡的样本才会被留下做进一步分析。

可在当时，电子显微镜和离心机等仪器的缺乏为李琮池老先生团队的研究造成了不少麻烦。没有仪器，要研究的对象看不见又摸不着，这也让一些人对这个研究失去信心，离开了生物防治研究组。

不过这些都没有让李琮池老先生这位执着地老先生失去信心，没有电子显微镜，用光学显微镜也能做。死虫中的病毒弄清楚了就要用活虫做实验，可再漫山遍野抓活虫既不切实际，又不能排除实验干扰因素，于是研究组成员就开始养虫。

因为虫子之间会互相残杀，因此养的时候就颇费了一番心思。

图3 李琮池使用过的显微镜

每一个活虫样本都被养在一个单独的管子里，这样搞活体生产就是力求让成虫没有差别，且没有外界因素会干扰实验结果。成千上万的样本把一间实验室塞得满满当当的，只要李琮池老先生在大冶，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在实验室里，检查病毒、检查虫子。而虽然当时李琮池老先生人已经在武汉，但每年他至少下到大冶四、五次，每次一住就是一个月以上。

到了1975年，研究进入了试验阶段。李琮池老先生就到荆州市公安县和当地的一个生产队谈条件，请对方拿出一百亩田用于实验，可谈判过程并不容易，生产队担心收成，最后是年近七十的李琮池拍着胸脯和队长保证棉花收成，还给生产队补贴，减产了还有相应措施，这一百亩棉花田才暂时归了研究组。

不过很快，研究组和生产队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就掉了个个儿。

当时生产队队员捉虫的数量能记入公分，因此每天都会有人在田间捉虫，可是几次之后就再没有人到研究组的试验田里去了，这是由于那片试验田里的棉铃虫都因为病毒死了个干净。于是再到李琮池老先生提出要包田做实验时，一个小队的几百亩田都被他一举拿下。

为了保证实验效果，不让药剂被雨水等因素损失掉，用洗衣粉做的保护剂、活性炭做的增效剂都被一一应用起来。此前持质疑态度的生产队队长也带着儿子加入到其中。

不过即使有之前的成果，李琮池老先生也不敢放松。在荆州，研究组的成员都住在当地的微生物站里。而生物站距离试验田有十五、六里，每天李琮池老先生都和年轻的同仁们一起出发，带着本子、铅笔、放大镜，腰上还要挂一个草垫子，如果在田间累了就把草垫子放下坐下休息。

值得高兴的是，这一次的实验仍然非常成功，大队长为了感谢李琮池老先生等人特地杀了只大公鸡来表达感谢庆祝丰收。

而到了1977年，已经声名远播的生物防治研究组在仙桃包下了一个大队的田，还开了培训班，教授农民如何利用病毒手段进行生物防治，可开班收效却不佳，还得研究组成员上手。

因为常年驻扎在大冶、仙桃等地组员生活艰苦，来往于武汉和研究组之间的李琮池老先生就成了组员们改善生活的关键。水仙牌的风油精是每次都不可少的东西，带组员们加餐也是每次李琮池老先生的必要活动。

关于生物防治这件事，李琮池老先生一干就是几十年，即使到了七八十岁，背不动农药罐了，他仍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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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不止向前还要停下赏景

1988 年3 月16 日，一个大大的蛋糕被抬进5 号楼研究室。房间里济济一堂，全都围绕在李琮池老先生身边，为他庆祝八十岁的生日，和乐融融的场面着实让人艳羡。

图4 八十八岁的李琮池登上南非狮子山

当然，李琮池老先生能成为了一个人人敬佩的前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术能力。

一进李琮池老先生的办公室，最先映入眼帘的就随处可见的书：各种资料、文献，英语、日文、俄语的的原版书……虽然摆的到处都是，可爱干净的李琮池老先生总是把书摆的很整齐。而且他看得书都会做一张书卡，上面会写明这本书的书名、出版社，并做好书签，标明重点。

那时候几十块钱的工资，李琮池老先生每个月还能从生活开支中攒出钱来，不仅用于购买书籍，更多的都补贴给了下一代。给在田间试验的后背带驱蚊止痒的风油精，一买就是一整盒；看见队员们每天都吃些老菜叶、辣萝卜，就自己掏钱买鱼买肉给他们打牙祭。但除此之外，李琮池老先生的每一分钱都很节俭，真真正正给学院后辈做了表率。

不过，即使一生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学术事业，李琮池老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生活情趣的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李琮池老先生是整个系打扮得最时髦的那一个——檐帽、墨镜、马裤、猎枪，打兔子是一身猎手打扮的李琮池老先生很喜欢的活动，在户外的李琮池老先生和做研究时的他相比更有活力一些。

也许正因为懂得生活情趣，李琮池老先生和现在的学者们不同，他就很少加班，上班和下班的时间都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下班回家，陪妻子，陪孩子，早睡早起，合理饮食起居。也正因如此，李琮池老先生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相反他的妻子身体却不太好，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卧病在床，一直是李琮池老先生一个人在照顾她，八十多岁的老人彼此照应，直到去世，妻子身上没有一块褥疮。

游历名山大川，是李琮池老先生的另一大爱好。黄山、庐山看山，香港、广州看城，由子女们陪伴着，国内的风景名胜他都走了个遍。而李琮池老先生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他的儿子工作的地方——南非。在那里，他以87岁的高龄征服了狮头山，创造了一个奇迹。

而对他子女来说，他不像一个体贴的老师、前辈，更像一位严厉的教官。

他最常对子女们说的话，就是“多到艰苦的地方去”。

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儿子李晓池进入了北京地质大学，留学新西兰，又曾在南非工作过一段时间，回国后则常年在山区、野外工作，但他和父亲一样兢兢业业，在不久之前的2016年7月17日，李晓池带领团队促成了湖北省神农架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就此达到了五十个。尽管如此，李晓池也没有停歇，继而又投入到下一个项目中。

而李琮池老先生的女儿李少军刚刚大学毕业时，就被父亲鼓励，去了贵州，一个现在仍被称为“原生态之省”的地方。

不过正是因为李琮池老先生略显严苛的教育，才让他的子女五人都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

父爱如山，但如山的父爱也有动摇的一天。2000年，92岁高龄的李琮池老先生突发中风，半边身体都不能动。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李琮池老先生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并渐渐能够走动，直到中风治愈。

2003年，95岁高龄的李琮池老先生在武汉逝世，几乎生命科学学院所有教职工都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们在葬礼上，共同祭奠这一位值得敬佩的老人。

他的后辈郭建军常说，“李琮池先生是个好先生，他做好了表率，让我们学校生物专业发展很快，地位很高，让我们学院本身非常团结。”

距离这样一位老先生去世至今已经有十三年了。但这十三年之间他始终不曾真正的离开过生命科学学院，他留下的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执着的钻研精神，都是百年生科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