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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对话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0-26 15:51

18 世纪晚期，英国，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两位女士漫步花园里，不时驻足欣赏雪地里那些初开的雪滴花。

雪滴花（Galanthus nivalis）。出自《丹麦植物志》（Flora Danica，1761—1861），1641 号图版。

其中一位女士刚开始学植物学，用专业的词汇描述着这些花朵，而陪同她的植物学老师弗洛拉（Flora），很欣慰学生对植物这么感兴趣。1786 年的《新女士杂志》（The New Lady’s Magazine）刊登了一段她们的“植物学对话”，如此写道：

英吉安娜（Ingeana）：这些静静绽放的雪滴花多么迷人呀！尽管严寒还没过去，积雪也没有融化，洁白如玉的花朵们依然竞相开放。

弗洛拉：亲爱的，是积雪保护了她们的美丽和生命，否则它们哪经得起这样的天寒地冻呀。

英吉安娜：多么朴实、优雅而纯洁的花儿！我想它应该是林奈系统第六纲的植物——六雄蕊纲（Hexandria），在我们的植物世界里六雄蕊纲表示六位男士，而且应该属于此纲中的第一目：但在我看来它好像是两朵花，一朵大花里面藏着一朵小花。

弗洛拉：这整个只是一朵花而已。这个部分，你误以为是一朵小花，其实不然。不朽的林奈！他的英国译者巧妙地把这部分称为蜜腺。的确如此！如果蜜蜂现在来传粉，你会看到它正是从那里面吸取花蜜。

英吉安娜：我经常观察到蜜腺旁边短一点的花瓣上有绿色条纹，总共 8 条。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它们在边缘处突出来，就好像是一段优美的长笛曲谱。哦，有人在叫我们了。

弗洛拉和英吉安娜的聊天既有美学评论，又有科学细节，还提到了著名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他的植物分类思想和命名法在 18 世纪极大地促进了植物学在英国的普及。这段简短的对话在即将聊到更专业的细节时被打断了，这些细节都是英吉安娜从显微镜中观察得到的。两位女士的植物学对话因为有人叫她们而中断，也许她们需要去做一些更传统的家务事吧。

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像。这幅木刻线稿制作于 1788 年，根据亚历山大·罗斯林（Alexander Roslin）为约瑟夫·班克斯复制的肖像画制作。

弗洛拉和英吉安娜在女性、文学和科学文化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科学在时尚、商业和社会价值观中都成为被认可的文化活动时，她们的名字出现在面向中产阶级女性的杂志中。在欧洲启蒙时期，学习科学成为大众休闲文化的一部分，女性被培养成科学知识的消费者，不少书刊都为“美丽的女性”（the fair sex）、普及当时的科学知识。科学推崇者们向女性推荐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博物学，作为她们道德教育和修养身心的活动。他们认为科学可以根治她们的轻浮，让她们远离危险的牌桌，学习科学的女性会更加健谈，也会成为更成功的母亲。18 世纪 60 年代后，植物学在英国尤为流行，植物和花卉的对话内容时常出现在出版物和日常生活中。

《植物学消遣》的两张游戏卡片，52 号卡片的提问是花冠、雄蕊和雌蕊的结构，63 号卡片展示了三者并提出下一个问题：描述不同的种皮并画出示意图。图片由译者拍摄于多伦多奥斯本（Osborne）早期童书特藏室。

和现在一样，植物和花卉被广泛使用在园艺、美学、医药、分类学、娱乐、地理、宗教和商业等多个领域，也得到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重视和研究。那时和现在一样，对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它们有着不同的含义。在 18、19 世纪，植物学通过美学、实用性和智识等方式搭建起通往自然的桥梁。例如，探究植物的动力可能来自对植物生理学、进化论、分类学、自然秩序等方面的兴趣，或者有其他精神追求和社会动机。有人将它当成智识追求，有人则是为了社会声望、社会改良、精神需求和经济利益等，还有人把植物学当成完全不同于园艺学应用性知识的理论性探究。

在 18 世纪一幅植物学插图中，弗洛拉装扮着鲜花，与农业女神、治愈之神和爱神在一起。这幅画就是桑顿（Robert Thornton，1768—1837）《林奈性系统新图解》（A New Illustration of the Sexual System of Carolus Linnaeus，1799）的插图，题为“围着林奈半身像的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花神弗洛拉、谷神赛瑞斯和爱神丘比特”（“Aesculapius, Flora, Ceres, and Cupid Honouring the Bust of Linnaeus”）。

围着林奈半身像的埃斯科拉庇俄斯、弗洛拉、赛瑞斯和丘比特。出自桑顿《林奈性系统新图解》中的插图。

“植物学对话”中扮演老师角色的弗洛拉承载着 18 世纪英国关于女性的文化观念，因为在神话和文学中花卉园艺与女性总是联系在一起，而自然与女性仪态、谦逊和纯真等品质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弗洛拉的名字与这两类关联产生了共鸣。在 18、19 世纪，这样的文化关联为女性参与丰富多彩的植物学活动铺平了道路。受到父母、老师和社会评论者们的鼓励，花神弗洛拉的英国女儿们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积极发展自己的兴趣。她们阅读植物学书籍，参加相关的公共讲座，与博物学家通信，采集本土的蕨类、苔藓和海洋植物，绘制植物画，为了深入学习而制作标本集，学习显微镜的使用。让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弗洛拉的英国女儿们也从事植物学写作，她们的书、散文和诗歌成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把那个时期科学文化中的年轻女孩、妇女和母亲的故事载入历史。

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植物园》扉页插图。由亨利·菲尤泽利绘制。

1760 年对林奈系统的传播可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个对植物进行归类和命名的分类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植物学在英国的流行，以简洁的方法鼓励男性、女性和小孩都来学习植物学。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植物学不仅成为时尚潮流，也是“让人进步”的活动。本书第一章概括了植物学在 18 世纪的英国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分析了面向不同层次读者的出版物对植物学的扩散和传播。因为林奈系统基于植物花部的“雄性”和“雌性”繁殖器官，探究植物的人不得不面对“性”这个敏感话题，女性、性别、性征和政治的文化张力也集中体现出来，性别化的观念塑造了女性的植物学活动，她们扮演着学生和读者、老师和作家等角色。

“林奈 24 纲”。由乔治·埃雷特绘制于 1736 年。

第二章介绍了 18 世纪活跃在植物学中的女性。在更早的本草学时期，女性与植物打交道都是在家庭医药实践中，但到了这个世纪，她们对植物的认知方式则被植物艺术和时尚这种新的休闲文化所取代。在植物学文化的历史中，女儿和父亲一起工作，女孩的植物学兴趣通常源自有植物学氛围的家庭环境。有些学了拉丁文的女性，也和植物学家们（包括林奈本人）通信。尽管女性的植物学活动被“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性别化观念所束缚，但她们依然打造了满足自身目的的植物学知识体系。于是，18 世纪中叶的面料设计师安娜·加斯维特（Anna Garthwaite）将自然主义的植物元素应用到设计中，带着根须的植物出现在了贵族的锦缎礼服上。

安娜·加斯维特设计的纺织品植物图案（约 1740）

对英国女性来说，植物学成了性别经济的一部分，为其所用。18 世纪 9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从事植物学写作的女性尤其多，文化话语和社会规范赋予了女性作为母亲和教育者新的特权。18 世纪新的母性意识形态让女性在科学教育和科普写作中有了话语权，女作家们用书信和对话的“亲切文体”（familiar format）写作，如同女性在家教育孩子，写作让她们成为母亲教育的模范。植物学作为非正式教育的流行科目，也吸引了想靠写作赚钱的女性为青少年、女性和大众读者写作。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了不同类型的女性植物学写作，如诗歌、青少年博物学图书、小说、作为家庭教育的入门书籍等。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和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Priscilla Wakefield）等人体现了科学文化中女作家的经济处境。

韦克菲尔德肖像。发表于《女士博物学月刊》（Lady’s Monthly Museum, or Polite Repository of Amusement and Instruction）1818 年 8 月刊。

第五章集中讨论了世纪之交的三位女性，她们将植物学当作写作生涯中的核心主题。玛丽亚·杰克逊（Maria Jacson）、阿格尼丝·伊比森（Agnes Ibbetson）和伊丽莎白·肯特（Elizabeth Kent）都同时游走在科学和文学的文化圈子中，经历了启蒙运动、林奈植物学和浪漫主义几个时期。在对弗洛拉的英国女儿们的研究中，这三位女性处于核心地位：她们经历了女性、性别和科学等观念的变迁，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做出贡献，让植物学成为自己的资源。可以说，她们都把植物学写作当成自己的“事业”。

德拉尼的剪纸马赛克作品——“香花覆盆子”（Rubus Odoratus）

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植物学逐渐走向现代科学，女性作为作家和文化参与者的身份和地位开始遭受质疑。第六章概括了植物学文化在 19 世纪中叶的这些转变。伦敦大学的第一位植物学教授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他努力将植物学现代化并去女性化。他也坚定地区分休闲文雅的植物学和科学的植物学，称前者为“女士们的娱乐”，后者为“思维严谨的男性的职业”，将严重的性别偏见置入科学的职业化中。

约翰·林德利肖像，1848 年

约翰·林德利的《女士植物学》插图

从 19 世纪 30 到 60 年代，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摇摆不定，国内外的许多女性依然满怀热情地参与到植物学中。第七章介绍了一系列植物学爱好者，包括年轻的蕨类采集者、多产的水彩画家、蜡花工艺师和培训师、热心的海洋植物学家，以及殖民官员的妻子们，她们奉命为帝国的科学服务，向国内寄送标本。第八章讨论了维多利亚早期的作品。植物学依然是女作家们的文学源泉，她们继续为儿童、女性和大众读者写作，尽管此时科学的通才和专家正在分化。安妮·普拉特（Anne Pratt）和简·劳登（Jane Loudon）等著名的女性都展现了 19 世纪中叶这段丰富的历史，还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太熟悉的人物。从她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入门普及读物的叙述方式在发生改变，家庭氛围的对话模式被摈弃了个人情感的客观叙事所取代，而后者正是我们熟悉的现代科学读物的标准模式。

蜂兰（Ophrys apifera）。出自安妮·普拉特的《野花》插图之一。

在开篇的“植物学对话”中，弗洛拉和英吉安娜讨论的不是时尚或家庭，而是科学——植物学里的命名法和分类学。在欧洲近现代文化的研究中，科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和性别意识形态的历史研究中开始出现她们的身影。植物学史研究往往与传统的学科预设一致，关注英雄似的（通常为男性）个人和科学进展，在这种编史学视野下，女性在早期植物学中做过什么、能做什么却无人关心。然而，如果在科学和博物学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视野中，女性却是植物学和科学的积极分子，她们的故事也同家庭史、科学体制化和性别意识形态的发展相联系。科学的修辞学研究聚焦于文本，揭示了科学文化中文学实践体现的社会结构及其对知识的塑造。例如，不同的科学写作类别（如对话模式）有其自身性别化的历史，反映了文学、社会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特有现象。最近有学者在呼吁一种女性主义历史观，关注早期女性写作的多样性，其中一个新的关注点指向了科普写作和期刊文章，它们是研究科学文化的重要资源，目前的研究也开始探索女性如何讲述科学故事。

在植物学和博物学的社会史和文学史中，弗洛拉不仅是能引起文化共鸣的一个名字，一种视觉符号和象征，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博物学中，“植物志”（a flora）代表着野外观察和分类的传统，如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伦敦植物志》（Flora Londinensis， 1775—1798），列举了伦敦地区的植物，并把它们按照一定的分类系统进行归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对弗洛拉的英国女儿们的研究也是一种“植物志”，是一部关于近现代科学文化形成时期植物学文化中的女性志。虽然我关注的重点是植物学文化中的女作家，但通过文本和传记材料也会关注到其他主题，如女性与科学语言、消费主义、读者市场、宗教、园艺、本草传统和家庭医药等。

花神弗洛拉装扮大地。出自桑顿《林奈性系统新图解》。

本书的特色在于研究女性实际参与过的科学和文学活动，重点是把植物学当作精心筛选过并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活动之一。我更强调真实存在的女性个体，而不是散漫的女性群体。因为我相信女性写作和女性历史的研究都需要脚踏实地，落到实处，如实际发生的那样。在当下丰富的理论性探究形势下，我们重新思索和打磨了历史的阐释方法，在研究中应用新的分析工具。然而，当我们深度挖掘文学史和文化史时，在我们的智识和政治领地探索丰饶的土壤时，以及当我们转向更老旧的研究方法并将其融入新的解释中时，我们都不该遗忘这些女性以及她们的个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