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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9-06 13:03

花剌子模（Chorasmia）地区是欧亚大陆文明交汇的关键节点，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在中亚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显著地位，成为中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花剌子模位于阿姆河（Amu Darya）下游三角洲地带，被阿姆河分隔为东、西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借助阿姆河及其支流发展出较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其间还有山脉、高地分布。在行政区划上，花剌子模分属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Karakalpakstan）、花剌子模州和土库曼斯坦的达沙古兹州（Daşoguz Welaýaty）。

数量丰富、保存良好并极具绿洲特色的城址，是花剌子模地区代表性的考古遗存，长期被学界关注。这些城址被称作“卡拉（kala）”，往往设有两重城墙、塔楼以及较为复杂的门址结构。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卡拉是区域的军事堡垒或行政中心，主要用于军事防守或宗教活动。花剌子模地区现存卡拉遗址超过300座。其中，位于阿姆河东岸的阿卡察可汗·卡拉（Akchakhan kala），是其同时期卡拉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状况最好、遗存最为丰富的一处。2024年8月至10月，中国人民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人文研究所联合对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对周边的卡拉遗存进行了调查。

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位置

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位于绿洲内的一片小沙地中，年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之间。其规模宏大，包括上、下两重城，平面均近方形，边长约600米。两重城墙外均匀分布方形塔楼，表现出较强的防御性。在此前的发掘中，上城发现两组大型建筑：一为中央的拱门状仪式性建筑；二为西北部的平行四边形祭祀性建筑，其内的柱式大厅和祭坛，出土的塑像、壁画，以及牙雕王座等遗物，均表明该遗址在文化艺术和宗教实践中的显著地位。

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平面图

此次发掘是中乌联合考古队对花剌子模城址考古的首次尝试，目的是熟悉沙漠古代绿洲城址的地层堆积、建筑形式、城墙修筑技法等情况。本年度的发掘分为北、南两个区域。北区以房屋建筑及相关堆积为发掘对象，采用探方法；南区是解剖上城的城墙，采用探沟法。

北区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清理的遗迹包括平行四边形建筑的东南角圆塔及南墙外侧的两所房屋。圆塔为一道西南—东北走向的直墙Q4与弧状墙体Q5相连构成，内围出一圆形空间，西面留有出入口。Q4基部以“帕克萨（pakhsa，即捣实黏土，中亚特有建材，类似夯土）”堆筑，上部为泥砖砌筑，间杂兽骨、陶片用以加固，壁较直。Q5收分较大，上部开有箭头状窗孔，修筑方式与Q4相似。Q4墙体与Q5相接处略向西北折，应即平行四边形建筑的南墙。两所房屋F1、F2平面均为矩形，走向与其北部的平行四边形建筑一致，墙体为泥砖砌筑，泥砖尺寸比圆塔略小，且多见半砖。F1在西，屋内可见泥砖铺地，靠近北墙、东墙发现三个大陶罐；南部发现一道晚期墙体Q7，其下亦叠压有大陶罐；北墙外发现两处火灶Z1、Z2。F2在F1之东，以F1东墙为其西墙，中留一门道；屋内正中有一石质柱础，靠近北墙、西墙处亦发现多处大陶罐；西北角另开一门。

北区发掘区俯视图

圆塔Q5内壁箭孔

北区房址F1内的大陶罐

北区房址F1及墙外灶址

南区探沟在上城南墙西侧、略与墙体垂直，长40米，宽处3米，窄处1.5米。发掘表明，墙体为内外双重，其间为走廊，外侧还有障墙，其外为两重壕沟。内墙为泥砖砌筑而成，立面基本垂直，其下以帕克萨为基础，略有收分。外墙中部为主墙体，两侧又以泥砖增砌斜坡状的护墙。内墙与外墙之间形成走廊，其下以多层泥砖铺就地面。外墙亦以帕克萨为基础，内外墙的帕克萨之间用泥砖填实。外墙与障墙之间为三层泥砖铺就的路面，其下还有用泥砖砌成的格状墙体，格内填充较厚的细沙，作为地基。障墙形制矮小，也是由泥砖砌筑，可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向南突出，上部南立面保存完整，略有收分。障墙外紧邻一小型壕沟，可能为排水沟；小型壕沟外为堆土形成的护坡；护坡以南为第2道壕沟，由于探沟长度所限，未能完全发掘。

南区俯视图

南区外墙与障墙之间的铺砖路面

外墙外走廊泥砖及表面刻划标记

南区外墙南壁壁面

南区障墙外立面

通过本年度的发掘，结合此前历次发掘以及对周边地区田野考古调查所获资料，我们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关于后续工作的开展也产生了一些思考。

首先，两个发掘区中出土的陶片都不多，体现出公元1至3世纪的器物特点。北区发现了多处火烧痕迹以及若干大型陶罐，说明该区域可能是与仪式性建筑相关的居住或仓储区，这对于理解城址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认识政治与宗教在本地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南区的城墙结构极为复杂，修筑过程显然耗费颇巨，表现出显著的防御特征。城址上下两城的建筑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分区。与周边同时期城址相比，该城址的规模是最为宏大的。结合上城的大型仪式性建筑及结构复杂的城墙看来，该城址应是这一时期阿姆河下游绿洲的中心城址。

其次，从此前的考古工作来看，一方面，该遗址中的宏伟建筑显现出显著的仪式性特点；另一方面，城内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物极为罕见。这表明该城址可能仅供精英阶层使用，且主要用于特定的政治或宗教活动，尚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普通居民。新发现的居址及相关遗存，也许能揭示城址中的日常生活面貌。不过，本年度的发掘区域仅占整个城址的一小部分，对于未发掘部分还缺乏了解。由于遗址大部分被数米厚的流沙覆盖，未来的工作应考虑采用中国考古特有的勘探技术，以全面了解地下遗存的分布和结构。但是，鉴于沙层的高度流动性，勘探工作具体如何开展，还需进一步研究。

再次，该城址发现的大幅神像壁画，细节突出，风格独特，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图像志和艺术史研究表明，这一时期花剌子模文化与波斯、希腊文化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波斯碑铭中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曾将花剌子模纳入其统治范围；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家也记录了花剌子模国王与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交流。基于文献史料，先前的研究者普遍重视波斯、希腊文化对花剌子模的影响。考古材料也支持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花剌子模本地文化也具有自身特点，并在其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一点往往未受到足够关注。例如，在丧葬文化方面，曝尸的达克玛（dakhma）和用于盛殓尸骨的纳骨器（ossuary）这两类琐罗亚斯德教的代表性遗物，目前所知最早的实例都出现在花剌子模地区。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强调了中亚宗教的原创性，不少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因素是起源于中亚地区，后来才影响到波斯文化，而非相反。

最后，花剌子模城址显著的防御性特征，体现了中亚文化中防御工事的突出地位。设防城址是中亚绿洲文明的传统，如青铜时代的阿尔丁特佩、哥诺尔特佩等遗址，已有厚重的城墙及密集的方/圆塔结构。进入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铁器时代，尽管城址规模普遍缩减，人群对环境的利用策略发生显著变化，但城址的防御设施仍得以保留，军事防卫功能异常突出。通常，学者们认为厚重的城墙反映了军事对抗的激烈，是北方游牧人群的兴起给绿洲灌溉人群带来了严重的军事威胁，但是目前的考古资料还难以验证这一理论。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与中亚绿洲极为相似的塔里木盆地，则可为研究中亚古代绿洲城址提供重要启示。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也面临着与花剌子模地区类似的历史、政治形势，但其与游牧人群之间更多是经济上的合作而非军事上的对抗。塔里木盆地的城址并未显示出强烈的军事性，部分城址还表现出防洪的特征。因此，这一时期古代绿洲城址的出现和城墙的建设，应有更复杂的环境动因。由于目前的考古工作仍显不足，学术界尚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随着未来田野考古工作以及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多学科研究的推进，我们有望对古代绿洲城址和绿洲文明形态建立更为深入的理解。

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2024年度考古发掘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共同资助，中方领队为陈晓露，乌方领队为Aysulu Iskanderova，参加人员包括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常成、王宇轩、王傲、吴昊天、何辰晨以及Azizkhan Toreniyazov，Abutalib Bekbauliyev，Islam Khojalepesov，Abdulla Mamedov。

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中乌联合考古队

执笔：陈晓露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王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