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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衬、反常和错位：《百合花》人物塑造艺术探微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5-14 13:44

摘要：茹志鹃的《百合花》小说人物塑造艺术别具一格。运用女性视角，以女性特有的心理和情感作为衬托的基点，映衬男主人公性格的本真之美；巧妙制造“生活意外”，在“反常”中把人物推出正常生活轨道接受考验；让情感在冲突中形成错位，在被瓦解的情感结构中挖掘情感深层的隐秘。

关键词：《百合花》；人物塑造艺术；映衬；反常；错位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它真切地呈现了解放战争年代底层人物的生命状态，展现了人性深处的纯洁、善良和大爱。小说中三个极具个性的人物——“我”、新媳妇与通讯员，已成为文学画廊里永恒的形象。从文学的角度看，作为一部经典，“其感动人心之处，更多在于人物塑造的精微以及人物关系的整体性，并最终在主题上达到一定深度。”[1]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法别具一格，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对此做一解析。

一、映衬：女性视野下彰显性格本真之美

映衬，是利用事物之间相类或相反的关系，以次要形象映照、衬托主要形象，从而增强表达效果的写作技法。在《百合花》中，“我”、新媳妇与通讯员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彼此勾连的“三角关系”。小说的匠心之一就在于，以女性的视角去审视男性，用女性来衬托男性，这也让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韵味。

小说开篇，“我”和通讯员赶往前线包扎所。担任护送任务的通讯员大踏步赶路，对“我”不闻不问，“我”心生埋怨。感受到“我”情绪的通讯员放慢脚步，和我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休息间隙“我”挑衅性地坐在他对面让其不知所措，一通面对面的谈话更是让他张皇得大汗淋漓。在此情节中，“我”时时都在参与着故事，和通讯员一样都是处在故事的中心位置。“我”与他交往互动密切，“我”的行为举止决定着情节发展的方向。《百合花》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我”是故事内叙述者，既叙述故事经过，又是事件的参与者。根据参与故事程度的不同，故事叙述者一般可以分为四类：纯粹的旁观者（见证人）、行动的次要参与者、较为重要的参与者、主人公。[2]小说中“我”不是“纯粹的旁观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和通讯员组成的短暂“二人世界”中，“我”不断地与其纠缠和冲突，不仅直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起到了衬托作用。

但作者的衬托手法却匠心独具。叙述者的身份是一位女文工团员，小说始终以一个女性眼光去看事件与人物，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去感受对方，作者不吝笔墨去写“我”的心理和反应，以此来表现通讯员的心理、情感及其性格。“我”不被搭理心中不满，通讯员只好放慢脚步等待；女性的好奇心让“我”背后“偷窥”这位有点“不近人情”的小战士；恼火于通讯员的冷漠，于是直接和他面对面坐下，结果让他张皇不安；以胜利者姿态开启的一场谈话，几乎把他逼到了心理的死角。可以说通讯员的每一次情感心理变化，基本是对应“我”的情感心理变化而产生，他的善良、羞涩和木讷，在“我”主动、泼辣与热情的衬托下显现得淋漓尽致，而那一份可爱和亲切，却又是在一个年轻女性的眼中展现出来的。小说中故事叙述者变成人物“聚焦者”，以一个参与故事的女性身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感受、去向读者言说，男主人公性格深处的本真淳朴之美就这样在异性的眼中很好地呈现了出来。

映衬也体现在新媳妇身上。“借被子”一事，受限于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文本呈现的只有二人事后的只言片语，但我们可以还原出幕后二人的故事。从某个角度说他们二人都在“看”对方，衬托对方。通讯员向新媳妇借被子，结果空手而归，他埋怨“老百姓死封建”。新媳妇刚刚结婚，唯一一床陪嫁的百合花被子自然会让她难以割舍，因此面对眼前这个稚嫩可爱的“同志弟”，任由他费尽口舌就是不松口。通讯员性格朴实、任性和赌气的一面，在新媳妇的映衬中表现得真切自然，正是新媳妇的出现，使得人物性格得以很好地向纵深发展。作者曾说：“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3]结尾新媳妇的献被，更是一种情感上的衬托，象征爱情的百合花被子，成了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的陪伴之物，用美好衬托崇高，读来令人唏嘘。

通讯员不是类型性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侧面和人性深度的浑圆人物。他的性格得以展现，离不开两位女性。《百合花》回避了当时小说创作盛行的“高大全”英雄描绘范式，聚焦于生活中的普通饮食男女，把一位普通男兵放在同龄女性的视线之中，把女性作为男性的参照系，以女性特有的心理和情感作为衬托的基点，让他在和两位女性的情感心理冲突中，一步步展示性格深层的东西。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小说具有了难能可贵的女性意识，更让小说情感温馨而微妙，“正是性别的视角使这部作品疏离了当时盛行的男性文本的战争叙事惯例，在构思上独辟蹊径”。[4]男女两性关系，是文学创作永恒的范畴。两性组成人类世界，而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总会激荡起心湖的涟漪，总会折射人性深处优美的光芒。

二、反常：用“意外”把人物推出正常轨道

为了表现人物自身的性格冲突和情感冲突，作家往往设法把人物推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外，打破人物感情结构的稳定状态，捕捉人物稳定状态之外的特殊情况去表现人物性格，发现隐蔽在感情深处的秘密。[5]因此设置情境考验人物是常用的手段。情境又有顺境和逆境之分，逆境是把人物放在危机和灾难之中，以此来考验人物的智慧、情感和品格，这是很多作家惯用的手段。但茹志鹃却另辟蹊径，有意疏离残酷的战争场景，选取了大后方相对的“顺境”。“顺境”刻画人物不易，作者却能巧妙制造“反常”的“生活意外”，让人物跃出正常生活轨道去接受考验。

通讯员平时在部队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指挥员和各部门的联络和通信，准确迅速传达上级的各项命令指示等，保障指挥通讯的顺畅。可以说传递信息是他日常的工作，但是团长临时安排他护送一个女兵去前线包扎所，这对于那个特殊年代在闭塞农村环境长大、腼腆内向的通讯员来说无疑是个意外。所以护送途中，他始终不和“我”接近，不和“我”说话，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近距离面对着他坐下，对他而言这绝对又是个意外的“意外”，心理瞬间破防，“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回答“我”的问话，“脸涨得像个关公”。被问到有没有媳妇，立即飞红了脸，不停数摸皮带扣眼，憨笑地摇一摇头。通讯员被生活中的“意外”推出了正常的轨道，情感和心理受到了冲击，于是他腼腆内向、单纯等性格特点就显露了出来。

新媳妇是底层的一个农村青年妇女，带着唯一的嫁妆新被子刚刚结婚三天。这一床新被子，在那个时代经济价值已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它凝聚了新媳妇劳作的心血和对未来美好的期盼。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这一床被子应该陪伴着她和丈夫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偏在此时有了“意外”，因战时救护伤员的需要，部队要向老百姓借被子。一面是让自己心疼难舍的新被子，一面是拥护人民军队道德意识的觉醒，她在内心深处做着斗争。一开始让通讯员碰了钉子，在“我”二次借被子时“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作者将新媳妇推出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在利己还是利人的两难选择中去考验人物的灵魂，这才有了一个内心纠结但却深明大义的妇女形象。小说最后情节更是“反常”的精彩之笔。通讯员要回到团部，新媳妇来到包扎所帮忙，二人再无见面的机会，各人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作者设计了一个大大的“意外”：通讯员深受重伤，被担架队送到了“我”所在的包扎所，就躺在新媳妇眼前。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新媳妇不愿给伤员擦拭身体，只愿意帮忙打下手，这是她生活的常态。但刚刚借被子还受自己气的“同志弟”，为别人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这张年轻的脸就在眼前，而自己连愧疚之情还没来得及表达。作者再次让人物跃出正常的轨道，让其在“意外”中遭受心理和情感的冲击。小说结尾新媳妇旁若无人，对“我”的劝阻视而不见，一心一意缝补小战士衣服肩膀的破洞，乃至最后不顾阻拦，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把自己心爱的、唯一的新百合花被子铺在了盛装通讯员遗体的棺材里。新媳妇在“意外”事件中的抉择和言行，无疑彰显了她心路的历程和灵魂蜕变的伟大。

意外事件对于人物而言，“特点是后果的严重性，严重的后果迫使人物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人物情感内部关系也变化”。[6]《百合花》小说就是这样在平常的生活中，设置合乎生活逻辑的意外，把人物推出正常的生活轨道接受考验，让其心理和情感受到猛烈冲击，在被瓦解的情感结构中，去挖掘情感深层的隐秘，去折射人物性格、品质的光芒。

三、错位：情感在冲突中形成反差

孙绍振教授认为，小说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不是思想的冲突，而是性格的冲突，感情的冲突。小说形象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多重感情特征，有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小说才会有丰富的意蕴。多重情感层次差距越大，人物情感具有冲突和错位，就越会产生戏剧化的效果从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是人的感情学，小说是人的感情错位学”。[7]《百合花》就是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让人物彼此之间的感情形成多重错位，在错位反差中展现人物性格、激荡人物情感，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意蕴。

首先是“我”和通讯员的情感错位。通讯员护送“我”去前沿包扎所，本来都是革命同志，不应该有什么隔阂，交流也不应有情感障碍。但因为“我”是女同志，性格腼腆内向的通讯员对“我”不管不顾，一路上不和“我”说话，拉开几丈的距离。这样彼此就有了心理距离，情感有了错位，“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后来，“我”带着怨气走到了通讯员面前，主动挑起了一场谈话。在这场“审讯式”的谈话中，两人的情感错位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是毫无顾忌的“进”，一个是仓皇狼狈的“躲”。两人貌似在进行对话交流，但彼此的思想、情感和动机却产生了很大差距，人物彼此之间形成了情感错位，错位给小说带来了喜剧性的效果，人物的性格也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

其次是新媳妇和通讯员的情感错位。通讯员向新媳妇借被子，小说交代当地的老百姓“很开通”，在军民一家亲的氛围里，这应该不成问题，但百合花被子是新媳妇结婚的唯一嫁妆，凝聚了她的心血和愿望。结婚刚刚三天就要借出崭新的被子，换成是谁都要有一番内心挣扎。通讯员不明就里，一番生硬的道理说教，自然会激起新媳妇内心情感的反弹。于是二人的情感形成严重错位，就在这借与不借的对立之中产生了奇妙的情感漩涡，给小说带来了无限的趣味和意味。

最后是“我”和新媳妇的情感错位。通讯员被担架队送来，医生诊断结果是已经牺牲，此时所有对他的补救措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发现“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一心一意缝补这小战士肩头的破洞。“我”劝她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依旧专心致志地缝补。两人情感已产生很强的错位和反差，“我”不能理解新媳妇的做法，牺牲的通讯员已经感受不到现实世界的冷暖，所以从实用的角度劝她放弃缝补。而新媳妇却要通过自己的举动，让通讯员感受到另外一个人性世界的温暖。此时人物情感错位，不仅让新媳妇的形象丰满了起来，同时也在为小说的情感蓄势。小说结尾新媳妇不顾周围人劝阻献上被子，瞬间将情感反差拉到一个高度，就在这强烈的情感错位中，小说的情感力量也达到了高潮，具有极强的穿透人心的力量。总之，小说三次大的情感错位，形成了三个螺旋上升的情感漩涡，不仅冲击着小说中的人物，也激荡着读者的心灵，使小说意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

《百合花》是作者有感于当时政治氛围的悲凉而对过去追念的产物，作者怀念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单纯和真诚，她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8]可以说，展现淳朴美好的人性和人情是小说创作的初衷。作者将笔触对准了那些生活中再普通不过、带有缺点和矛盾的个体人物，让“我”、通讯员和新媳妇三个普通青年人，在一个情境里偶然相遇，在审视中彼此映衬，在“意外”中内心煎熬，在纠缠中感情错位，最终在读者面前上演了一出温馨的战争年代的故事，就在这场情感心理的“遭遇战”中，人物的性格之真和内心深处的人性之美，也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参考文献：

[1]熊玫.论《百合花》人物塑造与主题的共生性[J].语文建设，2018（3）.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62.

[3][8]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

[4]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3.

[5][6][7]孙绍振.文学创作论[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447，454，445.

（作者：张飞，安徽省怀远县第三中学高级教师）

[责编：张应中；校对：尹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