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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午餐会：胡翼青老师谈可供性的理论旅行 2020.11.12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1-07 07:14

胡翼青：可供性的理论旅行

整理人：

林鑫（2018级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高研院第五期驻院本科生）

李逸帆（2017级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本科生、高研院第五期驻院本科生）

可供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理论，在传播学中又是一个刚刚兴起不久的理论，仍带有诸多不确定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对可供性的理解可以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期待着思维火花的激发。

因此，媒介可供性理论为什么会在传播学当中兴起？这个理论是怎么被提出来的？它是怎样做了跨学科的旅行？又是怎样做了一个跨国度的旅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可供性概念的讨论，来回应当下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一、缘起

在这个时间讨论“可供性”的问题，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媒介入射角在传播学研究中变得越发重要。近年来，整个大陆的传播学界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开始从美国主流传播学讨论的传播效果问题，渐渐地转向讨论媒介本身。就其本质而言，讨论效果实际是对媒介上承载内容的讨论，它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出传播学的学科特点。而作为一种传播技术体系，当传播本身介入到我们的社会时，它所带来的影响远比它传播内容的影响更大。

第二，媒介平台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随着抖音、快手基于人工智能的媒介平台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悄然的剧变。今天的媒介不再是文化意义的“上层建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作为文化上层建筑且盈利能力较差的媒介都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像腾讯、阿里、字节跳动、B站等媒介，不仅是文化组合的平台，而且都有制造业无法想象的强盈利能力。甚至可以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媒介平台连“经济基础”都不是了，它是“经济基础的经济基础”。今天的媒介根本不再单纯是社会中生产内容的机构，而是从根本上成为了社会的组织性力量。

第三，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元资本”。库尔德利认为，媒介技术实际上跟人力、资本一样，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元资本，所以此时传播学也不得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人和媒介技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将媒介理解为“上层建筑”层面负责内容生产的机构，比如报纸、广播，或者是电视，就是“人在宰制技术”，技术只是人用来传播信息和生产内容的手段。但如果将媒介看作整个社会的元资本时，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很多的社会行为和观念都是被媒介平台组织起来的，甚至整个社会已经被技术组织起来了。当技术将社会组织起来以后，结果必然是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二元合一，它就回到了马尔库塞口中梦魇一般的时代——决定社会的权力和技术的天然结盟和合流。恐怕今天当我们在谈论技术决定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谈被组织起来的社会整体对个体的影响或宰制。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之所以会去关注媒介技术，其实跟媒介技术的规模和质性上的变革有很大的关联。

第四，强烈技术决定色彩的媒介化理论逐渐兴起。此前的传播学只要一谈到技术对人的宰制，就会立刻被人指责为“技术决定论”。但是今天在媒介技术的领域中，几乎每一种理论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技术决定的色彩，现在在媒介化理论最前沿的有两个理论范式：

第一个，来自法国的科学哲学家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强调，行动者网络里的行动者未必见得必须是主体：行动者可能是非人行动者，也可能是制度结构，也可能是由技术所组织起来的某种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在一个看不见的黑箱里跟主体共同运行。因此，主体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被非人行动者所宰制。作为一个计算机工程师，字节跳动的老板原先能够理解和掌握抖音算法的游戏规则和逻辑，但最近他发现人工智能已经自我优化到了第二代——现在连抖音最顶级的工程师都无法掌握人工智能的运作逻辑和规则，大家就可以想见，在抖音这样的信息集聚平台上，“行动者网络”里的主体恐怕已经不再是“人的行动”了。

第二个，来自美国生态心理学家的“媒介可供性”理论，这是一种人文取向技术理论的代表。相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它并未太多强调行动者对非人行动者的宰制性力量；相反，它要努力地恢复到人的实践和媒介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上，它要在人与媒介的关系如何建构的角度讨论问题。关于可供性理论，接下来会有更细致的讨论。

21世纪50年代以后，哲学可能会迎来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也就是媒介技术哲学的转向。甚至有哲学家预测，未来的哲学说到底不过是间性哲学、中介哲学、媒介哲学。

对可供性的讨论，萨义德理论旅行将给我们提供很多思路和灵感：首先，“可以旅行的理论”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启发和想象力，否则这种理论也就不可能旅行；其次，每一个旅行中的理论都跟旅程中接受、阐发它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可以被称作“常人理论”——我们总是根据自己对问题情境的理解来阐释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将多样化媒介可供性理论的方方面面以及旅行过程展示出来。

如果技术可以用可供性来理解，那么理论也可以。因为理论，在某种情况之下，就是一种帮助人们看见抽象事物的技术。语言也可以用可供性来理解，语言的潜能和人的实践之间的关联始终都是语言学讨论的主题。语用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值得用媒介可供性或符号可控性的视角进行讨论。所以这个理论就像当年的文化霸权理论一样，实际上“僭越”了它原有的边界，向着多学科的范式迈进。

二、可供性的提出

可供性（affordance）来自于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1979年的著作。吉布森对可供性的定义类似于生态学或者人类学：一个具体环境的可供性，就是它为动物提供（offer）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这句颇为朴实的定义，带着很强的理工色彩。

吉布森在他的书中称：当我们看到物体时，我们看到的是它们的可供性，而不是它们的品质。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物体时，看到的其实并不是它的本质属性（这很像康德说的话），而只是看到了它的可能性。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当动物在环境当中不断行动和实践的时候，它不是在一个有属性的环境里面，而是在这个环境的可能性中呈现和表达这种可能性的样貌。举例来说，如果一条狗要通过河流的话，它就需要游过去而不能走过去，对于狗的实践行动而言，只有狗在游泳的时候河水才呈现为可供性意义上狗的一个介质；但是对昆虫来说，根据表面张力，昆虫可以直接从河流上“走”过去，这就就是河流对昆虫提供的可供性。对昆虫而言，河流的可供性呈现为：当它“走”过河流时，河流成为了昆虫的介质，相反，昆虫如果“游”过去的话可能就会淹死在河里。对人来说，人通常需要游泳才能通过河流，但当河流结冰时，人就可以从河流上面走过去。河流提供了多种的可供性以成为交通的介质，但是将之呈现出来的每一种方式都跟行动的主体息息相关。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供性的实现就是主体的实践和物体本来具备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最后呈现。

在这个基础上，吉布森又谈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物质、介质和界面。环境有时候意味着一种物质，当我们敲击键盘的时候，桌子是支撑我们的物质和界面。但很多东西也可能是一种介质，中介着我们和其他人的意义、情感的交流，或者是我们的行动。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简单粗暴的传播模式和思维模式不但不能促成良好的效果，还将引起敌视和反感，于是这类“媒介”就变成了物质。技术当然很重要，但是吉布森告诉我们一个可贵的道理：技术的可供性只有在人的行动中才能呈现出来；逆可供性而行，技术就成为一种阻碍。

在吉布森看来，可供性一方面内在于环境，以环境属性作为基础，不会根据动物的需求而改变，另一方面必须在动物的感知、实践、行动中才能显现。麦克卢汉曾提到过的一个概念“万物皆媒”，而传播学提到“万物皆媒”时，大家就傻呵呵地说，万物皆媒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中介，于是他们就给麦克卢汉贴了个“泛媒介论”的标签。但实际上，麦克卢汉并非此意。当林妹妹哭得梨花带雨的时候，贾宝玉从兜里面掏出手帕给她擦眼泪，在这个过程中手帕就是媒介，此处的“万物皆媒”是成立的；但如果现在贾宝玉把手帕掏出来给自己擦鼻涕，它就肯定不是媒介，因为此处既没有意义的传递，也没有情感的传递，并不存在沟通，只是一种机械运动。任何物都具有媒介的可供性，但是媒介必须在意义和情感的交流实践当中呈现，它才构成媒介。所谓“万物皆媒”，就是万物具有成为媒介的可供性，但未必见得“万物皆是媒介”。

所以什么东西属于传播学的视角，什么东西属于媒介的可供性，还是要看我们是否实现了它的介质作用。虽然吉布森仍是在讨论人和技术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但是他好像要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去建构一种“一元构造”，可以被称作二元论基础上的一元构造或者二元融合，他希望克服自理性主义以来的二元对立，希望通过二元基础上的一元构造来说明人行动的意义，以及人的行动怎样将环境的可能性变成一种现实。

三、可供性的跨学科旅行

吉布森之后，“可供性”理论经历了很有意思的跨学科旅行，主要集中在设计心理学、现代认知科学、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

第一，可供性理论在设计心理学中得到充分延伸和“背叛”。在吉布森去世之后，吉布森的好友、著名的设计心理学家诺曼，决心把“可供性”的概念发扬光大，便把这个概念放置到了自己的学科之中，使设计心理学成了可供性理论的重要领域。准确地说，诺曼所关心的话题侧重在“人”这一点上，他认为设计师要能够感受到客观存在的物、设计的物质材料所释放出来的可供性。但问题就在于，等到可供性在设计心理学中遍地开花时，诺曼已然背叛了吉布森理论当中一个最核心的东西——被感知的事物本身，它们的可供性是客观存在的。诺曼更强调的是行动的、主观的部分，而将可供性理论背后结构性的、物质性的、客观存在的东西抛到了一边。所以归根结底，设计心理学与艺术学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多地强调一元融合中主观性的部分。其结果就是，有一段时间可供性被理解为人对技术的主观开发与利用。但是可供性概念当中结构性的一面，又被当时兴起的认知科学拿去。

第二，可供性理论在现代认知科学中重回决定论。在认知科学中，人体是一台不断处理信息的控制论机器，这台“计算机”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地处理周边信息，因此人的主体实践被忽略了。认知科学更多地强调环境和信息存在的客观性。本来可供性理论被创造出来用以对应刺激-反应理论的，结果反过来在现代认知科学中强化了刺激-反应的逻辑，强调了外在的环境的决定意义，让可供性的概念又回到了决定论的范畴中。

第三，可供性理论在科学社会学中得到延展。学者们之所以想要重新修复可供性二元对立的一元融合，就是因为设计心理学和现代认知科学“窒息”了可供性中的灵活性，而把可供性概念给“做死了”，所以在讨论技术的时候，科学社会学格外强调技术。在科学社会学看来，技术人工制品不仅仅是它们的使用者如何使用它们；它们的构成是通过人的目的和人工制品的可供性之间的交互（interface）来实现的。所以科学社会学又变成了可供性理论，或者说科学哲学又变成了可供性理论。

虽然可供性理论被诸多学科引用，但直到2003年，传播学者才开始意识到可供性的问题。Wellman等人率先将此概念引入传播学，并将之视作技术/物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借此研究互联网提供给人的诸多功能。因为这一时间传播学才真正意识到传播的技术体系问题。以前传播学谈到媒介的时候，其实谈到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媒介：第一个是媒介技术体系，这个谈得最少；第二个是媒介内容体系，这个谈得最多；第三个是媒介表征体系，由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出现，谈得还不算少。但整体来说，传播学对媒介作为技术体系的沉浸性的讨论是非常罕见的。

而2003年，传播学界对可供性的关注也跟Web 2.0、博客登上历史舞台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媒介技术突然从一个隐在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显在的状态，于是就自然追问：互联网到底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性产生了什么影响？它能够给人们提供哪些便利？人们可以怎样利用这些便利？这些就变成了互联网讨论的核心话题。

事实上，今天我们在谈论5G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相似的问题。5G可以把流量和速度分别增加10倍到100倍，那么这种扩容和加速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在5G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抖音、快手等微视频网站对承载巨大流量的微视频有更强的识别力，使内容把关有更为长足的进步，微视频网站也能变得更加有序，使得现在的泥沙俱下的抖音和快手平台恢复良好的传播秩序，当然，这也是对“可能性”的描绘。

当我们思考上述问题的时候，可供性的概念势必就会映入我们的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可供性概念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关注，诸如北欧媒介化理论对可供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些北欧的学者看来，与媒介的内在偏向不同，可供性这一名词强调了社会和文化施加于媒介的不断改造和影响。这样的看法更加偏向人的主观性，他们也认为这是媒介的可供性，这样的理解为媒介的“可用性”（usability）提供了具体操作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北欧学者更多强调了在传播技术体系当中的技术可能性。于是，在传播学的理论中，又掀起了一场对可供性的大讨论。大家都在讨论：可供性到底是技术在结构主义意义上对我们的宰制和决定？还是文化与社会化主体通过实践的自我呈现？

今天的媒介化理论在可供性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这个概念上仍然有很多含混和讨论的空间。

四、可供性在中国

介绍了可供性在国际间的跨学科理论旅行，最后再谈一谈中国学界的状况。在2008年之前，“可供性”多见于矿业，比如说中国贵州地区钨矿的“可供性探查”，这里的可供性就是存量的意思。所以，此前可供性在中国只是工科自己发展出的一个非学术名词，与英文的原意完全不符。

而在2008年后，这个概念开始被系统地引介入中国。在2008年前后的科学哲学、设计心理学领域，开始有人系统地介绍吉布森和诺曼的理论。但是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很混乱，一开始可供性被翻译成“示能性”，就是一个东西向你展示它的可能性，简称“示能性”——这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着重强调技术本身的可能性，而非强调人通过感知与实践呈现可能性。

在台湾，以台湾政治大学钟蔚文老师为代表的学者很早就引介了“可供性”这一概念。到2010年，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很深了。当时可供性是被用来解释新闻教育中“默会之知”和“明实之知”的关系——一个新闻记者采写新闻报道时，很多东西转化为了“默会之知”，问题就在于，怎么将“明实之知”在教学中转化为“默会之知”？如何能将“默会之知”中的可能性或者是“机缘”展现给学生？然后这些学生才能把这些“机缘”转化为新闻写作、新闻报道中的能力。所以有人认为“机缘”这个译法非常好，“机缘”就是说：你能否直观地感受到技术的可能性，并且把它呈现出来？如果你不能，“机缘”就永远是遮蔽的。在这样的理解中，我们能嗅到这个翻译中现象学的味道——觅得了“机缘”就是实现了解蔽，而解蔽的过程就是将“技术”的可能性释放出来的过程。非常可惜的是，钟蔚文老师退休了以后，台湾政治大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戛然而止了，后面一批学者也没有在这个领域给我们提出太多有影响力的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与这个地区学术生态的封闭与否有关，当台湾越来越自我封闭的时候，它原来领先于大陆的传播研究便渐渐没落了。所以，当今天我们再次接过钟蔚文老师的大旗，来讨论媒介可供性的时候，我们与他们当年对这个理论应用的范围与视野完全不同。准确来说，钟蔚文老师口中的“技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媒介技术（technology），而是技能（skill）。

在中国大陆，第一个介绍可供性理论的学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潘忠党老师。潘忠党老师是一个典型的功能主义者，他在美国接受的是正统的传播学功能主义的教育。在2011年和2017年，他在中国大陆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提到：我们可以用可供性概念去测量一个人对于新技术的行动能力。于是此处的“可供性”概念有点像“媒介素养”，比如在使用互联网时，某人能否在移动能力、信息生产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上充分地把互联网的便利性与技术的可能性释放出来？

潘老师所说的可供性无非就是——年轻人对技术的功能掌握得好，而老年人掌握的不行。功能主义的维度研究，其实是在用功能主义来替代可供性的一元构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潘老师用功能主义窒息和压抑了可供性概念里“革命性”的一面，但鉴于潘老师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地位，直到今年之前，国内学者对可供性的讨论基本上都基于功能主义——讨论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而不是说这个技术的可能性和想象力。可是技术对人有什么功用，这并不重要；技术怎么帮助人们来理解和看见这个社会，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潘忠党老师似乎误导了整个传播学界的研究方向。技术并不是实体的存在，技术意味着看见、意味着想象力、意味着我们精神层面对世界的一种思考。只有这样，人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在可供性中体现。

五、余论：可供性与传播学的想象力

这也为我们思考华夏传播学提供了灵感。大约在1997年前后，就有一批学者在“华夏传播”的旗帜下成长起来，但实际上，他们是拿着美国的功能主义去解释中国古代的传播问题，他们自认为是在做华夏传播学，但是在“国学”的人看来，这些研究简直不值一提；在传播学的人看来，这就是“野狐禅”。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出在，他们把传播的问题统统幻化成了功能的问题，但是传播真的是功能吗？在我看来，比如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古代船的意义，或者是长江对于中国古代船的意义，大可从以下的角度介入：大运河开发提供的可供性、提供的想象力、南北交流的可能性，大运河又是怎样在权力的笼罩下形成了漕帮或者盐帮的商业垄断？沟通南北的渠道最后又怎样变成了商业垄断的渠道？再如京广线、京沪线等火车大动脉的开通，对于长江沿岸著名港口的衰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华夏传播的应该去研究的东西。

从可供性理论出发，可以想到很多中国人的传播或者交通事件，包括建立物质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经济实践、大运河作为媒介的物质性或载体的可能性，以及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这是非常典型的传播学思维。如果我们从介质的物质性出发去思考可能性，以及呈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要有足够多的史料，我们就可以就可以重新解释华夏古文明中的问题。简而言之，在华夏传播学的语境中，对任何一个概念实体化、功能化的理解，都会扼杀理论的想象力。所以可供性在中国是一个必须被重新拯救的概念，我们需要把可供性从实证主义的框架里面拯救出来，作为一套指导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