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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古人这么挑选花器，你的生活更有雅趣！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09-08 10:05

人类自古以来盛行莳花弄草的生活艺术，即利用各种不同材质制作花器，作为滋养花卉的载体，来增添生活的雅致与趣味。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于2018年11月3日举办“花事闲情——品味花器与生活特展”，以此呼唤人与花的亘古情缘。虽然时间流逝，当时的花卉已不复存在，唯留下器皿令人回味，但人们插花、种花及把花卉与花器当成陈设的心意，除享受欣赏的乐趣，也成了其理想生活的心灵写照。

本展运用花器与书画并陈的展出方式，从16至20世纪花艺陈设的美学，体味古人花艺择器、吉祥寓意之典雅品味，并法古创新，呼应当代的生活美学。展览分五个单元，分别是“古物：素雅的古典”“新物：焕彩的时尚”“吉物：富贵的载体”“旧物：阿嬷的日常”及新媒体“月影梅”。通过花器的介绍及花艺实境的展出，向观众诉说花器及花艺发展的历史源流。

怀旧古物

在16至19世纪，中国莳花赏器之风盛行，花艺名家辈出。今时爱花人喜用古物为花器，带有对先人的追忆。举凡夏、商、周三代（约公元前2070—前256）的铜器、玉器及宋代（960—1279）瓷器等仿古花器，皆具古朴气质，而这些古器皿在过去可能早已作为花器使用，又或者原为生活用器、礼祭器，经巧匠配置内胆、定制木座、加固底盘后成为花器。

明、清两朝（1368—1911）皇室也使用古器皿插花，其中频繁出现的是宋以来已作为花器的琮瓶。清乾隆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为古玉琮定制金属内胆（图1）插花，更为瓶花写下诗文，再令内务府造办处工匠将诗文镌刻在玉琮上。其中“棐几陪清供，兴怀静赏余”的内容表达了他对此花瓶的赏玩兴味，是他借以涵养宁静性情的媒介。

1. 金沙十二桥文化玉琮，商至西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器皿中，宋代的定窑、汝窑也都是花器的首选。“水仙盆”一词出现在晚清时期，泛指平底、矮器身、矮足、器底无渗水孔的花盆，除养水仙，也用于种植各类盆景花卉。比如展出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图2），最晚在明代（1368—1644）已用来盛花。在院藏《粤绣博古图（七）》轴（图3）中可见水仙盆养黄花一朵，简单素雅。这类剪去花茎、只养花头的插花样式，为唐（618—907）、宋以来佛前供花的一种花型。

2. 青瓷水仙盆，北宋，汝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粤绣博古图（七）》，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年代古老的器皿，仿古形器也是当时士人所喜爱的。例如将瓷器作古铜尊的形制，刻意施类似古铜器色彩的黑釉并加铜锈斑，便是一例。

时尚新物

当怀古风尚发展至极致时，人们就会开始追求新颖之物。因此，各种造型、色彩及纹饰充满奇趣的花器成为当时的潮流。借养花涵养性情的美意虽不变，但此时“古”花器已非必要，养花用器只要“须用合宜，使器得雅称”即可。清代花村看行侍者（生卒年不详）《花村谈往镫庙二市》记录：“庙市乃为天下人备器用、御繁华而设也。……新到之物必买，适用之物必买，奇异之物必买。”当时除了“新奇”的工艺创作，在书画作品上也同样争奇斗艳。花艺家善于使用新奇的花器搭配色彩缤纷、风情万种的花卉，营造出时尚的生活氛围。（图4、5）

4. 青瓷云龙纹瓶，清乾隆，景德镇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5.《陈书岁朝吉祥如意图》，清雍正十三年（173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祥意吉物

追求富贵吉祥是人类共同的心愿，在节庆期间总会营造华丽、富贵、吉祥又气派的厅堂氛围。此时，带有吉祥寓意的花器便成为首选，再配以花卉吉言佳语的隐喻，如祈求“多子多孙”“百福百寿”等心愿，更能增添节庆的喜气与贵气。入清（1636—1911）之后，花卉更直接被赋予富贵吉祥之意，人们也乐于选择相应的花器，借以铺陈一个美满称心的空间。花卉是皇室空间布置的重要元素，除担负令人赏心悦目的功能外，呈现吉祥寓意或视觉观感更是重要任务。爬梳清雍正时期《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录，关于花事的“吉言活计”屡见不鲜，例如：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二十八日传旨做“岁岁久平安瓶一个……瓶子内谷穗九苗，俱要双穗谷穗，或赤金或镀金，谷叶烧法（珐）琅”；雍正三年（1725）五月十二日做“通（蓪）草福寿万年绿腰圆瓷盆景一件、芝兰祝寿蓝瓷六角盆景一件”；雍正三年十月三十日做“芝仙祝寿盆景一件，内买宣石盆福寿荣贵瓶花一件，买宋瓷瓶日月平安报好音瓶花一件”。因此吉言瓶花、盆景盛行，像生造型如石榴、灵芝（图6）、葫芦、鳌鱼（图7）等祥意花器或祥意纹饰花器（图8），以及常年不凋谢、以贵金属及宝石制作的瓶花与盆景，广受时人青睐。

6. 炉钧釉灵芝花插，清乾隆，景德镇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7. 玉鳌鱼花插（附木座），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8. 粉彩园圃图盆（大雅斋款），清光绪，景德镇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像生造型的祥意花器以清翠玉白菜盆景（图9）最为人熟知。翠玉白菜原“种”在海棠式掐丝珐琅盆里，民国时期为其配置纸板包紫红色提花布的锦垫及木座。过去学者推测这件盆景为清光绪皇帝（1871—1908，1875—1908在位）瑾妃（1873—1924）的嫁妆，隐喻女子清清白白出嫁，子孙众多。然而，2002年昆虫学家杨正泽受本院邀请对翠玉白菜上的大小两只草虫上手目验，认为两只草虫分别为螽斯与蝗虫。其中大草虫螽斯的身躯下压、翅膀上举，是一只正在奋力嘶鸣的雄性螽斯。小草虫则为植被上常见的蝗虫。据此，杨氏建议重新检视此件盆景的寓意。施静菲通过清乾隆四十年（1775）皇帝《题和阗玉镂霜菘花插》御制诗“菜叶离披菜根卷，心其中空口其侈。插花雅合是菜花……民无此色庶云佳，艺谏或斯默喻我”，认为包心叶菜造型的花插，令人“联想到以杜甫诗中园吏不识嘉蔬之隐喻为艺谏的传统，而有所警惕”。吴诵芬整合绘画中白菜画作及诗题，提出“将价廉物美的白菜描写成高士淡薄自甘，不惑于富贵，不汲汲于名利的清心养性良伴。还提醒出仕为官者不忘其本，务使百姓安居乐业、富足安康，兼善天下经世济民的使命”。

9. 翠玉白菜盆景，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风雅旧物

清代台湾地区花器的实际风貌并不十分明朗，从少数清末老照片和一些传世器物推测，可能多为来自福建、广东的陶瓷器，主要用于祭祀供花及观赏盆景。至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东瀛花器样式与花艺概念伴随日本花道传入，同时日渐发展的玻璃、陶瓷、竹器等本土工艺也被运用于花器制作。1949年后，台湾花艺融合华夏及日本两种传统，转化出一番新气象，花器更呈现独树一帜的“台味”。

清代台湾地区所使用的各式花器，应多从闽、粤进口，尤以石湾窑（在今广东佛山）制品最为常见。石湾窑自唐代开始烧造陶瓷，但到了明清才广为盛行，特别以精细生动的陶塑及善仿钧窑器著称。由陶工巧手捏制出的神仙、罗汉、仕女等人物，鸭、雀、鱼、蟹等动物，以及各色花果，除了独自作为陶塑作品以外，这些立体捏塑也用作日常用器的贴花装饰。

日据时期的台湾留下许多相片记录，尤其是拍摄肖像时，往往会在背景摆上一瓶花卉或一丛盆景，由此得以窥见当时花器的使用样貌。例如台湾历史博物馆典藏的大正十一年（1922）北门公学校（今台南市北门区“北门国民小学”）校长前川五十吉等二人合照。照片里两人中间后方的桌几上所摆放的花盆，与展出的濑户窑青瓷彩绘花盆（图10）雷同，连口沿上也彩绘了相似的花草饰带。濑户窑位于日本爱知县濑户市及周边地区，自平安时代（794—1185）即开始烧造施釉陶瓷，为日本六大古窑之一，其生产的近代盆器出现在不少老照片里，也留有一些传世品。

10. 青瓷彩绘花盆，20世纪，日本，濑户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日据时期的台湾，随着日本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传入，引进了花艺与相应的器物。例如当时女学校课程包含花道与茶道，至今仍留下不少学生修习花道的照片与记录。除学校课程，民间花艺家也致力于花道的推广，如展出的铜花器（图11）便为日本池坊花道在台发展的第一代花艺家所使用的花器。池坊花道为日本花道最重要、历史最悠久的流派，由佛前供花发展而来，于15世纪中期成立，十分重视插花的法度。池坊花道的精神、规范与使用的花器类型对台湾花艺的发展影响深远。譬如展出的一件玻璃花瓶，多成对使用，往往摆设于供桌上，插花礼敬神佛祖先。这类造型的玻璃花瓶流行于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不仅在日本国内使用，也外销至东南亚等地。

11. 义正造铜水盘，19世纪末—20世纪，日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次还特别展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著名书画家及盆景爱好者张大千（1899—1983）所使用的花器，借此管窥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花器与雅致生活的样貌。展出的大千题字陶花盆，背面押印“大风堂”印一枚，外底押印“金同成”印一枚。“大风堂”是大千与其兄张善孖（1882—1940）共享的画室堂号，而大千日常使用、陈设或馈赠用的陶瓷往往请人特别烧制，并施以“大风堂”款印。盆外底的印章则显示，其是向苗栗公馆乡的金同成窑订制，该窑当时在烧制花盆方面颇负盛名。据说盆里原来种植连理毛杜鹃，盛开时灿烂缤纷，根据正面的题款可知，大千特意以此妍美的花树，赠予形影不离地陪伴他后半生的四夫人徐雯波（1931— ）。另一件青瓷水盘口沿亦押印“大风堂”印，从张大千的生活照透露，这件青瓷水盘原来应摆设在摩耶精舍的会客厅中，内植大小错落的数棵水仙，旁设一瓮，插饰一人高的梅枝，十分清幽雅致。

花事·闲情——品味花器与生活特展

即日起—5.1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

文｜南北院区策展团队

陈玉秀、林容伊、林致谚、高于钧

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国版2019年1月刊。原标题：《花事·闲情——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品味花器与生活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