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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上的“民众参与”是怎么回事？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2-03 23:52

大阪世博会，东芝IHI馆

在《朝日新闻》策划的女性市民与桑原武夫（大阪世博会主题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座谈会上，有市民提出：“我觉得世博会需要更多的能量。另外，也没有和国民的对话，比如这样的策划行不行，等等。和民众的交流渠道不通。”还有人表示了不满，说：“世博会是在大众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策划，并由上面强加给我们的。”（《朝日新闻》，1969年9月15日）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批判大阪世博会彻底缺乏“民众参与”的机制。同样的批判也出现在了其他的几家媒体上，周刊《东洋经济》的《世博会读本》在开幕的两年前就曾严厉地批判道：“世博会只是一部分有关人员的自说自唱，没有全民性的热情，这难道不是因为缺乏某种问题意识吗？民众缺席、缺乏与国民对话的世博会再怎么夸耀参加国家的数量，其规模再怎么是史上最大，也只不过是背离了世博会本质的虚像。”（“对民众缺席的世博会的担心”，《世博会读本1966年版》）

这些批判的重点很清楚。缺乏“与国民对话”的世博会也好，无意思考民众参与机制的世博会也好，都只不过是国家自上而下强加给民众的官方活动，外表再怎么光鲜也不可能被同时代的人们广泛接受。主题委员会的知识分子们精心设计的理念再怎么高级，如果没有在和普通民众对话时提出来，也只能是极为空洞的咒语。仔细分析出席座谈会的人们的发言就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是大家所共有的。

但是在这个时代，对于世博会提出的开发主义的梦想，如果普通民众将其用作自我表达的场所的话，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渠道呢？

从结果来说，大阪世博会没有催生出这种民众性的渠道。但是，即便如此，同时代的状况中还是存在着若干重要的萌芽。其中有一件事是必须要提及的，那是在世博会开幕的大约半年前，1969年8月，由“为了反战的世博会协会”主办的“反博会（为了反战的世博会）”。大阪世博会没有地方“让无名的人们展示其文化创造（原本意义上的民众参与的舞台），正在陷入“嘴上说要以‘人类的和谐与进步’为目标，但却无视现实的不和谐和野蛮”的泥潭。这种世博会只能是“人民缺席的情况下现代文明的伪盛典”。于是，具有上述想法的以关西越南和平联合会为中心的市民们举行了反博会，将其作为“自己这种无名之辈战胜伪世博会的文化创造”活动。

反博会的会期是从1969年8月7日到11日，一共五天。会场设在基本位于大阪市中央的大阪城公园。反博会原本是南大阪越南和平联合会的年轻人构想出来的，本来只是准备在天王寺公园进行反战的展览。但该构想在同年2月的越南和平联合会全国恳谈会上被提出来之后，得到了全国反战组织的赞同，于是计划就扩大了，变成了在宽敞的大阪城公园举办综合性的反战活动。当然，预算也从当初的一百万日元左右膨胀到了四百万日元，参加人数也增加至一百五十人左右。反博会协会的年轻人们自掏腰包筹集了经费，在组织活动时也都是义务劳动。

大阪万博纪念公园，1975年

柴田翔（小说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详细报道了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据他说，在关西越南和平联合会的事务所的一角，“青年劳动者和学生齐聚一堂，一起出点子，制订计划，欢笑，歌唱，进行联络，然后又为了实施计划而散去”。他们还在梅田的地下街组织了民间集会，边弹吉他边进行活动的宣传，顺便募捐（“反抗世博会模式的快活的“小孙悟空们”，《周刊朝日》，1969年6月6日号）。

根据反博会协会的活动计划，博览会场中应该有令人目不暇接的自己制作的内容，例如：“大家都是老师、学生和职员”的反博会市民大学，独立制作人拍摄的纪录片的放映会以及他们与电影作者的讨论会，从学生戏剧到前卫剧的各种戏剧，民间集会，冲绳问题讨论集会，大学问题研讨会，关于冲绳、美军基地和各地反战运动的展板展示，关于儿童的玩乐和文化的讲习会，信息交换的广场，等等。当然，这些内容并非全部都实现了。不过，展示了前一年在九州大学校内坠毁的美军战机F-4的残骸，曾引发热议，另外还发生了世博会官方旗帜被烧毁等意外事件。

从结果来看，反博会大受欢迎，连日有数千人蜂拥而至，最后一天在御堂大道上进行了约六千人的反战示威游行。越南和平联合会负责人小田实这样总结了这次成功：“有全共斗，有反战青年，有劳动者、保姆和拉着孩子手的主妇。总之，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超出预想人数的人们构建了一个论坛。所有阶层的市民自发地过来了。”（《朝日新闻》，1969年8月12日）

虽然准备期间短，预算不足，但反博会连日吸引了数千人，总共吸引了多达两万名参加者，大获成功。自筹经费、自己进行制作的反博会吸引了超出主办方预想的众多民众，其原因应该是这种想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小田实还说希望在第二年，也就是大阪世博会举办的那年夏天也举办同样的活动。但据我所知，在第二年夏天，人们的兴趣和精力几乎都集中到了大阪世博会上，因此第二次市民世博会没有能举行。在学生运动仍然盛行的这个时代，虽然有过叫嚣“粉碎世博会”的几次示威游行，但像反博会这样，对另一条途径，即民众参与的可能性进行试验的举动别无他例。

但是我认为，正如大阪世博会是其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战后日本世博会热潮的嚆矢一样，1969年的这次反博会揭开了民众参与战后世博会的序幕，尽管后来主题的重心从“反战”转移到了“环境”。

正如小田实所讲述的那样，反博会的参加者不仅是全共斗、越南和平联合会和各地反战团体的年轻人们，而且有“劳动者、保姆和拉着孩子手的主妇”。这种多样性是这个时代的大学斗争的旗手们一直到最后都无法获得的。而且，这种多样性和“超出预想人数的人们的论坛”与其说是从外部“粉碎”了大阪世博会，不如说是孕育了一种可能性，即将大阪世博会这种原本只有国家和企业参与的大型活动“内破”为市民活动的可能性。

在前面提到的由《朝日新闻》策划的以桑原武夫为中心的座谈会上，女性市民们说：“在反博会上，年轻人热情洋溢，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创造的活力。我们觉得世博会更需要活力。”女性市民的这种直觉正好言中了即将大大改变后来的世博会历史的另一条脉络。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世博会与战后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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