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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绚丽之园我没见过，那勾魂水仙即是你秋波”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1-28 21:56

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波斯文化显得神秘、高远，其实，中国文明与波斯文明在历史上有过密切的交流，琵琶、箜篌、石榴等食物、器物均是由波斯传入中国，而中国的唐诗也影响了波斯诗歌。在《波斯札记》中，学者穆宏燕以明白晓畅的语言介绍了波斯文化的方方面面：历史、社会、诗词传统、审美趣味……

波斯札记(选章)

穆宏燕

藏红花的奇异旅程

“番红花的国度里暮色苍茫，田野上浮动着玫瑰的暗香。”（顾蕴璞译）俄罗斯著名诗人叶赛宁（1895—1925）在其抒情组诗《波斯抒情》第六首中如此描绘伊朗风情。番红花在中国民间又被称为藏红花。的确，伊朗是名副其实的藏红花的国度。据伊朗驻中国大使馆官方网站2006年7月提供的数据，全世界年产藏红花约为210吨，其中伊朗便占去170吨，位居第二的西班牙年产量只有25吨。

藏红花的原初生长地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大面积人工栽培藏红花。上古时期的伊朗人将藏红花视为吉祥圣洁之花，常常在各种重要仪式上使用。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的史诗《列王纪》讲到，上古时期伊朗义军领袖法里东打败暴君蛇王佐哈克之后，在其登基加冕的仪式上焚烧藏红花，以示庆祝。后来，法里东把自己的三个儿子派去自己的属国也门，在迎接三个王子到来的仪式上，人们向三位王子抛洒藏红花，以示祝福。史诗讲到在伊朗第一勇士鲁斯坦姆遇难之后，在清洗他的遗体时，侍者焚烧藏红花，为英雄的亡灵祈福。

藏红花的干花蕊为正红色，但用之泡水，水为正黄色。因此，古时候藏红花还被用作染料，但用正黄色的藏红花水浸染的纺织品是只有帝王才能享用的尊贵物品。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亲身参加过希波战争，他在其剧作《波斯人》中写到波斯国王大流士（前521—前485在位）出场时，特意描写大流士是“踏着那藏红花浸染过的布履”登上舞台。

藏红花的三根雌蕊

随着古波斯帝国的繁荣昌盛，上层社会对藏红花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藏红花一朵花只有三根雌蕊的细小柱头可供使用，每公斤藏红花朵大约只能出10克左右的藏红花蕊，因产量少而极其珍贵，素与黄金同价。波斯本土的产量不能充分满足王室和上层社会的需求，大流士便下令东地中海沿岸属国也遍种藏红花，以提高藏红花的产量。由此，藏红花的种植在这一地区流传开来。《圣经·雅歌》4:14提到在新妇园内种植的香花果品中就有藏红花：“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种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

随后，藏红花也在古希腊罗马上层社会普遍使用。波兰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显克维奇（1846—1916）在其代表作《你往何处去》中描写罗马皇帝尼禄驾临剧场看戏时，剧场天篷顶上喷撒出藏红花，以示看戏者身份的尊贵。藏红花在波斯文化中作为吉祥圣洁象征的文化寓意同样为基督教文化所接纳，五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皇后圣帕鲁琦阿丽亚因热心护教，人们为她献上藏红花，以示祝福。

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将藏红花的种植带入该地区，使西班牙至今仍是世界上藏红花的第二大产地。十字军东征又使藏红花种植进入欧洲腹地。藏红花的波斯语名有两个：一是 Zafaran，一是 Korkom。英文名 Saffron源自前者；拉丁学名为 Crocussativus，其中 Crocus一词由后者经古希腊语 Krokos演变而来。这样的词语演变也显示出藏红花种植由波斯西传的两条轨迹。

在东方，藏红花的种植从波斯传入克什米尔。印度上层社会也普遍使用藏红花，用正黄色的藏红花水浸染的布料是印度王室的专用物品。相传，释迦牟尼因其王子的身份，用藏红花水浸染的布料为其法衣。在其圆寂之后，藏红花水的正黄色正式成为佛教法衣的颜色。随后，藏红花作为吉祥圣洁的象征也被用来供佛。据三国时期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载：“郁金（见下文）出罽宾国（克什米尔），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里嫩莲相似，可以香酒。”这是以藏红花供佛的明确记载。给佛像涂抹金身的最早源起也是出自藏红花吉祥圣洁的寓意，宋代的《岭外代答》记载海外故临国：“国人好奉事佛……每洗浴毕，用郁金涂身，欲像佛之金身也。”

尽管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偶尔得到从波斯进贡来的藏红花，也听说过这种植物，但在清朝之前并没有“藏红花”这个名称，而是把这种珍贵物品称为“郁金”或“郁金香”（不是现今荷兰国花的那个“郁金香”）。据美国学者劳费尔考证，“郁金”或“郁金香”是个意译词，而不是音译词。“郁”是中国一种土生香草的名字，在《周礼》和《礼记》中就提到过，“金”则是取自藏红花水的正黄色，也可能指这种东西如金子一般珍贵，“香”则是指其香味。《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等史籍都提到波斯国出产“郁金”。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出善马、郁金香。”唐高僧义净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也记载北印度地区出产“郁金香”。

在上古时期的伊朗，藏红花除了用作祈福和染料之外，还用作食物香料，但一般只有权贵阶层才能享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讲到，暴君蛇王佐哈克享用的各种美味佳肴中，其中一道菜就是用藏红花作香料烹饪的牛肉饭。到了萨珊王朝（224—651）时期，藏红花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用藏红花作食物香料不再是上层社会的特权，普通民众也能享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藏红花活血化瘀的药用功效才逐渐被伊朗人认知。但至今伊朗人仍把藏红花主要当食物香料使用，而不是当药材，因而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十分普及。

然而在中国，大约因中国医药对草木的药用功效十分敏感，藏红花从一开始就被当作珍贵药材。也许正因为此，藏红花的使用从未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广泛普及。除了入药之外，藏红花多用来香酒。李白《客中行》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其实，香酒也是取藏红花的药用功效。

元朝时期，大量的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经商，并落脚生根，形成中国的回族，他们把藏红花作食物香料，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由此，中国人对这种物品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有关草木类的典籍开始把这种由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带进来的“红花”称为“番红花”。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四》记载：“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元时以入食饌用。”《本草纲目》同时列出了番红花的音译词“洎夫蓝”和“撒法郎”，即波斯语 Zafaran一词的音译。

汉语里的“藏红花”一词其实是个误称，西藏并不出产藏红花。清朝时，藏红花主要从克什米尔经过西藏贩运进内地，藏语称之为 Kurkum或 Gurgum，即由波斯语 Korkom一词演变而来。内地人把这种从西藏来的“红花”称为“藏红花”。当时，藏红花是西藏进贡中原朝廷最贵重的药材，藏香次之。

藏红花花朵有白、紫、橙等多种颜色，具有一种特别的芳香，其生长所需的水土和气候条件比较苛刻。现今尽管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藏红花种植，但只有伊朗，尤其是其东北部大省霍拉桑地区的水土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合藏红花的生长。

伊朗的藏红花生产车间

伊朗藏红花产量一半以上来自霍拉桑。那里的藏红花不仅特别丰产，而且品质最优，药用价值最高。藏红花是现今伊朗名列石油、开心果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创汇产品。在伊朗人的日常生活中，藏红花更是不可或缺。

异香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黛玉因疑宝玉把自己赠送的荷包给了下人，便赌气把正给宝玉做的一个香囊给剪了，那香囊“虽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费了许多工夫”，寄托了黛玉的无限情思。香囊乃是装香料的物件，古时候的达官贵人们以佩戴香囊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一种时尚。

香料类的物产一般多出自热带地区的芬芳植物和动物体腺分泌的香液，而温带和寒带地区较少出产。香料之所以名贵，主要由于中原大地属温带气候，土产香料种类较少，乃至叶廷珪《香录》（著于南北宋之交时期）云：“古者无香……至汉以来，外域入贡。”说中国“古者无香”有点夸张，但中原土产香料质地偏温润清淡，不似热带地区的香料香味浓郁。

波斯—阿拉伯地区、南亚次大陆以及东南亚沿海岛国以盛产香料著称，是中国香料消费的最大供应地。在名目繁多的香料中，来自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乳香（中国典籍又称“薰陆香”）、没药、沉香、苏合香、青木香、龙涎香、安息香、阿魏、蔷薇水（玫瑰水）、茉莉花精油、水仙花精油，以及中亚西域地区的麝香是进口香料中的上品。

香料最初的使用与宗教典仪密切相关。约公元前十一世纪，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拜火教）在波斯地区创立，这是人类第一个自觉性的人创宗教，而不是自发性的宗教图腾崇拜。该教典仪上使用香料的具体情况，其经书《阿维斯塔》虽未有明确记载，但反复提及其祭祀活动是一种“馨香的祷祝”。我们从其他典籍中也可获知一些相关信息，比如《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记载：“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合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经学界考证，这几个博士正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他们给耶稣带去的礼物是“黄金、乳香、没药”。乳香与没药还被广泛用于古希伯来人的宗教祭祀活动，《圣经·旧约》中多处提及。据美国现代学者谢弗考证，乳香和没药也同样用在基督教礼拜仪式中。古罗马普林尼（23—79）的《博物志》说乳香“在所有香料中是最受敬重的”，另据传说耶稣的遗体曾用没药来作防腐保存。

此外，香料还被广泛用于重要的庆典活动。菲尔多西（940—1020）的史诗《列王纪》里有诸多记载，每当伊朗英雄凯旋之时，欢迎的道路上总是撒满麝香、龙涎香、沉香，喷洒玫瑰水，抛洒藏红花等。

大约因对香料的广泛需求，伊朗人研制出了苏合香、阿魏等多种复合香料。《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曰：“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阿魏是波斯特有的一种树木，主要生长在东部卢勒斯坦地区和坎大哈地区，“断其枝，汁出如饴……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酉阳杂俎》卷一八）对香料的开发和研制在伊朗安息王朝时期（前247—224）达至鼎盛，各种合成香料迭出，乃至法国学者布尔努瓦认为“伊朗发展了复合香艺术”（《丝绸之路》第274页）。这大约与佛教在北印度兴盛密切相关，礼佛典仪中往往大量使用香料。安息王朝崛起于东伊朗，因此东伊朗的犍陀罗地区成为香料的主要集散地，该地区也是佛教发展东传的重要中介。犍陀罗（Gandhara）这个词的本意即“香国”。《酉阳杂俎》卷一八云：“安息香树，出波斯国，呼为辟邪树……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以国名来命名一种香料，可见安息香料在中国的影响。此外，古时候的中国人还把但凡来自波斯的一些千奇百怪的香料泛称为安息香。

伊朗人对复合香料的研发还可从另一则史料中窥见一斑。位于西安东北郊的化度寺流传下来一张香料配方，美国学者谢弗刻意提及该寺近旁曾有祆教寺，似认为这张香料配方很可能来自近旁的祆教寺。该配方记载：沉香一两半，白檀香五两，苏合香一两，甲香一两，龙脑半两，麝香半两，混合细挫捣为碎末，用蜜调和，得百合香（《唐代的外来文明》第347页）。这种百合香在南北朝时期就为中国人所知，南朝梁吴均有诗云：“博山炉中百合香，郁金苏合与都梁。”都梁也是一种香料名，形如藿香。南北朝正是学界现知的祆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期。

“博山炉中百合香，郁金苏合与都梁。”——错金博山炉（汉代）

中国最早提及波斯香料的典籍是西晋郭象对《庄子》的注释。《庄子·齐物论》曰：“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郭象注曰：“夫蛣蜣之知，在于转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苏合为贵。”庄子的原文虽然没有提到苏合香，但郭象在注释时演绎发挥，以苏合为例，说明西晋时波斯苏合香为中国人熟知已非异事。北朝时的《魏书·西域传》更明确提到波斯出产“薰陆（乳香）、郁金（藏红花）、苏合、青木等香”。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载：晋韩寿美姿容，贾充女儿悦之，私盗家中异香赠寿，该异香“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于是私情泄露，遂成一桩姻缘。此即“韩寿偷香”的典故。《晋书·贾充传》说那异香乃是“西域”所贡。学界一般认为张骞通西域之后才有波斯香料进入中国。

然而，在1983年考古发掘的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赵眛（卒于前122）墓中发现了一只银碗，其造型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器皿迥异，却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前550—前330）的器物相似。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是波斯产品。该银碗放在紧靠近墓主遗体的地方，内有十颗香药丸。赵眛生活在远离中原的岭南地区，其去世的年代在张骞两次（前138和前119）出使西域之间，其墓中陪葬的波斯银器及香药与张骞出使西域很难有什么关联。因此，中国岭南地区与亚洲西部地区的交通往来，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也许远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学界近年来对此已有一些探讨。

唐朝时期，香料贸易大为兴盛。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穆斯林商人以他们非凡的经商才能，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将东非、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各种奇异香料贩运进中国。大唐帝国也以其兼容并包的恢弘气魄来者不拒，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异香云集。除了用于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和宗教活动之外，香料还被富足奢华的唐人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也入食保健、入药治病或作炼丹的辅料。

唐人在异香萦绕的奢华中穷奢极欲。《开元天宝遗事》卷四记载：“国忠又用沈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客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沈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卷二记载：“元宝好宾客，务于华侈……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甚至，还以异香入春药，《开元天宝遗事》卷一记载：“明皇正宠妃子，不视朝政。安禄山初承圣眷，因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

唐人在异香萦绕的奢华中风流倜傥。唐人多服食香丸、洗香水浴，以增体香，《开元天宝遗事》卷一记载：“都中名姬楚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卷四还记载：“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卷四又记载：“宁王骄贵，极于奢侈，每与宾客议论，先含嚼沈麝，方启口发谈，香气喷于席上。”唐人还用香料熏衣，熏卧室，甚至熏厕等，中唐诗人章孝标《少年行》云：“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薰。……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唐人还以斗香为趣，宋代陶谷的《清异录》记载：唐中宗年间，达官贵人聚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

也正是在唐代，香囊成为达官贵人们随身携带的必备物件，大约因香囊可以使香味持久萦绕身体。玄宗时期编撰的《唐六典》规定，在腊日的典仪上皇帝必须佩戴香囊，将香囊佩戴纳入国家典仪规范。玄宗宠杨贵妃，曾赐一枚装有异香的香囊。安史之乱时，杨贵妃香消玉殒于马嵬坡，该香囊与贵妃一同入葬。757年，唐军收复长安，李隆基返京之后密令迁葬杨贵妃，“启瘗，故香囊犹在，中人以献，帝视之，凄感流涕。”（《新唐书》卷二十二）

唐代银香囊

水仙三重奏

“假使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如此告诫世人。阿拉伯沙漠中的一朵水仙花，其精神象征寓意不言自明。然而，水仙花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更存在于波斯伊斯兰文化中，也同样存在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远东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波斯湾一带（尤其是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自古盛产水仙花。在伊朗，创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拜火教）崇拜的每一个神祗都有专门的鲜花供奉，其中供奉江河女神阿邦（Aban）的鲜花即水仙花。萨珊王朝（224—651）时期，从琐罗亚斯德教分离出来的摩尼教将人体视为一个小世界，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人体器官中，水雾迷蒙的眼眸被视为江河湖泊的缩影，因而与水仙花发生关联。用水仙花比喻人的眼睛在伊朗伊斯兰化之后的中古文学中相当普遍。笔者求证于多位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界的师友，皆言阿拉伯古典诗歌中难见如此比喻。由此可以反窥，该独特比喻应当源自伊朗自身的文化传统。

“波斯语诗歌之父”鲁达基（850—940）诗曰：“我无法把眼睛缝合因为要将佳人细瞧，从我土地上长出的全是水仙而非杂草。”为了看美人，诗人说自己浑身长的全是眼睛而不是体毛。宫廷诗人法罗西（？—1037）诗曰：“水仙成为花中之王，它在果园中，从每一枝桠期待着别样的散发。”诗人用水仙喻眼睛，表达自己对君主赏赐望眼欲穿的心情。波斯人用水仙花形容眼睛，一般不指眼睛的形状（形容眼睛的形状多用巴旦杏作比），而是指眼眸的精气神。

十一世纪，苏非神秘主义诗歌在波斯兴起。苏非诗人们把对真主的神爱情感与先知穆罕默德关于水仙花的训言密切结合，使以水仙花喻眼睛的传统意象完全精神化。比如：莫拉维（1207—1273）的诗：“如你绚丽之园我没见过，那勾魂水仙即是你秋波；你却将贞洁深深包裹，很久很久也不来看我。”萨迪（1208—1292）的诗：“她的眸子向我频频抛送媚眼说：这勾魂水仙中跳动着怎样的小鹿。”哈菲兹（1327—1390）的诗：“谁若远离了你的水仙就没有幸福的方向，因沉醉于你人们不会将木瓜包裹出卖。”又：“当我眼睛整夜流淌着天园的河流，你勾魂水仙的意象便在梦中出现。”这些诗句中的“水仙”皆蕴含双重比喻，既喻美人的勾魂秋波，又喻真主的眷顾垂爱，是诗人们孜孜以求的祈盼。

水仙花的名称中古波斯语为 Nargi，新波斯语为 Nargis，古希腊语为 Narkissos，拉丁语学名为 Narcissus。据美国学者劳费尔考证：“希腊语的 Narkissos是经小亚细亚的一个成语媒介而得自伊朗语，却不是伊朗语得自希腊语。”（《中国伊朗编》253页）那么，水仙花的种植也应当是从波斯湾往东地中海一带传播，《旧约·雅歌》2:1中有提及：“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或作‘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形容在河水中沐浴之后的俄底修斯的鬈发“像水仙花一样垂落下来”。在古希腊神话中，水仙花来自俊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与仙女厄科（Echo）的爱恋故事。仙女厄科爱上了纳西索斯，却得不到回报，便报复纳西索斯爱上他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纳西索斯为拥抱自己的水中倒影，赴水而亡，化作一丛水仙花出水而立。厄科也受到惩罚，每说一句话都必须重复最后一个字，即“回声”。这一令人伤感的神话故事经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 —17）《变形记》的重述，在西方文化中影响深远。现代心理学中的“自恋症” （Narcissism）一词即源自该神话传说。

古希腊人对水仙的实用性也有清楚的认识。水仙花朵具有强烈的毒性，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称之为“冥王的花冠”。塞奥弗拉斯特斯（约公元前370—前285）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著有《植物志》九卷，其中提到水仙花早春开花，多用于神庙和殡葬装饰。水仙花的如此效用也与纳西索斯自恋而亡的文学言说暗中契合：既有一种精神追求的向度，又与死亡密切关联。

在西方文学中，英国“湖畔派”诗人的代表华兹华斯（1770—1850）的《咏水仙》一诗颇为有名。诗人将“遍地开放的金色水仙”视为慰藉心灵寂寞的精神喻象：“……我久久凝视却未能领悟，这景象所给予我的精神至宝。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顾子欣译）但在这首诗歌中，水仙花的精神象征维度与诗人自身呈现为二元分离，未能融为一体。

在中国，唐之前的典籍皆无“水仙花”这个名称。唐之前只有“水仙”之称谓，但所指不是花，而是人（神）。一指潇湘女神，即为舜殉情于湘江的娥皇和女英。二指洛水女神宓妃，曹植《洛神赋》描写其轻盈姿态之美：“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指屈原，前秦王嘉的《拾遗记·洞庭山》曰：“屈原以忠见斥……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

唐段成式（？—863）的《酉阳杂俎》是中国最早提及水仙花的典籍，其卷十八记载曰：“奈柢出拂林国（今叙利亚），根大如鸡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茎端开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籽，冬生夏死……取花压油，涂身去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 “奈柢”即中古波斯语水仙花Nargi一词的音译。叙利亚地区于公元360年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版图。据《新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从贞观十七年（643）到开元十年（722）的80年间，拂林国曾先后五次遣使来唐，进献方物，水仙花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期传入中国的。据《花史》所引《开元遗事》记载：“明皇赐虢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七宝所造。”这说明，在唐代水仙花乃是珍稀之物，只有皇亲国戚才能拥有，尚未进入文人阶层普遍赏爱的范畴。

（宋）赵子固《水仙图》

国内有学者从先秦时代的典籍《山海经·中山经》中找到两段文字：“鼓登山，有草焉，名曰‘荧草’，其叶如柳，其本如鸡卵，食之已风。”又云：“兔状山，其草多鸡壳，其本如鸡卵，其味酸甘，食之利于人。”认为这两段文字中所说的“草”与《酉阳杂俎》中的“奈柢”（水仙花）如出一辙，从而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水仙花。笔者对此持异议。西亚水仙花祛风是用其花所榨精油外涂，而非食其根茎。水仙不论花朵还是根茎皆有毒，虽可以加工提炼入药，但不能食用。《山海经·中山经》所记之“草”长在山中，未提及是否与水有关，是否开花，只言其根茎可以食用（能“食”者量当必不会少），祛风，利于人。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与西亚水仙花同科属的另一种野生植物。

另据宋宝庆年间（1225—1228）的《太平清话》记载，水仙花“六朝人乃呼为雅蒜”。这说明在唐之前中国确有与西亚水仙花同科属的植物。但对于这种土生植物，时人的视觉焦点在其根茎似蒜，是否有花，不得而知。倘若有花绽放，最尚风雅的六朝人应当不会对水仙花朵的轻盈姿态视若无睹。笔者曾买到过只长叶，不抽薹开花的水仙。清谢堃（1784—1844）的《花木小志》记载水仙花：“出自外洋，性不畏寒，浸水而生，愈洁愈佳。”

对水仙花的栽培与赏爱在宋代盛极一时，也正是在这时期，从阿拉伯—波斯地区传入的“奈柢”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水仙”意象密切融合为一体。宋代《百花藏谱》曰：“因花性好水，故名水仙。”这样的命名契合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追求。黄庭坚、辛弃疾、杨万里、张孝祥、刘克庄、朱熹、陈淳等诸多宋代文人墨客皆留有吟咏水仙花的空灵诗作。黄庭坚的《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中“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两句化用曹植《洛神赋》中的句子，使“凌波仙子”成为水仙花的别称，其《次韵中玉水仙花》里“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的描写更是将水仙花的冰清玉洁注入士大夫们的骨髓。尽管水仙花还有“金盏银台”、“玉玲珑”等诸多别称，但都不及“水仙”和“凌波仙子”能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

波斯细密画：水仙花

水仙花的精神象征意蕴在三种文化中各有其质。在波斯，水仙花魅力眼神的眷顾始终是诗人们的殷殷祈盼，这是一种对至高精神痴痴以求的他恋；纳西索斯因自恋而亡，古希腊神话所传达出的神谕不知是否是对崇尚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文化的某种昭示；在中国，水仙花则成为超尘脱俗的精神象征，达到了人花浑然一体的境界。

选自《波斯札记》，新行思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3

| 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非通用语学会理事。其学术研究领域为东方文学，研究专长是以波斯（伊朗）伊朗文学为轴心，覆盖西亚—中亚的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至今出版学术专著和译著二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成果获得过中国和伊朗国家级的多种荣誉奖项。

题文配图由出版方提供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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