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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与解读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1-26 16:14

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与解读-花夫人本文简介：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与解读作者：花夫人一、悲惨事件回放时间：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气：风雨交加地点：佛山南海大沥镇广佛五金城人物：2岁女孩小悦悦、18个路人和捡垃圾阿姨陈贤妹事件：小悦悦外出玩耍，不慎在马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7分

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与解读-花夫人本文内容：

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与解读

作者：花夫人

一、悲惨事件回放

时间：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多钟

天气：风雨交加

地点：佛山南海大沥镇广佛五金城

人物：2岁女孩小悦悦、18个路人和捡垃圾阿姨陈贤妹

事件：小悦悦外出玩耍，不慎在马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7分钟内，18个路人经过小悦悦的身边，都对此冷眼漠视，无一出手相救，也没有一人拨打110或120。只有第19名拾垃圾的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把小悦悦救起，随即小悦悦被送去医院全力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最终于21日0时32分去世。

“小悦悦事件”的报道

影响：此条新闻被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如美国CNN将此条新闻登上了头版，日本朝日电视台也在时政栏目中专门点评此事。国内很多意见领袖、网知名友纷纷表示这是我们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引发的集体道德沦陷。甚至有国外媒体直接评价“中国现在是一位金钱富翁，但是毫无疑问，同时也是世界上精神最贫穷的国家”，“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等等。小悦悦的遭遇震惊了全社会，也牵动了亿万人的心。一些大型网站也以“请停止冷漠”发布官方微博号召广大群众引以为戒，纪念离开我们仅两岁的王悦小朋友。体制内也有声音针对“小悦悦事件”，呼吁民众要进行认真反思，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

助人为乐一向是人类社会中的美好事物之一，也是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曾指出，“经过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有利他天性的生物更有可能促使他们的物种留存下来”（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3）。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也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观点。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有甚多这样的例子。如，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一些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唤起全体民众的觉醒，组成联合统一战线，积极抗日，保家卫国，让国家和民族得以保存下来。同时，通过对年幼儿童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许多西方的社会学家也证明了人类天性中有利他行为的倾向。然而，2011年10月13日下午广佛五金城发生的这起“小悦悦事件”，7分钟之内有18个路人经过，竟然无一人出手相助，甚至没有一人给120、110打一个电话，这让我们震惊的同时，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会发生“小悦悦事件”？这件事不仅仅是见死不救，更多的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象，这一社会现象，折射出的人性让我们羞愧和难以接受。人性到底为何如此“冷漠”和“残酷”？发生质变了吗？在此，笔者想从心理学的角度与大家探讨和分享，以“小悦悦事件”为例，希望通过对此事件的进一步解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人性的弱点和心理现象，提升自我觉察能力，自省自斟，不断培养健全人格，以避免类似“小悦悦事件”的悲剧重演，并对社会群体事件有更人性的洞察。

二、心理学角度的解读

台湾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提出，现代心理学可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二是实验与认知心理学，人格、社会、实验、认知也因此成为了心理学的四个支柱，其它的心理学分支都是在这四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格是指“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美]Jerry

M．Burger，2004)。人格心理学从个体本身出发，探究个体内在的特征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与心理；人格心理学主要有六大流派，本文重点运用精神分析流派的人格理论来解读。社会心理学是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根据个体本身的特性，探究个体与社会的种种关系，目的在于了解各种社会因素对个体及群体行为的影响；实验心理学探究研究方法问题，所有的心理学研究都是以它所提供的方法为基础；认知心理学探究的是过程和机制问题，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心理现象发生的规律（侯玉波，2008）。

（一）自然环境有可能影响利他行为的发生

“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没有出手相助有可能和当时环境有关。事发时真是风雨天的黄昏，且事发地点是个嘈杂忙乱的五金市场店铺经营区，根据有些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的时间内，个体只能对一定数量的刺激作出反应，过多的刺激会促使一个人的利他行为减少。“人们较有可能在晴朗的天气里帮助他人，而较少在寒冷和刮风的天气里帮助他人”

（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3）。此外，不知是因为噪音可能破坏了一个人的心境，或分散了人们对他人需要的注意力，或噪音的刺激让人们难以承受等，有噪音的地方，也会使利他行为减少。

（二）关于人性的心理学实验

关于“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本恶？还是无善无恶”？自古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们，并引起普遍争论和探究。在中国，儒家哲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战国中期的孟子最先主张“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法国哲学家卢梭。而我国战国中期的思想家荀子却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生来性就是恶的，后天教育可以由恶变善。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欧洲思想家奥古斯丁、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华等。基督教《圣经》里的原罪说也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而同样是我国战国中期的告子又主张“无善无恶论”，他认为：“性无善与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首推英国近代思想家洛克的人心白纸说。该学说认为人之初，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善与恶的是非观念和道德品质，都是后天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

“只有当人性的某些特质在社会生活中转化为行为方式，产生了对他人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就有了善恶之争”。人性的善恶之争，实质就是人性的自私与无私、利己与利他之争。人性到底如何？心理学家为此做了大量的心理实验，其中著名的心理实验如下：

1、

“好撒马利亚人”实验

通常来说，虔诚的宗教信徒常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过这些乐善好施的行为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呢？有心理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1973年，美国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C·丹尼尔·巴逊针对宗教信仰对助人为乐的影响做了一项值得关注的心理实验。受试是一群全球顶级神学院的实习牧师，请他们依据“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准备一篇布道词，并将他们分为A、B两组。

“好撒马利亚人”寓言源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0：25-37）：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都不闻不问。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他，在需要离开时自己又出钱把犹太人送进旅店。在以犹太人为主体听众的《圣经》宣讲中，“撒马利亚人”一般说来含有贬义，因为在民间，撒马利亚人与犹太人互相不交往长达数百年。耶稣用这个寓言说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因为犹太人自己的祭司和虽然是神职人员的利未人都见死不救，仇敌却成了救命恩人，见义勇为者。寓言的末尾鼓励大家都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实习牧师准备好布道词，心理学家告知他们需要到另外一栋距离不远的建筑内去布道，并要求他们按照统一路线走过去，在途中事先安排好一名看上去显然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人头朝下倒在一个门口，双眼紧闭。每位受试经过他身边时，他都会发出一声足以让人听到的呻吟，并咳嗽两声。心理学家暗中观察这些实习牧师，想要知道他们会不会言行一致，以帮助那名男子履行自己在布道词中所宣讲的内容。实事上，虽然这些实习牧师走在去布道的路上，且布道的内容还是成为一名“好撒玛利亚人”是多么重要，但A组有一半的受试者径直从这名男子的身边走过，有些人其实是从他身上跨过去的。心理学家要求B组实习牧师他们必须尽快赶去布道。这一次，竟然只有10％的实习牧师停下来对路边的男子伸出了援助之手。这项实验结果证明人们对路人的关注远不及对自己是否守时的担忧，揭示出许多与人性有关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人们在言行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快节奏的生活如何助长了漠不关心的社会文化。当今社会现实也呈现出“说得好未必做得到”，“知行合一”更难，而这是我们向往民主的人士必须倡导和追求的，“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才能服众，才能影响民众。

“小悦悦事件”前18路人中的几个店铺当事人事后声称：“当时正在忙干活，不在现场，没有看见”，而小悦悦就倒在这些当事人的店铺附近，有些当事人甚至都走过她的身边，瞟了一眼。可见人性的“利己主义”、“自我中心”的弱点在实验和现实的验证和检验下，暴露无疑。而第19名路人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身为社会底层，出身卑微，却勇于救人，拥有一颗高尚的灵魂，正如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寓言说明的那样：“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弱势群体的道德力量不可小视。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从人的利己本性角度分析人的行为动机，从理论上证明了“利己行为”也可以“利人”，“利己”的动机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为了市场正常运作也是必要的。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既然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利己行为发生在不违背现有法律、不危害社会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就是完全正当的，在道德上也具有合理性。但过度的自利就会导致自私，危及他人及社会。同时也与人的“恻隐之心”的本性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提倡的“慎独、仁慈和正义”等美德格格不入。过度的自私自利，在道德上应予以拒斥。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其所生活的环境，所交往的人都会对我们的身心言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一些微弱的氛围，也能对我们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人类一方面依存于群体，另一方面又渴求自身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类对群体的依存，正是为了更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也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和优化，这一点从生物进化“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人具有社会性，人在实现自利时，必须顾及他利，否则自利也是难以实现的。为此，我们提倡时时觉察人性的弱点，努力克服人性的弱点，向捡垃圾阿姨陈贤妹学习。

２、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调查

19***年3月13日早上3点纽约昆士镇，28岁的酒吧经理吉娣下班回家途中被素不相识的歹徒莫斯雷当众袭击并最终被刺死。据报道，歹徒刺中了吉蒂，她曾反复尖叫，大声呼救，先后惊动了两边建筑物内的38名目击者，他们起床开灯惊吓了歹徒，歹徒逃离，然而并没有一个人下楼保护受害者，几分钟后歹徒又返回再次刺伤吉蒂，又离开，最后还回过头来再刺她。整个袭击过程长达35分钟之久，这38名目击者看见吉蒂躺在血泊中，甚至没有打电话报警，最后等歹徒走了，最后一名目击者才给警察打了电话，而这时吉蒂已经死了。这件事经过《***》披露，震惊了美国社会，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人是纽约人变态和不人道的证据，一些心理学家对此也感到疑惑不解，也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旁观者的淡漠是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社会心理现象，而不是人性的本能反应。

为此，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着手开始了他们的实验研究，以检测他们的假设。这个实验内容为不同环境下，“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调查”，挑选了纽约大学的72名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参与实验。研究者每次将一名大学生受试带进实验室，分配安排在单独的房间内，告诉他们这项实验内容涉及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让他们自认为自己是2人、3人、6人讨论组的成员之一。要求每个受试在自己的房间内通过对讲机向其他成员诉说，每次只准一人按照安排好的顺序讲话。交流过了一轮以后进行再第二轮，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谈话发表评论。并告诉受试在他们进行讨论的时候主试不在场，“因为主试在场会影响讨论进行”。这些不知情的受试其实听到的每个小组里第一个发言者实际上都是研究者的助手、一名研究生假扮的，而且他的发言都是事先录制好的，他是本次实验所假设的“假装癫痫病发作，说话语无伦次的求职者。第一轮他说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坦诚自己在压力的打击下经常会出现半发作的癫痫（羊角风）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断断续续，结结巴巴：“我想我——需要——如果谁——能——帮帮我——因为——我——我现在——真的——不——行了，如果谁——能帮我——帮我出去——那太好了……因为我——我犯——病了，我的——的确——需要——帮——帮助，谁——来——快——帮我—一一下（哽噎）……我要死——了我……要死——帮——”（哽噎，然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3）

实验结果：以为是2人谈话组的受试，有85%的学生冲出房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以为是3人谈话组的受试，有62%的学生这样做；以为是6人谈话组的受试，只有31%的学生这样做。事后询问这些受试学生，其他受试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确实没有意识到潜意识的巨大影响。实验结论：受试认为旁观者越多，越不会及时给予帮助。实验证明了假设：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这就是社会心理现象旁观者效应，指当有人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救援时，在场的旁观者越多，站出来主动伸出援手的机率越小，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

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针对旁观者效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实验中，受试或是一个人进行实验，或者同多名一起进行。实验包括从房间的排气口排出烟，一个女人摔倒并受伤，一个女生突然抽搐等。研究者记录下在这些情况下受试是否干预，如果干预，要花多长时间才行动。实验均表明在有他人在场时，救助行为都会受到抑制。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旁观者效应的发生“更多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

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心理现象呢？心理学家认为，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而很容易对求助者给予帮助；但如果有其他人在场，那么，个体处于一种“匿名化“的状态，提供帮助的责任就会减小，也就是说提供帮助的责任会扩散到其他在场的人身上，个体不清楚到底谁应该主动采取行动。而且个体不去帮助求助者的心理代价会减少，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产生的罪恶感、羞耻感会弥散到其他人身上，由大家共同分担，产生“罚不责众”的心态，所以旁观者效应也被称为“责任扩散”效应。况且，有时候旁观者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产生一种“即使我不去帮助，也会有别人去帮助”的想法，这样更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出现，当然减少了利他行为，造成“集体淡漠”。同时，在突发紧急情况时，人们缺乏一定的心理准备，也缺乏具体的应对举措，更是不太了解现场真相，如有其他人在场时，人们都试图观察别人的行为举止以澄清事情真相和自己的模糊认知，企图从他人的行为中寻找自己行动的线索和依据。

“小悦悦事件”发生的地点广佛五金城占地面积约40万平米，商铺2000多间，在全国五金集散地中享有盛名，这是一个规模庞大，人流密集的地方。事发之时，短短的七分钟内，相继有19个路人陆续经过，可见这件事的旁观者不是少数。

3、

服从权威实验

1963年，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进行了这项具有创新意义而又很有争论的研究，探讨了人们关注的这个问题。米尔格兰姆首先通过广告和邮递征求信招来40名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男性被试在耶鲁大学进行一次有偿的学习实验。告知被试实验的主题是研究惩罚与学习效果的关系，两人一组，并抽签决定一人当老师，一人当学生（通过预先设计，被试总是抽签扮演老师，而事先安排好的助手总是抽签扮演学生）；老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对的关联词，学生则要记住这些词，然后，老师提出一个词，让学生从给出的4个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如果选错了，就要给予电极惩罚。每错一次，老师就需要将电击的幅度增加一级。

实验的第一步是让被试老师亲自将“学生”牢牢的绑到电椅上，并在他的胳膊上绑上电极。“学生”的面前有一个标有A、B、C、D选项按钮的装置，这是用来回答被试提出的种种记忆问题的。之后，被试老师会被带到有着电击装置的房间，坐到一台巨大的吓人的控制台前，那上面有30个电钮，每个电钮上都标有它所控制的电压强度，从15伏直到450伏。老师和“学生”彼此看不见，但可以通过有线电讯保持联系。米尔格兰姆会通过一面单向玻璃观察被试的行为表现。刚开始的任务还算简单，但是，随着单词记忆数量的提升，“学生”的出错率越来越多，被试老师在指出他的错误后，随即给予电击。75伏时，“学生”会发出呻吟声；随着电压的增高，“学生”喊出声来：“电击已经弄得很痛了”；惨叫：“我受够了，放我出去！”、“我有心脏病，我要立即退出实验！”，“学生”哀求，猛击桌子，撞击墙壁；最后停止叫喊，似乎昏厥过去了。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主试不断督促被试老师：“你必须继续下去，必须予以电击。”主试还说，一切责任由他承担，与扮演老师的被试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有占65%的26个被试老师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虽然他们听到了“学生”叫喊哀求，显出极大的痛苦，但还是按照主试的命令，不断加大电压等级，直到450伏。实际上“学生”并没有受到任何电击，呻吟、喊叫和拳打脚踢等等，都是事先录制好的，实验时仅是播放录音。被试老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这项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和不可思议，因为本实验前，米尔格兰姆曾经让耶鲁大学的学生对实验结果做过预测，平均预测结果仅仅是1.2%，也就是40人中只能有半个人会将电压等级调到最高。实验结果远远出乎意料，很具有讽刺意味。

实验揭示了：在通常情况下，“当一种要求用命令的形式出现时，人们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必须服从的压力”（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3），尤其是那些地位高、有威信的人所说出的话和做的事更容易引起别人的重视、确信并仿效。一旦权威者认定了某事，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就可能成为人们处理类似事件的参考标准，这就是权威效应，也叫权威暗示效应。而如果一种命令是违反社会道德的，甚至是惨无人道的，一旦是由权威者发出，人们也习惯于服从，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敢做恶，既然权威者发话，人们就有理由把责任推卸到他们身上，而把自己当做仅仅是执行者而已，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受不到良心的谴责。这现象可以从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中取得明证，文革中的打砸抢、武斗行为也是明证。

权威效应的负面效果对个体来说更多的则是一种经验，影响个体今后的行为，尤其面对紧急情况时，人们在采取救助行动前，更有可能思前虑后，优先考虑明哲保身。比如2004年南京法院审判的“彭宇案”就影响深远：当事人彭宇因为扶起被撞的老人却被老人告上法庭，还被判罚13.6万元（最终赔付4万元）。法庭这样的处罚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权威效应，以后类似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加上全社会对此事的热议，无形中也放大了“善有恶报”带来的负面效应。“小悦悦事件”中，就有路人事后对记者坦诚：“别人都不敢去救，我也不敢去救了”，这里面就含有恐惧心理。而恐惧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呢？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认为人们的恐惧来自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人类远古的祖先在以往的历史演化进程中，为了生存，与自然灾害等抗争遭受了心灵的惊吓而作为共同经验留存在记忆中，世世代代遗传给了后人，并被压抑在了每个人的潜意识中，所以每个人都有恐惧的天性。潜意识无时无刻不影响人们的行动，在集体恐惧心理的基础上，遇见紧急情况时，人们优先考虑的当然是保护个体的利益不受损失和伤害，再联系客观现实社会的具体教训，让人们深感“行善有风险”，“出手要谨慎”。做好事还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呢？

4、

相符实验（从众心理实验）

1952年，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设计实施了一个实验，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他找来被试大学生，让他们对一些相对清楚的视觉刺激物进行判断，尤其是让被试清楚地意识到，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阿希让5、7、9名男大学生被试分组轮流坐在一张会议桌周围，并依次指定为1到5、7、9号。实际上，只有6号是真正的被试，其余的都是阿希的助手，但是6号本人是不知情的。主试事先准备了18套卡片，每套两张，一张上画着一条标准线段X，另一张上画着3条长度不等的线段a、b、c，其中只有一条与线段X等长。主试让几个被试依次回答线段a、b、c哪条与线段X等长。前6次，主试的助手都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被试的回答也正确。但从第7次起，几个助手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该被试回答了，他开始迷惑，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实验结果是，被试居然平均有33％的人次屈从于群体的压力，选择助手们的错误答案；有74％的被试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仅有1/4——1/3的被试没有发生过从众行为，保持了独立性。可见“相符现象是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是人一种直接的、感性的心理反应，不能与随波逐流和丧失原则混为一谈”（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3）。

相符现象又叫从众心理现象，常被称为“羊群效应”，指个体的认知和行为通过向社会压力妥协让步而符合群体的、社会的标准和规范。它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它的积极意义表现为在很多情况下，个体认知和行为符合公众或多数人规范，有利于步调一致，整合资源，提高活动效率，实现目标。而他不利的一面就是，针对同一件事，人们的言行举止容易感性地随大流而不去独自思考事件的意义；即使是错误的言行，如果大多数人赞同，个体也很容易附和或默许。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具有社会比较心理，关心他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一般来说，人们都尽力要像他人那样去做相对社会性安全的事情，以免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当遭到他人的嘲笑。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个体没有应对经验，无从下手，容易惊慌失措，更担心去做没有预料的、超出常规的行为，会不会显得比他人愚蠢可笑，所以通常会左右观察在场的其他人的反应，以决定自己如何去做。这种相符效应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于那些习惯了从众的人，还会形成一定的心理模式，即使在单独行动时，仍然会按既有的行为模式去表现。

“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并不是同时集体围观者，而是在7分钟内先后陆续经过此地，但他们都没有主动采取救助措施，甚至都没有打一个120或110电话，这些行为就是变相的从众，这可以从他们事后对记者的表述中看出：“别人都不敢去救，我也不敢去救了”，“我以为别人已经报警了呢”等。这样的心理现象类同于19***年美国纽约发生的酒吧女经理被害案中，当时公寓中的38个目击者的行为反应，这就是负性的相符效应。

5、

破窗效应实验

1969年，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进行了一项实验，他用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做道具，把其中一辆摘掉车牌、打开顶棚后，停在相对杂乱的社会底层集聚的纽约布朗克斯区，结果当天这辆车就被偷走；把另一辆完好无缺的汽车停在中产阶级社区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结果一个星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将这辆汽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在意料之中，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幢建筑物被打破了一块窗玻璃，且没有及时更换维修玻璃，那么经过这幢建筑物的路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而不由自主地去打烂更多的窗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们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行为就会滋生、蔓延、猖獗。这一效应启示人们，任何一种负面现象的存在，都会产生暗示效果，传递着某种信息，从而导致不良现象无限蔓延扩展，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就好比“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2004年“彭宇案”发生后，社会热议很多，很多人为彭宇抱屈，认为彭宇案判决有问题，但主流民意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而是选择了沉默和不作为。后来全国各地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张扬，做好事被误解甚至要承担莫须有的责任，这样就让善心被伤害，善行流失，冷漠横行。可见“彭宇案”的判决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发酵为“破窗效应”。2岁幼童小悦悦两度被汽车碾压，血流遍地，呻吟挣扎，经过的18个路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有一个出手相救，这也正验证了“冷漠”在人群中的传染。

（三）外部现实社会与人的社会化的交互影响

1、

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人的社会化

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社会交往，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生活。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也是每个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知道了社会或者群体对他的期待，并逐渐具备实现这些期待的条件，且将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适应并吸收社会的文化和要求，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更好地生活，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化。人的社会化内容相当广泛，而建设和谐社会与个体道德社会化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此笔者以“小悦悦事件”为例，解析个体道德社会化过程与社会风气的关系。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正面价值取向，起着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道德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道德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个体将特定社会所肯定的道德规范逐渐内化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风气尤其是特定社会的文化、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社会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2、

人格心理学中精神分析流派的人格理论

19世纪中叶，德国的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提出了能量守恒定理。这个定理说明，“能”实际上是一个量，它可以相互转换，但不可以被消灭；当能在一个系统的某部分里消失时，它就一定会在该系统的其它地方出现。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流派的鼻祖弗洛伊德赞同了这一定理，由此开创的“动力心理学”便是研究人格中能量的转换与改变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内包含着彼此关联且相互作用的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部分在不同时间内，对个体产生不同的作用。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这是“我”的自私部分，与满足个体欲望有关，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和非组织性的结构，是人出生时人格的唯一成分，也是建立人格的基础。本我是非道德的，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者，是心理能量的基本源泉，是本能的中心所在，为人的整个心理活动提供能量，强烈地要求得到发泄的机会。自我即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体出生后，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分化发展而产生的。“自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满足本我冲动——但以考虑情境现实性的方式进行”（[美]Jerry

M．Burger，2004）。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逐渐学会了不能凭冲动随心所欲，他们逐步考虑后果，考虑现实的作用，并学习如何在现实中得到需要的满足。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把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比作骑手和马的关系，马提供能量，而骑手则指导马的能量朝着他想去的方向前进。但也有时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形，即骑手必须得按马自己所要去的方向来指导他的马。超我是从自我中发展起来的，是人格结构的第三部分，代表社会的、特别是父母的价值和标准，是人格的理想部分，居于人格结构中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充分发展的超我有“自我理想”和“良心”和两部分。“自我理想”与儿童心目中父母的道德观念相吻合，是儿童获得奖赏而内化了的经验，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也就是规定着的道德标准。“良心”

则与儿童心目中的丑恶概念相一致，是儿童受惩罚而内化了的经验，它规定自己的行为免于犯错，负责对违反道德的行为做惩罚（内疚）。超我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行为，使其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遵循着“唯乐原则”工作，弗洛伊德说：“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所谓“唯乐原则”是指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一点也不顾忌现实。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如果不能在现实中立即满足，它就会迁就现实。超我遵循道德原则，要求自己至善至美。

3、

当前社会道德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物质财富得到了空前的丰富，而精神文明的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价值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各种价值观相互冲击，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实现的思想影响下，加之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一些问题，造成人的私欲急剧膨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趋向功利化、世俗化。道德的底线是法律，而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不完善，“执法必严，违反必究”并没有充分体现，类似“彭宇案”中的诸位救人行为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反而因故被法庭判罚要承担责任，法律不仅不去鼓励赞赏行善者，反而将其陷于既不道德也不经济的窘迫困境，可见社会价值观出了很大问题，以致当前社会现状呈现的是信仰缺失、信任缺失的状态，造成集体道德沦丧。为此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呼吁全民加强道德修养。

在传统社会中，人的活动范围相对有限，人际交往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主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展开，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彼此关系加上人格魅力，如良好的人品、声望、学识等，这就让大多数人非常注重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当今，随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个体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不得不更多地与陌生人打交道，有时与陌生人的交往仅此一次。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彼此的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人与人之间也很难在短暂的时间内彼此了解，产生链接，更别说互助互爱了。而广州作为全国一线城市，人口庞杂、混乱，流动性快，认识率低，更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相对，漠不关心。佛山南海广佛五金城的人情关系更是冷漠，有些店铺至少都开5、6年了，隔壁和对面档口的老板和员工彼此都不认识，有的也只是面熟，交往很少：“平时基本上不来往，他们做他们的生意，我们做我们的生意”、“除了要去给客户送货、对账、去银行汇款，几乎就不出档口”。

4、

个体和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

弗洛伊德的动力心理学认为，个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由“心理能”掌控本我、自我和超过的运转和作用。人格可以获得的能量是守恒的，人格中某一系统获得能量后，其它系统就会丧失相应的能量。人格的动力状态是由能量在整个人格中的不同分布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行为则取决于其所具有的动力状态。本我是生理遗传的心理表现，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如果能量停留在本我，个体的行为就具有冲动性，是个原始欲望人。自我是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较高级的精神活动过程的领域；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自我所支配，个体的行为就显得很实际，是个社会现实人；超我可以说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文化传统的运载工具；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超我控制，个体的行为就很有道德，是个良心道德人。在一个健康的人格之中，三部分人格能量基本均衡、协调，也必须依赖这三种力量维持平衡，才能保持个体的心理正常，生活平稳和顺利。否则就会导致心理失常的产生，危及人格的发展。

本我是原始欲望人，自我是社会现实人，超我是良心道德人，可见，个体的道德体现在超我身上。美国心理学家雷斯特认为，个体的道德是类型特别的一种个体社会价值观，它与协调社会中个体间的种种合作关系有关，也与解决个体间发生的种种利益冲突有关。个体的道德源自其自身的发展之中，是人格的超我部分，超我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而形成，是人格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个体的道德又源自社会环境，因为群居生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特点，人们在交互作用中即需要竞争、合作和协调、又需要竭力避免矛盾和冲突，道德在这方面起着制约、调节的作用。而个体人格中超我软弱的时候，自我容易体验到罪恶感和羞耻感，产生道德焦虑。如果整体社会的道德标准都在沦陷，个体的道德焦虑就会减少，从而“心安理得”地去干一些事情。

随着当今社会的变轨转型，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各阶层差异越来越大，个体承担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贫富不均、贪污腐败、拜金主义等现象层出不穷，各种价值观相互冲击，社会集体道德不断在挣扎中沦陷。当个体原来的自我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冲突时，为了尽快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保持人格的相对稳定，维护心理平衡，自我需要进行适当调整，由此超我，本我都开始变化。而人的本我，其实很难改变，那就可能调整超我，否则人格便会发生扭曲甚至分裂。这调整的趋势必然会让个体在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中根据环境与自身状况的变化而承担新的行为模式，或者“有意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3）。同时，因为当前整体社会的集体道德的日益沦陷，个体的作为良心道德人的超我从现实社会中获得的道德能量逐渐减弱，以致个体的作为原始欲望人的本我不断显露、膨胀，为了再次继续保持人格的相对平衡和协调，个体的作为社会现实人的自我在调和本我和超我关系中，再次扮演着十分困难的角色。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它服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协调。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并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难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它的三位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个体的自我为了整个人格的利益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时，不得不考虑当前外部现实社会的道德现状，以及超我和本我的变化，不得不再次妥协、顺从，从而变得越来越冷漠、自私自利，以满足人格“健康”发展的长远需要，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个体的利他行为的产生。如果社会成员中大多数都有如此倾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又影响、制约着整体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进展，让身处其中的个体深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三、面对紧急情况，应对举措

道德缺失，信仰缺失使得我们对生命少了几分敬畏，使得我们对生活少了几分虔诚。“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面对弱小的、无助的、躺在血泊中的两岁幼童，或视而不见，或冷眼相对，见危不救，毫无恻隐之心的表现，也是对此的验证。由此可见，加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迫在眉睫。互联网上发出的“拒绝冷漠、传递温暖”的公民行动更是人性的群体觉醒，但愿小悦悦的不幸离开，真的可以唤醒全社会的道德觉醒，真的可以换来人们道德感的提升。（至于法制健全等问题不在此文研究范畴，请谅解。）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有些旁观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心有善意，想去帮忙，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做，心急如焚，手足无措，以致错失良机，最终导致帮助延误或悲剧发生。由此，笔者建议大家平时多学点心理学知识，了解人性的特点和弱点，尤其是多学点应用心理学知识，做生活的智者。同时我们要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现象，吸取教训，多学习一些求生、防护本领，多准备一点预防措施。

当我们自己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他人援助时，我们要努力保持镇静，观察四周，积极寻求他人帮助。如果旁观者漠视或犹豫，我们可以立刻大声向他们呼救，呼救内容要具体明确，指向某个具体的旁观者，直接请求其出手相助。比如：请这位带眼镜的朋友赶紧帮我拨打110、120，以唤醒他的责任感。

当发现他人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援助时，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的救助行动。如果我们经过专业的训练或者拥有某项救人的技能，比如会游泳可以救助落水人员，我们可以立即挺身而出，下水救人。如果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或自身无力直接救助他人，我们可以协助别人一起去呼救寻求帮助，或立即拨打110、120。

【参考文献】

1、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英]休谟．人性论[M]．张晖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3、[英]理查德?怀斯曼．怪诞心理学[M]．路本福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

4、[美]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陈维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美]B.R.赫根汉．人格心理学[M]．冯增俊，何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6、[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7、[美]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8、[奥]弗洛伊德．自我与自我[M]．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