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地药材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就记载:药有“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强调了区分药材的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在《神农本草经》中所载的365种药材中，有不少从药名上就可以看出有道地色彩,如巴豆、巴戟天、蜀椒、蜀漆、蜀枣(山茱萸)、秦椒、秦皮、秦瓜、吴茱萸、阿胶、代赭石(山西代县一带)、戎盐等。巴、蜀、吴、秦、东阿、代州都是西周前后的古国名或古地名。 《五十二病方》中的242种药材中，名称上反映出产地者有蜀菽、蜀椒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地药材的实际内容基本形成，60多味道地药材的产地、采收、加工和应用均有记载。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了大量的道地药材的变迁情况以及鉴别经验。如书中曰: “诸药所生，皆有境界……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说明了“道地”药材的实质是疗效、质量优于他处。该书中对40多种常用中药的道地性采用了“第一”、“最佳”、“最胜”、“为佳”、“为良”、“为胜”等词来描述。

唐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人们对道地药材的认识更加深刻，对药出州土更加重视。现存第一部分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谓：“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孙思邈《千金翼方》特别强调药材的产地，指出“用药必依土地”，有“药出州土”篇，载“其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首次把药材按照产地十三“道”地集中论述。

宋代医药学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道地药材的理论，总结了道地药材栽培、采集、加工和应用的经验。如唐慎微著《证类本草》，对道地药材的记载较汉唐时期丰富。寇宗英《本草衍义》中提出“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如上党人参、川蜀当归、齐州半夏、 华州细辛。”苏颂《图经本草》“广药谱之未备，图地产之所宜”，载药种，附药图，且多数附图的图题冠以产地名称，为鉴定药材真伪优劣提供了大量的来自药物生产的实际经验。

明代，“道地药材”专用术语已正式见于本草和文学书籍。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载药1815种，给精美彩图1358幅，分24个方面论述药材。在论述药材产地时，有268味药专门设立“道地”一项，指出药材的最佳产地。明·陈嘉谟《本草蒙荃》在总论中首先论述“出产择州土强调凡诸草本、昆虫，各有相宣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每药“ 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以气昧主治附方，著其体用”。详解道地药材的名称、产地性状。明·汤显祖《牡丹亭》，首次出现“道地”。

清代，医药学家更加重视药材道地性与疗效之间的关系，发现道地变迁的原因，道地药材的理论得以完善， 道地药材的数量得以增加。如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在讨论药性变迁时，指出“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并列举药材道地变迁四方面的原因。一则地气之殊；一则种类之异；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一则名实之讹。又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在收录民间草药时，重视道地信息，对浙贝母、川姜、白术、抚芎，以至东洋参、西洋参、银柴胡、角沙参等均有较详尽的叙述。

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处于被取消的境地，中医药界奋起抗争，视疗效为生命，质量为根本。医药学家总结道地药材的产地和功效，大药店经营优质道地药材，创建名牌药店。如陈仁山编著《药物出产辨》，载药731种，每药主述产地，并性昧、功能主治等，介绍药物的产地与疗效的关系。全国出现了一批名牌药店，如北京的同仁堂、哈尔滨的世一堂、杭州的胡庆余堂、重庆的桐君阁 、苏州的雷允上、广州的陈李济、四川的全泰堂等。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中国药材总公司，对名贵紧缺的药材品种实行“统管”，促进了中药商品的流通，促进了道地药材的发展。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市药材公司合编的《药材资料汇编》，按西怀类、山浙类、川汉类、南广类等不同道地品对药材进行了分类。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结合历代不同州土所产，考订品种基原，对探讨道地药材形成颇有参考价值。中国道地药材专家胡士林研究员，1989年主编出版了《中国道地药材》 , 1997年主编《中国道地药材原色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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