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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至有——日本人的死亡美学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1-22 11:10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一书中，针对日本人的自杀行为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自杀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便可洗刷一个人的污名，保全死后别人对他的好评。”

自杀事件，每个地区都时有发生，但不会有国家把自杀行为提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除了日本。本尼迪克特的这句话从某种形式上，大概就揭示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

在日本，有一些特别的忌日，如「河童忌」「樱桃忌」「康成忌」。但这些忌日不是用来祭奠“樱桃”或者“河童”、而是为了祭拜几位著名的日本作家。并且这些作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总有无数难解的谜题，其中最突出的疑点就是“文豪自杀”。那些鼎鼎大名的作家，如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即使已是功成名就，却都纷纷选择用自杀这种极端方式了却残生。为揭晓这个谜底，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令人惋惜的天才，以及他们死亡背后的故事。

这里按照时间顺序，笔者先从「芥川龙之介」开始讲起。

△芥川龙之介（あくたがわりゅうのすけ、，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日本小说家。代表作《罗生门》《竹林中》《鼻子》《偷盗》《舞会》《阿富的贞操》《偶人》《橘子》《一块地》及《秋》等。

不少中国读者对芥川龙之介的认识，可能来源于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著名电影《罗生门》。该片讲述了一名武士被杀后，盗贼、武士妻子以及武士亡魂为了减轻罪恶、掩饰过失，向审判长讲述三个不同版本案发经过的故事，而这部堪称神作的电影，其剧本就出自芥川的短篇小说《竹林中》。

1892 年 3 月 1 日，芥川龙之介生于东京市（今东京都中央区），其母为当地望族，父亲则是一名送奶工人，他出生那年母亲 32 岁，父亲 42 岁。然而就在芥川 8 个月大的时候，母亲福子猝然发狂，其后终生为狂人——发疯的母亲对芥川的童年心理影响巨大。他曾在自己的作品《点鬼簿》中这样写道：

「我一次也没有从我的母亲那里感受过母爱。」

作为「疯子的后代」，无所遁形的自卑与恐惧伴随着芥川的一生。在他的作品《河童》中，讲述了一个河童的胎儿因为害怕遗传父亲的精神病而不愿出生的故事，这种类比描写很可能就是芥川的心声。

母亲发疯后芥川被送往母亲的娘家，过继给舅舅芥川道章，遂由原姓「新原」改为「芥川」，而这个改姓的过程也是影响他性格成长的重要因素。「芥川」在当地作为一个颇为富有的大家族，世代担任江户城的茶会吏一职，家族中非常重视后代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培养，这就给芥川龙之介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自懂事起，芥川便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芥川龙之介的生父新原敏三后来又娶了生母的妹妹为妻，芥川由此多了一位继母。但真正照顾他衣食住行的却是生母的姐姐，也可称其为养母。所以，芥川其实有生父、养父、生母、继母、养母五位长辈，但拥有如此多亲人的芥川得到的亲情未几，在他的作品中始终透露着一股缺少关爱的气息。

关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解读也是五花八门，这里就不逐一展开了。总的来说，芥川的小说用笔简洁沉稳，叙述口吻冷峻理性，表达的主题也多是阴郁消极、对人性的失望——在《罗生门》这部短篇小说中就可见一斑。

一生郁郁寡欢的芥川龙之介，在 35岁时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他饱受胃病、神经衰弱、痔疮等各种疾病的困扰。此时，又正逢姐姐家中失火，姐夫欠下高利贷卧轨自杀，后举家投奔于他，生活压力无形中大增，芥川感到心灰力竭。

同年7 月 24 日，芥川龙之介在自家卧室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前，他在枕边放置一部《圣经》（基督教在他的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并给家人留下多封遗书，还写下一篇《给老朋友的信》，其中有一句：

「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

芥川龙之介的忌日现在被称为「河童忌」。在他去世以后，好友‘菊池宽’提议设立「芥川奖」，专门用来奖励文坛新人。这个奖后来成为日本文坛的重要奖项。

本该在文坛大放异彩的芥川却在35 岁之龄选择自杀，这无疑给当时的很多日本作家以极大震撼。其中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位作家——太宰治。

太宰治的大名，近几年为不少中国读者所熟知，因其成名作《人间失格》连续几年高居图书畅销榜前列，书中那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曾一度风靡全网，成为抑郁文青们的个性标签（其实原句出自日本诗人寺内寿太郎的作品《遗书》，太宰治只是借用）。太宰治作为芥川龙之介的头号迷弟，文风及思想一直被其所陶染，但与芥川生于平民之家不同，太宰治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少爷。

△太宰治（だざいおさむ，1909年6月19日—1948年6月13日），本名津岛修治（つしましゅうじ），日本小说家，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逆行》《斜阳》和《人间失格》等。

1909 年，太宰治生在青森县中西部的津轻地区。原名津岛修治，为家中第六子。津岛家是津轻地区屈指可数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又是贵族院议员，所以太宰治自小便衣食无忧，同时他也是位学霸，大学更是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文系。

1927 年，有一则消息令热爱文学的太宰治备受打击——芥川龙之介自杀了。太宰治一直对芥川龙之介推崇备至，在得知了「芥川奖」的颁布以后，他开始将获得该奖项作为毕生追求。经过不懈的努力，26 岁的太宰治终于凭借自己的作品《逆行》入围「芥川奖」的候选名单。

那时的太宰治体弱多病、又因生性敏感脆弱，已早早从帝国大学退了学。在社会上诸事不顺的太宰治非常渴望用「芥川奖」来填补自己遇挫的心情，尽管当时的奖品只是一块怀表和 500 日元的奖金。但太宰治还是近乎狂热地追随这个奖项。

可惜太宰治最终还是落选了，不过这并没有打消他拿奖的积极性，到了第二届「芥川奖」评选之际，太宰治想要获奖的诉求已变得偏执疯狂，在一封他写给评委之一佐藤春夫的信中不难看出：

「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好作家。您的恩情，永志不忘。第二届芥川奖，请颁发给我吧……佐藤先生，请您不要忘记我。请不要见死不救啊……现在，我是在以命相托。」

原本欣赏太宰治才华的佐藤春夫（第一届就是他提名太宰治的），已经从太宰治的信中读出了他在精神方面的隐疾。佐藤的猜测可能并没有错。如果说芥川龙之介是因为各种病痛折磨、生存压力的诱发才生出以自杀求解脱的心态，那么太宰治似乎生来就对整个世界抱着一种阴郁悲观的看法，这点从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所显现。

太宰治用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殉教来表达自身对社会的逆反，同芥川龙之介一样，太宰以敏锐的感受性认知来挖掘社会的弊病以及人的虚伪自私、装腔作势等阴暗面。他想忠实地按照自己的诚实信条活下去，结果却活成了“人间失格”的边缘人，陷入自闭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太宰一方面看不起贵族们的惺惺作态，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贵族出身保持着一份清高；他明知自己正一步步走上歧路，却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应对社会，可惜自身对毒的抵抗力并不强，最后反对“毒死”。他用自暴自弃作为“人体炸弹”来碰撞整个社会，进而也炸毁了自己，这种方式虽然消极堕落，但也起到了振聋发聩之功效。

1948 年，太宰治创作完《人间失格》后，身体日渐衰微，6 月 13 日深夜，太宰治与其崇拜者山崎富荣一道投水自尽。6 月 19 日，尸体经路人发现，而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太宰治的忌日名为「樱桃忌」（出自其作品《樱桃》），他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在《人间失格》中多次出现的那句话：

「生而为人，对不起……」

接下来要聊的第三位作家是一号猛人。相比前两位作家羸弱书生形象，这位作家更近于一介武夫，他就是「三岛由纪夫」，曾获得过三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他自杀的方式也最荒诞离谱。

△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1925年1月14日 - 1970年11月25日），本名平冈公威，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是日本当代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和电影演员，右翼分子。主要作品有《金阁寺》《鹿鸣馆》《丰饶之海》等。

三岛由纪夫与太宰治都曾就读于东京大学，不过太宰治中途就辍学了。两位文学爱好者曾经人介绍见过一次面。三岛由纪夫承认太宰治很有文学才华，但当着太宰的面，他只说了一句话便告辞了：

「我不喜欢太宰治先生的作品。」

（这确实很符合三岛由纪夫的性格。）

三岛由纪夫 1925 年生于东京。如果说太宰治的出身是「富」，那三岛由纪夫就是「贵」——三岛的祖母夏子家算是德川幕府时代的贵族。到了三岛由纪夫这一代家道虽已中落，但祖母还是对这个孙子寄予厚望，从小就把他送往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上的学校去读书。

三岛少时已展现出了超高的文学天赋，15 岁就能发表诗集。同太宰治一样他也是位学霸，从学习院（日本著名的贵族私立学校）高中部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时候，曾是全校第一名，为此还拿到天皇奖励的一块银表。

但与芥川、太宰柔弱阴郁的性格不同，三岛由纪夫能文能武、生性好动，而这种性情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三岛最躁郁难安的青年时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盛行的巅峰。1944 年，在二战中的日本已陷入困境的局面下，三岛由纪夫自愿成为一名等待征召的预备役士兵。

1945 年三岛由纪夫被军队征召入伍，但在出发准备参战前，他的感冒被军医误诊为肺病遂被遣送回乡。后来，他原本要去的那支部队基本全军覆没，三岛且算逃过一劫，但他丝毫不感到庆幸，只是深表遗憾。尤其当他 17 岁的好友莲田善明参军，并于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自杀，这件事令三岛坐卧不安，因为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为国捐躯，而不是躲在家中苟全性命。

不过，金子总能在其他领域大放光明，无缘在战场上一展宏图的三岛由纪夫，却在文坛中崭露头角。他的《禁色》、《夏子的冒险》以及《潮骚》等一系列作品，促使他在日本文坛的声望日益显赫。

但真正奠定三岛由纪夫文学地位的作品，当属他的代表作《金阁寺》。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个外表猥琐但内心崇尚极致美的少年。似乎也是为了与自己的小说呼应，1955 年，30 岁的三岛由纪夫开始疯狂健身，希望练就一副展现阳刚之美的躯体。健身成功后的三岛由纪夫表示：

「终于将这个身体弄到手之后，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兴奋，想到处去卖弄，到处去炫耀，到处去操作给所有的人看。我的身体就像我的新车一样。」

后来，创作盛年的三岛由纪夫分别于 1963 年、1965 年和 1968 年获得三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只可惜最终都未能折桂，这令三岛的内心非常沮丧。尤其是1965 年的提名，三岛由纪夫满心期待自己能够获奖，带着夫人周游欧美、东南亚多国，并在回国抵达机场前联系了很多媒体，以为届时可以发表获奖感言，但事与愿违。在机场面对记者的他只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便悻悻而归。

但与诺贝尔奖的失之交臂还不足以使他黯然失色，于三岛而言，最不能接受的其实是日本国战败；战后天皇权威的衰落；以及武士道精神的消亡。作为一名军国主义者，这一切都令他无以承受。为此，绝望的三岛策划了一场惊世骇俗的自杀事变。

1970 年 11 月 25 日，三岛由纪夫带领自己的私人武装「盾会」的四名成员，来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直接将师团长绑架为人质，随后三岛由纪夫站在总监部的阳台上，对着下面 800 多名自卫队官兵发表演说，要求大家随同他一起发动兵变，推翻现有宪法，让自卫队重新成为「真正的武士」，恢复保卫天皇的传统。

但就在三岛由纪夫激情慷慨地发表演说时，800 多名自卫队官兵根本不予理会，甚至还发出嗤笑。受挫的三岛由纪夫从阳台退回至室内，按照原定计划切腹自杀。额头上还绑着「七生报国」字样头巾的他开始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自杀过程：

他先用短刀将自己的腹部切出一道很大的伤口，肠子立刻倾泻而出。随后，一旁的「盾会」成员‘森田必胜’用刀为三岛进行「介错」（切腹仪式中帮助自杀者砍下头颅，目的是让他快速死亡）。但出乎意料的是森田连砍三刀，都没能砍下三岛的头颅。疼痛难忍的三岛试图咬舌自尽，但还是失败了。最终，由另一名「盾会」成员‘古贺浩靖’进行第四次「介错」才得以殒命。

三岛由纪夫的葬礼有 8200 人参加，创造了迄今为止日本作家葬礼参加人数之最。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在多部作品中的愿望：用完美的男性肉体死亡，去实现美的极致。就如他在《金阁寺》中说的一句话：

「人这东西，一旦钻在美里不出来，势必不知不觉撞进世间最为黑暗的思路。」

最后要聊这位作家，想必中国读者一定不会陌生，他就是获得过诺贝儿文学奖的「川端康成」。川端享年 73 岁，是这四名日本作家中活得最久的一位（芥川龙之介35 岁，太宰治 39 岁，三岛由纪夫45 岁）。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功成名遂的川端最终也选择了自杀。

△川端康成（かわばたやすなり，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日本文学界“泰斗级”人物，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亚洲第三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川端康成 1899 年 6 月 14 日出生于日本大阪，与前两位非富即贵的作家相比，川端家境平凡、童年不幸，在他2岁至10岁期间亲人们相继去世，在苦难中鏖战的川端康成，拥有比常人更加敏感焦虑的内心，少时便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

依照其成名的时间来看，川端康成比起芥川龙之介略晚，芥川自杀的 1927 年，川端康成刚刚发表他的成名作品《伊豆的舞女》。但比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成名早一些。川端与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都曾有过交集，并对他们影响至深。

之前说到过，太宰治在 26 岁凭借一篇《逆行》获得评委佐藤春夫的青睐，入围「芥川奖」候选。但是，他却没有赢得另一位评委的欢心，这位评委正是川端康成。川端对太宰治作品的评价是：

「据一己的私见，作者目下的生活，罩着一重讨厌的阴云，有种才能无法正常发挥之憾。」

其实，读过太宰的小说之后，再来看川端康成的这段评价并非空穴来风，但这段精准毒辣的话语无疑惹恼了太宰治，他深以为自己落选就是川端故意为之。太宰治后来写了一封题为《致川端康成》的公开信以表达内心的愤懑：

「我愤怒地燃烧着，几夜难成眠。养小鸟、观舞踏，难道就是如此了不起的生活吗？真想捅了他。大坏蛋一个。……我只感到遗憾。对川端康成若无其事地装着，而装又装不像的扯谎，我感到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这件事在当时的日本文坛闹得很大，两人因此成为仇家，但相比于太宰治，川端康成对三岛由纪夫的影响更大。1946 年 1 月，47 岁的川端康成接受了 21 岁的三岛由纪夫拜访，川端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非常好，之后便开始极力推荐三岛的作品。

川端康成对三岛由纪夫十分欣赏，并不断给他推荐机会，而后者也对前者恭敬有加。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不仅是师生之谊，更是知心好友，这种友情一直持续至三岛离世。

前面说到，三岛由纪夫于1963 年、1965 年和 1968 年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最终都功亏一篑，而就是在1968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川端康成（获奖作品是《雪国》、《古都》和《千只鹤》）。川端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谦虚地表示：

「托三岛由纪夫君的福，他前年便进入候选人，因为太年轻不行，所以才让我碰上了。」

三岛听闻此讯息当然表示了祝贺，但后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三岛由纪夫打击很大，但这与川端康成本人无关，主要还是因为三岛性格中的争强好胜。

事后不久，就发生了三岛由纪夫那场轰动日本全社会的劫持和自杀事件，许多日本作家都赶往现场劝慰三岛由纪夫放弃自杀。但最终被允许进入房间的却只有川端康成一人。虽然川端并没有见到三岛支离破碎的尸首，但这件事必然给他造成了难以言明的震撼，川端后来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

「该被砍下脑袋的是我！」

事实上，川端康成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苦痛的阴霾，虽然他曾表示太宰治的作品抑郁不讨喜，但他自己的文书也从未逃离过死亡的气息。尤其人到中年以后，这种情况愈发明显。在他的名篇《雪国》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如果死得快乐，如果认为死是一种恒久的解脱，世人就不应为他叹息，因为快乐的死亡总好过灵魂里面最深层次的疼痛，有朝一日，对生命也心不在焉了。死亡是极致的美丽，死亡等于拒绝一切理解。」

而他最终也真如书中描写那般。1972 年 4 月 16 日下午 2 点 45 分，73 岁的川端康成对家人说了一句「我去散步了」，便独自离开。期间家人们没有任何怀疑，直到晚上久等不归，才让助手岛守敏慧去他的工作室寻找。

晚上 9 点 45 分，助手在工作室发现了川端康成，此时他安静地躺在铺好的棉被上，身边有打开瓶盖的威士忌和酒杯，嘴里含着煤气管。与其他三位作家不同的是，川端康成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他践行了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其实，日本自杀的作家还有不少，这四位只是几个最负盛名的典型案例——就自杀的概率而言，日本作家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不是「自杀」本身，而是日本人自杀背后的成因。

这一切恐怕要从日本的社会结构和阶层特点讲起，尤其在二战前后，社会经过层层清洗，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1945年9月，日本一朝脱离军国主义淫威的控制，一切权威通通变得不再可信，人们的思想逐渐成为真空，信仰上茫然无措。在这种战后的混沌与颓废里彷徨的一批作家们，便试图在历史沉沦中发现文学之美。

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1727一1814)在《题遗山诗》中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句诗揭示了几千年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巨大的社会灾难往往催生出优秀的文学家和卓越的诗人。

对现存秩序的怀疑和不满固然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然而怀疑者自身也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因此，他们否定的内容固然也包括自我，其结果往往会造成自身对前途和未来的迷茫。如果把握不好这种迷茫，他们要么试图去追求并不存在的世外桃源，要么就在沉沦中绝望乃至自我毁灭。

同时，从这些自杀案例中也反映出日本国民性的一斑：日本人对樱花的酷爱，很大程度上便是出于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樱花的花期只有短短一周，而且一般是在开得最绚丽的时候便大量飘落，最终化作春泥，和风中落英缤纷、漫天飞舞可谓是日本最具特色的一大美景。

在日本人看来，樱花的生命虽短暂但完美，花的凋零作为自然现象的“无”却让日本人感受到无穷的美，既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有”。他们从中获得了独特的人生感悟——樱花在最美的时刻毫无眷念地斑斓坠落，象征着格外凄美的死亡。

如同樱花要开就灿烂怒放，要谢就潇洒成为落英一般，某些日本人甚至认为，必要时痛快地抛弃对生的执着、干净利落地死反倒是一件很绝美的事，而且这种美将会成为一种永恒。

同时日本传统文化观念认为，无论生前多坏的人、做了多少丑事、犯了多少过错，一旦去世他的罪行就都一笔勾销，他在人世间就清白了，而且人死后都会变成天上的神灵。

所以一些日本人在做了错事或者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以死谢罪，凭借死亡来换取他人的原谅。甚至有些日本人会赞扬自杀、崇尚自杀，使之成为一种光荣而有意义的行为；在自杀弥留之际，期求体验一种“凄美”的人格升华。

如上所述，对自杀抱有异常宽容态度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从负面中发现美的独特思维模式体现在日本民族的生死观上，便是对自杀的崇尚和美化，我们可以用“死亡美学”来简单概括，既是“无”中生“有”、“以死为生”的独特生死观。

在日本人看来，彻悟的死与完全的生是相通的，自杀本身并不是罪恶，而是一种洁身自好、修身律己的行为。在这方面，上述的那批作家们极具代表性。他们都认为美和死同属一个有机整体，死是一种美，甚至比生更美，是美的极致。

因此，这些作家们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期，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要么洁白无瑕，要么彻底破灭，他们将青少年时期遭遇的不幸，加之追求“极致美”的哲学命题，甚至最后，会把「自杀」作为自己在人间的最后一件“作品”——这一切大约就是这些传奇作家们所追求的纯粹人生罢。

当然，仅仅几名作家的自杀事件还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国民。但纵观日本史，日本长久以来就刻有自杀大国的标签。这个国家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派遣制”，“少子化”，“不婚族”，“孤独死”，“老龄化”等等社会疾瘤。

看过日剧或是探访过日本的人都会发现，日本的国民性格整体偏向于内向敏感、紧张多虑，加上他们又信奉“不给对方添麻烦”的理念，所以当他们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大概率会选择自我消化，而不是向外界求援，从而切断自己活下去的渠道。

在探索日本作家自杀成瘾的同时，除去一些社会问题，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诱因，那就是来源于「作家」这个人群本身，读者们大概常有这种感受，认为作家能把自己心中所想但说不出来的话描写出来，并且他们普遍情感丰富，观察细致，刻画生动。没错，这就是厉害的作家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

但是，这种能力就像和魔鬼做交易一样，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感性，敏感，悲伤，绝望。他们更易感受到普通人所感受不到的细节和情感，但这也注定要承受常人所不必承受的情绪波动。所以说，在得到某种天赋的同时，总会在另一方面付出点代价。命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的。

话说回来，自杀毕竟不该提倡，它终究是生命的歧途，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委实优秀，但绝非青少年之榜样，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对于颓废类文学过度地溢美、拔高，甚至神化似无必要，学习其反诉精神应该引向正确的方向。毕竟时代不同了，对其中颓废、堕落的呼吁和鼓吹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代年轻人如果试图用消极沉沦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也是不可取的，最后难免要被时代和社会淘汰出局。

△青木原树海又叫青木原森林，坐落于日本富士山脚下，面积约3000公顷，是日本自杀事件最为多发的地点，每年都会超过100具尸体被发现，因此也被称为“自杀森林”。

回顾这几位最负盛名的日本作家，他们一生纠葛不断，却又各自有难解的忧愁；纵使雁过留声，但人生的走向却都趋于统一，终究是化为尘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唯有作品为他们延续着思想。

故这世间，从来都只有伟大的文学，而不是伟大的作者，作家的内心注定是孤独而敏感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向读者传递出直击人心的情感。这种特质是幸运，也是负担，生而为人，就必然会有作为人的痛苦和悲哀，而作家这个群体又会无限放大人间的喜乐哀愁。

衡量生命的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有人追求人生密度质量，有人乐享一生庸碌平安，这之间并没有贵贱之分。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对方，或将他人看成自己的人生模板，都不明智。与其寻死觅活，不如停下来想想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就像川端康成说过的话：

“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流经每个人，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