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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章，中世纪的图像之名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1-12 15:34

殷罗毕
刊于《艺术客》
查理大帝在每一位军官面前勒住马，转过脸从头到脚地一一打量他们：“法兰克的卫士，您是谁？”
　　“布列塔尼的所罗门，陛下！”
　　“维也纳的乌利维耶里，陛下！”
“蒙珀里埃的贝尔纳尔多，陛下！”——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事实上，查理大帝不需要回答，就已经知道了每个骑士是谁，从哪里来的。因为每个骑士的盾牌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盾徽，或者叫做纹章。
纹章，一个变成了图形的名字，一个身份认证，甚至可以是那个人本身。就好像我们往往觉得叫出某个名字，就是接触某个人本身。
当“国王来到一位通身盔甲雪白铮亮的骑士面前。”那白盔甲上里没有露出任何人类身体的痕迹，只是在盾牌上“绘有一枚夹在一袭宽大多折的披风的两幅前襟之中的徽章，徽章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带披风的徽章。图案越变越小，形成一个之中包含着另一个的一系列披风，中心里应有什么东西，但无法认清。”
这套里面空空如也的盔甲，恰恰因为一个纹章而成为了一个骑士。
因为有纹章，也就有了来历、家族和名字。而只有当那徽章被刮落时，别的骑士才会把这空盔甲当作一套自己可以使用的工具。
“那一套销甲，现在结了一层泥壳，沾满敌人的血污，伤痕累累……盾牌上那神秘的徽章刮落了。现在青年觉得这身销甲就像是他的，是他朗巴尔多·迪·罗西利奥内的。起初穿上它时的不适感已经消失，他穿着就像戴手套那么自然。”
不存在的骑士，就是关于一套空盔甲和一个盾徽的故事，那纹章让后来获得这套盔甲的骑士感到无所适从，似乎那盔甲里虽然是空的，但有着一个人意志和记忆，而徽章便是那个人的名字和口音。
在陌生而渺远的战场上，以某种图形而互相认识，这正是纹章最初的诞生场景。纹章在12世纪诞生在战场上，主要是为了从远处加以识别，因为骑士们的锁子甲风帽和头盔护鼻遮住了他们的面部和整个肉身。
在自己盾牌正面绘制扁桃状图案，成为了战场敌我辨识和友军辨识的技术，从而引发了盾徽的出现和流传。为了从远处辨认，盾徽大多采用对比强烈的纯色，以及十分明显的单线条勾勒图案——几何图形、动物或花草便覆盖于盾牌之上。而为了显示带引队伍的将领在战场上的位置，不同的图案还表明纹章使用者所来自的地方、家族和身份，这似乎有些像当今的军衔，只是盾徽标示的是各不同地方军的首领。
当这些图案从盾牌上游离，成为各种纯粹的图形被放置服装、家具、城堡乃至城市街道上使用时，中世纪的历史中就有了纹章，这个当时几乎最为流行的视觉系统。据法国纹章学家米歇尔·巴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的统计，全欧洲公布或发现的纹章有上千万个之多。
纹章高大上的视觉风格带给人们的一个错觉，总以为纹章是贵族身份的标识。事实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每个人，每个家族，每个人群或团体，都可以按自己的选择自由地采用纹章，并且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使用它。唯一应该遵守的条件是，不得盗用他人的纹章，或者说，不能与之前有过的纹章相重复，否则就要惹上官司。当然，使用纹章需要申请和报备，比如在英国，就需要向纹章学院申请，确定了某款独一无二属于你的纹章之后，便可以将它贴在你家的显眼之处，彰显荣耀了。
当然，拥有某种权利，并不等于会使用这种权利。平民甚至中间的有产者，如果使用了过于华丽的纹章，让人误以为其家族是个公侯，在乡里乡亲那里，还是会被嘲笑的。而那些配着纹章而绝不脸红的人，往往也确实非富即贵，贵族和高级行政人员通常总把纹章当自己的名字一样始终贴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的城堡、服饰、马车、甚至戒指和印章上。
纹章兴起的时间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其出现与中世纪西方社会新秩序密切相关，按照米歇尔·巴斯图罗的解释，“纹章为正在重新组织的社会带来了新的身份象征。它有助于将个人置于团体之中，并将团体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
但更为关键的在于，个人身份的出现，至少在普遍的贵族和骑士阶层之中。而且这种个人身份在全新的战场技术中得到了凸显。事实上，战场敌我识别是人类始终存在的问题，即使在原始部落时代，都需要识别敌我，印第安部落都会在自己脸上涂抹各种色彩，那也是一种图形识别。到了古罗马时代，包括中国的整个秦汉到明清，都有军旗，有将旗，作为识别标示。但在古罗马和整个中国古代，却都没有发育出一种所谓的盾徽来，这其中有着颇具深意的背景差异。
无论是古罗马，抑或是广袤的东亚大陆，决定人类生死的作战，都是以大集团步兵队伍为主。但是到了中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中随着马镫和高桥马鞍的发明、装备，重装骑兵成为了战场中最具有冲击性的力量。于是，质量和数量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逆转。当全副盔甲的骑兵冲向步兵防线时，刀枪不入，冲击力惊人，不需要海量的军队，只需要精锐的队伍，便能令对方的阵线崩溃。于是，每个骑兵的装备和素质变得尤为重要，平民显然是无力为自己购置全身盔甲和高头大马的，于是，骑兵就成了骑士，而精锐的骑士团中的每个骑士都携带着自己的荣誉，于是，每个骑士在战场上都需要被识别出来，即使战死疆场，每个名字也都会记录下来，传回他的故乡。因此，正是在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整个战场革命-重装骑兵化和整个社会变革-骑士阶层的出现中，纹章的诞生意味着欧洲人普遍的领地和身份意识正在升起。
至13世纪初，纹章的使用同时向非武士、非贵族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人群延伸。对于这一全新的时尚体系，教会本身起初抱持着谨慎的怀疑态度，但14世纪纹章的流行四散漫溢，深入各行各业也深入人心，甚至有些自耕农也使用纹章了，教会也也转而完全认同。从此，纹章爬满了教堂的地面、墙面、彩绘玻璃、天花板、祭祀物品甚至主教服装之上。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和巴洛克时代艺术中，纹章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纹章之所以如此为中世纪欧洲人民喜闻乐见，其实在于它给予了人一种身份的确立，同时纹章带来了人与世界之间的直观联系，一种直接感受性上的秩序。将直立的狮子或熊、悬空的鱼，百合花、鸢尾花或各种其他花卉、藤蔓，还有水桶、剪刀、圆规之类当住自己家族的名字，这其中有着中世纪欧洲人对世界独特的感受方式。
按照福柯的判断，直到16世纪末，相似性（la ressemblance）始终是中世纪欧洲人的将世界与自身连结起来的目光方式。现代世界人类的目光是数据化和抽象化的。比如一颗石头掉到地方，对我们而言显然那是因为石头受到重力作用的结果。但在近代之前的人类看来，石头掉向地面是因为石头有着土性，它与地面属于同一种元素，因为就要最后在一起。而人与世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这种相似关系。比如月亮，就是一张阴柔的脸。相传祖上杀死过狮子或熊的家族，便以狮子或熊作为自己的徽章，因为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可与这些兽类相比的英勇之血。
于是，世界就成了一个奇异的神秘空间，任何事物之间都可以存在某种直接的、血缘般联系。整个世界成了“一本用相似性的记号书写的大书”。在其初始形式中，“语言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因为语言与物相似” ，而纹章正是与物最直接透明的贴合语言。因此，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成为了对万事万物的说明和命名。在纹章广为流行的年代里，闲来无事的欧洲人民为各种并非当时在世的人物都设计了纹章，比如为圣经中的圣徒设计纹章，为凯撒设计纹章，他们甚至为上帝也制作了一枚纹章：盾形主图案是一个Y型，表示三位一体，而饰章是一只鸽子，因为鸽子是上帝纯洁和善良品性的象征。（见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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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物之间的秩序之外，纹章还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秩序。从纹章上的图案，可以确认一个人在某个家族或某个团体中的地位，甚至其姻亲状况、职务和社会地位，以及封号和特权的历史等。
在同一家族里，长房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完整的家族纹章，而其他任何人都必须对纹章作细小的改变，以表示自己不是纹章的继承者及在家族中的地位，于是有了所谓的“区别纹章”。女儿可以合法使用饰有完整家族纹章的衣服，在婚后则将丈夫和父亲两个家族纹章图案组合在一起使用。因此，从这些文章图案的组合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之间的联姻和血缘序列。
在满世界的相似性与血缘勾连中，任何两个事物之间似乎都有一种回响和通感，那是一个象征与符号的迷宫。于是，我们，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将羊群看成了向他进攻的骑士。事实上，这位西班牙小领主几乎是津津有味地一一数落着那些骑士的名字和家族和战绩，几乎花了整整四页的篇幅。唐·吉柯德正是将羊身上的皮毛花纹看作纹章来辨认骑士的。这个疯骑士的故事写于16世纪末，此时大航海和文艺复兴正将整个欧洲带入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世界的开启。因此，骑士和纹章的故事被正在以另一种科学眼光看世界的最初的现代人看作了疯疯癫癫的笑话。
但对于纹章的真正打击来自18世纪的社会运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此后便革命组织便发布了废除纹章的号召与命令。铲除门楣、家具上的纹章，其名义上的理由在于反对封建贵族的文化，但其真实效果在于，所有的用具和所有生活背景，甚至所有的人都成了无名的，成了普通的，成了芸芸众生，成为大众或群众。没有家族的荣誉和个人的耀眼的标示，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恰恰是一场对个人身份的摧毁，此后，无名的大众化社会文化正是由此肇始。
大革命失败之后，法国恢复了纹章的使用，但纹章原先因袭数百年带来的秩序和荣誉感已经大伤元气。
当然，纹章并未完全沦为中世纪的遗迹，它也存活在我们的当代生活中，以近乎催眠般的方式向我们渲染着时光与荣耀。事实上，几乎每个当代人都目睹过若干个纹章，比如保时捷跑车的车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