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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清供尚花道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0-26 14:23

刘悦笛

中国人湍飞四溢的生活热情，数千年前就寄托在观花、赏花的活动中了。

进入唐代以后，中国人的赏花热情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花道就此形成。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社会风行赏花、观花，尤其嗜好牡丹。每年暮春，牡丹开放时节，长安阖城老幼，不分男女，争相寻花、访花，“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好个为花所迷醉的世界。

白居易在《买花》一诗中曾记述这样的盛况：“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买花自然是为了欣赏方便，但百朵牡丹价格竟然高达“五束素”（二十五匹绢），那就有些离谱了。也就是为了欣赏方便，最大可能地把花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居室住所，才催生了种种花事罢了。

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一种叫作“移春槛”的奇异发明：权相杨国忠的子弟们每到春天，就把各种奇花异草种植在栅栏中，下面用木板托起，装上轮子，走到哪儿都要拉着，以便随时观赏——这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花车”！

当然，当时大多数人没有这等财力，只能选择将花枝折下，佩戴在身上，或插入瓶中，聊以尽兴。诗人杜牧有一年兴冲冲地到长安城外的杏园春游，结果发现园中百花憔悴，不禁发牢骚说：“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这里说的“插花”，大概还是簪花、佩花之类。不过，同时代插瓶花的风气也兴盛起来。

自唐以后，中经五代、两宋，一直到明清时期，瓶花都是深受文人墨客眷顾的案头清赏，花道的艺术也得以不断丰富、升华，花道的形式和意趣也日渐丰富。

我们可以从品花、择器、制宜与清赏这四个层面来理解花道。

“品花”是花道的第一步。“品”就是品评、品第，评定花的级别。

我们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因为契合古人对“君子”之品行的期待和想象，在大多数的名花排行中位居前列。而其他被视为下品的花，则要屈居“奴婢”之列，在插花时作为陪衬之物，如迎春花、瑞香花、山茶花为梅花之婢，玫瑰花、蔷薇花、木香花则供牡丹役使。制作瓶花时相间搭配，务求主次分明、浓淡相映，如此方能曲尽雅俗相谐之妙，不致流入孤俏凄清、曲高和寡的氛围。

花开既有四时之别，每种花之中又分品第之高下。古人将这两种品花方式相结合，就能在四季之中，选择最恰当的时鲜花来制作瓶花，放置于案头，观赏玩味。其用思之深，不可不谓之细密精妙！

袁宏道就对其品第、择取之精不无得意，他说：“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樨，为莲、菊；冬为蜡梅。一室之内，荀香何粉，迭为宾客。”

“择器”是选择插贮瓶花所用的器皿。唐人最初插瓶花，只取普通的瓶缸，并无专门的讲究。五代时，郭江洲发明了一种“占景盘”，在铜盘上铸许多竖立的铜管，管口下端相连。把花插在铜管中，向铜盘中注水，可以令花保持娇艳，“十余日不败”。宋代以后，瓶花所用器皿更加讲究，多用古董或专门的瓷器，对花的品种、颜色、摆放位置与器皿的搭配均有要求，这就说明宋人的生活美学日渐精致化了。

明代生活美学大师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总结说，堂中插花，应该用汉代的铜壶、古尊或体积较大的古瓷器，应该摆放在高架两旁或几案之上，折花也必须选取较大的花枝；书斋中插花，则应该选用胆瓶、鹅颈瓶、花觚等体量较小的精致瓷器，折取瘦巧之花，作为案头清供。

“制宜”是瓶花插贮、欣赏的方法和原则。花木及插贮的具体方法，在“品花”与“择器”中已经充分显示出来。然而，要突破物质和形式的束缚而进入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层面，还需要更多的情感、心灵的介入，正所谓“超乎器而近乎道”的清赏境界。

所谓“清赏”，重在“赏”而追求“清”：“赏”是玩赏、把玩的过程，“清”则是玩赏、把玩后所能企及的艺术境界。

谢肇淛曾感叹：“得胜花者未必有胜地，得胜地者未必有胜时，得胜时者未必有胜情，得胜情者未必有胜友。雕栏画栋，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风苦雨，炎昼晦夜，非时也；宦情生计，愁怀病体，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后择花友，偕花友然后谋花地，定花地然后候花时，庶几岁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

如此说来，赏花竟也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品味到清赏之乐。花、时、地、情、花友等，就是所谓的清赏之“宜”。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赏花、种花、食花就是这样的“无益之事”，却给枯寂的人生、平淡的日常增添了无限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