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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间宗教文化交融交流事件概览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6-02-15 15:38

十国时期（907年—979年），作为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阶段，各政权间虽政治分立，但宗教文化交流却呈现出超越地域的活跃态势。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在乱世中成为重要的精神纽带，僧侣、道士的流动，经典的传播，宗教艺术的相互影响，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本文旨在梳理十国间宗教文化交融的重要事件与现象，展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互动。

佛教的持续传播与交流是十国宗教文化交融的核心。得益于唐代奠定的基础，佛教在十国范围内依然兴盛，尤以南方诸国为甚。各政权统治者多崇佛，客观上为僧侣游方、经籍流通、寺院建设提供了支持。

政权代表性人物/事件交流内容/影响史料来源吴越国钱俶大规模刊刻佛经主持刊刻《宝箧印陀罗尼经》，分藏各处塔中；资助延寿禅师主持天台宗典籍的搜集、校勘与刊印，促进经典流通。《十国春秋》、《宋高僧传》闽国王审知迎请高僧礼遇雪峰义存禅师，其弟子文炬、神晏等活跃于闽地，吸引各地学僧，雪峰山成为禅宗重要中心之一。《景德传灯录》、《雪峰真觉大师年谱》南唐文益禅师（法眼宗创始）其思想融合禅宗诸派，影响波及吴越、闽等地，法眼宗成为沟通各区域禅学的重要流派。《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于阗大量僧侣入中原作为西域佛教中心，于阗僧侣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活动于后晋、后汉、后周及宋初，带来西域佛学与艺术影响（敦煌壁画可见于阗因素）。敦煌文书（如P.4518）、史籍零星记载

吴越国钱氏三代笃信佛教，其最大贡献在于雕版印刷术在佛经传播上的大规模应用。钱俶所刻《宝箧印陀罗尼经》内置佛塔，广布四方，既是信仰供奉物，也是文化交流载体。永明延寿禅师主持编校的《宗镜录》百卷，融合各宗学说，其思想通过僧侣往来传播至南唐、闽等地，影响深远。闽国王氏对雪峰义存的尊崇，使得福州成为禅宗重镇，吸引了来自各地（包括北方中原）的求法者，促进了禅宗内部不同门风（如义存与同时期北方临济宗）的间接交流与比较。

道教的本土发展与政权互动同样显著。十国统治者多利用道教巩固统治或寻求个人长生，道士活动与政权关系密切。

闽国君主王延钧（后改名王昶）笃信道教，宠信道士陈守元、徐彦朴等，甚至听从道士建议而“避位受箓”，将道教仪轨引入宫廷政治。南唐先主李昪亦尊崇道教，在金陵（今南京）营建道观，招揽道士，道教斋醮活动成为宫廷仪式的一部分。前蜀后主王衍更是热衷道教神仙之术，在成都大建道观，如著名的上清宫。这些宫廷道教活动，吸引了各地道士汇聚，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区域道教法术、仪轨的交流。同时，道教在民间与地方巫俗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信仰形态，如闽、粤等地的“师公”传统，体现了道教在基层的适应性融合。

民间信仰与多元宗教的共存融合是另一重要层面。十国地域文化差异较大，民间信仰庞杂，在交流中常出现相互渗透的现象。

马楚政权统治的湖南地区，巫风炽盛，当地固有的巫术信仰并未因佛教、道教的传入而消亡，反而与之交融。佛教密宗的某些仪轨、道教符箓法术常被民间巫师吸收改造，用于祈雨、治病、驱邪等活动中，形成独特的“巫佛”、“巫道”混合实践。这种融合非官方主导，而是基层民众在实用理性驱动下的自发行为，反映了文化底层的互动逻辑。此外，某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神祇（如福建的妈祖信仰雏形、江西的地方保护神），其崇拜范围也可能随着商旅、移民的流动而跨越政权边界。

宗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流作为文化交融的物化表现不容忽视。佛教造像风格上，四川地区（前、后蜀）的石窟艺术（如大足石刻早期部分）继承了晚唐风格，并可能受到关中、敦煌的影响；而吴越、南唐的金铜造像则体现出江南的细腻工艺，并通过进贡或贸易影响中原。道教绘画与壁画虽遗存较少，但文献记载表明宫廷道观装饰亦需能工巧匠，其技艺可能源自不同区域。经卷的流动则直接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传播与提升，吴越国精湛的佛经刊印技术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其印本流布四方，为后世宋代的印刷繁荣奠定了基础。

主要交流领域代表政权/地区关键载体/媒介交融特点佛教思想与组织吴越、闽、南唐、于阗僧侣游方、经典刊刻（雕版）、寺院网络禅宗各派互动、天台教义复兴、西域与中原联系道教与政权仪式闽、南唐、前蜀宫廷道士、斋醮科仪、道观建设道教政治化、吸收地方巫术元素民间信仰融合马楚、闽、南汉等巫觋方士、地方祠祀、移民迁徙佛道巫杂糅、地方神跨区域传播宗教艺术与技术吴越、蜀、敦煌（归义军）造像、壁画、经卷印刷品、法器风格相互影响、印刷术传播与精进

综上所述，十国时期的宗教文化交融，虽受限于政治割据，却因僧道流动、统治者支持、民间需求以及物质载体（经卷、艺术品）的传播而得以延续并发展。佛教以其相对完整的组织体系和深厚的义理基础，成为跨区域交流的主力；道教则更多依附于政权和地方习俗，呈现出本土化与政治化的特点；民间信仰则展现了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在底层实现多元融合。这种交融不仅维系了分裂时期的文化联系，为局部区域（如江南、福建、蜀地）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养分，更重要的是，它为随后北宋统一后的文化整合（如宋代佛教的进一步融合、道教官观体系的完善、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动荡时期的韧性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