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军专栏】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爱莲说》文本解读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爱莲说》文本解读
《爱莲说》是千古名篇,关于《爱莲说》的文本解读和教学设计,“宜乎众矣” 。但是,我仍然觉得,还有话可说。
其一,周敦颐用以言志的所托之物,为什么不是牡丹?
正如周敦颐所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理论上,每一种草都会开花;现实中,每一种花都可爱。泰戈尔说,上帝用无数个世纪来造就一朵小小的花;《圣经》里说,“所罗门王最富有的时候,所有的财富加起来,其实比不上一朵野地里的百合花”;但丁说,我往前走,但一看见花,我就停下来……对于花的喜爱,以花为美好事物,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现象。
但在中国,对于花草的喜爱,有更深层次的含义。甚至可以说,能够为中国文化发声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花的喜爱,更多不是因为花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而是其精神上的投合。
这多半和屈原在《离骚》中所开创的“香草美人喻君子”的传统有关,从此,菊竹梅兰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在中国文化里面,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的地位—— 如果植物也有王国和等级之分,毫无疑问,岁寒三友和花中四君子,居于统治地位。如果用大数据分析古诗文中植物出现的频率,菊竹梅兰松五种植物,妥妥排名前五。虽然我不确定是否有人做过这种数据分析,但是我想,对于我这种推论,没有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会提出反对意见。
这五种植物,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语码——没有掌握这种语码,几乎不能入古诗文之门。
那么,为什么是这五种植物获此殊荣?为什么不是花王牡丹这种更漂亮的花呢?平心而论,牡丹的确更漂亮,更能让视觉产生本能的愉悦之感。
其实,牡丹之所以被士大夫疏远,不能成为他们托物言志的最优选择,恰恰是因为它的漂亮。所谓漂亮,即颜色的浓艳、花瓣的繁密、花型的硕大,芳香的浓郁,也即在感官上能够充分引起人的愉悦之感。
也因为这样,牡丹还常常被隐喻为漂亮的女人。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即是典型的例子。
而漂亮、而女人的美,在中国文化里,是有害的,是士大夫应该警惕的,甚至远离的,所谓狐媚惑主、红颜祸水。以这种传统观念来看,“烽火戏诸侯”的美女褒姒是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而在希腊,为美女海伦打一战是所有人觉得值得的事情。
知识分子公务闲暇之余,未必不去欣赏牡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 (转引自《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133页)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在诗文中表达对牡丹的赞美。欧阳修算开明了,但是,在写《洛阳牡丹记》的时候,还是不忘表明,洛阳的牡丹之所以甲天下,是因为洛阳“气之偏也” ——言下之意,洛阳牡丹还是不好的。
这是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如果你愿意叫“文化节操”,其实更好。司马光在洛阳有一个花园,遍植竹子,但“圃南为六栏,芍药、牡丹、杂花,各居其二,每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司马光以个人德行高洁著称为当世及后代,他对牡丹、芍药与竹截然不同的态度,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
那么,为什么是菊竹梅兰松呢?
如果从植物学意义上看,这五种植物除了耐寒、除了不在春天与百花争艳外,在外形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疏朗。
如果要在多少、浓淡、疏密、动静、雅俗、素艳等等相互对立的审美标准上做一个选择的话,中国文化毫无疑问会选择少、淡、疏、静、雅和素。这种审美标准,在《道德经》问世后,基本确立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过犹不及,过度为淫,泛滥成灾,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所特别警惕的。
牡丹的雍容华贵和国色天香,在现实生活里获得了“花王”之誉,但是,在精神世界里,却因为像美女一样充满引诱和迷惑,不可避免地成为批评的对象。仔细琢磨一下《爱莲说》的结尾,我们能够发现周敦颐明确的批判——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前面两次将三种花并列的时候,都是按照菊、牡丹和莲的顺序,但是,在文章的结尾,牡丹被放在了最后,这个微妙的变化,其实含蓄地表明了作者的批判。
其二,周敦颐用以言志的所托之物,为什么是莲花?
莲,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也被屈原反复歌颂过。《离骚》中说“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就是说“荷叶为衣、荷花为裳”的意思。《九歌·湘君》中说“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中的芙蓉,也是指荷花而言。
绝大多数时候,莲,在古诗文中,与爱情相关。
莲,与怜谐音,有“怜爱”之意,兴起人们尤其是女子,对于美好爱情的联想和幻想。
典型的有《西洲曲》: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还有《古诗十九首》: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至于王昌龄《采莲曲》中女孩子的美好形象“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恐怕也是能够引起人的怜爱之情的。
莲,因为与佛教的很多传说有关系,还是佛的象征,代表洁净,但这不是古诗文创作的主流,因此可以先略过。
莲,成为君子之花,获得与菊竹梅兰同等的地位,自周敦颐始。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与君子的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从此成为一种固定的联想,缕缕出现在诗文中。
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
——北宋·苏轼《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
实里中怀独苦心,富贵花非君子匹。
——南宋·包恢《莲花》
争似泥涂隐君子,褐衣怀玉古人风。
——南宋·王迈《莲花》
如果说陶渊明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定义了菊花的隐逸,那么,周敦颐就用“出淤泥而不染”定义了莲花的君子之风。周敦颐以《爱莲说》一文,给了“莲”这种植物,一个新的定义—— 而莲一旦被定义,又获得了定义君子的意味。莲花和君子,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这个文化现象,既是因为《爱莲说》其文卓绝千古,也是因为周敦颐其人光风霁月。《宋史·周敦颐传》记载了黄庭坚对周敦颐的评价——
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周敦颐晚年隐居庐山莲花峰下,以家乡“濂溪”命名门前发源于莲花峰的小溪。 水清人清,花洁人洁,物性与人性相通,周敦颐与莲花与君子,实在是彼此交融的。
其三,君子与世俗的关系,到底是“不同流合污”还是“同流不合污”?
“不同流合污”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用法,因为习焉,所以不察。我认为,君子与世俗的态度,更合适的比喻,应该是“同流不合污”。
不同流合污的,是隐逸者,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是“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兄弟,也即《孟子》所谓的“圣之清者”。
莲花长在淤泥里,也就是长在流俗之中,可是即便这样,她没有被沾染,而是在淤泥里开出洁净的花来。这种境界,用“同流不合污”形容,当更合适。
周敦颐所认为的君子,既不隐逸避世,也不随波逐流,而是,同流不合污,在淤泥里开出一朵花来,芬芳全世界。
显然,同流不合污比之不同流合污,更难,也更可贵。不同流合污,只需要转身离去,独善其身就可以了;可是,同流不合污不仅需要在淤泥里苦苦支撑,而且还要开出一朵一朵的花来,把淤泥变成美丽之所在——君子从不逃避环境;君子不仅适应环境,君子还积极改造环境。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刘禹锡是这样的君子,“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杜甫是这样的君子,“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轼,亦是这样的君子。这样的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也要兼济天下;这样的君子,在快乐中感谢生命,在痛苦中也感谢生命;这样的君子,是真正的天行健自强不息,地势坤厚德载物。
显然,对于现实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莲花式的君子,更具有积极的能动的意义。
一篇《爱莲说》,短短116个字,千百年来热度不减,何哉?
对《爱莲说》的热爱,正是我们对君子之风的渴慕啊!
作者简介:
卢望军,长沙市怡雅中学教师,王君青春语文名师工作室成员,愿一直行走,不止步,追寻语文的海阔天空,和云淡风轻。
微信公众号:卢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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