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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辰等：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的规律总结及其对环境的指示意义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9-26 12:29

作者：刘亚辰陶泽兴呼雪梅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4辑

韩滉丰稔图卷（图源：故宫博物院）

一引言

物候现象是受气候环境、水文、土壤影响而出现的以年为准周期的自然季节现象。由于物候现象发生的早晚容易受到上述环境要素的影响，因此物候是指示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历史环境演变领域，历史文献中的物候记录往往被用作指示历史环境变迁的独立证据。

诗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之一。尽管不同朝代或历史时期流行的诗歌形式不尽相同，但诗歌一直被用以记录人们的日常见闻和所思所想。物候现象是诗歌创作最为常用的素材之一，历朝诗歌中均包含有大量的物候记载与描述。与正史等官方文献由专人负责撰写不同，诗歌的创作几乎不会受到内容上的限制，更注重反映诗歌作者的个人感受。因此，诗歌中记录的物候现象类型更为多样，不仅包含官方文献记载中侧重的春耕、秋收等农业物候现象和初、终霜雪等周期性气象、水文事件，还包括类型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物候现象。诗歌中的物候信息极大丰富了历史物候记录的数量和类型，在日记等私人文献还未普及的朝代更具有重要价值。

国内学者利用诗歌中的物候资料进行环境演变的研究由来已久。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就运用了17条诗歌中的物候记录，进而勾勒出中国过去5000年温度变化曲线。随后，有学者利用诗歌中的物候记录对点苍山雪线、唐朝冷暖划分、西部地区气候变化、清朝嘉庆年间云南饥荒的天气背景等历史环境演变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通过开发物候现象与气象因子的转换方程，将诗歌中的物候记录，定量地转换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利用诗歌中物候资料进行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中，无论研究者采用何种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纳入的诗歌物候记录条数占所有原始证据数量的比例均不高。因为诗歌中的物候记录存在物种不明确、物候期模糊、物候事件时间和地点信息隐含等特点，导致诗歌物候记录难以提取，利用难度大。诗歌中的物候记录往往只能作为补充证据，难以独立支撑某项研究。因此，有关诗歌物候记录的方法探讨也一直是历史物候提取与利用的核心研究方向。历史物候记录的提取与利用、信息评价、基本原理、气候重建步骤与应用问题等方面的经验同样适用于诗歌物候的处理。此外，研究者还针对诗歌物候记录的有效性验证、诗歌证据中的关键信息和诗歌物候记录提取步骤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但目前鲜有研究对诗歌中物候记录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探讨诗歌记录的物候现象规律及其对环境的指示意义。

唐宋诗歌中包含大量物候现象的记录和描述。本文拟通过对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的提取，总结出唐宋诗歌中记录的物候规律及其对环境的指示作用，并利用现代物候观测资料及相关研究，对上述规律和指示作用进行验证。本文对上述内容的梳理，不仅有助于认识古人对当时地球环境的理解，还能为诗歌物候记录的应用提供参考。

二资料与方法

（一）诗歌物候资料

本文所采用的唐宋诗歌中的物候资料全部提取自《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和《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由于物种、物候期、物候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是确定诗歌中物候现象，并将其应用于古今对比的4个关键因素，因此，在提取唐宋诗歌中的物候记录时，可围绕上述4个因素制定一系列关键词。以关键词对《全唐诗》和《全宋诗》进行检索，提取出所有包含该关键词的诗歌；然后对提取出的诗歌进行逐一筛选，剔除不涉及物候描述的诗歌；最后以剩余诗歌为基础，从中提取诗歌中的物候描述，并确定诗歌中描述的物种、物候期、物候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等关键信息。其中，物候记录的筛选、物种的鉴别、物候期的判定和物候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的确定参照相关研究提出的方法进行。依照上述方法，本文共从《全唐诗》和《全宋诗》中提取出涉及植物描述诗歌共计28629首，动物描述诗歌4931首。上述唐宋诗歌中包含77种植物和23种动物的描述，其中梅、莲、牡丹、柳、桃、菊、桂、竹、杏、梨、李、燕、雁、布谷、戴胜、蝉等常见动植物的出现频率最高。诗歌中描述的物候期几乎囊括了动植物生长发育的全过程，但以花期、展叶期和果实成熟期以及始见、始鸣、终见、终鸣等易被观察到的物候期数量最多。

由于多数诗歌中未明确记录时间和地点信息，在比对和验证诗中物候信息及其指示的环境意义时，还需要结合诗歌创作背景或相关研究确定原始诗歌中物候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用于诗歌定点、定年的辅助文献包括正史、类书、政书、文集、诗文校注及年谱研究等（见表1）。依据上述辅助文献，对从《全唐诗》和《全宋诗》中提取出的物候记录进行勘校、考订和梳理，确定原始诗歌物候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为后续古今物候规律和环境指示意义的对比提供时间和地点信息。

表1 本研究用于历史物候记录提取和考订的辅助文献举例

（二）物候规律及其对环境指示的对比和验证资料

三唐宋诗歌中揭示的物候规律

（一）物候现象的自身规律

唐宋诗人在对身边的物候事件进行记录时，发现了不少物候变化的规律，并在诗歌中对这些规律进行了记录。唐宋诗歌中蕴含的物候规律主要包含物候的周期性、顺序性和同步性等三种。

1.物候的周期性

物候的周期性是指物候现象以年为周期而循环往复的规律。唐宋诗人在诗歌中从多个角度对物候的周期性进行了记录。首先，唐宋诗歌中对物候事件呈周期性出现的现象进行了记录。例如，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李咸用在《送春》中有云：“四时为第一，一岁一重来”，陆游在《赠燕》中写到：“四序如循环，万物更盛衰”等。其次，诗人们发现物候现象的周期性相对稳定。例如，陈九流在《赋得春风扇微和》中提到：“由来荣与悴，今日发应同”，李山甫在《落花》中写到：“明年寒食重相见，零泪无端又满巾”，杜甫在《新燕》中有云：“四时无失序，八月自知归”，樊晃在《南中感怀》中记录：“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再次，诗人们发现物候的周期性不受对象本身及人为的影响。例如，孟浩然在《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中写到：“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李华在《春行即兴》中提及：“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鸣”，岑参在《山房春事二首》中有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陆游在《秋怀十首》中记录：“飞鸿何预人，南翔每如期”。最后，有诗人进一步指出影响物候周期性的关键因素是自然（气候）。例如，李白在《日出入行》中总结：“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杜牧在《惜春》中指出：“花开又花落，时节暗中迁”。现代物候观测发现物候的周期性规律与上述诗歌描述相一致（见图1）。现代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和控制实验进一步表明：除受到遗传和激素等内在因素影响外，植物物候现象主要受到温度、光照、水分等外在气候要素的影响。

图1 物候周期性规律示意图

2.物候的顺序性

物候的顺序性是指在同一地区，不同物候事件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次序。例如，植物物候方面，张祜在《樱桃》中记录了石榴和梅物候期的次序，诗中写到：“石榴未拆梅犹小，爱此山花四五株”。罗隐在《杏花》中记录了梅和杏的物候期顺序，原句为：“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韩偓在《三月》写到：“辛夷才谢小桃发，踏青过后寒食前”，钱起在《暮春归故山草堂》中有云：“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上述两首诗分别记录了木兰花与桃花和杏花的顺序性。陆游在《初春探花有作》写到：“千缕未摇官柳绿，一梢初放海棠红”，在《舟行鲁墟梅市之间偶赋》中有云：“蓼花不逐蘋花老，桐叶常先槲叶残”，则分别记录了柳树展叶与海棠开花、蓼花与蘋花的花期、桐叶与槲叶的落叶期等物候期间的次序。动物物候方面，王贞白在《短歌》中写到：“物候相继来，新蝉送晚莺”，指出黄莺初鸣日期早于蝉的初鸣日期。李商隐在《霜月》中有云：“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台水接天”，记录了雁离去的物候期晚于蝉终鸣的物候期。农作物物候方面，陆游在《初冬步至东村》中写到：“八月风吹粳稻香，九月荞熟天始霜”，表明荞成熟日期要晚于水稻。表2对部分唐宋诗歌中记录的物候现象的顺序性进行了验证。除西安桃开花始期以外，唐宋诗歌中记录的物候现象的顺序性与现代观测记录一致。造成桃开花始期差异的原因可能与诗歌中记录的物种与现代观测物种不一致有关。

表2 唐宋诗歌中记录物候现象顺序举例及其验证

3.物候的同步性

物候的同步性是指一种物候现象与其余一种或多种物候现象同步出现，其表现多为相关的物候事件发生时间较近。唐宋诗歌中物候同步性现象最典型的当属桃、李的花期。例如，黄庭坚在《三月乙巳来赋盐万岁乡且蒐狝匿赋之家晏饭此舍遂留宿是日大风自采菊苗荐汤饼二首》中写到：“挼挱桃李欲净尽，乞与游丝百尺高”，权德舆在《奉和崔阁老清明日候许阁老交直之际辱裴阁老书招云与考功苗曹长先城南游览独行口号因以简赠》中有云：“深竹与清泉，家家桃李鲜”，黄庭坚在《清明》中还记录到：“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杜甫在《绝句漫兴九首》中描述到：“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上述4首诗中桃李开花的物候现象的地点分别发生于现代的吉安、西安、宜山和成都等城市。现代物候观测网中南昌（代吉安）、西安、桂林（代宜山）和成都等站点的桃李花期也存在与诗中记录一致的同步性（见图2）。

图2 现代物候观测点中桃、李花期的同步性（说明：图中横坐标为观测年份，纵坐标为花期长度。如图所示，4个站点的绝大多数观测年份均存在桃李花期重合的现象。表明诗中有关桃李同步开花的描述得到了现代观测资料的印证。）

此外，柳树作为唐宋时期的广布树种，其物候期与相关物候期的同步性也被广泛记载（见表3）。其他物候期方面，李白在《荆州歌》中记述了小麦成熟与蚕破茧的同步性，诗中写到：“荆州麦熟茧成蛾，缫丝忆君头绪多”；范成大在《夔州竹枝歌九首》中记录了枇杷与杏果实成熟期的同步性，原句为：“新城果园连瀼西，枇杷压枝杏子肥”；王禹偁在《村行》中记录了棠梨落叶期与荞麦开花期的同步性，诗中有云：“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欧阳修在《再至汝阴三绝》记录了桑葚、樱桃和小麦果实期成熟的同步性，诗中描述为：“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陆游在《秋日郊居八首》中写到：“上客已随新雁到，晚禾犹待薄霜收”，在《春寒连日不出》中有云：“海棠花入燕泥乾，梅子枝头已带酸”，在《见蜂采桧花偶作》中描写：“来禽海棠相续开，轻狂蛱蝶去还来”，在《自九里平水至云门陶山历龙瑞禹祠而归凡四日八首》中描述：“麦苗吐穗初成实，梅子生仁已带酸”，则分别记录了水稻收获日期与初霜日期、海棠花期、燕筑巢和梅果实成熟、来禽（沙果）与海棠开花、小麦抽穗与梅果实成熟之间的同步性。

表3 唐宋诗歌中柳树物候期与其他物候现象顺序的同步性

（二）物候现象随地理位置变化的规律

唐宋诗人在对身边发生的物候现象进行记录的过程中，发现地理环境的分异规律对物候现象会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纬度差异、海拔高度差异，以及局地小气候、坡向等地形要素均会对物候现象造成影响。

1.物候现象随纬度变化的规律

唐宋时期人们早就注意到纬度的差异会对物候现象造成影响，发现纬向越高的地区，春季物候期越晚，秋季物候期越早。唐宋诗人在诗歌中对上述现象进行了记录。例如，唐宋诗人发现边塞地区春季物候期偏晚的现象。岑参在《登凉州尹台寺》中写到：“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在《轮台即事》中有云：“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长孙佐辅在《陇西行》中描述到：“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周朴在《塞上曲》中描写：“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关中地区作为唐朝国都所在地，是诗人们进行物候对比的常用参考对象。岑参分别对比了关中地区与河西走廊地区及江南地区的物候差异，诗中写到：“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河西春暮忆秦中》）、“渭北草新出，江南花已开”（《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朱庆馀对比了京城长安和岭南地区的物候差异，诗中有云：“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京东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南岭路》）。为更直观展示唐宋诗歌中反映的纬度差异对物候现象的影响，表4列举了唐宋诗歌记录的不同纬度地区农历二月的物候景象。通过诗中各物候期对各地春季进程的描述，反映了纬度差异对物候现象的影响。

表4 唐宋诗歌记录中不同维度地区农历二月的物候差异

2.物候现象随海拔高度变化的规律

唐宋诗人注意到海拔高度对物候现象有影响，发现随海拔高度的升高，春季物候推迟，秋季物候提前，并在诗歌创作中对上述现象进行了记录。例如，白居易在《大林寺桃花》中记录了庐山地区春季山上和山下的物候差别，诗中写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李白在《塞下曲六首》中指出天山上春季物候偏晚，原句为：“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方干在《题龙泉寺绝顶》中记录了山上春季偏晚的现象，诗中有云：“古树含风长带雨，寒岩四月始知春”；朱庆馀发现商洛山地的春季物候比秦岭以北渭河平原要晚，记录到：“秦野春已尽，商山花正开”（《送崔秀才游江陵》）；罗邺在《春过白遥岭》中对比了山上、山下的物候景观差异，表述为：“到来山下春将半，上得林端雪未消”；宋之问在《寒食还陆浑别业》中对比了洛阳城与陆浑山（位于今河南洛阳）中的物候差异，诗中写到：“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灵澈在《简寂观》中描述了山上秋季初霜期提前的现象，诗中有云：“五月有霜六月寒，时见山翁来取雪”；欧阳修在《戏答元珍》中描述了山城春季偏晚的现象，原句为：“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陆游发现山中黄莺始鸣日期相对较晚，于是在诗中写到：“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新夏感事》）。现代物候学研究对唐宋诗歌中记录的海拔差异对物候现象的影响进行了验证。以朱庆馀诗提及的秦岭地区为例，秦岭森林物候期与海拔关系密切，海拔每升高100米，生长季开始期推迟2天，生长季结束期提前1.9天，生长季缩短3.9天。

3.物候现象随特殊地形变化的规律

唐宋诗人还注意到局地小气候对物候现象的影响，并在诗歌中进行了记录。例如，有诗人注意到深涧中的桃开花推迟的现象，在诗中记录到：“四月深涧底，桃花方欲然”（刘长卿《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其可能原因是深涧中阳光直射时间短，气温偏低，从而导致春季物候期推迟。也有诗人注意到山谷地区春季物候提前的现象。杜甫在《不离西阁二首》中记录了巫山山谷地区植物展叶和开花期提前的现象，诗中有云：“江柳非时发，江花冷色频。地偏应有瘴，腊近已含春”。造成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山谷地区容易形成逆温层，从而导致春季物候期的提前。此外，唐宋诗人记录的局地小气候对物候现象的影响还包括人工建筑对物候现象的可能影响。例如，黄庶在《饮张承制园亭》中描述了：“小园岂是春来晚，四月花飞入酒杯”。陆游在《秋怀》中记录了城市热岛效应对物候现象的可能影响，诗中写到：“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现代物候学研究也发现了唐宋诗歌中记录的城市热岛效应对物候现象的影响。基于重庆物候观测记录的研究显示，城市热岛区木本植物展叶期、始花期、终花期比城郊凉区分别平均提前8.1天、20.8天和11.6天，落叶期推迟18.9天。

4.物候现象随坡向变化的规律

唐宋诗人在对身边物候现象的记录过程中，还发现坡向的差异会对物候现象造成影响。例如，刘长卿在《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就记录了处于阳坡的枝叶春季物候更早的现象，诗中写到：“若道平分四时气，南枝为底发春偏”。释从瑾和释慧性分别在《颂古三十八首》和《颂古七首》中记述到：“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风作两般”和“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现代物候学研究对唐宋诗中记录的坡向对物候现象的影响进行了验证。基于青藏高原东部的牛牛山和卡卡山相同海拔高度和同龄级的暗紫贝母物候期差异研究显示，生长在南坡的暗紫贝母开始生长期、始花期、开花盛期等物候期比北坡分别提前约14天，11天和6天。

四唐宋诗歌中物候现象对环境的指示

唐宋时期，物候现象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指示生产和生活当中的各种时令。物候对时令的指示作用，在唐宋诗歌中也被大量的记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诗歌物候记录对自然时节、农业生产、水情和极端气候事件等四方面的指示。

（一）对自然时节的指示

首先，唐宋诗人注意到身边的物候现象可以用来指示季节的变化。先前研究已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其次，唐宋诗歌中的物候现象还被用来指示节日或节气（见表5）。唐宋诗歌中物候现象对节气的指示也得到了现代物候观测资料的验证。以表5中钱起的《下第题长安客舍》为例，该诗表明在唐朝关中地区梨花在寒食节前后开放。而现代关中地区梨开花始期的平均日期为4月2日，与寒食节日期相一致。最后，唐宋诗歌中的物候现象还被用来指示特定的时段或用以表示时间的变化。例如，薛稷在《饯唐永昌》中写到：“更思明年桃李月，花红柳绿宴浮桥”，陆游在《绿净亭晚兴》中有云：“新凉已似雁来后，微雨却如梅熟时”，贾至在《巴陵夜别王八员外》中描述到：“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韩愈《寒食日出游》中记录：“李花初发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转盛”，武后宫人《离别难》中提到：“来时梅覆雪，去日柳含春”。利用诗歌中记录的物候现象，可以对诗歌创作背景或诗人履历做出推断。以贾至的《巴陵夜别王八员外》为例，诗中“柳飘絮”对应垂柳（Salix babylonica）果实脱落始期（现代洛阳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4月20日）或垂柳果实脱落末期（现代洛阳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4月25日），“梅花发”对应蜡梅（Chimonan‐thus praecox）的开花始期（现代长沙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1月18日）、开花盛期（现代长沙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1 月26日）、开花末期（现代长沙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2月8日）或梅（Arme‐ niaca mume）的开花始期（现代长沙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2月7日）、开花盛期（现代长沙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2月17日）、开花末期（现代长沙该物候期平均日期为2月26日）等6个物候期。根据诗中描述，诗人最晚于某年的4月25日（对应柳果实脱落末期）左右离开洛阳，最早于某年的1月18日（对应蜡梅开花始期）左右到达三湘，期间最短耗时为267天。这一基于诗歌中物候描述和现代物候观测的推断可为研究诗人此次贬谪经历或者当时河南和湖南两地的交通状况提供参考。

表5 唐宋诗中物候现象对节日和节气的指示举例

（二）对农时的指示

一方面，唐宋诗人在诗歌中直接对当时农业生产中的物候现象进行了记录，这些记录为研究唐宋时期农业活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例如，杜甫在《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中写到：“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白居易《观刈麦》中描述：“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翁卷在《乡村四月》中有云：“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以白居易的《观刈麦》为例，该诗作于元和二年（807），当年农历五月的朔日对应的公历日期为6月10日，根据诗中描述，该年冬小麦的收获日期不会早于这一天。而现代西安地区冬小麦的平均收获日期为6月2日，与诗中记录的冬小麦收获日期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唐宋诗人发现一些物候现象与农业活动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物候事件的同步性，通过在诗歌中对这些物候事件的记述，可以用于指示农时。例如，储光羲在《田家即事》中写到：“蒲叶日以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崔道融在《春墅》中有云：“蛙声近过社，农事忽已忙”。唐宋诗人发现戴胜和布谷鸟（四声杜鹃）的初鸣日期可用于指示春耕和播种。例如，王建在《戴胜词》中写到：“戴胜谁与尔为名，木中作窠墙上鸣。声声催我急种谷，人家向田不归宿”，欧阳修在《啼鸟》中描述：“陂田绕郭白水满，戴胜谷谷催春耕”，蔡襄在《稼村诗帖》中有云：“布谷声中雨满篱，催耕不独野人知”，陆游在《嘲布谷》中描写：“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国催耕”。植物方面，欧阳修在《再至汝阴三绝》中写到：“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陆游在《江村初夏》中有云：“连云麦熟新食麨，小裹荷香初卖鲊”，上述两首诗分别指出樱桃成熟和荷花开放可以指示小麦的成熟日期。

（三）对雨季和水情的指示

唐宋诗人还发现一些物候现象与当时的雨季或水情变化状况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桃花期与梅果实成熟对雨季或水情的指示现象。例如，有关桃开花能指示雨季或汛期的唐宋诗歌有：“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杜甫《南征》）、“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戴叔伦《兰溪棹歌》）、“细雨桃花水，轻鸥逆浪飞”（韩偓《野钓》）、“空烟亭下桃花水，好送扁舟欲去人”（王阮《新昌留别一首》）；有关梅果实成熟能指示雨季的唐宋诗歌有：“分明调鼎味，梅熟雨垂垂”（程公许《寿李悦斋五首和三劳使尹使君韵》）、“小麦登场雨熟梅，闭门病眼每慵开”（陆游《遣兴》）、“梅熟雨初过，虚堂枕簟凉”（汪晫《次韵梅中》）、“江乡梅熟雨如倾，茅屋低头困郁蒸”（袁燮《梅雨》）、“经时梅熟雨翻盆，老我无聊正杜门”（虞俦《苦雨》）等。现代研究对物候现象对雨季和水情的指示作用进行了验证。以雨季为例，现代研究发现凤凰树的展叶始期、落叶始期等物候期对云南地区的雨季具有指示作用。

（四）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指示

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除能反映历史时期某一年份物候期的早晚以及特定时段物候事件的平均状态外，还可以对当时的极端气候事件进行指示。这些极端气候事件包括：（1）终霜、雪日期过晚。相关的诗句有：“二月繁霜杀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白居易《简简吟》）、“二月冰雪深，死尽万木身”（孟郊《贫女词寄从叔先辈简》）、“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白居易《春雪》）、“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韩愈《辛卯年雪》）。（2）初霜日期过早。相关的诗句有：“八月霜飞柳半黄，蓬根吹断雁南翔”（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危肠尽一哭，六月霜凛烈”（李流谦《秋怀》）、“仍说秋寒早，年年八月霜”（司马光《晋阳三月未有春色》）。（3）植物的二次开花现象。相关诗句有：“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发。何此巴峡中，桐花开十月”（白居易《桐花》）、“何必因啼血，颜色胜曙霞”（梅尧臣《九月十八日山中见杜鹃花复开》）。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环境意义的总结和梳理，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唐宋诗歌中的物候记录揭示了物候现象的周期性、顺序性和同步性规律。周期性方面，唐宋诗歌中记录了物候现象以年为周期循环出现，该周期相对稳定且不受动植物本身以及人为意志的影响；顺序性方面，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揭示了同一地区不同物候期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同步性方面，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揭示了许多物候事件发生时间间隔较小，具有较高的同步性。上述唐宋诗歌中揭示的物候现象的周期性、顺序性和同步性规律得到了现代研究或物候观测资料的支持。

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反映了地理分异规律对物候现象的影响。唐宋诗歌中反映了纬度越高、海拔高度越高，春季物候期越晚，秋季物候期越早的分异规律，还记录了深涧、山谷、人工建筑和热岛效应等局地小气候对物候现象的影响。此外，唐宋诗歌还记录了坡向对物候现象的影响，发现春季阳坡植物物候期早于阴坡的现象。上述唐宋诗歌中记录的地理分异规律对物候现象的影响得到了现代研究或物候观测资料的验证。

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对当时生产生活中的时令具有指示意义。唐宋诗歌中的物候现象不仅可以用来指示季节、节日或节气，还被用来指示特定的时段或表示时间的变化；农业方面，唐宋诗歌中不仅记录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物候现象，还利用物候现象的同步性，对农时提供指示；雨季和水情方面，唐宋诗歌中的物候现象对桃花雨（汛）、梅熟雨等现象具有指示作用；极端气候事件方面，唐宋诗歌中的物候记录还可对初、终霜雪过早和过晚，以及植物的二次开花现象等极端气候事件进行指示。

诗歌中的物候记录是环境演变研究的宝贵资料。特别是唐宋时期，因为日记等基于作者经历或兴趣的文献记载方式还未普及，诗歌成为了这一时期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经历见闻和所思所想的最常用文献形式。唐宋诗歌中的物候记录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环境演变补充了丰富的证据。尽管本文涉及的各种物候自身规律、物候现象随地理位置变化的规律和物候现象对环境的指示作用均为基于现代物候观测和研究的产物，但在缺乏现代物候学知识的唐宋时期，诗人在诗歌中记述的大量物候现象对上述规律进行了验证。本文依照现代物候学知识，对唐宋诗歌中物候现象的环境意义进行了分类梳理，反映了唐宋时期诗人对自然和环境的理解，是对古人智慧的集中体现。这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无疑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但由于受到诗歌自身和现代物候观测资料的限制，许多诗歌中记录的环境意义无法进行有效地验证。一方面，由于诗歌本身体裁限制，时间、地点等物候事件相关的信息并未在原诗歌中记录且无从考证；另一方面，诗歌中记录的物候现象往往与现代观测资料存在站点、物种不一致的情况，导致诗歌中的物候记录及其意义难以与现代观测资料进行对比和验证。因此，在积累更多年份和站点的现代观测资料的基础上，继续深挖诗歌中的物候记录，并探索多资料的集成方法，对诗歌中物候证据进行校核及验证，将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

作者刘亚辰，系西安文理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讲师；陶泽兴，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地表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呼雪梅，系西安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测绘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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