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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历史的花园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0-06 06:04

如果要在当代做一个冷门绝学的排列，那么亚述学一定名列前茅，这个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历史的学科因为楔形文字识读的困难、与考古学的深度结合、和早期宗教的复杂关系以及除了进入研究机构没有任何出路而曲高和寡。但提及两河流域的文明代表，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却是家喻户晓的存在，作为一个已经消失的历史景观，我们总会发出疑问：它是真实存在的吗？它有着怎样奇迹般的景观？达利的《空中花园：追踪一座扑朔迷离的世界奇迹》正是找到了这样一个切口，用一部严谨的历史学著作在回答历史的观众对于空中花园的诸多疑问，将亚述学魅力向外展现的同时，又用一种后现代的史学方法，完成了对既有材料认识的的解构与重构，重新展现了作者考证之下空中花园的新面貌。

问题的缘起在于空中花园本身在观念和现实中的矛盾：每个人都知道空中花园，但我们从来不曾拥有古典时代对其产生叙述的文本之外的任何证据，甚至将空中花园的存在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联系起来的文本也只有罗马的约瑟夫斯，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他对于至少六百余年前的叙述成为我们如今的观念。达利所做的正是重新透视文本，通过再诠释来寻找文本与考古证据再解读之间的张力。

首先，通过对“七”这一历史观念的书写，达利发现约瑟夫斯的空中花园关于巴比伦和尼布甲尼撒的叙述文本实际上是后人添加的，这些内容也无法与叙述尼布甲尼撒生平的《东印度公司大楼铭文》相一致，且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代的塞琉古在事实上都推崇两河文明，巴比伦城在之后长期的历史中长期繁荣，这一点在考古证据上也得到了证明。对于空中花园这样奇迹般的存在，巴比伦相关的任何文本都没有再留下只言片语，这说明要么空中花园不存在，要么空中花园与巴比伦无关。达利顺着线索重新检视其他希腊罗马古典文本与楔形文字的泥版，大量古典文献内容都将花园的地理指向了叙利亚，而楔形文字书写的技术形式帮助了达利，一篇楔形文本往往是以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巴比伦语的三语写作互文形式出现的，这让达利发现在不同语言的转译中，叙利亚就是亚述。1854年，在亚述首都尼尼微的考古中，考古学家找到了位于皇室北宫的一块浮雕饰版，上面展现了一座山景花园。其中诸多细节皆与空中花园与相似之处。随后，达利就开始从技术的角度为空中花园的存在进行论证。

在前阿基米德时代，扬水螺旋泵业已存在。达利用语文学的方式重审了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亚述王辛纳赫里布建造花园的铭文中的诸多隐喻，将青铜铸造的“枣椰树”联系到了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广泛存在的“棕榈树”，亚述人正是通过对棕榈树外形的隐喻来形容青铜螺旋泵。达利至此完成了在技术上论证的关键一环：亚述有能力引水到人造景观的高处，缔造一个四季如春的空中花园。为了夯实亚述人对水拥有娴熟运用的能力，达利叙述了考古中发现的尼尼微周边发达的运河水渠网络，这样的技术奇迹在波斯时代及亚历山大东征仍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动机呢？如果说传说中尼布甲尼撒是为了异国的王后，那么辛纳赫里布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个花园的建设会被长期认为和巴比伦有关？为了巩固空中花园是辛纳赫里布在尼尼微而非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所建造，达利开始了最为精彩的文本分析，将后现代的方法运用的淋漓尽致。

达利首先列出了四对范畴：尼布甲尼撒—辛纳赫里布，巴比伦—尼尼微，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塞米拉米斯与其他王后，这是四对在神话与文本中互相彼此混淆的概念。在两河流域神权自天而降的王权观中，王权并不是唯一，而是可以多种王权并存的，苏美尔神话《伊南娜和恩基》就幽默的讲述了王权作为一种可以盗窃的“物”如何在城市中互相转移，这也符合传统两河流域城邦国家林立的现实。作为一个外在于人的“物”，王权与某个具体的国王无关，这和近现代政治神学理论所构建的“国王的两个身体”概念不同，国王只是暂时的占有王权而非“不死”，但古代往往会将卓越的统治者当做王权行使的符号，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如是。罗马的屋大维，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中国的尧舜禹汤都是如此，而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中，汉谟拉比与尼布甲尼撒二世也是这样的存在，成为王权的象征。再加上辛纳赫里布与尼布甲尼撒由于都曾攻击耶路撒冷，在后世的基督教文献中往往会混淆二位，比如《圣经》的《友第德书》开篇就混淆了两位国王的经历。当汉谟拉比这样一位古巴比伦的王与尼布甲尼撒二世这位新巴比伦的王成为了王权的象征，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本身就成为了统治的象征，文明的象征。不论是城市形制还是城市名称，都会被不断模仿。尼尼微的当代复原中，包括城门、规划等诸多方面都与巴比伦有相似之处，而1070年的托莱多星表将许多远古的星象占补材料收入其中，里面对两河流域纬度内的不同城市称谓是巴比伦、第二个巴比伦，另一个巴比伦，这足以说明在历史中巴比伦的称谓在两河城市中广泛存在，尼尼微被误认为巴比伦的可能性极高，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也就在此时被混淆了。而关于塞米拉米斯作为女王修建空中花园的说法，达利也从辛纳赫里布妻子雅吉娜的生平经历中找到了与塞拉斯米斯一一对应的相似性。至此，达利完全颠倒了传统史料表达的真正意涵，将两河历史中的观念代入后世文本的历史书写，看到了空中花园的B面。如果说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家的对空中花园的书写给予了我们“勿贪其影，反失其实”的教训，那么达利还做到了对历史中诸多“影”的重视，正是这些不同的“影”，才让他再次找到一个可能的“实”。

对于辛纳赫里布来说，制造这样一处景观，展现的就是亚述取代巴比伦的至高权力，亚述王权在整个两河流域的在场。在辛纳赫里布时代，亚述已经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这样的时代必然要用不同的奇迹来加以表现。辛纳赫里布将花园称为“高峻的花园”，这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被建立乌尔霸权的乌尔纳姆（他也编纂了人类已知最早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用来形容在乌鲁克建立的天神庙花园，再之前乌尔的传奇国王努纳也将其用来形容临近尼普尔（这是整个两河流域的宗教中心）的神庙花园。当辛纳赫里布用这样的词汇用来形容非宗教的宫殿皇家花园之时，他不仅将乌鲁克、乌尔、尼普尔三座伟大的苏美尔城市与尼尼微相连，也代表了王权接近神权的意涵。而花园本身就是一种复制性的创造，他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王对于自然的控制：他让水奇迹般的上流，他让自然不受四季变换的约束，他能让奇花异草在任意环境中生长，他能驯服各种奇珍异兽，他就像神祇一样行事。

如果说辛纳赫里布为代表的两河文明创造了空中花园的“奇迹”，那么达利对后现代史学方法的运用无疑也是一场“奇迹”。对于过去，任何时代的人都免不了雾里探花之感，对于时间所造就的时代差异本身是不可回溯的，历史学家可以尽力重塑往昔但却无法重返往昔，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构成了真实的过去—历史—历史学三个维度，古典文献的记录即是历史，对于古典文献的分析以及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即是历史学，二者都在尽力指向那个真实的过去。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可能就越有传奇性。一旦传奇故事得以确立，真实发生的故事就不再为人所注意，传奇就成了真实的历史，它超越了事实，成为历史事件，成了史学史上的历史。而我们理解历史，了解一个区域的文化，都只能凭借书写的历史，正是这种书写历史左右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看法。因此，透视这种历史书写的活动，考察史书的成书过程及其相关的背景，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相当重要。罗马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援引季蒂昂的芝诺：人的思想在刚出生时一片空白，后来通过相似性的识别而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概念。跟随达利考察下的空中花园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空中花园的神话是如何一步一步形变、丰富，层垒的成为我们目前所知的样貌。而在正本清源之外，达利在考证过程中展现的是整个两河流域的文明与观念，不仅仅是辛纳赫里布代表的王权，还包括书吏们在记述文字时的方法（如P194页前后）。这种透视、折射，逐渐展开的是一幅亚述学研究对象的全貌。也许你无法认同达利的论证与结论，但这样方法的娴熟运用，无疑是亚述学发展之福，也是我们得以认识历史多样性的重要方式。

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正是通过楔形文字的书写认识世界，在亚述学另一位巨擘马克•范·德·米罗普的著作《希腊前的哲学: 古代巴比伦对真理的追求》中，论证了在希腊文明之前3000年的巴比伦随着楔形文字词表书写的诞生，就有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认识论哲学：如何书写与书写什么同等重要。在这一方法下，通过巴比伦词表、预兆表以及法典三个维度的横跨4000年的楔形文字文本分析，将一种斯金纳式的语境主义带入了巴比伦思维，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巴比伦语的写作互文将词表文本通过意思、语音和外形之间的多义性展现出来。从前170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开始，用来占卜的预兆表大量出现，音节符号的书写转变为词符，复杂书写可以最大限度的在多语环境下探索文字潜力。在巴比伦人那里，世界是一篇楔形文字文本，阅读技能透露了人们是如何理解真相和做出决定的。而对于我们而言，阅读与文字的解构与重构，仍旧不断地形塑我们的认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这就是空中花园对于我们更为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