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小传35：袁鹤侪丨注重“气化之说”，擅治伤寒温病、痨瘵、疟疾等

I导读：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医的传承，靠的是一辈一辈人的不断接力，才能绵延至今。在中医几千年的传承中，出现过很多的医家，虽然他们的名字不是很响亮，也许你也从未听过他。但小编想通过这个小专栏，让大家尽可能了解那些中医的前辈们。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前辈是我们的阶梯，我们是后辈的阶梯，如此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编辑/居业）

先祖袁鹤侪（1879～1958），名琴舫，字其铭。河北雄县人，北京著名老中医之一。

1906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曾供职前清太医院御医兼医学馆教习、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辛亥革命后，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并与太医院同仁，创办了京都第一个中医学术团体——北京中医学社，任副社长。1933年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

解放后，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并任协和医院、北中医顾问等职。先祖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

先祖致力于中医事业五十余年，对《内》《难》、伤寒、温病皆有精研，在中医学术及临症实践上颇多建树，对中医事业的发展及中医教育等方面有重要贡献。曾著有：《太医院伤寒论讲草》《伤寒方义辑粹》《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

在20世纪20年代，由他主持组织北京中医学社同人积资，将原清宫所藏的一批古典医籍的木刻版予以修订、重刊。如《灵枢》《素问》及明代医学丛书《医统正脉》等，即是其中之一。

至今，先祖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回首往事，其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不仅是一位慈祥的长辈，更是我习医的启蒙老师。今天追忆他的业医生涯，整理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以志怀念。

先祖生于书香门第，其父名琥，为前清昌平学正官。他早年随父，幼受庭训，少年好学，攻读经史诗文。

14岁时，不幸父母皆染热病，两月间相继去世。因生活所迫，学业未竟。饥寒交迫之中，自己又身患重病，幸得亲邻资助，始得康复。他思双亲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医为恨事，故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

斯时正值废科举而兴学堂，他即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此后，他终日废寝忘食地刻苦攻读，博览诸家，潜研经典，终以优异成绩毕业。

出而问世，以精于《内》《难》，擅治伤寒而初露锋芒。其后，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前清太医院，任太医院御医兼医学馆教习（相当今之教授）。当时他尚不到30岁，这样年青即成为御医及教习者并不多见。

据《太医院晋秩纪实碑》碑文所载：“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太医院志》亦载：“本院亦设有教习厅，于御医、吏目内择品学兼优者二员充任”。显然，他是以品学兼优而被破格任用的。

为清皇室医病，不仅要理、法、方、药贴切妥当，而且要药性平和，效果显著。否则，随时有身家性命之危，必须审慎为之。然而这却使他从中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法度严谨、药少力宏、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风格和学术思想。正因如此，他被选为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

辛亥革命后，先祖即悬壶京门。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每日求诊者盈门，活人无算，对许多疑难大症有所建树。他精深的学识和宝贵的临症经验深为后学所敬仰。

先祖一生清贫简朴，历尽坎坷。时局变迁，几经波折，加之早年双亲病故，中年丧子，晚年丧孙，一人担负着孀孤七八口人的生活，其贫困之状可知。在精神上和精力上受到种种磨难。但他并不因此而意志消沉，反而更激发了他献身医学的斗志。

他深深体会到贫寒人家的饥苦，有病求医之难。故学医问世之后，虽声望日高，求诊者日增，但他从不自恃骄矜，依然审慎为之。对自己始终是淡饭粗茶，对病人则一视同仁，以济世活人为宗旨。对贫苦患者或送之以诊，或资之以药，均为常事。有的还资助吃住路费。先祖常说：为医者以活人为先，断不可有商贾之为。

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废止中医案，他十分愤慨，毅然联名请愿，振臂高呼，力挽狂澜，与反动势力抗争。

抗日战争期间，先祖隐居寓所，不愿为日寇出诊，因而曾多次被反动当局刁难。虽生活无源，宁肯忍饥挨饿也绝不苟且求荣。每当无米就炊之时，先祖即静坐吟诵古人诗词歌赋，用以振奋精神，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真可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堂堂正气，刚直不阿，保持了民族气节。

他这种不图名利、不逢迎名贵、不投机钻营权势、周济贫苦、济世活人的高尚品德在病家之中争相传颂，在同道之中亦传为佳话。可以说，当时他以“医技精良、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

先祖毕生致力于医学事业，他探求医理总要溯本求源，问其究竟，从不敷衍。他身体力行，严以律己。读书求学，每每纵观历史，涉猎经史子集，横贯流派，详参各家学说，逐句剖析，反复研讨。

他善于取历代诸家之精华，乐于学习同道之长处，从不自恃门户之见，闭门自守，而是不论派别，各取其长。融各家学说于一炉，兼收并蓄，使之更臻于完备。

他读书学习要求自己“眼到、心到、手到”。其至要之处，则录于《先哲格言》之内，且经反复回味，上口成诵。有所领悟之时，则将自己的心得体会记于《管窥小语》之中。

数十年如一日，昼以医人，夜以读书，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因而对《内》《难》之研究，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尤其重视“气化”说，对“天人相应”观点及燮理阴阳问题有所阐发，注重其指导临症的实际意义。

先祖对仲景《伤寒论》尤有精研，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临症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其自述云：“余潜心研讨者，伤寒也……自习医以来，每于医籍中涉及伤寒者，则必加意研究。及读《伤寒论》,更详参各家论说，以期明晰。故自问世以来，经诊此病最多，而治愈者亦最多，惟经诊即愈，不待其剧而后救之，亦所谓'曲突徙薪’也。”

这说明他治病多治其萌芽，防患于未然。临症若此，难能可贵。他在《伤寒论》方面的著述就是积数十年临症及教学经验而写成。其论述精辟，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如在《伤寒方义辑粹》中论桂枝汤时云：“此方之所以解肌，实益卫之本气而祛风邪。则邪之强者不强，荣之弱者不弱，而荣卫和矣。故君以桂枝，桂枝者助太阳化气者也。

夫风之中，因卫之虚；而卫之虚，实原于下焦火弱，太阳之化气少，经曰卫出下焦是也。观于论中治下焦寒水，多苓桂并用者，可知矣。其云桂枝散卫中之风者，以其味辛能散，益卫而不固表，卫充则风散而表自固也。

夫肌肉为阳明胃土之所合，故方中用甘草、大枣。甘、枣皆多脂液而味甘，所以培中土而益荣也。经曰荣出中焦是也。生姜味辛能散，佐桂之辛，以助其散邪之力。

尤妙在芍药一味，夫荣之弱，实未受邪。若不以芍药固护阴液，则卫本邪强，加以辛甘化阳之药，则阴益不敌，能保其邪之不内陷乎？以芍药之苦酸微寒固护之，则荣可保无虞矣。观于寒伤荣者之不用芍，则此方用药之义跃然矣。

以姜佐桂，直走太阳之表，以散卫分之风。枣甘能和，以益荣而行脾之津液，复以芍药固荣，以防其内陷。饮粥以助胃而和阴阳。中州得和，阳明之气能充达于其外合，则肌表之邪可解矣。”

足以看出，虽是桂枝汤方解，然而其理论上涉《内经》，旁及诸家，将桂枝汤组方之意剖析得十分清楚明白，从而启示人们对其调和营卫作用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其见地之深，论述之精，足以启迪后学。

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指导临症实践，他还从动态变通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桂枝汤随证加减之要点：“桂枝汤以桂、芍分治荣卫。卫出下焦，太阳火弱而卫虚者则加桂；荣出中焦，脾阴不足而荣虚者则倍芍；下焦阳衰而寒甚者则加附子；中州阴虚而邪热者则加大黄。此数方加减之妙也。”

寥寥数语，宗经旨而集众长，将桂枝汤及其变方的立意、加减化裁的要点及内在联系跃然纸上，使人豁然，耳目一新。

先祖研讨学术，或是或非，从不牵强，而是论之以理，求之以实。其立论持平，不以偏见取舍，见解不同之处，还两存其说，以启后学深究其理。偶遇创新之见，则附录于后以博其识。然发现有质疑之处，即便是先贤名家之论，也不轻率附合。

如对《伤寒论》原文第27条，桂枝二越婢一汤证，前贤对此方多有注解，但他觉得似未允协，故云：“此方之义，窃尝博考各家注解，均未敢信其当然，恐未必合于经旨，姑缺之以待详参。”自此可见先祖治学之一斑。

虽然此二部著作当时为医界传诵，争相传抄，但先祖从不自恃骄矜，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使人读后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应手。

先祖在数十年临症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对温病、痨瘵、疟痢、妇科诸门尤有精研。早在30年代，基于当时未有特效抗痨药，而视痨病（似今之结核）为绝症，故先祖在临症实践中反复摸索，总结出治疗痨瘵的经验。

著有《痨瘵概要》，归纳出：清心养肺、滋补肝肾、益阴清热、益气补肺……等十余条治疗法则。每法均列有临症验方、药物化裁。并于调养法中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当时据此治愈者众多，起到了积极治疗、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作用。这在抗痨西药未产生的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例如：30年代中，曾治一王姓患儿，9岁，五年前右项下生结核，溃破后迭经医治，患处总未封口愈合，后右睾丸肿大，因失治遂成“木肾”（西医谓之睾丸结核），此后觉腰腿无力，行动不便，身体倚斜，西医诊为脊椎结核，须睡石膏床治疗。病家因惮于此种长期卧床疗法而延诊中医，求治于先祖。

经其诊视，得其癥结之所在，拟分三步而治：(1)滋髓以坚骨；(2)调肾阴阳以化木肾；(3)治疗标病。

先祖认为：此案病情本甚复杂，项、睾丸、脊骨三处均病，且形容憔悴，步不能行。然究其本，乃先天不足而阳明热盛，热盛久则伤及肾阴，致使肾阴竭而髓枯。故其治当以清阳明之热而滋脾肾之阴为其治本之主法。

药用熟地、元参、狗脊、甘菊、沙参、山药、寸冬、杜仲、石斛诸味以滋阴清热，合虎骨、豨莶草等，守法化裁未有两个月，其骨力渐增，步履已渐如常，胃纳、睡眠均如常人，容颜亦转为丰腴。既而调肾阴阳以化木肾，复治其标病，未足半年时间，竟然痊愈。乃至成年，其婚配生子全无影响，患者至今依然健在，其儿女业已长大成人。

由此看来，先祖关于痨瘵的治疗经验有着重要的临症实用价值。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是值得很好地总结、发扬的。

先祖治疗妇科经、带、胎、产诸症颇为见长。他认为妇科诸症，所见虽甚庞杂，但只要寻根求源而治其本，便能应手取效。

例如在治疗经闭时，认为：通经之法，绝非破血、破气之属所能囊括。气血虚者，养正为通；寒湿滞者，温化为通；气血郁者，行气活血为通；心肾不交者，水火既济为通。总之，使气血充和，升降得宜，通即寓于其中，即所谓：通经之要在于开源。通经之基础，要在固护脾胃；通经之用，妙在变通。

例如：曾治一路姓妇女经水三月未行，腹胀，四肢作痛，脉左见结象右关尺均无力。先祖认为：此患者虽为经闭，然患者腹胀、肢疼，乃气滞壅塞所致，说明其病在气。左脉结象，乃气壅湿滞，阴盛气结之候。知病在气在湿而非在血也。故以温中化湿利气之法。

药用：焦茅术、云苓、青皮、姜半夏、桂枝、陈皮、泽泻、姜川朴、生甘草、生姜。全方用药仅十味，君茅术以健脾，以苓桂术等通阳化气，合二陈以健脾利湿，加朴、姜以利气，佐青皮以舒肝。伍泽泻以化湿，共奏温中、化湿、利气之功。

如是，脾肾和，气道顺，水湿化，荣气足而血得以生，经水自然而通。虽未治血，但一剂而应，二诊而愈。足见其临症用药之妙。

先祖对药物配伍、加减用量十分重视，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旨者，则只求中病，力戒庞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皆有精辟见解。

诸如对参附、术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对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同而量异，主治各殊之见解等，其见地精深，足以启人智慧。

又如：生、炙甘草的异同；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芩、连、柏、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皆有具体、详明的阐述。可以说他遣方用药是于微细中见功夫，从而能收出奇制胜之效果。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编著了《医术经谈》《中药杂谈》《袁氏医案》等著作，皆是数十年临症经验的结晶。遗憾的是因时间流逝，时局动荡，原稿或有缺残，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为惋惜。

在培育中医人才，开展中医教育事业方面，先祖同样付出了很大心血。早年在前清太医院医学馆即担任教习（相当今之教授），辛亥革命后，任中医学社社长。1993年，应施今墨先生之请，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

解放后，先祖以古稀高龄，投身于新中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应聘任中医进修学校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伤寒、温病的教学工作。为培养中医人才，振兴中医事业贡献了力量。不仅如此，在党的中医政策的鼓舞下，他曾多次为西医专家讲授中医理论，做学术报告。在医界受到一致称赞。

在他的培养教育下，出了不少造诣很深、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中医人才。如京都名医瞿文楼、佟阔泉、陈西源、王鹏飞等，都是学术上颇有影响的名医。及至晚年，他德高望重，党和政府给予他很高的荣誉。

然而他并不固步自封，依然谦虚好学，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即便是零金碎玉、点滴经验也视为珍宝。他对于晚辈同样十分器重，对其咨询及学术上的见解，总是认真思索之后再论是非。

每遇学生有卓见之时，他不仅热情勉励，而且乐于取其长而增己见。诸如某公之验案、某人之见解、某翁之效方三类，在先祖随记中常可见到。其谦虚好学的精神贯彻于其医学生涯的始终。得到同道们的尊敬和赞誉。

先祖晚年，为发展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对中医队伍的建设、中医教育、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以其丰富的临症经验，为解除人民疾苦，保证人民健康，倾注了心血。

不仅如此，在保障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及为国际友人解除病痛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更为可贵的是，他精于中医而通晓西医，临症之时，凡可参以西说者，尝乐于相参以用于实践。及至晚年，在中医建设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上，发表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他主张中医建设首先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整编古典医籍，二是搜集中医人材，三是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

对中西医结合则应分两步：于医术上，可谋速成结合；在学术上则从根本理论上做起，乃是长期艰巨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后者可达融汇贯通。二者结合，方可奏效。这些建议当时均被政府采纳并贯彻实施。

由于他在中医方面建树卓著，素享盛誉，曾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1957年，在为林伯渠诊病的归途中，突发脑血管病，病倒在汽车上。党和国家十分关注他的病情，周总理曾派专人往视，林伯渠同志、李德全部长等亲临床榻慰问。

先祖虽重病在身，仍时时不忘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曾拟著述计划，但终因病势沉重，未能遂愿。然其壮心不已的精神，却使我们倍受感动。在回忆先祖业医生涯的同时，深感肩头重任之大，愿和中医同道一起，继承先辈们的事业，为振兴祖国医学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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