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苏州明清时多见外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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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繁荣，除了它自身要有发达的工业以外，交通网的开辟和对外开放也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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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明清时多见外地商品

贺云翱

明清时的苏州，商业活动十分繁盛。城区“市廛鳞列，商品麇集，集中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意人利玛窦谓之“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2]

（一）

苏州位于太湖平原中部，地理形势优越，《江南通志》讲它“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3]。它傍运河，滨太湖，城内城外人工河道和自然河流相互交织，水运十分发达。在尚无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明清时代，水上运输是最便捷、安全、稳定、价廉的贸易方式，苏州既拥有这一条件，就为它和外地的通商奠定了自然基础。

其水路运输分内河和海上两方面。如海运，苏州与浏河港、福山港、上海港等都有运道相通，浏河港早在元代就是海运漕粮的港口[4]，明代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也是从这里出海前往福建的[5]。福山港有苏州“险要”之称，明清时贸易十分兴旺，进出口货物达20多项[6]。苏州和上海之间以娄江为通途，清代“中外贸市，尤在松江之上海，自苏至沪，娄江实其要津，陆上之舆徒，舟行之牵挽，骈肩接踵，往来于各桥者，无闲昏旦”[7]。彼此贸易交往之兴盛由此得窥一斑。其他如福建泉州、福州，广东香山等城市，苏州和它们都有水上贸易关系。

【清 康熙】青花五彩海水龙盘，图源：苏州博物馆

内河航运向来是苏州地区的特色。明清两代，京杭运河、横塘(入太湖)、娄江、元和塘等大大小小呈幅射状的河网，与长江、淮河等主要航道交织，使苏州和全国许多地区径直发生联系，“越江而北可以并淮南，涉海而南可以兼取明越，沿江而上可以包举升润，渡湖而前可以捷出苕浙”。[8]这段话是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描述苏州军事形势的，在商业交通上亦应如此，只是顾氏所括水上交通范围尚限于东南一隅，实际如清人所云：“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9]，“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10]。以上所言，明确了苏州在国内的贸易路线和范围。在苏州和外地的通商中，不仅本地商贾出外经商要以“舟楫为艺”[11]，即使他处商人来苏，也多用船载货。金华商人“每岁樯帆所达，络绎不绝”[12]，而以到苏州的为最多。齐门外的陆墓镇时常“商舶辐辏”[13]。过往商船对虎丘山塘贸易的兴盛甚至有决定作用，人云“虎丘山塘，通衢七里，地方名胜，店铺稠多，然买卖贸易，皆赖过往商船”[14]，更有所谓“苏省之流通，全赖楚船之转运”者[15]。因为商船众多，来地不同，货物也各有别，为方便贸易起见，苏州城外辟有专门停泊处，如由广东香山来的船，“历在万年桥东堍真弄口停泊”[16]，浙南船“向于南濠谈家巷南首下岸”[17]，“北濠城根杨王庙北首墙边起至四摆渡止”[18]为安徽省码头。可以说，大规模的船舶运输对繁荣苏州和外地的商品交往有着重大作用。

从目前资料和依今天的行政区划看，明清时和苏州直接进行贸易的省、市有二十几个，北达内蒙，西至川滇，南到两广。举苏州外地商人所建会馆、公所为例，就有“东越会馆”[19]、“汀州会馆”[20]、“武林杭线会馆”[21]、“钱江会馆”[22]、“岭南会馆”[23]、“金华会馆”[24]、“陕西会馆”[25]、“全晋会馆”[26]、“东齐会馆”[27]、“潮州会馆”[28]、“武安会馆”[29]、“浙南公所”[30]、“嘉应会馆”[31]、“江鲁公所”[32]等，包括的省份有浙江、福建、广西、广东、陕西、山西、山东等。会馆所以如此众多，盖因“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贯，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33]。至于其他一些具体的通商地点，下面还要述及，在此从略。

【明 万历】五彩人物纹盘，图源：苏州博物馆

苏州和外地的陆上经商路线以及运输手段，史载很少，顾起元《客座赘语》《民利》条讲到，从苏州到南京的秣陵镇，要经过苏皖之间的小丹阳，此或为南京和苏州之间的一条陆上近路，另外，我们也不难想象，京杭运河等主要水道两旁，总有河堤大路，如从苏州到上海，娄江江岸就是“陆上之舆徒”的通途。还有人说明代苏州“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34]，看来陆上车运商品亦数量可观，当然，其规模是不足以和水运相比拟的。

（二）

苏州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城市，首先它必须经常向外地输出商品。概而言之，由此外运的商品可分两类：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前者销量不大，且以本省市场为主。元代时，苏州郊区就盛产大黄和生姜[35]，到了明、清，这种情况变化不大，如吴江种植姜、笋往常熟销售[36]可作佐证。太湖诸山的居民以种桔柚为生活来源[37]，著名的碧螺春茶叶，清代的“地方大吏，岁必采办而售者”[38]。

在手工业品中，以纺织品为大宗。早在元代，苏州居民已“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39]。明清时更是产品众多，布有药斑布、刮白布、官机布、缣丝布、綦花布、斜纹布；罗则有花罗、素罗、刀罗、河西罗、秋罗；䌷的品种尤富、有线䌷、绵䌷、丝䌷、杜织䌷、绫机䌷、绉䌷、纹䌷、春䌷、捺䌷等[40]。当时“绫锦、苎丝、纱罗、绸绢皆出郡城机房……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41]。江宁本不出丝，皆买丝于此[42]，粤缎也“必用吴蚕之丝”[43]。陕西“绸帛多资于江、浙”[44]，广东的“冬布多至自吴、楚”[45]，苏州(青)布亦是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46]。河北宣化有“苏、杭罗缎铺”[47]，山东永平府“大贾贩吴绮、淮盐起家至巨万”[48]。《醒世恒言》卷21记一楮卫者，“专在江南贩布营生”，从苏州等地买布往河南出售。雍正八年，各省布商收购布匹运苏州加工，然后又从苏州运销全国各地[49]，苏州布匹一直远销到云南、蒙古等偏远地区。难怪时人谓之“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苎，而三吴为最”矣[50]。

【明】竹刻山石人物笔筒，图源：苏州博物馆

苏州外运商品还有日用杂货、食品和装饰品、工艺品之类。常熟的“民间日用油糖杂货，俱从苏郡撺贩”[51]。苏州的玉器，全国各地皆有客商到此采购，连扇子都是外运的热门货。利玛窦还说过，除了苏州，“在中国没有别的地方能找到更多的奶油和奶制品，也没有更好的米酒了。它们都输往北京和全国”[52]。

综上所述，我们大概知道明清时苏州外销的商品包括郊区生产的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茶叶，城乡手工业产品如纺织品、日用百货、食品、工艺品等各个种类，其中一部分是从他地运到苏州加工后再外销的商品。

（三）

苏州城与外地的贸易不仅表现在它自身的商品输出上，更重要的是它吸引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商人和商品，起到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后者也就不会有苏州的繁荣。从下面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能够大概了解到外地向苏州输入了哪些商品：

“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兰布疋俱于此地兑卖”[53]。

“吾杭饶蚕丝之利，织纴工巧……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54]。

“我豫武安之业锦绣纨毂者，置邸大梁，贾贸滞鬻于苏”[55]。

“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伙，取给于湖茧”[56]。

山东郓城县“土宜木棉，商贾转鬻江南”[57]，“福(州)之绸丝、漳(州)之纱绢、泉(州)之蓝……”[58]亦来苏州销售。

《盛世滋生图》（《姑苏繁华图》）局部，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清人徐扬所作《盛世滋生图》专门描绘了清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情况，图中所绘丝绸业店家有山东沂水茧绸、山东茧绸、(浙江)濮院宁绸、湖绉、宁绸、杭绸、贡缎等。棉纺业有崇明大布、松江标布、京(京口)、芜(芜湖)梭布、太仓棉花等[59]。

以上属于与纺织业有关的商品，它们不仅有成品，而且还包括原料，如染料、蚕茧、棉花等。

苏州“土狭民稠”[60]，浙江、湖北、广东、江西诸省每年要向这里输入大量粮食。志书言“赣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61]。万历36年，江西德安县人罗汝俊一次装米350石到此，售银50余两[62]。《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庚辰杂著》言：“然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十万石”，有时载米之船“数百艘一时俱集”[63]，故枫桥一带辟有专门的米、豆市场。除了米、豆以外，食物类商品还有兖州产的梨枣[64]，广东的糖、果、香椒、苏木、蒲葵[65]，福建福、漳二州的桔，泉、漳二州的糖，福州、兴化(今莆田)的荔枝[66]，湖南平江、浏阳的荸荠[67]，金华火腿，宁波淡鲞，南京板鸭，南河腌肉，胶州腌猪[68]，川、广、云、贵杂货、花生[69]。来自浙南的麦、油、橙桔、糟酒之类[70]。另外，在福山港转输的商品中，有“棉花页子、猪毛、萝卜、南货、牛筋、鱼、碱、虾皮、明监虾米、虾酱、海蜇、瓜、蛤蜊、牛皮、瓜子、虾干、蛋、豆饼、豆麦杂粮”等，苏州既和福山港有运河相通，那里进出的货物自然会有不少是运到苏州销售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其他货物。广东新莞的香，在苏州十分畅销，“苏、松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日焚烧，号为薰月，莞香之积闾门者，一夕而尽，故莞人多以香起家”[71]。苏州的珠兰、茉莉等装饰花卉，亦或来自他省，有诗写道：“广南花到江南卖，帘内珠兰茉莉香”[72]。安徽庐阳“尤多药物，江南江右商贾咸集聚矣”[73]，川、广药材这里也有行销。苏州的造纸业虽颇具规模，但外地仍有不少纸张来此销售，如福建的“顺昌之纸”[74]、浙南的粗纸箬叶以及上杭纸[75]，其他货物则有安徽的烟[76]、浙江的烛[77]、江宁、镇江的木材[78]、南方的柴炭[79]、浙江的煤[80]、江西、福建的烟叶[81]、广东的箱、铁器、藤、腊[82]等，如此众多的商品种类和广泛的来源，对保证苏州市、郊居民及客居苏州的各式人等的生活，保持苏州的繁荣都有极大意义。

【清】青花云龙纹笔船，图源：苏州博物馆

上述外地商品，有一部分是苏州当地人运进的，崇祯《吴县志》云苏州人“以商贾为生，……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不过，许多资料表明，将商品运到苏州，主要是外地客商所为。他们运货到苏后，有的“投行出售”，如齐门有木行，“向为木商贸易之所”[83]，也有的卖给私商[84]，还有的到专门市场上出售，枫桥有米市、豆市[85]，“腌腊鱼货，汇集苏州山塘贩卖”[86]，南濠以经营鱼盐、药材见著，东西汇的木排“云委山积”[87]，等待销售。一部分商人还在苏州直接办店铺，如河南、福建、安徽泾县、太平县的烟商在苏州城乡各处开烟铺[88]。仅浙江绍兴、山阴一带的商人在这里就开办了一百多家烛铺[89]。陕西一带的商人甚至有在苏州数年不归者，结果于此“成家室、长孙小”，因为经商而成了道地的苏州人了[90]。

（四）

苏州在明清时和外地的贸易所以兴盛，这与它拥有的手工业生产条件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它的纺织业堪称全国之雄。嘉靖《吴邑志》讲苏州城内“东城……比屋皆工织作”，而且“南北商贩，青蓝布匹俱于苏郡染织”[91]，这不能不说是和苏州纺织印染技术的先进有关。其他还有制玉、制扇、刺绣、金银业、造纸、木器加工、酿造、烧砖、皮货业、钟表、瓜帽艺业、缏绳业、寿衣业、领业、绸箔业、洋货业、油漆业等[92]，确是行业繁多，技艺发达，商品种类齐全。单金银业一项，就可制做金珠首饰、金银箱、军装腰刀器械铜项，还能从事包镀法蓝、银饰包金、铜器包金[93]。这些手工业产品很受外地欢迎，尤为绣品、扇子、玉器、织物等货销路极好。

明清时，不仅苏州城内手工业发达，苏州城附近的县城、集镇甚至农村，也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以及经济作物生产。吴江县的绫、䌷就很出名[94]。又“绫罗纱䌷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95]，清代的盛泽镇周围二十五里内有织机八千具。再如震泽的丝织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成、弘而后，……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96]。苏州黄家溪“居民多业机杼”；陆墓镇“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庉村“居民多铁工”[97]。还有太湖中诸山的水果、茶、桑种植业[98]、养蚕业，昆山、太仓等地的棉花种植业等[99]。正是因为苏州及其附近县、镇、乡村有着比较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才使苏州这一区城中心城市外运商品的生产不仅腹地广大，而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清】釉里三色山水笔筒，图源：苏州博物馆

但是，如果把苏州和外地贸易兴盛的原因仅归结于苏州手工业的发达仍是不全面的，发达的水上交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自然因素一旦渗入到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去，它也就作为一种社会条件而在其中发挥重大的作用。苏州与外地的贸易，主要依靠水路交通，没有四往八达的水上运输线，即使苏州手工业很发达，而其产品只要不能迅速地外运他地销售，并和其他地区发生贸易交流，那么它就决不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城市。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忽视外地输入商品对苏州同外界进行贸易的反作用。过去，有人把苏州商业的繁荣归为于它本身的手工业生产[100]，而未充分估计外来因素的影响。从上文所列输入商品中，我们看到，它们不仅为苏州市民提供了多种生活必需品，而且也为苏州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如木材、棉花、粮食、染料、蚕茧、煤炭、铁等，这对苏州的商品生产是会有促进作用的。况且，苏州外运商品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地输入的。通过探讨苏州明清时和外地贸易兴盛的原因，我们清楚地看到，要保持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繁荣，除了它自身要有发达的工业以外，交通网的开辟和对外开放也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981年10月

草成于南京大学学生会小楼

注释：

[1]《经世文编<补卷>》。

[2][52]《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四章。

[3]道光四年《苏州府志》卷一《形势》引《江南通志》。

[4]《元史·食货志·海运》。

[5]《明史·郑和传》。

[6]同注[3]，分见《常熟福山港进出口货物捐银条目碑》，江苏人民出版社；《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年，本文以下再引用此书资料，简称《碑集》。

[7]《重建苏城娄门外各桥记》，见《碑集》。

[8]《读史方舆纪要·防险》。

[9]《陕西会馆碑记》，见《碑集》。

[10]《武安会馆碑记》，同上。

[11]《苏州府志》卷二《风俗》。

[12]《金华会馆碑记》，以下至注[32]，均见《碑集》。

[13]《齐门陆墓镇浚河筑坝修桥碑记》。

[14]《元和县严禁滋扰虎丘山塘铺户及进香客船碑》。

[15]《元长吴三县永禁诈索商船碑》。

[16]《苏州府禁止各项船只占沾香山船户码头致碍商客上下碑》。

[17]《重建浙南公所碑记》。

[18]《元和县严禁在安徽码头作践滋扰碑》。

[19][77][89]《烛业东越会馆议定各店捐输碑》。

[20]《重建汀州会馆碑记》。

[21]《兴复武林杭线会馆碑记》

[22][54]《吴阊钱江会馆碑记》。

[23]《岭南会馆产业堂碑记》。

[24]《重修金华会馆碑》。

[25][90]《陕西会馆碑记》。

[26]《全晋会馆应垫捐碑记》。

[27]《重修东齐会馆碑记》。

[28]《潮州会馆碑记》。

[29][55]《武安会馆碑记》。

[30]《重建浙南公所碑记》

[31][33]《嘉应会馆碑记》。

[32][69]《吴县为江鲁公所遵照旧章按货提厘……》。

[34]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十八。

[35][39]《马可波罗游记》第七十五章。

[36][51]《常熟县蠲免姜、笋二税永为遵照施行碑》，《碑集》。

[37]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崇祯《吴县志》卷十；《苏州府志》卷二《风俗》。

[38]《苏州府志》卷148《杂记》。

[40]《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物产考》。

[41]杨循吉：嘉清《吴邑志》卷十四《土产》《物货》。

[42]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一《风俗·物产》(光绪重刊)。

[43]《岭南丛述》引《广州府志》。

[44]《日知录》卷十《纺织之利》。

[4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葛布》。

[46]万历《铅书》卷一《食货》。

[4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部风俗考》。

[4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永平府部风俗考》。

[49][53]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二册，李卫、史贻直、尹继善等奏。

[50]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56]《农政全书》卷三十一《蚕桑总论》引郭子章《蚕论》。

[5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部风俗考》。

[58][66][74]王世懋：《闽部疏》(《借月山房汇钞》本)。

[59][68][81]李华：《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年1期。

[60]《苏州府志》卷二《风俗》。

[61]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與地志》。

[62]《吴县志》卷七十八。

[63]张萱：《西园闻见录》。

[6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部物产考》。

[65][82]《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谷》。

[67]嘉庆《巴陵县志》卷十四《物产》。

[70]《苏州府严禁关棍假冒盘诘拦诈南货土产货船碑》，《碑集》。

[71]《广东新语》卷二十六《莞香》。

[72]《清嘉录》卷六《珠兰茉莉花市》。

[73]《松窗梦语》卷二。

[75]同[30][20]。

[76]《江苏善后总局永禁烟业私立公所擅设行头把持垄断碑》，《碑集》。

[78]《苏州府采办木植定例碑》，《碑集》。

[79]同[58][70]，另见《苏州府严禁索诈南来柴炭油纸货船碑》，《碑集》。

[80]《煤炭业创建震坤公所整顿行规碑》，(碑集》。

[83]同[32]，另见《元长吴三县禁止私相兜揽南枣橙桔等货碑》，《长洲县严禁漕船占泊齐门两汇扰害木商碑》，《碑集》。

[84]同[62][83]。

[85][97]《苏州府志》卷28《乡都》。

[86]《长洲县革除腌腊商货浮费碑》，《碑集》。

[8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风俗考》。

[88]同于[77][59]。

[91]《清通考》卷二十三《职役考》。

[92]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明史·食货志》。

[93]《苏州府为银饰包金与铜器包金各归各业永禁搀夺碑》，《碑集》。

[94]《苏州府志》卷二十八《物产》。

[95]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物产》。

[96]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98]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上。

[99]崇祯《太仓州志》卷十四，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100]【日】薮内清等：《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开工开物的时代》，商务，1961。

本文收录于贺云翱著《历史与文化》1996年2月，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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