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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生活与瓶花艺术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0-02 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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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生活与瓶花艺术

︱华彬︱

瓶花艺术尚不知起源于何时，虽然先秦时《诗经》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朦胧雏形闪现，但其渊源可能始于东汉佛教传入时期的佛前供花，得益于佛教昌兴。《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更因为两晋名士风流推波助澜，开始出现瓶花艺术的初步体系，发展到唐宋，瓶花艺术开始鼎盛繁华。隋唐人本自爱花，更有著作《花经》行世，“九品九命”的评鉴标准开始产生，还举办了“锦洞天”这样的插花展览会，可见其盛况一时。宋代在文化艺术方面可说攀登上了高峰，瓶花不可能缺席，此时的插花技术、插花品鉴和插花著作都达到了全新高度，“以德比花”的概念成为这一时期的理念特征，更有黄庭坚《花十客》、曾慥《花十友》、张敏叔《花十二客》等专著刊行，焚香、点茶、挂画、插花成为“文人四艺”，以花喻人，比德于花，逐渐发展成为文人系统的特别艺术形式。

明代应该是瓶花艺术集大成的时期，既继承了前代整个插花艺术成就，又开始产生新的品鉴标准和插花技术，在各方面都开始出现集大成的著述。这种发展在明代早期开始酝酿，至明代中晚期，随着退隐造园运动的极致追求，特别是追崇雅集生活的文人阶层对于私家园林的热衷，相关的宴饮游乐、诗词绘画、居室摆设、清供赏器更是达到了空前高度。瓶花在明代成为文人圈的雅尚，隐逸的伴侣。明代沈仕《林下盟》说：“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对于生活的脱俗和优雅追求已经到了超越任何朝代的境地。如明代书画必谈吴门四家一般，明代文人起居日常瓶花必备，高士之侧必有鲜花清供，否则那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低俗日子。同时明代瓶花相关书籍、绘画也随之应运繁荣，代表着文人的理想世界，更装点着他们精致散逸的生活。陈继儒《小窗幽记》曰：“瓶中插花，盆中养石，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张谦德《瓶花谱》又说：“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瓶花俨然已经成为文人的必备素质，想要进圈升层的标准之一，先过此关才能登堂入室，此时的文人们真是为了优雅的生活操碎了心。

相较于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更早提出瓶花之道的是高濂的《瓶花三说》。虽然高濂和张谦德都属于袁宏道的晚辈，但二者对《瓶史》的形成多多少少具有基础性作用，隐约可见蓝本。他们的这两部著作都作于《瓶史》之前，《瓶花三说》收录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刊行的《遵生八笺》，分瓶花之宜、瓶花之忌、瓶花之法三部分，相对简约，但却可以看成瓶花研究理论的开山之作。《瓶花谱》作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而《瓶史》作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集前两者大成，并更加凸显出除技艺技法之外的文人修为、品性，这与袁宏道在文学上的追求紧密相连。

明代瓶花艺术资深玩家，必是张应文、张谦德父子。张应文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张情为嘉靖年间进士，张应文是监生，科举不第，把所有精力转移到了古器书画上，他和文徵明是姻亲，更与王世贞交厚。著述丰富如《清秘藏》《罗钟斋兰谱》《罗钟斋集》《巢居稿》等。到了张谦德这一辈，张家收藏几乎独步吴中，他在《清河书画表》自序中提及的重要藏品就有陆机《平复帖》、王羲之《二谢帖》、王献之《中秋帖》、颜真卿《刘中使帖》、赵孟《三山秋爽图》、宋徽宗《梅花鹃鹤图》等。难怪他可以自序说：“一时家藏珍图法墨甲于吴中。”十八岁就写出了《瓶花谱》，真是家学相传，前辉后光，书香世家，数代源流。

《瓶花谱》无疑是明代重要的瓶花艺术著述之一，即使是后来更著名的袁宏道《瓶史》也是在此基础上而得，可见其开山斧凿之功。《瓶花谱》成书于1595年，当时的张谦德得益于丰厚的家学和自身对花道的热衷，十八岁就对瓶花艺术写出了总结性文字，分别为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八篇，把明代文人对于花道的点滴精致一一阐述，从器皿到品鉴分级，从养护到高低之别，无不透露出当时文人花艺对于整个明代插花艺术的核心影响力和引领。《瓶花谱》在很多地方都对前朝瓶花艺术提出了纠正和新的指向。如历代都受到喜爱的葫芦瓶在这里却“不入清供”，“余如暗花、茄袋、葫芦样、细口、匾肚、瘦足、药坛等瓶，俱不入清供”。而相对的，他对于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推崇备至，“古铜瓶、钵，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锈，传世古则尔。陶器入土千年亦然”。这样的见解不光由大量瓶花实践得来，还必须有着丰厚的家藏古铜器作为基础。难怪他自嘲若不为俗事操心，便为雅事操心;不为谋生操心，便为赏玩操心。除了花器研究，明代文人还实践总结了很多养护的秘法，例如硫黄在插花中的妙用，“冬日投以硫黄”可以防止花枝冻伤，更有调节酸碱度、灭菌防腐、防止病害、给花枝供给养分、延长花期等诸多功效。在瓶花择水方面，《瓶花谱》中也记载详尽：“滋养第一雨水，宜多蓄听用，不得已则用清净江湖水。井水味咸，养花不茂，勿用。”在瓶花的忌讳方面更是提出六大忌讳，如不换水、沾油、猫鼠抓伤、香烟灯煤熏等，实为后来袁宏道《瓶史》的集大成做了很多实践上的铺垫。

(明) 陈洪绶高贤读书图绢本设色

纵106厘米横49.5厘米王季迁旧藏

《瓶史》成书于万历年间，此时的袁宏道在京师任职，但不久就开始了隐居柳浪的“幽人韵士”生活，瓶花艺术“此暂时快心事也，无狃以为常，而忘山水之大乐”。《瓶史》不仅仅是袁宏道对于瓶花的记载和见解，更是他对隐逸恬淡生活的眷顾，对文人生活品质的推崇。《瓶史》比《瓶花谱》更进一步，列出了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崇、洗沐、使命、好事、清赏、鉴戒十二篇，全方位地阐述了插花、养护、禁忌、品鉴的技术技巧，同时也夹杂着袁宏道丰富的精神追求，甚至可以看成是他与张氏父子交好的眷顾与相慕：“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在《瓶史》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篇章，也就是洗沐篇，这是极其“好事”和令人惊讶的，对花的沐浴讲究洗沐者和花相匹配的品性，这才是《瓶史》最体现明代瓶花“比德于花”“以花喻人”的实例。历代这类好事者比比皆是，无论是嵇康的手挥五弦、目送秋鸿，抑或是米芾的疯癫，倪瓒的洁癖，他们的“好事”其实正是他们的品德自适，是文人对自我生存与精神追求的无拘无束，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性灵，追崇的是一种极致自然。

《瓶史》和《瓶花谱》一样都在器皿上花费了大量笔墨，称之为“花之金屋”和“花之精舍”，“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之精舍也”。可见古旧出土青铜器才是瓶花首选，张谦德《瓶花谱》已经详细阐述其中缘由。另外在器皿和花之间的适配关系上也提出了大量类比和规制，甚至不同场合不同大小的搭配，不同地区所要注意的择器方式都有提及。明代文人之于花艺之道，耗费无数心血精研，点滴可见。唐代瓶花艺术倡导酒赏，而宋代则改为香赏，至明代袁宏道《瓶史》，一一阐述了前朝酒赏和香赏的弊端，改为茗赏，这是明代文人崇尚自然，结合实践的最优选择。“花下不宜焚香，尤茶中不宜置果”，“五者香烟灯煤熏触”，唐代盛行的韩熙载“五宜说”也被袁宏道一一批驳，明代花赏改变为更合适的茗赏。《瓶史》还专门列出“清赏”一篇：“茗赏者上;谭(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除此之外，宋代流行的香赏则根本不被袁宏道当作欣赏之道，直接被无视。

(明) 仇英人物故事十册·竹院品古绢本设色

纵41.4厘米横33.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在袁宏道看来，插花之道最高境界是“幽人韵士”所能达到的“虚静”状态，是不管身处何地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这才是抛弃了所有俗事，重返自然天地，正如插花时可以和瓶花品性相和，成为一体。而瓶花的真谛也在于不断向“虚静”状态靠近，向“幽人韵士”靠拢，淘炼自身的同时，也能和瓶花一起体验花艺的愉悦，这应该也就是花艺成为“花道”的关键所在。

文震亨的主业应该是类似于宫廷绘画和书法的鉴定专家，所以官职被称为“给事武英殿”。作为文徵明曾孙，他不但继承了书画禀赋，更是继承了文家对于文人传统生活的追求和节操精神。这其中就有对园林的专业，对瓶花的喜爱，更有对文人世界的坚守，明亡国后他选择了“绝粒死”，是他文人操守的圆满达成。文震亨关于私家园林营造和瓶花艺术的论著主要集结在《长物志》中，全书共分十二志：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和香茗，基本上囊括了晚明文人生活的所有点滴，说是百科都不夸张。《长物志》主要的侧重点在于园林营造相关的方方面面，所以和《园冶》并称为古代制器、栽植的双璧。《长物志》虽然没有专门细说瓶花艺术，但相关章节不断有点滴笔墨，也更好地以整体性体现着文人、士大夫阶层掩去人巧的审美和温润风雅的自然风尚。

对于《花木》一志的撰写，文震亨虽然出于园林营造角度落笔，但依然不断有花草养护方面的真知：“牡丹称花王，芍药称花相……忌二种并列，忌置木桶及盆盎中。”“玫瑰又名徘徊花”，“以结为香囊，芬氲不绝，然实非幽人所宜佩。嫩条丛刺，不甚雅观。花色亦微俗，宜充食品，不宜簪带。”“茉莉、素馨、百合，夏夜最宜多置，风轮一鼓，满室清芬。章江编篱插棘，俱用茉莉。花时，千艘俱集虎丘，故花市初夏最盛。培养得法，亦能隔岁发花。第枝叶非几案物，不若夜合可供瓶玩。”除对大部分花木的单独点评外，关于瓶花有单列一则：“瓶花堂供必高瓶大枝方快人意。忌繁杂如缚，忌花瘦于瓶，忌香烟灯煤熏触，忌油手拈弄，忌井水贮瓶、味咸不宜于花，忌以插花水入口，梅花、秋海棠二种其毒尤甚。冬月入硫黄于瓶中，则不冻。”基本就是《瓶花谱》《瓶史》所涉及点滴。而文震亨对于盆玩的记录，似乎也预示着明代末期瓶花艺术的式微，清朝初期开始转入盆玩的兴盛。另外在《器具》一志中也涉及了“花瓶”一则，其论述也是基本照搬了《瓶花谱》《瓶史》内容。

正如文震亨在自序中所说：“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嘻，亦过矣!司马相如携卓文君，卖车骑，买酒舍，文君当垆涤器，映带犊鼻裈边;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丛菊孤松，有酒便饮，境地两截，要归一致;右丞茶铛药臼，经案绳床;香山名姬骏马，攫石洞庭，结堂庐阜;长公声伎酣适于西湖，烟舫翩跹乎赤壁，禅人酒伴，休息夫雪堂。丰俭不同，总不碍道，其韵致才情，政自不可掩耳!”他的志向就是如这些雅士真人一样的真才真情，是明代文人不羁风雅的典型代表，“以花喻人”的品格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蔓延到了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四家主要的理论论著外，明代零散涉及瓶花艺术的论著还有屠本畯《瓶史月表》、王路《花史左编》、王世贞《觚不觚录》、王象晋《群芳谱》、王世懋《花疏》、孙知伯《培花奥诀录》、屠隆《山斋清供笺》和《考槃余事》、何仙郎《花案》、程羽文《清闲供·花历》及《清闲供·花小名》、方以智《物理小识》等，另有作者不详的《百花藏谱》《花间碎事》，等等，可谓丰富异常，也可见当时文人对于插花一事热衷不辍，好事者众。

整个明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就如瓶花一样充满了矛盾和自适选择。一方面，瓶花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强留生命的执着，但在文人坚持上又讲求尊崇自然的“意态天然”，是一种移赏自然，不多修饰强改的“外师造化”。另一方面，这种瓶花艺术的坚持又只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的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是在强留花命的坚持下尽所能地取得一种自适平衡。这种在本质上自相矛盾的艺术其实是文人们的自我写照，这种命运的相似性触发了文人阶层心底的柔弱，自适其实也只是“退而隐逸”的无奈选择罢了。明代的文人一边深受着世俗功名的牵绊不得解脱，另一边在“求不得”的失落之下隐逸园林，类比瓶花，想达到“物我两忘”，以得暂时解脱，不断追求“好事”“幽人韵士”的最高境界。袁宏道“以花喻人”“比德于花”的追求是在替整个文人阶层发声，也难怪他极羡慕张应文、张谦德父子这样的“适世者”，不受世俗之苦，不取功名，家学渊博，资产丰厚，整天为了雅尚操碎了心，满满的羡慕嫉妒恨。

(明) 沈周瓶荷图纸本设色

纵144.3厘米横60.7厘米天津博物馆藏

作者为苏州国画院专职画家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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