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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树：陕西作家的文学精神隐喻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7-20 18:41

[摘要] 陕西当代作家怀抱着对家乡的深切眷恋，对作家责任感、使命感的主动承担，对现实主义的忠实继承，对长篇史诗的执着追求，对苦难的体验接纳，对文风骨力和土气、大气、刚气并存的尝试，创作出一部部传世巨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笔墨深重的一页。鉴于陕西作家在作品风格和创作精神上的相似性，学者李继凯曾提出用“白杨树派”来对陕西作家进行流派命名，但因陕西作家之间未有明确的社团与代际师承关系，也没有公认的领导者或代言人，所以相较流派命名，“白杨树”更适合作为一种精神的提炼。“白杨树”不仅是独特的地域象征，还是现实主义传统下对底层农民的情感理解，是深厚历史底蕴中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反馈，是厚重审美特质下对长篇史诗的执着追求。本文拟对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特色、创作过程和创作成果进行论述，总结提炼陕西作家文学精神与“白杨树”意象的契合之处，论证“白杨树”作为陕西作家文学精神隐喻的合理性。

[关键词]当代陕西作家群" "文学精神" "白杨树

20世纪中期以来，陕西这片历史积淀深厚的雄浑土地上诞生了一批重视记录地域特色、民俗风情、人文历史和时代变迁的作家。他们怀抱着对文学的热爱，肩负着观察人民生活变化与时代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创作出一部部传世巨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笔墨深重的一页。

以厚重为底色的陕西文学深受秦地历史文化与地域民俗特色影响，从延安文学发轫，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成熟。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当代作家忠实继承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入乡村，重视生活，关切陕西乡土社会与城乡交际空间的文化变迁与时代烙印，从苦难中品味“审苦”精神，从真实里诞育史诗品格。他们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创作过程、艺术风格相近，体现出同一种文学精神，即“白杨树”精神。

一、白杨的自然习性和人文意义

白杨树作为广泛生长在西北随处可见的道旁植物，并不讲究精细养护的生存条件，也不过分贪求水分滋润，不贪恋每日光照时长，无论多么坚硬的土地，只要栽下一截白杨枝条，再略略施予一些水分，白杨就会在此地生根抽芽，长成参天大树。

作为文学意象的白杨，在《古诗十九首》中已不少见，如《驱车上东门》中写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去者日以疏》中亦有：“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诗中的白杨与死亡有关，成为坟墓的隐喻，进而引申为崇高、纯洁的气质，肃杀冷冽、向死而生的风骨，表达对先人的深切怀念，对死亡的深入思考。由这般怀古思今之情引申出的崇高悲壮情调使白杨意象的情感色彩愈加浓厚。

日常熟识的道边植物与慷慨悲歌的文学意象交织，这样的白杨树自带质朴、正直、刚劲的精神特征和审美特质，不仅被西北人民群众喜爱赞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作家们的精神图腾，白杨树对陕西作家而言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审美对象。如《创业史》中，柳青不仅从形态上对汤河两岸的护堤白杨进行描写，还将白杨精神和人物直接贯通起来进行赞美；学者宋遂良也曾做论文《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将柳青的作品风格与白杨的习性特质进行联通；陈忠实短篇小说《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杨树荫庇着少年美好朦胧的情感；路遥的《人生》中，刘巧珍被描述为一棵扎根黄土地的白杨树，展现她的坚忍顽强，傲然不屈。当然，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茅盾的《白杨礼赞》。茅盾赞美白杨树蓬勃的生命力、笔直的枝干，由树及人，由形象及精神，借赞美白杨树歌颂边区军民朴素正直、奋勇拼搏的精神。

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日常生活中充斥着隐喻，隐喻是我们的语言、思想和行动概念体系的基础[1]。通过上文可知，白杨树与陕西作家之间早已存在联系，而且这种精神联系直接投射到文学精神表达上。以具象的白杨树表达抽象的精神，就必须探究这文学隐喻之下的深刻意蕴指归及丰富的解读空间。

提炼“白杨树”作为文学精神隐喻，是从陕西文学的创作实际出发，结合白杨的生物特征、精神特质，用以指代一种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在此命名逻辑中，白杨树隐喻陕西文化中厚重、质朴、向上、奋进等精神特质，在简练生动的植物形象暗示下，读者更易感知、体验、想象、理解陕西作家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白杨树的精神特征和审美特征，亦深深影响着陕西作家的笔力和骨力，形成质直、峭拔、崇高的文学风格。

二、深厚历史底蕴下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反馈

白杨树深深扎根在土壤中汲取养分，然后指向天空，奋力生长，昂扬蓬勃的姿态正似陕西作家为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奋笔疾书的模样。厚重是“白杨树”精神的重要特质，是陕西文学的底色。陕西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上承姜炎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下接延安文艺，秦地的坦荡、包容、厚重、刚毅，赋予了陕西作家“书记官”的职能天性，一以贯之肩负历史责任，记录真实生活，重现和反馈历史文化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厚重的历史情怀往往伴随着相对封闭保守压抑的文化形态，但延安文学对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恰好中和了陕西的文化形态，赋予了陕西作家如“白杨树”一般接地气、重生活、包容、真实的文学精神。

柳青的创作重生活、重实践，扎根农村、亲历农业合作化运动而写成的《创业史》真实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生活，以农村生产变革为背景，透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民的心灵世界，对陕西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柳青的创作展现出独特的双重性，他笔下的村庄深刻反映了国家发展的宏观趋势与走向影响下的真实面貌，社会主义农村政策渗透在小说世界的方方面面，这里发生的故事都是一定程度上的真实反映，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倾向。路遥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影响下的现实主义创作，积极扎根现实生活，不仅深入理解和把握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还力图将作为生活支柱的理想之光熔铸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生活图景的描写之中，如《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在县城高中时为每日只能拿两个黑面馍充饥而感到自卑，后来又因家庭的贫困从未真正开心过，唯有理想的光芒照耀他，哪怕背井离乡在煤矿卖苦力度日，他的内心却获得从未有过的满足，因为他实现了对父辈生活的逃离，实现了从农民向工人身份的转变。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乡贤朱先生可以为了保护乡民们挺身而出，却不投向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小说以人物承载的文化观念作为区别的标志，深刻透视数千年来中国宗法社会下传统家族的嬗变，并从这嬗变中理清历史轨迹之变与文化不变的深层动脉。

陕西当代文学不仅坚守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精神内核，还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刻洞察。其作品中蕴含的浓厚乡土情怀、民间化的叙述风格以及贴近大众的底层写作视角，均彰显了对延安文艺精神的继承与新的诠释。这种传承与再创造不仅体现了延安文艺精神的地域特色，更展现了其跨越时空的真正价值。将延安精神与陕西历史传统文化融通结合，是“白杨树”精神给出的答卷。

三、现实主义传统下对乡村农民的情感理解

白杨树依恋着泥土，正如陕西作家深爱着人民。白杨树质朴又坚韧，决不与脚下的土地分离，笔直的树干传达着真实、内敛、接地气的精神。

当代陕西文学的起源和目标都来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的“人民性”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从柳青到陈忠实再到陈彦，陕西作家无不受到延安文艺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现实主义创作能够运用大量的日常生活素材，使小说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的知识”[2]。柳青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将真实与理想结合，将现实主义的本质要求，即“真实性”和“人民性”内化为自己的“典型化”创作。路遥在文坛风起云涌，现实主义一度没落的状况下，仍毅然决然选择坚守在乡土叙事中采用亲历叙事，让现实主义之作焕发新的光彩，他认为：现实主义虽已有太多前辈耕耘实践，但加入现代意义的表现后，仍有广阔的革新前景[3]。陈忠实在现实主义的实践道路上持续探索，他认识到，当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具价值，但需深化与革新，探索更广阔、生动的表达方式以适应时代变迁。他提出：陕西作家追求的“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精神而非创作方法，是秦地农人式的求真务实，是对真善美的追求[4]。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是陕西作家的传承基因，其背后是自古延续下来的“文以载道”的创作观，以及基于以人为本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

从题材选择来看，身在解放区的柳青深受周围环境和主流文学要求的影响，扎根民间，真实记录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农民的境遇，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历史发展，展现时代风貌。路遥选择城乡题材也与个人生长环境和时代发展变化相关，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城乡交叉地带理解日深、反复耕耘。陈忠实同样选择了自己熟知的乡土社会作为题材，注重塑造人物形象，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使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宏大历史叙述隐退到文本背后，真正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从而凸显特定时代的人物心理与社会心理，成功塑造了蕴含丰富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农民形象，深刻反映了作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理解和对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的态度。陕西当代作家笔下永恒出现的乡村以及农民、“新农民”形象，展示着农村文化、土地文化，城乡交叉之间的碰撞、冲突、融汇，是宏大叙事中也不会被遗忘的人文关怀和人伦书写的体现，是作家们对农村、农民命运变迁的情感理解，更体现了朴素的“白杨树”精神。

四、厚重审美特质下对长篇史诗的执着追求

白杨在古代诗歌中的意象常触及生死哲理，表达对人生易逝的无奈，暗含看破红尘的悲哀，亦含向死而生的清醒，同时又饱含紧抓时间，在有限的人生里留下痕迹、做出事业的渴望。这种精神在陕西作家心中沉淀下来，与他们穷极一生所追求的史诗品格不谋而合，他们为此发愤著书、至死不渝，以极强的耐力、魄力、毅力为自己的长篇巨著调动全部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以及情感体验。

柳青历时6年创作出超过30万字的《创业史》第一部，随后又倾注十余年的心血修订12万字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开创了属于自己和时代的主流叙述：“把小说视为历史的文学记录，追求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史诗性，注重对当下社会大规模、严肃地展现，尤其注重现当代历史的发展对（陕西）农村社会的影响”[5]，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历史发展，展现时代风貌，关注了解人民与时代的要求，亦不放弃作家个人的艺术追求和使命担当。哪怕在后期身心摧残、病痛缠身、生命垂危之际，柳青仍在为第二部《创业史》的出版连载努力，可惜这毕生心血最终未能完成，带着遗恨长辞于世，这不仅是柳青的遗憾，更是整个文坛的损失，刺痛了陕西作家的创作神经。路遥在疾病袭身时生怕来不及为作品收尾，陈忠实在中年忧心自己无法用一部长篇“垫棺做枕”。他们与人生赛跑，与生活较量，与身体叫板，以舍生忘死的毅力完成了一部部史诗之作。路遥用了整整六年时间创作出《平凡的世界》，光是准备阶段就用时三年，他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搜集资料，身体严重透支，却仍坚持完成了创作。路遥虽没有留下长卷未完的遗憾，但也将年轻的生命消耗殆尽，这几乎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壮烈。陈忠实在生命行进到44岁时听到创作生命敲响的警钟，决定创作一部死后可以枕在头下的长篇巨著。55万字的《白鹿原》不仅在篇幅上达到史诗的体量，更在深度与广度以及艺术高度上都具备史诗水准，撰写出20世纪上半叶农业社会的民族秘史及精神图腾。

深具“白杨树”精神的陕西作家以文字为笔，深入剖析历史变迁、时代发展，社会改革中人民生活的变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在此过程中不仅没有弱化，甚至让陕西文学的审美形态偏向于崇高、悲壮、充满苦难的悲剧性审美。学者李继凯认为，审美与审丑都是美学的重要范畴，而秦地作家在此之外又加入了一重“审苦”的情结作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6]。对生命苦难的体验与接纳，对为人受苦进行审视与诘问的“白杨树”精神已经成为陕西当代作家的一种创作情结。

陕西作家对“白杨树”精神的认同，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还体现在文学活动中。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曾出现过由贾平凹任社长，陈忠实为副社长的“群木”文学社，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贾平凹还是阐述了“群木”的社名含义：“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7]2001年9月15日，陈忠实在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的文章中说：“记得由贾平凹起草的‘社旨’里，有一句话至今犹未忘记：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我体味，互相拥挤就是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不是互相倾轧互相吐唾沫。任何企望发粗长壮的树木，其出路都在天空。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当代文学的天空也够广的了，能容得下所有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8]其所言体现的正是陕西当代作家的集体精神理念，即“白杨树”精神。

“白杨树”的隐喻，传达出陕西作家群的精神真谛，映射现实社会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对陕西作家而言，古老的文化熏陶和王朝余韵既是沃土又是养料，农村乡土社会题材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坚守现实主义手法则是对此最好的反馈与表达。陕西作家对历史、时代、世情、人心的观察保持着敏锐性、包容性、开拓性、引领性，并以“书记官”的天性追求史诗气度，以农民的本能审美苦难情节，正是这些构成了陕西当代作家独特的“白杨树”文学精神。

白杨树的人文寓意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陕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以“白杨树”作为陕西作家的精神隐喻，有助于探究其创作轨迹、文学根源，弘扬陕西文化的艺术追求与创新精神。此举对陕西文学的持续发展与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 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2] 王西强.现实主义审美情怀与历史化困惑——张志忠教授访谈录[J].名作欣赏，2020（1）.

[3]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4] 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吴进.柳青与陕西作家[M]//柳青研究文集.西安：西安出版社，2016.

[6] 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7] 邢小利.陈忠实与文友[J].文学自由谈，2021（2）.

[8] 陈忠实.互相拥挤，志在天空[M]//陈忠实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冯希哲，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