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骆越人对纺织材料的认识、植物纤维的提取技术、纺纱器具和纺织机的制作、纺织技术的提高
骆越服饰文化的深远影响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骆越人对纺织材料的认识、植物纤维的提取技术、纺纱器具和纺织机的制作、纺织技术的提高、纺织品的种类日益丰富和服饰文化特色的形成,开启了骆越后裔——壮侗语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东汉以降,骆越演变分化为乌浒、俚、僚以至壮侗语族诸民族,其历史和文化不断传承下来,其服饰文化模式及特色也随着其民族的不断发展、演变而传承、发展和创新。
首先是纺织技术的进步、织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发展。从文献记载可知,东汉以降,特别是唐宋时期,骆越后裔之壮侗语诸民族在纺织材料的选取方面继承了骆越时期的传统,利用本地区自然界中种类多样、资源丰富的纺织原料,就地取材,选择麻类、葛类、蕉类、竹类以及古终藤、勾芒木、吉贝(棉类)、桄榔须等作为纺织材料,并且出现了人工种植麻类作物和种桑养蚕。纺织品种类多样,计有麻布、葛布、藉细布、兰干细布、筒细布、綀布、纟炎布、五色斑布、蕉布、竹疏布、藤布、树皮布、吉贝(棉布)、壮锦、侗锦等,其中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品质优良、声名远播的织品,如桂布、郁林布、柳布、象布等。对纤维植物的提取方法与技术有了新的改进与进步,织品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其中仍以麻葛类为大宗。斐渊《广州记》云:“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为竹,剥古终藤织以为布。”沈怀远《南越志》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殉,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染为斑布。”有学者认为,南朝时使用古终藤纤维织成的斑布,应是后来壮锦的前身。陈寿《三国志·士燮传》云,交趾太守“(士)燮每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布辄以千数”。交趾太守士燮给孙权进贡的细葛布总是以千匹数计,说明当时岭南西部盛产葛布,且品质优良。乐史《太平寰宇记·郁林县条》载:“汉广郁地,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藉细布,一号郁林布,比蜀黄润。古称云: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文中把该布与著名的四川黄润布相比,可见其品质精细。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记云:广西“洞人生理尤苟简,冬编鹅毛木绵,夏辑蕉竹麻兰为衣”。周去非《岭外代答》亦云:“广西触处富有芝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柳、象即宋代的柳州和象州,历史上是骆越住居地,宋代以后为骆越后裔壮族聚居地。当时兰麻布以柳州和象州所产最为著名,说明岭南西部地区的麻纺织业经过北宋的开发, 到南宋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麻布生产基地。代表麻织业最高水平是“綀子”布。周去非《岭外代答》云:“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苎子,暑衣之,轻凉离汗。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綀,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可见綀子布之轻薄而精细。而用树棉纺织的纟炎布(也称广幅布),也是远近闻名,驰誉中原。周去非《岭外代答》云:“邕州左右江峒蛮,有织白纟炎,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唐宋以后,岭南地区的棉织品也逐步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棉织品逐步取代其他质料的织品,成为骆越后裔纺织品之大宗和主要衣料,并且出现了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壮锦。
除了麻葛类织品之外,骆越后裔壮侗语族诸民族还就地取材,生产蕉布、竹布、勾芒木皮布、桄榔须布、丝绢等。
蕉布。自古以来,骆越地区生长着各种蕉类植物。蕉茎里含有密集、柔韧、细软的纤维。骆越人很早就懂得提取芭蕉纤维纺纱织布。东汉以后,骆越后裔继承采集蕉茎生产蕉布的传统,芭蕉纤维的提取、加工和蕉布的质量不断提高。杨孚《异物志》云:“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万震《南州异物志》云:“甘蕉草类……其茎如芋,取灰以炼之,可以纺织。”可知东汉时处理甘蕉皮脱胶的方法是煮,而到三国时已经发展为灰炼,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草木灰里含有碱,草木灰入水浸泡蕉茎皮比锅煮更易脱胶,提取蕉纤维效果更佳。西晋时岭南生产的“知越”蕉布比罗纨还柔软。左思《吴都赋》曾赞美蕉布——升越“弱于罗纨”。沈约《咏甘蔗诗》称赞蕉布为希衣中最柔软的,称之“弱缕冠希衣”。唐宋时期,岭南生产的蕉布曾作为贡品上献朝廷。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中言,宋代蕉布中的“细者,一匹值钱数缗”,蛮人“生理荀简,冬编鹅毛木棉,夏缉蕉竹麻苎为衣”。苏辙曾赋诗赞美岭南纺织的蕉布:“裘葛终年累已轻,薄蕉如雾气尤清。应知浣濯衣棱败,少助晨趋萃蔡声。灯笼白葛扇裁纨,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双蕉缝直掇,都人浑作道人看。”王象之《舆地纪胜》称横州“服用唯蕉葛”。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依然流行用蕉类纤维织布。
竹布。骆越地区盛产各种竹类,特别箪竹、勒竹竹茎中富含细长、柔韧纤维,适合用于纺纱织布。历史上,骆越及其后裔通过提取加工竹类纤维用于纺纱织布。东汉以后,竹布纺织工艺一直传承着。晋代时,骆越后裔使用嫩箪竹为原料纺织竹布。戴凯之《竹谱》载:“单竹,大者如腓,虚细而长爽,岭南夷人取其未及竹者,灰煮,绩以为布,其精者如彀焉。”嵇含《南方草木状》记云:“单(箪)竹,彼人取嫩者,槌浸纺织为布,谓之竹疏布。”乐史《太平寰宇记》邕州风俗条记云:“今之僚(壮族前身),布以竹。”岳铉《大元大一统志》载:“镡津县(今广西藤县等地)产竹子布。”直到清代,广西很多地区仍使用竹织布,如清乾隆三十二年修《梧州府志·舆地志·物产》载:“麻竹,一说即单竹,有花穰、白穰之别……花穰篾韧,与白藤同功,练以为麻,可织,谓之竹练布。”
古终藤布。岭南地区生长着各种藤类植物,许多藤茎中含有细密柔韧的纤维,可提取加工用于纺纱织布。骆越人很早就懂得利用藤类纤维纺纱织布,并传承下来。顾微《广州记》中记述岭南人“剥古终藤织以为布”。《太平御览》引南朝宋人沈怀远《南越志》说:“桂州丰水县(原为永丰县,唐始改丰水县,即今荔浦县)有古终藤,俚人以为布。”
勾芒木布。早在新石器时代,骆越先民已经懂得从一些树皮中提取纤维用于织布,并为骆越人及其后裔所继承。顾微《广州记》载:“阿林县(在今广西桂平市)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树半断,新条更生,取其皮绩以为布,软滑甚好。”马端临《文献通考·黎峒》载:“黎峒唐古琼管之地……妇人缌缏,绩木皮为布。”明代诗人魏睿《却坐林边解竹箪》诗曰:“入市每衣芒木布……种女能抛织贝梭。”《大明一统志》云,勾芒木“皮可绩为布,郁林州出”。说明到了明代,利用勾芒木纤维织布的传统仍传承着。
蚕丝。骆越生活的战国至秦汉时代,已出现蚕丝织品,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有精美的丝织品。东汉以后,骆越后裔种桑养蚕,抽纺蚕丝织成丝织品。张籍《送严大夫之桂州》诗曰,桂州等地“无时不养蚕”。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西亦有桑蚕,但不多耳。得茧不能为丝,煮之以灰水中,引以为缕,以之织绸,其色虽暗而特宜于衣。”其种桑养蚕、抽丝织绸的传统一直传承下来。
另外,骆越后裔诸民族在各种纺织材料纤维的提取加工和脱胶技术方面,也有了进一步提高。据史料记载,大约在东汉时期,骆越后裔已懂得用“煮”的方法对植物脱胶来获取纺织原料,如东汉杨孚《异物志》云:“芭蕉……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到了三国时期,出现了碱煮脱胶法。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云:“甘蕉……其茎如茉,取以灰练之,可以纺织。”
其次是继承了骆越断发纹身、错臂左衽、短绻不绔、短袂攘卷的服饰传统。东汉以后,居住在岭南西部地区的乌浒、俚人、僚人以及后来的壮侗语族,因源于汉代以前的骆越人,因而其服饰文化也随其民族的发展而不断传承下来。如《三国志》载,岭南俚僚流行“椎结徒跣,贯头左袄”之俗。《旧唐书·西南蛮》载,南蛮“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人美发,为髻垂于后。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王当”。说明唐宋时期,岭南地区骆越后裔依然流行纹身断发、错臂左衽、短绻不绔、短袂攘卷之俗。
其三是服饰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和中原汉族文化的传播,岭南地区骆越后裔的服饰文化受中原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益深。特别是南来任职的各级官吏,按照官职高低,穿着正统的官服。而被中央朝廷委任的土著官吏,亦按照官职,穿着正统官服。又因当地居民长期与南迁的中原汉族相邻而居,自唐宋以来中原地区流行上衣下裤之服式,即男子上着小圆领、对襟布扣衣,下着宽腰宽统裤的唐装;妇女着小圆领、右襟布扣衣,下着宽腰宽统裤的唐装。其服式亦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带入岭南,当地土著居民中亦渐流行上衣下裤之服。正如明嘉靖《广东通志》所云:“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习气,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同中州。”
另一方面,在远离郡县的地方和广大平民百姓,在服饰上依然保持着自身的传统特色,妇女流行“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流行穿着使用蓝靛浸染的深蓝布衣。唐宋时期,又出现了蜡染新工艺和新服式。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篇对其蜡染工艺作了详细记述:“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溶蜡灌于镂中,而后乃取释板取布,投诸蓝(靛)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故能变成极细斑布,炳然可观。”此后,因蜡染色彩清新,图案艳丽,深受妇女们喜爱,用之制作头巾、衣服、百褶裙便成为一种时尚。服饰中的织绣工艺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以壮锦最具特色,也最为著名。壮锦采用织布原色(白色)纱线为经,以五彩线为纬,纺织成各种花纹图案,具有佳丽厚重、色彩斑斓、图案精美、布局工整、工艺精巧的特点,不仅为当地壮族人所喜爱,而且还销往中原,被列为贡品,上献朝廷。清乾隆《柳州府志》有云:“僮人爱彩,凡衣裙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线杂以织,为花鸟状。”妇女们流行在衣襟、袖口、裤边绣以各种花纹、鸟虫类图案;而头巾的式样、盘戴方式、刺绣的纹饰以及绑腿、腰带、围裙、鞋、背带的形式和刺绣的花纹图案、首饰的配制等,一直保持着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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