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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资源共享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5-02 21:20

（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年第6期）

　　大学学术资源的稀缺使得学术资源共享成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受到了国内大学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学术资源整体短缺与局部过剩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大学的学术运行系统中依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在学术活动的领域，学术资源的共享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逻辑出发，而是要把握学术活动内在的逻辑。在一个恰当的学术活动层面，找到学科知识的公共性与研究范式的共通性，从而建立健全学术资源共享的行政推动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现机制。

　　一、学术资源共享：需要与可能

　　大学的发展如果从中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算起已经经过了近千年的历史，期间，大学的办学形式、办学规模等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的“学术性”同“教育性”一样作为大学最本质的特征，是永恒的。大学作为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劳动分工而从事学术大生产的组织，其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学术生产活动，这其中包括教学活动，科研工作以及社会服务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学者的参与，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学术资源”。就整体而言，学术资源就是学者们开展学术活动所需的各种条件的总和。按照其存在形态不同，可分为有形学术资源与无形学术资源两大类，其中有形学术资源包括与学术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类信息载体、设施和场所，图书、设备、仪器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无形学术资源主要体现为学术声望、学术品牌以及制度文化方面的其它要素。

　　学术资源对于大学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将大学比喻成一棵大树，学术资源就犹如是给予这棵大树的养分，尤其作为大学的根基，学术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学科如果无法从外部环境获得充足的学术资源，就可能会因为供应不足停止成长甚至衰退，从而使整个大学走向衰退。然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资源稀缺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已经成为大学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同时，我国大学学术资源稀缺又有两面性，即绝对稀缺与相对稀缺。其中绝对稀缺是指资源投入的总量不足，相对稀缺则是指大学内部学科之间不平衡，一些学科资源供给不足而另一些学科资源过剩。由于投入体制及投入能力的限制，可以预见资源整体短缺的状态至少在短时期内仍将持续，因此改善“局部过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显然是大学的突破口，资源共享的命题应运而生。
　　并非所有的学术资源都能进行共享。根据学术资源的公共性，我们将大学组织内部的学术资源分为三种，即：完全可共享学术资源，完全不可共享学术资源，部分可共享学术资源。其中教室、多媒体设备等基础教学资源显而易见能为所有的学科所共用，具有完全可共享性，对这类学术资源来说，共享的实现相对简单并且效果明显，往往通过使用一些软件工具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另一些资源受技术等条件的影响完全不可共享，如某些专业仪器设备，因此无法也无需探讨其共享的实现。所以我们关注的重点应在于部分可共享的资源，这类资源往往是科研资源，是学术生产所需的主要或关键资源，占目前大学内部学术资源的大多数，并且有剩余的生产力，因此，高效实现这类资源的共享，无论是对提高学术资源利用效率，还是促进学科的学术生产力都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们认为“局部过剩”的正是这一部分学术资源，倘若能将对某一学科而言过剩的学术资源释放给学术资源供给不足的学科，几个学科形成共享，或者在资源投入之初就能够在几个学科内形成共享，则重复投入、重复建设造成学术资源浪费的问题完全可以有效避免，学术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能因此大幅提高，并可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均衡。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科之间是否能共享一些学术资源?我们认为通过考察学术生产活动的逻辑，可以证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二、学术资源共享的内在逻辑

　　1.学术生产的对象——知识的公共性。
　　任何一个学科总是以特定的事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特定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理论内容，进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学科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逻辑，建构自己完整的学科框架。因此，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的形成，一方面极大促进了研究者、教育者和管理者系统、完整地从事知识创造、知识传递和管理活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学科壁垒和学科保护主义。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统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每一个学科都试图确定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际，尤其要说明与研究内容相近的学科之间的差别，学科自主意识因之得到强化”，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学科的出现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使得知识领域内部分裂加强，从而导致学科之间彼此缺乏沟通和整合，甚至出现对立和斗争。但是事实上，知识体系是难以进行有序、规则的分类的，在实际应用时也不存在分类完善的知识领域，而且知识体系一直处于不停地发展变化之中。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尽管学科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分，但仍有重叠之处，或者说存在共通之处。以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学科为例，其知识基础已经广泛涉及到公共科学、管理科学、公共行政学、公共哲学、公共政策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甚至数学，经济学、系统科学、人类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因此某些知识对某些学科而言是公共的，即一些学科是在同一块知识领地上进行劳作的。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所有的学科其实是在一整块不可“分割”的知识领地上开展学术活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亚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它是一个“宇宙”，大学中的一切学术知识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有的学科都需要有其“统一性”。学术知识的“统一性”、“整体性”是大学教育的本质。由此可见，从知识的角度而言，学科间具备不可割裂的联系。学科间知识“交汇”，存在知识的公共领域，换言之，学科之间的割裂不符合知识的逻辑。知识公共领域的存在即是学科产生联系的原因，也是学科之间联系的来源，而学术资源利用的过程其实就是学者对知识进行操作的过程，因此在知识的公共领域上，学者对学术资源可能有相同的需求，因而学术资源可共享也就不难理解。
　　2.学术生产的方法——范式的共通性。
　　如果说对知识公共性的分析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寻找学科之间的共通以论证学科间可进行学术资源共享，以知识为维度抽象地指出了学术资源共享的范围，那么“范式(Paradign)”则是以研究方法为维度进一步精确了这一范围。范式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S.Kulm)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在后来的《必要的张力》中，库恩又对其进行了更清晰的概括，他认为所谓“范式”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及范例。在笔者看来这与通常意义上的方法论有共通之处，其实质是处理知识问题的程序和方法，是一种规则和逻辑。笔者认为这些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观念范式——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第二层是规则范式———在观念范式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规则和程序等规则系统；第三层是操作范式——一些公认的或具体的科学成就、经典著作、工具仪器、已解决的难题以及未解决但已明确了解决途径的问题。
　　科学工作者们遵循相同的范式形成不同层级的科学共同体。所谓科学共同体，库恩认为从直观上看是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因所受教育和间隙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并且科学共同体可以分为许多级，如全体自然科学家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低一级的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群体这样重要的共同体，如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体，如高能物理学家和固态物理学家。

　　以上理论对我们研究学术资源共享的启示在于将库恩对范式、科学共同体的理解与托尼·比彻对知识特征的分析进行对接。比彻通过对不同学科和学者的调查和访谈，对学科的知识特征进行分析，提出了“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应用软科学”四个分类框架，相应地将学科都归纳为“纯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技术”、“应用社会科学”四类学科群体(表1)。结合两者的观点，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大学学术环境中，存在不同层级的科学共同体。对比我们对学科的理解：“以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为使命，以学者为主体，以知识信息和各类学术资源为支撑，依据知识的具体分类而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学科组织(二级学科)显然是科学共同体，并且是子群体，结合比彻对学科群知识特征分析，学科群(一级学科)是主要科学专业群体，而学科群的集合我们姑且称之为学科系统(学科门类)则是更高层级的科学共同体。第二，以知识和范式为二维，学科之间存在知识的公共领域，同时对知识的操作规范，逻辑相同，换言之，学者研究的对象公共，研究方法共通，则学术资源作为研究所需条件其共享即存在可能性也存在可行性，并且共享实现的合理层次应当是在同一科学共同体——学科群内部，如图1所示。

　　三、学术资源共享的实现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学科群是具有部分可共享性学术资源的合理层次，并且是主要层次。除符合学术活动内在的逻辑外，在这一层次实现学术资源共享另有两点优势：首先，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其效果将是显著的，创新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如同生产过程中的经济规律一样，在某个学科领域，在一定的规模水平范围内，有效集中科技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获得平均(或单位)研究项目成本递减。而且，这种研究领域的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现象遵循一种“阙值规律”，即当科技资源集中到一定程度时候，科技成果会出现从随机输出转向稳定的系统输出。其次，在大学学术生产能力上，以学科群为单位进行资源共享有效促进学科集群，从而大学学术竞争力可能获得质变性的提高。因为单个学科，甚至以课题组为单位的小型、封闭式的研究不利于获得综合大项目。倘若不同学科集聚起来，在学科群层面上活动，彼此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形成良性竞争，则会出现“聚变效应”，更容易获得大课题、大项目，实现学术大突破，并因此获得更多更优质的学术资源支持。
　　事实上在学科群层次进行资源共享不仅对提高共享效果而言是必须的，对大学发展而言也是必然的。当学科处于原始积累的成长阶段，学科学术活动的重点在于开发本学科领域内知识，获取资源量相对较少，且需要的资源较基础，在这个阶段学科内部交流频繁，对外交流的需求较少，因此集群水平较低。但是当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成熟期，学科需要向外部发展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要求同外部环境进行交流，获得更多的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继续发展，则必然需要走向高度集群化。
　　那么在学科群层次学术资源如何实现?显然，需要通过构建相应学术资源共享平台。根据以上观点，学术资源共享平台应以学科群为单位进行构建，从而在整个大学中形成共享平台系统(图2)。

　　在此平台系统中，本文重点探讨学科群层面学术资源共享平台所涉及的主体及关系(如图3所示)。作为学术资源共享实现的方式，学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的目标显然是导向学术资源共享效果最大化，具体而言，必须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就单个学科组织而言，能以最低成本使用开展学术活动所需的学术资源；第二，就学校层面而言，所有学术资源的剩余生产能力趋向于零，也即使用效率达到最高。基于此，我们认为学术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及运行，应在现有常见的行政推动的模式之外，进一步引入市场调节模式。图2　大学学术资源共享平台系统

　　当前，我国大学内部已有的学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都是以行政推动为主。所谓行政推动方式是指学校层面行政力量作为建设主体，整合校内学术资源，建设学术资源共享平台，学校是平台的建设者、管理者，基层学术组织是平台的使用者、配合者。在这种模式之下，作为平台使用者的学科组织，并不直接参与平台的建设与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使用主体的这种超脱性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学术资源共享平台的可持续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使用主体在平台规划阶段缺乏足够的意见表达，使得平台的建设与使用主体的需求之间容易产生落差，另一方面使用主体在平台运行中缺乏主体意识，会影响到其参与共享平台的积极性。因此，市场调节模式引入有其必要性。这里的“市场”指的是一种调节机制，市场交换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的变化必然会对各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调节作用。在市场作用过程中，人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必然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投入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领域中，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整体上的帕累托最优。通过学校内部产权治理的方式，建立充分的产权激励机制，使随着投入节约所产生的利益能在学校与共享主体之间分享，从而能激活校内各层次主体参与学术资源共享平台、提高学术资源使用效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自动、灵活的优势，解决当前学术资源共享平台运转中过于依赖外力推动、自主运行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也是存在盲点的，过于依赖或者迷信市场机制同样会对大学的学术运行效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针对市场失灵的部分，仍然采用外部推动的模式解决，通过贯穿治理的精神，妥善协调平台所涉及的各个主体的多方面诉求，妥善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除此之外，在具体操作上，学术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如：在参与平台的各方之间确立一定的协商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机制降低谈判成本，平衡各方面的诉求，避免因为达成一致所耗费的谈判成本超过开展共享所能带来的收益，使学术资源共享平台的存在失去意义。以及构建相应的信息沟通平台使参与共享的各个主体的共享需求能被及时、准确地描述并引起资源提供者的注意等等。这些配套机制需要大学在不断的尝试和摸索中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