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区传教士传记（九）

他在西湾子发现并命名了冀北翠雀花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谭卫道

文、高星

法国学者杜牧兰在《中国植物向法国的传播路线》一文中介绍：1685 年 1月 28 日，路易十四创建了委托给耶稣会士们的中国科学传教区。在派遣传教士们之前，卢瓦 (Louvois) 就要求皇家科学院起草一份“向柏应理神父推荐的有关中华帝国的调查提纲。这道上表共分 34 条，它们涉及了差异很大的内容:中国人的政府和风俗、技术、地理、气候、自然科学和医学等……许多问题又涉及了植物。下面就是其原文:

——茶叶、大黄及其他药类和奇特植物，中国是否生产某种香料。中国人是否有吸烟的习惯。

——他们的日常食品及其饮料。他们是否有葡萄酒、面包、磨子、印度鸡鸽子和鸽舍、印度或土耳其的小麦。

——其房子的形状、家具、花园、果树、甬道、泉水、花圃……1

传教士们一旦莅华，便立即发现了这个辽阔国家的富饶。耶稣会士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了，而开始趋向对那些欧洲人不认识的植物的研究了。他们主动地采集植物标本，并将植物种子或植物寄往欧洲，特别是寄往法国。

北京与巴黎、圣彼得堡之间的有关植物问题而交换的书简，可能开始于1734年。主要有3 位法国传教士后来一直坚持了寄送这种有植物的书简。这就是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 年)、汤执中( Pierre Nol Le Chrond’Incarrille，1706-1757 年)、韩国英 ( Pierre - Martial Cibot，1727-1780 年)。传教士中的“博物学家”还有法国人秦噶哔、林德懋等。中国植物被一代代传教士介绍到欧洲，播撒到全世界。杜牧兰在文中指出：

始终希望获取更多有关茶叶、大黄和八角菌香的栽培与焙制的行为，经常出现在巴黎和伦敦，总而言之是出现在西欧的其他所有国家。贸易肯定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用于制药业的中国植物形成了不可忽略的贸易原料，特别是在中俄之间的贸易中更明显。它们传入法国、英国或俄国，可能限制了大量向中国采购，并增加了相互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植物的风土驯化是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完成的。2

同样，进入19世纪，法国遣使会传教士谭卫道在华的三次田野科考对近代法国博物学知识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1826—1900），英译名阿尔芒·戴维德，也作阿曼德·戴维、谭微道。

1826 年9月7日，谭卫道生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大西洋地区北昂市附近的埃斯珀莱特。该城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这里到处是古老的教堂、宫殿，以及令人着迷的博物馆、美术馆。

谭卫道的家庭是当地比较成功的家庭。他的父亲多米尼克是裁判和医生,养育了三个男孩。其对大自然有无比热爱的探究精神，深深影响了谭卫道，使他从小就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

1838年，12岁左右的谭卫道到拉来索尔（Laressore）修道院学习。在拉来索尔期间，谭卫道立志成为一名神父，并于1846年加入法国遣使会，投身海外传教事业。

1848年11月4日，谭卫道进入巴黎天主教遣使会修院学习。1850 年11月5日，在那里发愿。1851年6月，谭卫道晋升为副助祭。随后，教会派他到意大利萨沃纳（Savona）神学院学习，教授自然科学。3

1853 年3 月，谭卫道在萨沃纳(Savone,意大利)晋铎。谭卫道曾在萨沃纳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展示他从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麓地区采集的植物标本。同时，他“强烈感觉到上帝号召他去肩负更艰巨的任务”。1852年，谭卫道向上级表达了去中国、蒙古和远东其他地区传教的强烈愿望，并多次申请来中国传教。借助不平等条约《黄埔条约》《北京条约》带来的利益，法国在华不断扩大的内陆殖民和活动空间为谭卫道创造了条件。

法国政府希望只要一有机会，在京法籍传教士们就能把握时机开办学校。遣使会艾蒂安总会长（M. Étienne，1801—1874）将筹建学校的任务委托给了谭卫道，因为谭卫道长久以来接受的教育让总会长相信他能胜任该工作。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主教和艾蒂安总会长想要采用17世纪和18世纪耶稣会士科学传教的方法。他们认为，传教士应该在神学院和遣使会北京教会学校中讲授欧洲科学知识。虽然讲授科学知识不是首要传教任务，但这可能会给传教工作带来很大帮助。4

在这一背景下，谭卫道去北京传教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他先到了巴黎，联系了先前在中国的梅副主教（M. Vicart），梅副主教要求谭卫道考虑如何将科学考察贯穿到传教工作中的问题。

正式启程前，孟振生主教带谭卫道去拜访了时任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儒莲一直在想办法搜集精美的中国制品，得知谭卫道博物学方面的经历后，便建议谭氏为法国学者发挥其专长，便把他引荐给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rie naturelle）动物学家亨利·米勒—爱德华兹（Henri Milne-Edwards，1800—1885）和植物学家艾米利·布朗沙尔（Émile Blanchard，1819—1900）。他们许诺给谭卫道提供科学考察所需物品，谭卫道也答应尽量满足科学家们对中国动植物标本的要求，因为他坚信“所有聚焦于造物主的科学都会增加造物主的荣耀。去了解事实等于去了解上帝，所以一切科学都值得赞扬，科学的目标也是如此神圣。”5

1862年2月，谭卫道与孟振生主教一道启程前往中国。1862 年 7月 5 日到达北京。

谭卫道一边在北堂学习中文，一边在北京周边考察。在北京的两年间，他先后到北京平原、西山和颐和园附近的北山游历和采集标本。谭卫道想搜集标本为遣使会教会学校自然历史课程和自然历史珍品收藏橱做准备，同时履行自己的承诺，将报告和收藏品寄给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据记载，他确实在北堂收藏了诸多标本，其标本收藏橱称得上是现代意义的博物馆。

1862年9月，谭卫道跨过长城，到宣化、崇礼一带游历。并赴遣使会在清廷禁教时期的据点西湾子，到那里参与传教，拜会老领导、老朋友孟振生。

谭卫道在崇礼山区采集到一种罕见的植物，他将标本寄到法国巴黎后，国立自然博物馆的植物学家弗朗歇把它命名为“冀北翠雀花”。查阅资料，可知：

冀北翠雀花（学名：Delphinium siwanenseFranch.）是毛茛科翠雀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茎高约1米，多分枝，无毛，地生叶。茎下部叶在开花时枯萎，叶片五角形，三全裂近基部，披针形至条形，伞房花序，有花2-7朵，顶端常排列成伞状；苞片三裂或不裂而呈线形；萼片宿存，蓝紫色，椭圆状卵形，花瓣上部黑褐色，无毛；有时上部蓝色，种子圆锥形，暗褐色，8-9月开花。分布于中国河北北部。生海拔1300-2100米间山地草坡或河滩灌丛中。6

1863年，谭卫道从西湾子到了热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在那里考察了五个月的时间。北京周边的旅行不仅让谭卫道熟悉了中国状况，还使他收集到了麋鹿、马鹿、梅花鹿、猕猴、槐树、桃树、山桃、欧李和毛樱桃等动植物标本。特别是麋鹿，属于首次发现。

这些标本送到法国后，其数量和质量使法国科学家意识到“中国是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对于博物学家们来说，中国仍有大量东西需要他们学习和发现”。谭卫道也深入博物学考察工作中。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家亨利·米勒·爱德华兹拜访了当时法国教育部部长迪律伊（Jean Victor Duruy，1811—1894），他恳请迪律伊请求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把谭卫道从神职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去这个庞大帝国中还未曾踏足之地进行伟大的探索旅行”。此请求是以政府的名义发出的，而政府的善意会为中国传教工作带来便利，因此艾蒂安同意了迪律伊的请求。7

1866年到1874年，谭卫道先后三次赴中国内地考察。

第一次考察从1866年3月12日持续到1866年10月26日。谭卫道先后考察了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等地。30年前带领古伯察神父（LePére Évariste Huc，1813—1860）游历西藏的桑达钦巴（Sambdatchiemda）为他做向导。此次科考游历成果丰硕，谭卫道收集到150种鸟和哺乳动物的皮、124种植物标本、超过260种昆虫标本。这是谭卫道第二次在张家口地区留下足迹：

1866 年4月7 日,二人（桑达钦巴、谭卫道）于蒙古二十三号地相会。谭卫道在其所著《蒙古游记》中记有此事:“这就是应在横穿蒙古时为我带路的。他……已经脱离了喇嘛中的那些人而成为基督徒，在西湾子与其新的同教教友们共同生活。”

随谭卫道结束旅行后，桑达钦巴常住二十三号地,在蒙古人中传教，“是几个新受归化和定居在距卓资寺有一法里的几个蒙古人家庭传道员”。8

1868年5月26日，谭卫道开始第二次考察活动。他去了天津、上海、江西、湖北、重庆、四川，经由成都最后到达四川穆坪。他从这次游历考察中发现了676种植物、441种鸟类和145种哺乳动物。

1869年初，谭卫道被教会任命为位于四川夹金山的宝兴县（今天属于雅安市）邓池沟天主教堂神父。他刚一来到这块土地，就被美丽的景色所吸引，他在日记中说：“但愿这块陌生而神秘的土地，能给我带来惊喜。” 于是他推断：“这里的高山和河谷都被原始森林覆盖，使得当地的野生动物得以生存和延续下来。”

1869年3月11日，谭卫道来到宝兴县的乡下传道。当地的村民听说他在出钱搜集珍贵动物和植物，就将一张奇怪的熊皮卖给他。谭卫道在日记中写道：“极好的著名的黑白熊的外皮”。几天后，又有猎户向他出售一只被猎杀的幼年熊猫。谭卫道在日记中惊讶地写道：“它除了四肢、耳朵、眼睛周围为黑色外，其余全为白色。这一定是熊属的一个新种。”

1869年5月4日，谭卫道在雅安穆坪的一处密林中亲眼见到了 “黑白熊”，这就是我国独有的国宝——大熊猫。他亲自组织信徒们在教堂内为“黑白熊”做了个大木笼，将它饲养起来，观察、记录它的生活习性。他根据“黑白熊”的体毛、脚底有毛等特征，认定“黑白熊”是熊的一个新种。此后，谭卫道向世界宣布他所发现的新物种，熊猫就此被世界人民所知，日后更是成为中国的国宝。

在穆坪考察时，当地姓李的一家农户邀请谭卫道去家里休息，他在农户家里的墙上看到了一副完整的黑白熊皮。谭卫道雇用本地猎手帮他收集动植物标本，当地人答应给他去弄这样一张皮来。11天后，猎手带了一只黑白熊给谭卫道。遗憾的是，猎手为了携带方便把那只黑白熊给杀了。谭卫道描述道：“这只黑白熊除了腿、耳朵、眼睛周围是黑色，其他地方都是白色。它的颜色和我在农户李家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一定是熊属的一个新物种，因为它和其他熊属动物的色理、脚掌底部多毛等特质都特别像。”9

借此，谭卫道成为第一位见过大熊猫的西方人。他把猎人杀死的大熊猫制成标本送到法国。除了大熊猫，他还把穆坪的川产金丝猴和另23种哺乳动物及许多鸟类昆虫介绍给西方学界。他在四川成都山区还发现了山桃等植物，他收集的杜鹃花之中有不少于五十二个新种类，在他收集的报春花之中大约四十种是当时未知的。

1869年11月22日，谭卫道因病离开了穆坪，回到欧洲作短期休假。

谭卫道在中国的第三次考察活动始于1872年10月2日，他从北京南下进入中原，经过河北、山西、陕西，继而沿汉水南下到汉口，后到达江西九江和福建武夷山。

谭卫道在北京周边搜集标本，建立自然历史珍品收藏橱——“百鸟堂”。“百鸟堂”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雏形，比韩伯禄（Pierre Heude，1836—1902）神父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博物馆的时间——1883年——更早。

1864年，孟振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蚕池口教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1865年5月1日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谭卫道在此创设了一座博物馆，人称“百鸟堂”。遣使会会士和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记载：

孟（振生）主教由法返华。随来之传教士中，有达味德（华姓谭）者，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集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余种，虫豸蛱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皆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10

从中可以看出新奇的百鸟堂博物馆对王公贵族的吸引力。通过参观百鸟堂博物馆，官员们和传教士得以接触，敌意渐渐消除。成见既除，人们对天主教教士们的敬意与日俱增。同时，促进了国际交流。11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八记：

北京谭修士所设之博物馆，亦有不可泯灭者，馆在北堂左近，内储珍禽奇兽，大小无虑四千余种，翎毛鲜洁，栩栩如生，又有奇异木石、金宝之类，多不胜数，皆博物家所罕见者。开馆后，远近闻传，争来游赏，王公钜卿，亦多来者。此虽世俗事，然可籍以考求物理，开阔眼界，亦可使传教士与官绅各界接洽，未始不可为开教之一助，此教士目的所在也。12

1885年，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清廷扩建宫室，并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养宫，离宫廷较近的蚕池口教堂亦属于扩建范围。经过李鸿章与樊国梁多番交涉，经樊国梁奏请，教皇同意将蚕池口教堂搬迁至西什库，并吩示“北堂所有百鸟堂内禽兽及一切古董物件钟楼内风琴喇叭概行报效奉送中国国家”，“献于皇太后，以供消遣”。双方原本很难达成一致，光绪皇帝和慈禧都把百鸟堂藏品视为宝物，教皇如此大方将这座博物馆里的藏品赠予慈禧，大大促成了和谈的成功。

1886年4月26日，双方共同商定画押。而后，百鸟堂博物馆移交内务府奉宸苑，移交物品14展架，共计2474件标本，包括飞禽走兽、虫介蝴蝶、螺鰤等海中珍奇、虎象熊骨、鸟卵虫蛇、兽角等。

谭卫道在华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和种子送到法国后，这些中国所独有的物种，让法国生物学界为之震惊，更加对这个东方神秘国度产生了兴趣。许多植物以谭氏命名，种类之多，至今被生物学界所艳羡。

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动植物科学家对其进行整理、分类、研究和命名。伊利—阿贝尔·卡里埃（Élie-Abel Carrière）、约瑟夫·德凯纳（Joseph Decaisne）和博物馆其他植物学家们检验研究这些标本和种子，并从中发现了诸多新的物种。植物学家们将谭卫道送回的种子直接种在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掌属、管理的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内。1876年，谭卫道回国后曾发现，有80多种他在中国收集到的植物种在巴黎植物园中，其中包括在北京北部发现的卷萼铁线莲（Clematis tubulosa）。但是，谭卫道在华采集的大部分植物标本在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搁置了十年，没有专人对此进行调查研究。1880年，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路易·爱德华·比罗（Louis Édouard Bureau）邀请法国植物学家阿德里安·勒内·弗朗谢（Adrien René Franchet）加入博物馆，专门辨认整理谭卫道送来的标本，因为弗朗谢在日本植物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弗朗谢的加入使谭卫道在华采集的植物标本得以系统化整理和命名。13

19世纪80年代，弗朗谢编辑出版了两卷本《谭卫道从中华帝国发现的植物》（Plantae Davidianae ex Sinarum Imperio）上卷《蒙古、华北和华中的植物》（Plantes de Mongolie, du nord et du centre de la Chine），收录1 175种植物，附有27张植物标本版图。此卷《前言》部分包括谭卫道写给弗朗谢的一封信，谭卫道从生物学角度概述了他在华的三次旅行，并探讨了考察途经地区植物与当地地质结构、气候的关系；下卷《西藏东部（穆坪）的植物》（Plantes du Tibet Oriental〈Province de Moupine〉）载有穆坪地区402种植物和20张植物标本版图，其中植物新物种有163类。

谭卫道在广义上可以称作博物学家，但其专长在动物学领域。在其考察日记（Journal de mon troisième voyage d’exploration dans l’Empire chinois）第31章，谭卫道分门别类介绍了中国动物分布情况。例如，在豢养动物这一类别中，他详细列出了我国所产牲畜：马、驴、骡、黄牛、驼牛（Zebu）、水牛、牦牛、羊（三种）、犬（蒙古狗、京巴狗）、猫、天竺鼠、猪。还有产于青海及西藏北部的牦牛；豢养的飞禽：鸭、鹅、水老鸦（鸬鹚）、鸡、鹁鸽，并指出“中国虽然是雉属的真正产地，但中国人不豢养雉属动物和孔雀”。他将中国野生动物分为猿猴类、翼手类、食昆虫的哺乳类、肉食类和咀嚼类动物。对于咀嚼类动物，谭卫道详述了除豪猪、土拨鼠、野兔外的各种跳鼠（Cerbillus）、鼢鼠（Siphneus）的分布情形。他指出，鼠类大小共30余种，中国共产松鼠九种。飞鼯在台湾有三种，穆坪有三种，华北有一种；他还在福建发现一种特殊的鼷鼠，该鼠眼睛小、尾巴长，尾端有一束硬毛。14

在对博物学各个分支均有涉猎的同时，谭卫道也没有忽视化石采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让·艾伯特·戈德里（Jean Albert Gaudry，1827—1908）对谭卫道采集化石进行研究后，在法国地质学会通报上发表了《谭卫道在中国发现的地质第四世纪动物化石》（“Sur des Ossements d’animaux quaternaires que M. David a recueillis en Chine”）一文。该文表明，谭卫道送回法国的化石有大象和蒙古鹿等多个物种。

动物学方面，谭卫道的另一成就是和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家埃米尔·奥斯塔莱特（Émile Oustalet，1844—1905）一起编纂了《中国鸟类图谱》（Les oiseaux de la China）。该图谱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描述了谭卫道在华发现的124种鸟类的大小、颜色和种类，其中涵盖小鸮属、鹰科���属、绣眼鸟属、旋目雀属、椋鸟属、短脚鹎属和钩嘴鹛属等多个属种；下卷是由法国软体动物学家阿诺德·洛卡德（Arnould Locard，1841—1904）为124种鸟类手工绘制的彩色图谱。15

法国里昂大学（Université de Lyon）理学和医学博士、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主任的经利彬教授指出：“谭氏之前，吾国无论述鸟类之专著，唯明末李时珍《本早纲目》中，略有记载，而亦仅77种。以科学方法，研究鸟类，在吾国当首推谭氏。”谭卫道在华共采集鸟类标本640种，其中中国特产鸟类504种。

谭卫道自己的主要著作为日记，内容除动植物内容外，还有:

对于中国人种，人口、房屋、村落、城市，街衢、田园、妇女姿色，亦无不描写尽致。对于经过各地之距离、山岭之高度、化石之种类、地质之构造、四季之温度、每日之气候、河流之缓急与来去之方向、地方之矿产、农业与手工业、居民之习俗、服饰、语言、疾病与职业，他如官吏之舞弊、政治之黑暗、以及不良之民情，亦毫不遗漏。16

按方豪所述，谭卫道日记比较客观，“记在病重时，亦伏枕而书，均非追忆，故极为忠实。” 17

1874年，谭卫道由于“辛劳过度，健康大受影响，”不得不返回法国。18

1888年4月，他在巴黎举行的天主教国际科学大会的致辞里面，全面总结了有关中国动植物的研究工作。

谭卫道在中国的25年时间里，积极收养信徒，传扬福音。他编撰了一些属灵伟人的事迹，期望通过他（她）们的见证激励年轻人从事宣教事业。他对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

谭卫道在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他在中国发现了200多个种类的动物，其中有63个是不为动物学家所知的，在发现的807种鸟类中，有65种以前未被描述过。他做了大量爬行动物、无尾两栖动物和鱼类的研究，他还收藏了许多飞蛾和昆虫标本，且绝大部分在当时都不为人所知。他收集的植物标本有3100多，也是当时植物学界无人知晓的。

1900年11月 10 日，谭卫道在巴黎去世,其墓地在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的遣使会士地下墓穴中。

注释：

1（法）谢和耐戴密微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第569页

2.（法）谢和耐 戴密微著 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第577页

3.《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法）荣振华等著耿昇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第592页

4.李蕾 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5. 李蕾 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6.百度

7. 李蕾 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8.宝贵贞 宋长宏著《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64页

9.李蕾 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10.李蕾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11.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100页

12.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一版第282页

13.李蕾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14.李蕾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15.李蕾沈弘《从谭卫道看近代法兰西博物学知识的形成》《国际汉学》总第26期（2021年第1期）

16.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一版第283页

17.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一版第283页

18.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一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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