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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娥”被译为“雪绒花”谈起——续谈卫礼贤《中国民间童话》中的选篇与译名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4-13 19:49

卫礼贤在编译《中国民间童话》时面临着一个我们作为本国人编选同类型书籍时所同样面临着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神话传说与神仙志怪文学是一个极度庞杂的体系，跨越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混杂与演变，跨越了儒教、道教、佛教以及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民间崇拜，跨越了各种地域性的文化（例如楚地与齐鲁就必然大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神话本身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而一本神话的选集将必然不得不把这个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高低起伏的整体加以压平，呈现出共时性的假象。卫氏在他的选集中重点呈现了龙宫与狐仙等几个神话体系，有时会故意选入一些其系统性、资料整合性远大于其故事性的篇目，例如出自唐代、既提到了龙王龙女又提到了河伯的《震泽洞》。
在地域性上，《中国民间童话》仍然倾向于译者本人所在的山东甚至胶东。有多则狐鬼故事（主要分布在第56-61则）虽然往往在开头标注了故事发生在胶州附近，但是难以在清代笔记中找到完全符合的确切出处，有可能是卫礼贤听到的山东民间的狐狸精故事，而非在阅读中得来。关于狐仙传说的常识性说明介绍文字（狐仙害怕雷霆，狐仙有善有恶，等等）也主要集中在这几篇，很可能是卫礼贤自行加入的。毕竟，胶东农村的狐狸精、黄鼠狼精故事是流传很盛的，狐女之于齐地，正如山鬼之于荆楚。卫礼贤也有听青岛本地人讲鬼故事的回忆：
“中国的夜不只是没有光，中国的夜是一种特殊的实体的东西。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隐藏在墙和门之后。星星闪着古怪的光，奇怪的黑影在空中掠过，还有嗖嗖的蝙蝠和无声的猫头鹰。地里的坟头聚在一起，狐狸和黄鼠狼神秘地蹿过草丛，不知在玩什么鬼把戏。这是莫名的事物出现的时刻，鬼火在地下盘旋，又一下子掠过坟头。这样的时刻最好还是呆在家里，可怖的鬼魂四处游荡，施展魔力。我的仆人压低了嗓门，说起了神话、传说、恶梦和强盗。最后他差点自己把自己吓住了。”（摘自卫礼贤《青岛的故人们》）
卫礼贤在《中国民间童话》中虽然力求故事情节和行文的忠实完整，但也选择尽可能将对欧洲读者来说繁琐拗口难记的那些中国姓名略去，以求突出情节本身，例如《徐玄之》被译成《蚁王》，《江南吴生》被译成《变形女》，《薛淙》被译为《飞天夜叉》，《崔玄微》被译为《花仙》，《胡母班》被译成《危险的报酬》，通篇也不出现人物姓名。除非是人物本身作为历史人物或者神仙非常家喻户晓的情况下才会保留人物名字的音译，如庄子、张良、目连等等。另外，大部分故事在被翻译后都不会保留原标题。新的标题往往是关于直接关于这些故事的主题和性质的，如《金玉奴》的标题变成了《无情的丈夫》，《杜子春》变成了《善良的术士》，《聊斋·种梨》变成了《吝啬的农夫》，无形中突出了这些故事与欧洲民间故事之间的共性。
如果说男性人物的名字通常不会被保留（柳毅、刘晨阮肇、哥舒翰是少数的例外），女性人物的美丽名字则往往在翻译中发生了归化式的变化。《聊斋·青娥》的女主人公“青娥”的名字被翻译成德语文化中的著名植物“雪绒花”（见下图，又译火绒草、高山薄雪草等，这种高山植物往往要历经艰险才能在阿尔卑斯山中被采摘到），是最突出的例子：

在译介者卫礼贤心目中，高山植物雪绒花想必象征着隐居山中的青娥的高洁。还有唐传奇《昆仑奴》的女主人公“红绡”被翻译成“红玫瑰”，《聊斋·青蛙神》的女主人公“十娘”被译为“青蛙公主”，《聊斋·乐仲》的女主人公“琼华”被翻译成“雪花”，这些女性名字很明显都被德国化了，是译者试图让故事更向德国文化归化而不显得陌生的努力。另有一些名字未被译出，如唐传奇“红线盗盒”的译本中女主人公“红线”的名字始终被隐去，这篇故事也被取名为《金盒》。此外，《聊斋·晚霞》的女主人公“晚霞”的名字仍被译为晚霞，而《东方朔》里东方朔的名字则被意译为“晨天”——在《太平广记》的《东方朔》文本里，确实说明了东方朔名字的由来“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少数女性名字被音译，如“婴宁（Yingning）”，“娇娜（Giauna）”。“杨贵妃”这个名字也被音译，可能是考虑到它在远东的家喻户晓性质，并未去解释“贵妃”其实是头衔而非名字。
有一处非常耐人寻味的译名选择，是《聊斋》中讲述士人乐仲成佛故事的《乐仲》的标题被卫礼贤译为《乡愁》，看似和原意相去甚远不可理喻，但其中的逻辑是——超脱成佛即是回返故乡净土。同时代的黑塞（他是卫礼贤译作的一个忠诚读者）在《东方之旅》中也写道：“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东方，或者不如说东方不仅是一块国土和地理上的概念，而且也是灵魂的家乡和青春，它是处处皆在而又处处不在，它是一切时间的联合。”就这样德国浪漫主义的两种看似恰恰相反的内心冲动“憧憬”与“怀乡”被统一到了一起，对远方的憧憬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归故乡。《乐仲》与黑塞《悉达多》也有一些情节单元上的类似，如主人公虽然超脱红尘仍然偶然育有一子，如有一名名妓成为主人公的求道伙伴，但《悉达多》中主人公通过与名妓的情爱求道则更多是印度密宗或者说道家的，与《乐仲》这则佛教故事无关。《乐仲》是全书的倒数第二篇故事，承上是道家成仙得道题材的《青娥》，启下便是《孙悟空》西行求法的成佛故事，全书归于圆满。
黑塞曾经得到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却没有停止成为西方人，甚至是停止做一个施瓦本人”。有趣的是，黑塞生前曾经把几乎一模一样的评价给予了同乡卫礼贤：“他（指卫礼贤）既没有失去和忘记其基督教信仰也没有失去和忘记其打着施瓦本-图宾根烙印的民族特色……”（摘自马剑《黑塞与中国文化》）在德国文学传统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施瓦本省人以多愁善感、富于浪漫精神而著称（时常是贬义的）。黑塞并没有说错：卫礼贤在这本《中国民间童话》的编选中仍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德国趣味，甚至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趣味。在黑塞的《东方之旅》中，宣誓参与“东方之旅”盟会的成员们既向往东方智慧的教诲，又在浪漫主义的仙子、骑士、美人鱼中间嬉游。通往“东方”之旅最终只是这些德国知识者的寻找自我之旅，就如同《西游记》里寻找的是“西方”极乐净土一样。东西方只是一副打开的双面镜子，通过向“外”的追寻而朝向“内”。
在《东方之旅》的结尾，作者消失了，变成了他自己创造的故事。或许对整个人类文明（以及整个中华文明）来说正是这样：到头来，我们都只是我们所创造的那些故事。
最终整个民族的文明都被压缩在一副用来戴上表演戏剧的面具里。
——没有比这更怪异以及更美好的形象值得流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