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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疟疾发病与气候变化关联性研究.docx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2-18 00:14

北京市疟疾发病与气候变化关联性研究

中医发烧也属于现代传染病。由于其特点是人组分散，因此在医学研究中应注意预防。《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主要阐发了天时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体疾病发生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疫病发病的影响。尤其是《素问遗篇》之“刺法论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第七十三”两篇,就主要论述了六气之司天、在泉之气不迁正、不退位所导致的异常气候,以及这种异常气候出现后会“三年化疫”的理论。自2003年SARS发生以后,有学者研究发现,非典型肺炎正是这种异常气候变化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将利用北京市1970年-2004年35年的气象资料和痢疾发病资料,通过分析痢疾各年发病情况与其3年前气候特点的关联性,来验证“三年化疫”理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1970年-2004年记录存档的痢疾年度、逐月发病资料。北京市观象台提供的1970年-2004年逐月测得的日平均气温、日平均风速、日平均降水量、日平均相对湿度、日平均水汽压5项基本气象因子的数据。1.气、气、气按照中医运气理论,每年以立春为始点,按24节气将每年均分为6个时段,即初之气(立春-春分)、二之气(清明-小满)、三之气(芒种-大暑)、四之气(立秋-秋分)、五之气(寒露-小雪)、终之气(大雪-大寒)。以六气时段为单位,统计35年间各时段内气温、风速、降水量、相对湿度、水汽压5项气象因子的日平均值。2.相关分析2.1北京的流行病2.2日降雨温度与日降水量及日气温的关系依据痢疾高发年提取相应3年前的年份,将其中与干支运气应出现的气候变动不符合的年份视为异常气候年。具体方法为:从岁运(推演全年气候)、司天之气(推演上半年气候)、在泉之气(推演下半年气候)3个时段进行判断,选取每年相应时段气象资料日平均值与35年同期均值做比较。以该时段日平均气温(℃)等于或高于35年同期均值代表火运、少阴君火或少阳相火,低者则代表水运或太阳寒水;以该时段的日平均降水量(mm)等于或高于35年同期均值代表土运或太阴湿土,低者则代表金运或阳明燥金。以该时段的日平均风速(m/s)等于或高于35年同期均值代表木运或厥阴风木,低者则否。若符合该时段的干支运气属性用“√”表示,不符合用“×”表示。根据其结果判断该年的实际气候是否符合干支运气特点推演。2.3异常气候的特征利用各年相应气象因子在全年、上半年、下半年以及六气时位等不同时段上的均值与35年同期均值进行比较,分析该年的气候变化特点。2.4疾按现行气候属性归类依据“三年化疫”的运气理论,首先将痢疾按五行属性进行归类,然后将异常气候年份按年干不同依据“天干化运”进行“五运”归类,最后两相对应评价其吻合度。疾发年:发病年3周年,干预气候变化情况为异常气候年1.痢疾的年发病特点及高发年1970年-2004年,北京地区痢疾报告发病总数为2960190例,平均每年发病数为84577例。如图1所示,痢疾发病自90年代后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为了更有效而全面地提取痢疾高发年份,故将35年数据划分为两大组:70-80年代为第一组,90年代以后为第二组。即:第一组为1970-1989年,共20年,高于这20年发病数平均值的年份即为高发年。第一组年发病数平均值为129312例/年,高发年份为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如图2所示(注:因气象数据自1970年始,依据“三年化疫”理论,故痢疾高发年份的提取自1973年始)。第二组为1990-2004年,共15年,高于这15年发病数平均值的年份即为高发年。第二组年发病数平均值为24930例/年,高发年份为1990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6年、2004年,如图3所示。2.痢疾高发年的3年前气候变化情况痢疾高发年所对应的3年前的年份共有14年,依次为:1970年、1971年、1972年、1973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3年、2001年。其中实际气候与干支运气完全符合的年份只有1979年,其余13年均与干支运气应出现的气候变动不符。如表1-表2所示。因此这14年中有13年可判断为异常气候年。详察这13年发现,除1973年只有岁运不符合外,其余12年均涉及司天、在泉的异常,见表3。“三年化疫”的中医病因病机《素问遗篇·刺法论》中有云:“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明确指出司天、在泉之气如果迁移运转失常,大约3年左右,就会酿成疫病之气流行,就是说,疫病的发生是有根源可寻的。本研究立足于痢疾高发年份追根溯源,在向前推3年所得到的14年中,发现有13年为气候异常年份,其中有12年涉及司天、在泉之气的异常,证明了“天地迭移,三年化疫”的客观性。详察这12年的气候变化发现:司天、在泉之气的异常与两种情况有关:一是可以用“不迁正,不退位”来解释。即上一年司天或在泉之气不退位,依旧“复布”,使得新一年的司天或在泉之气不能迁移正位而导致的气候异常变化。如《素问遗篇·刺法论》中云:“太阳复布,即厥阴不迁正……厥阴复布,少阴不迁正”;又如《素问遗篇·本病论》中云:“厥阴不迁正,即风暄不时,花卉萎瘁……风欲令而寒由不去,温暄不正,春正失时。少阴不迁正,即冷气不退,春冷后寒,暄暖不时……木气虽有余,位不过于君火也”。二是凡不能用前者解释的均与岁运异常有关。《素问遗篇·本病论》曰:“气交有变,是为天地机,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窒刑之。又有五运太过,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运抑之,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运抑之。”即升降失常因于中运之气阻滞。岁运主司全年气候,对司天、在泉所主的上、下半年气候亦有影响,而且岁运的太过、不及、郁发均与疾病发生密切相关,故详察岁运意义重大。痢疾一病,在《黄帝内经》中称为“肠澼”、“注泄赤白”、“便脓血”等,后世多以“湿热积滞”概括本病的主要病机,如清代李用梓《证治汇补·下窍门》:“肠澼者,谓湿热积于肠中,即今之痢疾也”。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学的气象与疾病相关理论,从运气角度来认识痢疾,发现痢疾的发病与少阴君火、少阳相火之气关系密切,若按五行属性归类,应入“火”类。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云:“少阴之胜……炎暑至……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少阳之胜……暴热消烁……少腹痛,下沃赤白”。本研究亦发现,痢疾多发于年干化运为火运年和水运年的3年后,在13年中占居8年之多。其中火运年有4年,年干为戊、癸,各占2年,火运年火胜,3年后化火疫,与痢疾的火性吻合。而水运年也有4年,年干均为辛,即水运不及之年,水不及,会出现“己所不胜侮而乘之”的火胜之象,3年化疫虽名水疫,但发病特点亦与痢疾的火性吻合。两者对比可见,痢疾的高发与3年前岁运属火运和水运不及的年份,即年干为戊、癸、辛之年密切相关。再观《素问·至真要大论》原文所述痢疾的发病与少阴、少阳之火气密切相关,现在看来,其所指应不仅局限于当年的火气,还与3年前的火运和水运年产生的火气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素问遗篇》的最大成就在于突破了《素问》运气7篇大论的束缚,重点讨论变气和伏气,这与运气7篇重点讨论的时气和常气,二者形成了较完整的运气学说。中医运气学说的“三年化疫”理论提示疫病的发生可以追溯到3年前的气候变化来研究,这是当代医学和科学尚未涉及的领域,对现代医学和科学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因此应重视研究“三年化疫”理论,借鉴其完整的理论模式对目前备受关注的流行性传染病进行预测。本研究从“三年化疫”的理论角度,基于气象和痢疾资料的数据描述,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痢疾的高发与3年前的气候变化具有关联性。但由于资料来源有限,研究样本偏少,使得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痢疾的发病除受自然因素影响外,还受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考虑扩大样本量,以一甲子60年为周期进行研究;并利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各种混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尤其是对气象因素的影响权重做出恰当估量,以期通过现代数理分析更好地表达古人“三年化疫”理论中所揭示的气候与疫病之间的关联性。数据收集气候异常与地震之关系分析表3所示的“不符合情况”可知:涉及司天、在泉异常的12年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单纯涉及司天或在泉的异常,这样的年份有5年,分别为1971年、1972年、1980年、1988年、1993年。二是在司天或在泉异常的基础上合并有岁运的异常,这样的年份有7年,分别为1970年、1978年、1981年、1987年、1989年、1991年、2001年。结合六气气候详察发现:第一部分之5年的气候异常可能与上一年的司天或在泉有关,而第二部分之7年的气候异常则与上一年的司天或在泉无关,见表4-表5。3.异常气候与痢疾发病的吻合度评价《素问遗篇·刺法论》将不同干支年份所引发的传染病总归为“五疫”,即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并详细论述了各疫的针刺治疗方法。如“假令庚辰,刚柔失守……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当先补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三年变疠,名曰金疠”。据此可推知:年干为庚者,所主金运,故所化之疫名“金疫”,其病变脏腑在肝和肺,即本脏病,所胜之脏病。观察北京地区1970年-2004年痢疾的年发病情况,提取高发病的年份。《素问·至真要大论》有云:“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少阴同候……少阳司天,火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