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亚洲女作家对谈:只要我们有种子,文学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花
韩国代表作家孔枝泳近日来华,与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中国作家乔叶、辽京等进行了对谈,从创作缘起聊到文学的责任,吸引了线上线下众多读者的热情关注。
孔枝泳是韩国代表作家之一,著有《熔炉》《亲爱的女儿》等,曾创下三本书同时进入畅销榜的纪录,形成“孔枝泳现象”。她的作品直接、诚恳、穿透人心,擅长以敏锐的观察力描绘不合理的现实,被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
凭借《熔炉》享誉国际的孔枝泳,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她的婚姻生活几经波折,靠着稿费辛苦地养大三个孩子,中途又遭遇读者的质疑与非议,这令她无力承受,一度需要接受专业的精神治疗,不得不中断写作长达七年。对于自己不甚完美并且辛苦的人生,她说,“我热烈地爱过,深深地受伤过;我遭遇过巨大的挫折,痛彻心扉地悲伤过。但所有的一切,我都是用热烈的生活去承受的”。比之《熔炉》,其后创作的《亲爱的女儿》《远海》则带着孔枝泳在岁月沉淀过后的从容与平静。
01
只要我们有种子,
垃圾场里也可以盛开出玫瑰花
近日,孔枝泳来华,参与两场分享会,与线上线下读者进行了深度交流。首场活动“从熔炉到远海——孔枝泳作品分享会”在北京PAGEONE五道口店举办。作家止庵,翻译家徐丽红、韩国文学播客“云中电波”主播阚梓文,与孔枝泳一起,围绕其创作的《熔炉》《远海》等作品展开交流。
“我有一个想法,人不会因为遭受困难去死,但如果被误会却会去死。我不希望他们感到绝望,我希望他们能够有说出自己委屈的机会。”数次见证社会事件中弱势群体的惨痛经历后,孔枝泳感到震撼与痛心,并开始思考作为作家应如何替受害者发声。尽管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她仍始终坚持为弱势群体而书写。电影《熔炉》上映后,孔枝泳收到了许多来自受害者家属的感谢,也逐渐受法院邀请,为韩国法律的制定提供参考。“后来韩国制定了反对性暴力、保护残障人士等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可以说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优秀的法律,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一定贡献,这是我人生中一个最闪亮的瞬间。”
首场对谈现场
徐丽红关注孔枝泳已经很长时间,她将孔枝泳与朴景利、朴婉绪等韩国女作家的女性塑造能力相对比,认为孔枝泳是介于前辈女作家和新生代女作家之间的中坚力量。在孔枝泳的作品中,在赞美女性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开始反思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榨,渐渐注重女性的自我感受。“这种写作倾向在《熔炉》之后达到一种顶峰状态。我知道孔枝泳老师一直是温柔的,但是其作品本身,尤其在《亲爱的女儿》和《远海》当中,明显变得温柔而坚定。虽然她的语气平和,但同样也是很有力量的文字。”
“这个小说可以多重解读,如果我们对韩国历史了解多一点,读出的层次就会多一点。如果不了解,也可以当成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来看。”止庵结合文本,层层揭示《熔炉》《远海》等作品的解读可能性,梳理出两个日常故事中隐藏的社会文化脉络,感慨于孔枝泳驾驭多重题材、表现社会问题方面技法的炉火纯青。“既能够写出《熔炉》,又能写出《我们的幸福时光》《远海》,这样的作家本身一定内在张力很大,而且什么题材都能驾驭,都能写得最好,该义愤的时候义愤,该沉淀的时候沉淀,她能把握到人与人之间很微妙的情感。”
不管是《熔炉》还是《远海》,都是以韩国社会事件为背景。孔枝泳曾对此感到担心,“国外读者们能理解吗?”但在多次和韩国以外的读者见面后,她发现人类有很多感情是共通的,像感动、高兴,或是悲痛等等。孔枝泳认为,中韩两国的民众怀有以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共同期待。“只要我们有种子,垃圾场里也可以盛开出玫瑰花。文学的力量就在于给大家这样一份期望。”
孔枝泳作品
徐丽红回忆起韩国文化引进中国的历程,认为读者能从韩国作品中寻找到东亚人的共鸣,韩国女作家的努力在其中功不可没。“她们非常勇敢、非常大胆地书写现实,把鲜活的生活现场呈现给我们。有人说孔枝泳老师是‘韩国文学的自尊心’,这个话已经不足以描述孔枝泳老师的地位,我觉得她是女战士。”
02
选择文学,不仅仅是选择一个职业,
更是一种活着的方式
女性书写在近年持续成为热点话题,正在于女性力量的成长。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韩国作家韩江,再一次展现亚洲女性作家的无限潜能。在另一场“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亚洲小说家笔下的女性力量”文学分享活动上,孔枝泳与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中国作家乔叶、辽京在北京单向空间·郎园STATION店进行了对谈,就作家的创作缘起及文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话题展开讨论。本场活动是“第九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点活动之一。
人们总会好奇一位作家是如何走向文学之路的,四位作家对此进行了回应。乔叶从自己在河南小村庄担任乡村教师的经历出发,回忆她从读报纸到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散文的写作起点。“孤独和对现状的不甘让我通过写作来寻找生活的出口。那时我20岁左右,写的都是很个人化的情绪,却意外收到了读者来信,得到了遥远的陌生人的回响,这让我觉得神奇又温暖。”后来她从散文转向了小说创作。
黎紫书深表赞同,她认为每位写作者在童年时期必然是深度阅读者。“小时候只要有文字的东西我都能看完,更精彩的世界总是在文字里头。”她回忆道。在中学时代未曾发表作品时,黎紫书的华文老师就成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位读者”。进入社会工作后,黎紫书首次参加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的评选便获得大奖,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她始终心怀感激,“如果没有那段在学校写作文的快乐岁月,我可能没有勇气去尝试追逐文学梦想”。
孔枝泳在分享她的创作源起时,也提到了自幼对文字的浓厚兴趣。“我的文学之路开始得很顺畅,但是后来我的人生充满曲折。在那时候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今后的人生要怎么度过。我认识到,我更适合写作。”后来,孔枝泳创作了小说《拂晓》,正式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
黎紫书《流俗地》,辽京《白露春分》
辽京感慨道:“每个人文学创作的缘起都不尽相同,也许是因为某个关键的事件,也许是因为某个重要的人,但过程都是相似的,大家都是一边满怀信心、一边带点怀疑地走上这条文学创作之路的。”对于她来说,写作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持续进行文学创作,就是在“对抗对写作的懒惰或者恐惧”;选择文学不仅仅是选择一个谋生的职业,也是选择一种生活、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活着的方式。
03
借助我的眼睛,
让更多人看到生活里的亮光
尽管孔枝泳的作品涉及到许多现实的社会事件,但她的目的并非仅仅描述事件本身,而是通过事件面前人们的态度和回应,让读者去感受和思考。谈及写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她说:“在《熔炉》中,女主人公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原本的我们。’因此,在变化急剧的时代,有些东西一定要保留,无论它是生命的尊严还是思想,我是为了守护这样不变的价值而在不停奋战。”孔枝泳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作品像星光一样发出信号,传递给世界上许多等待这样的信号的人们。
为何“吾若不写,无人能写”?黎紫书谈到,书写怡保的故事与写作能力或名望无关,而是马来西亚能写怡保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即使怡保以后还会出现一个作家,那个人经历的家乡跟我看到的也不一样,如果我今天不写下来,我看到的故事就永远不会有其他人写了”。黎紫书曾是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她认为小说家应该去发现新闻到不了的地方和角度:“借助我的眼睛,让我的读者在我家乡的这群平凡人和他们再普通不过的生活里看到亮光,也让读者看到他们自己生活的亮光,这是写小说给我最大的满足感。”
乔叶同样从作品出发,阐释了自己对写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理解。她坦言:“二十年前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强情节。后来慢慢的我的文学观和创作面向发生变化,我觉得写作更重要的是回望,精微又广大的写作才能触及更广泛的共鸣。”与《流俗地》《远海》《白露春分》精心呈现的日常生活相似,宝水村也是基于大量素材精心构建而成的“裸妆式”文学村庄,看起来简单,但其实富有深意。她说:“这不是简单的村庄、亲人的概念,而是意味着血缘和地缘、个体和世界,一种复杂的对照关系。我希望《宝水》能够承载这种复杂性。”
写作是我们从个人书写抵达更广阔之地的方式。乔叶分享了她对个人化写作引发读者共鸣的看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写作时,遥远的读者会自动和我链接起来。我的所思所感、喜悦和忧愁、困惑和痛苦,可能都跟他们有同频共振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像地面上一口口独立的小井,但地下河是相通的。”她希望当自己作为写作者的“小井”打到足够的深度时,能引发人们更广泛的回响。
孔枝泳创作了很多在韩国引发广泛公众议论的作品,对于这样的文学创作,她坚持而笃定:“这些作品包含着我个人的判断和省思。我会思考我对社会的善与恶能否有绝对的判断,但如果问我是否后悔创作这些作品,或者是否觉得错了?我并不这么认为。”孔枝泳认为,所谓进步是让生命成长、让生命生发,为边缘的弱者带来饱腹的食物或文化,她想用创作来实现这种愿望。
乔叶《宝水》,孔枝泳《熔炉》
在作为记者长期接触社会底层的过程中,黎紫书深知弱势群体可能面临的命运,这也促使她在《流俗地》中写出盲女银霞的遭遇。她把解读交由读者。“就像契诃夫,他从不讲‘爱’与‘悲悯’,可是他小说里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画面都充满对人世的同情与爱。每个写小说的人都在传递自身对社会的看法,不管写得多么隐晦或平淡。”
最后,四位嘉宾畅谈了目前的写作生活和未来的创作计划。黎紫书的下一个写作计划是以异乡人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她希望通过持续的写作,给年轻的写作者给予鼓舞和希望。“我知道人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可能性,它是局限的。但好处是,现在的我可以跟自己的局限相处,接受自己的局限,并在这个局限里把自己做到最好。我也希望你们去寻找自己的可能性。” 对此辽京深表认同:“当写不出来、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会想,也许我的能力就在这里,这就是终点了。但在此之外如果我还能多写一点点,那这每一天的每一点点都是赚来的额外奖赏。这样想的话写作也不会那么令人逃避。”
孔枝泳则娓娓道来几年前离开首尔后,到偏远的农村种地的经历。“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停地劳作直到晚上,那个阶段我非常幸福。”但后续几经虫子折腾,她收成甚微,因而决定今年重新开始写作。乔叶也谈到了近两年在忙碌中随时记录、持续捕捉日常生活中新体验的状态,“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为我们写作做准备,它是一种隐性的准备,就看我们自己怎么认识这个准备。我觉得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写,要写人人心中有但人人笔下无的东西。”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活动方图
原标题:《四位亚洲女作家对谈:只要我们有种子,文学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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