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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丨庞洁：是拳拳寸草心还是巨婴之歌？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2-30 15:41

是拳拳寸草心还是巨婴之歌？

文丨庞洁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

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国风·邶风·凯风》

“凯风”到底是什么风呢？

从字面意思看，是和煦的南风，南风吹来，草木欣欣向荣，因而被认为是长养之风。“棘心”，酸枣的树苗，树苗幼小的时候，颜色赤红，人们称其为棘心。“夭夭”，旺盛茂。“劬”，音渠，辛苦操劳。“棘薪”，已经长大的酸枣树。

大致译文如下：

和风煦煦自南方，吹在枣树嫩芽上。

枣树芽心嫩又壮，母亲养儿辛苦忙。

和风煦煦自南方，枣树成柴风吹长。

母亲明理又善良，儿子不好不怨娘。

寒泉之水透骨凉，源头就在浚邑旁。

母亲养育儿七个，儿子长成累坏娘。

黄雀婉转在鸣唱，悦耳动听真嘹亮。

母亲养育儿七个，难慰母亲不应当。

这是一首儿子歌颂母亲并自责的诗，诗中把“凯风”比作母亲，把“棘”比作孩子。凯风吹拂在身上带来阵阵暖意，就像孩子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温暖。末句中那小小的黄鸟犹能以好音取悦于人，而七个儿子却不能慰悦慈母之心，由这种对比，来衬托儿子自责之深及对母亲的感恩之情。这种风，一言以蔽之，就是母爱之风。

小学生都会吟诵的唐人孟郊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此诗好确实好，惜哉把母爱太琐细化了。殊不知，三千年前的《凯风》仅仅从艺术手法上来看，就比孟诗要高明得多。钟惺评价道：“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用笔之工若此。”(《评点诗经》)刘沅也说：“悱恻哀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蓼莪》皆千秋绝调。”(《诗经恒解》)正因如此，“凯风”二字也就成了母爱的代名词，母爱之歌，以《凯风》为滥觞。

后世人为妇女作挽词、诔文，常常用“凯风”“寒泉”来写其母爱精神，汉魏乐府中有一首游子思念母亲的诗——《长歌行》，此诗多半是从《凯风》一诗化出来的“远游使心思，游子恋所生。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鸣相追，咬咬弄好音。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苏东坡在《为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中，还有“凯风吹尽棘有薪”的句子。

我们今天一定都听过“七子之歌”。这首歌在澳门回归那年唱遍了大江南北，“七子之歌”唱的是澳门，它来自闻一多先生在1925年为澳门、台湾、九龙等割地而写的七首组诗，而这组创作的灵感正是来自于《凯风》。

那么，这首诗只是一首单纯歌颂母爱的诗吗？

关于《凯风》的主题，说法不一。《毛诗序》说：“《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尔。”这是说卫国这个地方风俗淫逸，这位母亲已经有了七个孩子，丈夫去世后，还想改嫁。儿子们没有因为母亲想改嫁而责怪她，而是反躬自省，认为自己没有尽孝道，所以做了这首诗。母亲被儿子们的诗感动了，最终没有改嫁。朱熹《诗集传》承其意，进一步说：“母以淫风流行，不能自守，而诸子自责，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劳苦为词。婉词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

孟子与一个叫高子的人也有过一段关于《凯风》的对话。高子问：“《诗经•国风•凯风》为什么没有怨气？”孟子说：“《凯风》中，亲人的过错小；《小弁》中，亲人的的过错大。亲人过错大还没有怨气，是愈加疏远。亲人过错小而有怨气，就是受不了一点委屈。愈加疏远，是不孝；不受委屈，也是不孝。孔子说：‘舜真是最孝的人啊，五十岁了还念念不忘父母。’”孟子评论《诗经》中《小弁》、《凯风》两首诗。认为真正的孝就是对亲人的小错容忍。这才反映了对亲人的亲。这正是仁这一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孟子所谓的“小错”，就是指这位母亲想改嫁。

《孝经》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子女为了不使父母“陷于不义”而尽心尽力地耐心劝谏父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善意。明知父母要行不义之事，子女却不劝谏，是“三不孝”之首，亦即“陷父母于不义”，这当然不是“孝顺”。“你老了老了还不知好歹，我们当儿子的不好说，您也得想想自己的好名声。” 以儒家道德为标准，这七子固然够得上“孝”。

这引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即在古代中国，一位死了丈夫的妇女到底应不应该改嫁？按照中国传统道德，妇女要遵守“三从”之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宋明时期，因为道学流行，对妇女思想的束缚更严，程颐明确反对寡妇改嫁，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一类问题，直到近代也还存在，应该算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所以孟子说，对诗的理解要能“知其人，论其势”。我们读一首诗，不仅仅是欣赏一篇文学作品，也是在探寻历史、探寻社会、探寻人性、探寻真理。

《诗经》自汉代起，就是一部诗谜集。大部分诗中仿佛有人，好像有故事，有扑朔迷离的情节。但因为“文献不足”，后人却没法看清这些，这就造成了阐释的难度。在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今天，不仅这些诗歌背后的人和事，就是连那些古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草木鸟兽虫鱼等，对于今人也像谜一般。但只要深入其写作背景探究诗源，还原诗经现场并非不可能。

《诗序》说此诗所写的是“淫风流行”时之事，这是因为“六经皆史”；但是，此诗题目为“凯风”，诗句没有任何提及“淫风”之事，因为六经都是“先王政教之书”。因为是“政教之书”，所以，“六经”都从正面立言。比如《诗经•邶风》从卫庄姜而言及卫庄公、州吁，而不从卫庄公、州吁言及卫庄姜。

“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 在今天这样一个文明开化的世界，已无甚争议。今天看来，《凯风》一诗，重点不在于七子自责，而是通过自责自惭不能报母恩，更衬托母亲的伟大。与其说“美孝子”，不如说“美母爱”。更值一提的是，《凯风》虽然是中国文学中写母爱最早的一首诗（另一首是《诗经•小雅•蓼莪》），但它的艺术成就从一开始已臻巅峰，后来写母爱的诗文，绝大多数只是歌颂母爱，而《凯风》不仅歌颂母爱，更是把儿子与母亲之间的复杂心情写了出来。

写母亲的诗词还有不少，由此又想到一人，清代诗人郑子尹。钱穆说清诗中他最喜欢贵州遵义人郑子尹，他说郑子尹一生都住在家乡，并未做过官。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他是一个孝子，在母亲坟上筑了一个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他诗学韩昌黎，韩佶屈聱牙，但在郑子尹诗中，却能流露出极真挚的性情来，尤其是到四十五十多，年龄大了，还是永远不忘母亲。郑子尹的生活，够不上丰富，可是也做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但是春天来了，梅花桃花都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开始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母亲了。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再从他母亲讲到整个一家，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这就见其人之至孝，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处可见。“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归有光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写得深厚、有情味。”

由此，钱穆先生说出一条好的中国诗的特点，就是“诗中有人”，其人又是性情之人，那样的诗也就极其难得了。

郑子尹是在三年守孝期间在母亲的坟边筑屋的，他在那里读书、写作，并回忆母亲的生平言行，摹拟其口吻，逐一录载，得六十八条，题名《母教录》，其中有一条写道：

母曰：“乞儿在门，多少与之去。其声我不忍久听也，每见人家残羹剩饭，终日不知践踏多少。此辈来，却张威作势，小则笃之，大则鞭之，陵弱暴寡，本事止如此，甚念取也。”

昔日郑子尹每次外出，母亲总会含泪送行，站在宅前溪畔的大桂树下，望着儿子涉水远去，随后在桂树上划指印计儿行之日。我们现在在城里也很难有什么大桂树，更无什么隔溪相望相送了。郑子尹在《母教录》序中说，“珍母黎孺人实具壶德，自幼否老，艰险备尝，磨砺既深，事理斯洞。珍无我母，将无以至今日。”

由郑子尹一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是贴着真实的人生发展的，所以我们到今天还能看见一个真实的屈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个真实的杜甫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写不出像苏东坡写给他弟弟子由那样的词来了，或是杜甫在老朋友家里吃了一顿韭菜就可以写出的《赠卫八处士》那样的诗呢？

原因在于我们不再贴着现实走，不再去坚持认识自我了。而中国古代，诗还是可以帮助人们抒发、关照、涵养自我的，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诗确实可以走在一条真实可触的做人的路上来。古代诗人作诗是在做人，并试图做一个完人，我们读杜工部，读王摩诘，读陆放翁，实在可以感到他们人格的伟大递进，但又实在无法抵达那种胸襟境界，这大约就是中国太多诗人到一定年龄诗即做不下去的原因。

“西方文学大部分希望全体人叫好，而中国文人只望有一两位知音足矣。”郑子尹在母亲的坟边读书并写诗，他的读者大概只是在泥土里日渐消融的母亲，是他种下的竹子、梅花之类。郑子尹守在母亲的坟边，日复一日，这坟也就成了郑子尹的桃花源。

而每个诗人，何尝不需要一个这样的桃花源，但又不是所有人有幸或有意愿有能力为自己营造。我们今天读诗的意义也在于此，若能理解中国文学中最真实的人性观照，也不难理解譬如《凯风》背后这样一位再平凡不过的中国母亲。

心理学上惯用“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来描述成年后的亲子关系，它指的是我们所成长的那个家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它，并且开始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脉络，对当下生活的影响，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与之相关的一个词是“巨婴”，生活中，不论是听到还是看到，都能发现巨婴的影子。巨婴通常都不想长大，他要的是一个全能的、全方位要照顾他需求的妈妈。如果妈妈犯错了，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母亲不是天生就是母亲的角色，母亲也有不懂的事情，也有犯错的时候，母亲也需要成长的空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尝试过，自己要独立起来，为母亲做些什么，或者试图理解对方。除了抱怨指责，什么也不会做。

看现在的婚恋相亲节目，经常见到的那些“妈宝男”，都是与母亲的共生关系没有脱离所导致。妈妈永远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小宝贝，从来没想过要脱离孩子的生活，让孩子独立，孩子也无奈地接受这种状态。导致孩子进入社会、婚姻后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婚姻破裂。

巨婴们对母亲的爱也仅仅停留在血亲关系的“依恋”上而非“理解”上，遑论“尊重”与“平等”。当我们对“报得三春辉”朗朗上口时，没有几个人真的明白何谓“寸草心”。

我想起了纪录片《生门》，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最终选取四个家庭的四位母亲为主角，但她们的“台词”，哦，不，是真实的语言表达并不多。大多数时候，她们露出一张张蜡黄，寡淡，麻木到近乎失智失能的脸，挺着疤痕累累的肚皮，像一尊被供上祭坛的活牲，被人翻检，评论，剖开，缝合，以及拯救。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

这部片子展示的并非只是母爱的伟大，而是在新生命诞生这个本该充满喜悦的生之门面前，中国现实社会的残酷与普世价值的愚昧下人性的私欲，真实的力度使电影犹如一面镜子，审视着我们的生活。

所以，如果本质上无法理解“母亲”这个词，所有的歌颂都是肤浅的。

作者简介

庞洁，文学硕士，编辑。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延河》《作家》《钟山》《草堂》《星星》等报刊，并入选多种选刊。著有诗集《从某一个词语开始》。陕西省“百优人才”。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编辑奖，陕西青年诗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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