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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烟与狗尾：狩猎采集者的栖居系统与考古遗址的形成（二）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2-25 06:56

柳烟与狗尾：

狩猎采集者的栖居系统与考古遗址的形成

宾福德著

山窝组译

（本翻译未经作者或者杂志授权，纯属科研娱乐）

觅食者和集食者

在此前关于努那缪提（Nunamiut）的讨论中，我把他们视作“后勤组织式”,并经常把他们与我定义的觅食者（foragers）“San”人或曰“布须曼人（Bushma）”的生计栖居模式做比较。

觅食者

图1阐释了觅食模式的一些特征（此图主要基于1972年Silberbauer对GWI SAN的研究报告）。如图1所示，这个模型旨在说明狩猎采集者在资源斑块中的季节性的驻地式移动。在本案例中，这些资源斑块包含了季节性洼地（pans）、永久性水源地、野生瓜地等。觅食策略可能更适用于环境同质性较高的地区，特别是在热带雨林或者赤道附近。典型的觅食者不存储食物而是每日收集食物，他们收集食物基于“见好就收”的原则，每天下午或晚上返回驻地。图1中，这些驻地由黑色实点来表示，而双虚线则表示移动轨迹。每个驻地外的圈代表示觅食半径，即食物采集小组从出发进入资源斑块到返回驻地的活动范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觅食人群中群体规模、同一年当中驻地移动的频次也不尽相同。在相似或同质性的资源斑块中———由图1中右侧双虚线所标识——驻地式移动次数或许会增加，但是移动距离却会减少，从而高密度地占据着同一资源斑块。另一方面，如果资源匮乏或衰减，移动人群的规模或许会降低，一些小规模的单位就会分散到一个较大的区域，并进一步扩大了觅食半径。这种情况如图1左下侧的多次驻地间“季节性迁移”所示。我想指出的是，当觅食者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小的时候（即5-10人），往往分工也就不存在了，男女将一道收集某一类食物资源。

将荒漠中的布须曼人作为觅食策略的典型或有点误导，因为近赤道的森林觅食者才是最典型的觅食者。表1概述了这些近赤道的人群的一些资料——关于驻地搬迁的次数、平均移动的距离，以及年度迁移的总距离。从中可以看出，觅食者在不同的地点停留时间有很大的差异。对于一些流动性极强的觅食者，如哈里森报道的如普南人（Punam）(1949)，单一驻地的停留可能是非常短暂，几乎没有遗存，考古“可视性”很低。当然，还有另外的因素导致了觅食者群体遗存“可视性”的差异，如年复一年的使用同一地点。在前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像普南族(Harrison 1949年)、瓜亚基族(Clastres 1972年)和这些高度流动的觅食者群体基本不会在旧营再驻，所利用的资源分散四处，不像荒漠环境中一些关键资源如水坑的数量有限且分布稀疏，会导致觅食者对此类特定地点年复一年地重复利用。长时段内对某些特殊地点（水源区）重复使用，就类似Taylor(1964)所称的“牵制性游牧”。这种空间上离散的资源分布，往往会导致栖居地点被“栓牢”于一些特定的地理区域，而其他远离关键资源的区域则很少被占有。我们可以把典型的觅食者的土地利用模式看成是一朵雏菊——中心是驻地，外出逡巡的觅食小组则像雏菊的花瓣。这种模式就如同John Yellen(1972年)所记录的Dobe !Kung群体的迁移模式（图2）。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策略也可能被觅食者偶尔采用，如图1的右下角所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次狩猎远足，几个人离开驻地，在搜寻猎物的途中搭建过夜营地，通常采用前述“遭遇食物”的策略。如果狩猎获得成功，且动物体型较大，或者狩猎地点距离营地较远、气温又高，他们可能会选择在野外将肉晒干，将加工好的肉运回营地（图1右下角的风干架所示意）。这时，他们可能会选择原路返回驻地，而如果需要更多的肉，则更有可能选择新的路线返回，这样也许就能猎取更多的肉食资源。这种小小的狩猎之旅，代表着另一种不同的策略。这是一个专门的工作队伍，在本例中它由男性组成，他们在远离中心驻地的地方建立营地，自我维持生存。他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在驻地中罕见的特殊活动,这种类型的觅食策略可能会留下非常不同的考古遗存，我们将在下一个模型中进行更详细地探讨。

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我们对觅食策略所产生的考古遗存的一些预期。首先，遗物基本上倾向于见于两类空间，一类是在中心驻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日常生活的中枢，是觅食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大多数加工、制造和生存活动的发生地。我已经指出，不同的觅食群体在不同遗址上的停留时间、占据空间以及群体规模会有所差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单个占据期所产生的考古遗存的特点。我曾提出，觅食者多见于关键资源分布不均质的环境中。关键资源仅分布在一些有限地点，驻地式的移动策略比较容易受限于特殊地点如水源地等，这导致了一些特定地点被年复一年的反复利用。重复利用程度越高，留下的考古遗存的数量就越大，因此遗存的“可见度”也就越高。这里，我基本上遵循了Yellen(1977:36-136)对卡拉哈里布什曼人的经验所做归纳，以及我 (Binford 1978b:451-497)对努纳米特人爱斯基摩人驻地所作的观察。

如果在将觅食者所产生的其他类型的考古现象所对比的时候，中心营地（Residential Base）的特点就更加清晰。觅食者群体很容易产生另外一类遗存：地点（Location），可被理解为攫取性行为特定发生之地。由于觅食者一般不囤积食物或其他原料，所以这类地点一般都是“低密度”的觅食地，使用时间短，遗存数量少。此外，由于高强度地觅食活动的情况很少，因此石器的使用、耗尽和废弃率很低。事实上，基本上不指望有什么石器能被遗留在这些地点。关于该类由觅食者所产生的地点的绝佳案例是一个由海登(1978:190-191)所记述木材采办地：

“一般来说，它们在空间上与驻地（base camps）相分隔，由特定任务的群体在短时间内(通常只有几个小时)占据使用；所使用的石器通常非常独特，与驻地的石器组合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所使用的工具往往是在附近制造，在任务完成后就被遗弃现场。如果在灌丛林中踏查，偶尔可以留在腐烂的树根附近看到一个砍砸器，很少有超过两个以上，总体密度约为1个每2500平方米，或更少。”

觅食者一般特征可以归纳为：较高的驻地式移动性、低密度的生产投入、规律性日常食物策略。这种情况下，驻地遗址中的遗存差异一般会反映出活动的季节性（如果有的话）和占据时间的长短。所谓的“特定功能”遗址将相对较少，而考虑到低投入、原材料就地处理的时间短或有限，这些地点的遗存“可视性”也较低。但如果考虑到长时间的土地利用，这些地点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场外”考古遗迹，这一现象已受到了民族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如布什曼人和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土著人）。

未完待续

排版：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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