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黎龙
(2009-07-16 11:04)
写一纸春风里的飘摇
透明的天空下
一个女孩掮着旅愁
看浅浅的云彩
看一池清朗的春色
倚老墙而立添了几分旖旎
欲把滴落的脚步轻轻相忘
欲把春风洞开的门轻轻关上
很真实我们不再是路人
我们来自同一个温暖的巢穴
在苍茫中飞翔啊
总算学会了深沉地眺望
路的走向太艰难了
一个驿站接着另一个驿站
别忘了拾几片风中的枯叶
那是经年之后的诗笺
行走在路上
我们回忆长者的目光
我们握握手再友善地微笑
很熟悉的一支歌从四面响起
光阴的故事迷乱了我们
说好了就这样再见就这样
一切景物朦胧若星
是千秋的雪么
是万年的松么
仰或是洞箫岁月的山和水
我把游丝一般的情绪泻出来
写一纸春风里的飘摇
终没熟悉女孩的声音终没熟悉
2009.7
(2009-04-07 14:59)
杜鹃花开四月天
春天到了,杜鹃花开了,索玛姑娘回家了,我们从千里之外的巴山之麓,一路风尘赶来了。
百里杜鹃风景区位于贵州毕节黔西和大方交界处,号称百里,但我们这次仅仅看到的只是普低景区,规模也算壮观了。这里分布着团花、露珠、马樱、迷人等几百种杜鹃花,是当之无愧的“地球彩带,世界花园,”。可惜是雨天,依然可见杜鹃花争奇斗艳、竞相绽放、如烟似潮、如云如海。身处其中,我想这莫不是上帝散落人间的珠链或花环,抑或是天女散花的杰作?看那山上,一丛红,一丛紫,一丛白,一丛粉,一丛绿……交错重叠,美得天然,美得雍容,美得放肆。雨雾弥漫,一阵阵香味弥散在天地间,洗涤着我,从我的毛孔穿过,从我的眼睛流过,真怀疑自己变成了一枚绿叶,整个身心化入花丛了。
头天傍晚扎营在景区边的一片草坪,远远看见山上杜鹃花一丛丛地盛放,油彩画一般,粗略欣赏了杜鹃的烂漫和妩媚。第二天沿林间小道徒步而上,进峰林,登云台,蒙蒙细雨中俯瞰山林,杜鹃花在苍绿的峰峦间描下油彩,岂止是油画,该是重彩水粉更确切些。
“闲折几枝持在手,细看不是人间有。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这是大诗人白居易赞美杜鹃的诗句。在诗人的眼中,杜鹃花犹如美丽动人的西施,至于芙蓉芍药之类则如老妇。徉徜于花间小径,映入眼帘的尽是苍枝虬干的杜鹃花树。杜鹃花扎根于深壤厚土,性喜山野,方寸之地的花钵,狭小窄逼的庭院不是她的生活之地。我想,这大概是白居易喜欢它的原因。
花儿不会说话,但美色可以入心。看这些灿烂的生命,这些自然的精灵,我内心充满了欢喜。我不后悔路途的劳顿,远离城市生活里的焦虑与紧张,在自然的怀抱里,亲近这些杜鹃花,终于感受到了索玛姑娘的清新和质朴。也或许,花草树木的生活比之人的生活,更有生机。站在山顶,看这百里的杜鹃烂漫,看五彩的群山有如彝家女的笑脸那般明亮,闪烁迷人的光辉。
好想好想在花丛中扎营,让青草毡子托着我,让丛丛杜鹃守护我,美美地睡上一觉,游人的笑声惊扰不了我,鸟雀的叫声惊扰不了我,只怕索玛姑娘真的要钻进我的帐篷,误入我的梦乡。
下面这个故事不是我瞎编的,是从贵州一家官方网站上找来的。很久很久以前,天空崩裂,洪水滔天,彝族神王支嘎阿鲁用了三年时间补天,花了整整九年时间赶山填水。其他族人都死了,天神派仙女索玛来与支嘎阿鲁成亲生育后代。支嘎阿鲁与索玛生育了很多子女,待到人间繁荣昌盛后,天神要索玛返回天上。索玛舍不得支嘎阿鲁和她的子女们,神命难违,伤心的索玛眼泪都流干了,化作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彝族后裔把杜鹃花叫做索玛花,并将其奉为圣花。传说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了这方水土上的人对这方水土的热爱,对杜鹃花的喜爱,流露出居于斯长于斯的那份自豪,对这美好大自然的由衷赞美。而我们这群不辞辛劳的路人,又何必要苛刻山花的无拘无束和放浪不羁呢?
离开百里杜鹃风景区的时候,雨滴儿停了,太阳出来了,我们轻松愉快的心情也变得简单起来。亲近了自然,更亲近了自己,不求杜鹃的绝美,但愿索玛姑娘能够留在我的心里,陪我回家。
我醉倒在凤凰城的怀抱(文字版)
扑进湘西凤凰的怀抱,与沈从文先生有关,与黄永玉先生有关,与湘西苗族的风情有关,更与一个叫路人的驴头有关。钟情凤凰已久,仿佛在一种无知觉的状态下诱发了一个梦想,人人都是纯真而质朴的,如同凤凰的气息。
这是一座江边小城,临沱江依南华山,真正的山青水秀。如果我与这古城小镇不是天缘注定,那么一定是她的魅力非凡了。刚刚下车几分钟,我就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她,喜欢上了她。这种喜爱全部都在我的镜头里。
北门城楼长守沱江之畔,坚实而深沉,极尽娴静安详,颇有塞北苍劲之风。血汉柔情,你能体会么?沱江就在这样安全的臂湾里静静的流淌,是很小家碧玉的那种。河水清澈、平缓,少有激流。沈从文笔下的“洗衣裳的妇女”、吊脚楼、背背篓的人物便走出小说活现在你面前;时光似乎流去的只是江水,凤凰的底蕴风情如南华山一般,倒越发见得深厚了。江上有苗家少女,唱着美妙的民族情歌助兴,在寂静的江面上歌声特别的嘹远。旁人侧目之时,小船已飘飘然流去了。
千水万水易去,故乡故土难离。当年含着热泪,沈从文先生离开了这片天空去千里万里之遥讨生活;籍着思念,先生死后回到了梦中眷念牵挂的故土。先生的墓地很简单,背山面水,一产自本地的完整的石块作碑,“照我思索,可以理解我;照我思索,可以理解人”,这是先生很得意的句子,以作碑文。据说,先生的骨灰一半就埋在碑后中心略右侧,另一半洒入沱江。集山的阳刚之美和水的阴柔之气于一体,想来先生是很欣慰的。“一个战士,若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先生是个守信的人。
凤凰古城比较有价值的人文古迹有三处,除沈从文墓地外,另两处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都在城内。一条保持原貌的石板路把城外的淳朴山野气息径直带到了城里。路边常常可以碰到许多卖金银花的小女孩,稚气未脱一如手中的金银花,却已经开始谋生了;她们也籍这种方式凸显为这小城的一部分。此情此景,我却被另一种情思打动了,辽远天空下的另一个地方。
有江一定有桥。到了凤凰,你可就有福了。这里的虹桥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美;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字,那就是——很美。整座桥像一个美丽的片段,轻巧的把两岸的故事连接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凤凰城因为虹桥才完整。
江水为伴,是难得的福气。偶尔水也有小性子,于是江边必有塔,也就成了中国建筑文化中的一部分。说起万名塔,小城的人们无论老的少的都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传说和故事告诉你。缘了这塔,沱江温文尔雅的气质毕露无遗。这塔和塔对面的吊脚楼、这江和江上的虹桥,是艺术系学生的最爱了,江边不绝的年轻画者多是他们;爱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对国人而言。只要你到万名塔,就会明白这种伤害对凤凰是怎样的一种无奈。
凤凰古朴的民风保存依旧,但商业的发展已在日益侵袭着这迷人小镇的传统。吃在凤凰是件很惬意的事,血粑鸭、蕨菜腊肉都是让人回味而经济的好菜肴;这里的绿色食品是不用做广告的,主人淳朴而厚道的经营倒是让我们这些在城市呆长了的人惊讶。小镇上的商铺都不大,外地人却在不断的增多,于是“无商不奸”的外地人也成为了凤凰人新的恐惧和尴尬。这一点,作为游客的我们也有很深的感触。
凤凰的夜晚是多姿多彩的。我们选择了去看当地民族剧团举办的篝火晚会,图个新鲜,饱个眼福。我甚至上台和漂亮的苗族少女学跳舞,可惜没有人为我照相,没有PP了。迎新歌、哭嫁歌一个一个的唱,舞蹈一出一出的演,有当地文化风情而无商业气息。傩堂戏是当地的一宝,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舞蹈。演员戴着南方传说中鬼怪的面具,服装显然是传统的巫师打扮,驱神捉鬼是舞蹈横亘不变的内容主题,变化的是时空。在熊熊的篝火点燃的夜色中,舞蹈的实用功效已经让位给了文化的传播和艺术的欣赏,这就是美。不美的是苗族上刀山、踏火铁这些真实的现场表演,未免过于血腥。在美与不美之间,活生生的湘西民族文化就展现在你面前,这是会“动”的文化。看过这晚会,你就不能说你不了解湘西巫文化了。
第二天去了山江苗寨,这是个风情万种而且极度贫穷的地方。对歌入山寨着实把大家乐翻了天。据说山江苗寨也是个血泪斑斑的地方,这里曾经是苗王的统治中心。末代苗王龙云辉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抗过日,也打过内战;据说很爱护苗民,也杀戮了不少同族。走在现在的山江,我们看到了最后的压寨夫人和她的姐妹们。穷乡僻壤啊,生活终于还了山江苗寨一个本来面目。
凤凰人对于故土的依恋和情感是一段近乎传奇的佳话。无论是顶着军阀帽子的“湘西王”陈渠珍,还是蜚声四海的黄永玉先生,或是其他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呵护、影响着这片土地的灵性和风气。
凤凰真的好福气!
(2008-10-29 17:28)
大师谭昌镕
谭昌镕先生
《相伴》
我认识谭昌镕,应该是2003年的春节前夕。
记得那些天寒气逼人,几辆大客车穿过开江县城冷清的街道,径直驶进县委大院。先是几位气度不凡的长者从车上走下来,随后就是一群叽叽喳喳的红男绿女鱼贯而出。当我看到车上卸下的大大小小道具箱时,才知道是四川省政协、四川省川剧院送文化下乡的慰问演出队伍来了。
谭昌镕先生就在其中,随行的还有省文化厅原副厅长、剧评家严肃,省川剧院院长、《巴山秀才》主演陈智林邀请他们一同来到了这个川东小县城。其时,谭老已经从成都市川剧院退休,作为享受教授待遇的国家一级美术师,他主持着四川中国画研究院的工作,于是人们也叫他谭院长。
小县城的官员们发自内心地厚待着这些来自省城的文化人,欢迎辞、红标语都管他们为“艺术家”,丝毫没有吹捧之嫌。老百姓更是欢呼雀跃,大礼堂里的川剧专场演出场场爆满,人们用真情实意的掌声感谢省城下来的艺术家,仿佛提前过年一般。谭老不参加演出,年届七旬的他便在县城宾馆的一间套房里铺开了笔墨,用丹青款待络绎不绝的小城文化人。
受领导指派,我有幸全程陪同谭昌镕先生。他挥毫时我研墨,他治印时我端泥,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控制他的作息时间,照顾他的起居。先生不喜欢宴会,我陪他到街边小店吃凉面、啃锅盔;先生不爱好白酒,我陪他剥花生、喝啤酒。几天下来,我聆听谭老的人生感悟,欣赏谭老的激情佳作,体会谭老的独特个性,真的是受益匪浅。
我不善笔墨但喜好书画,谭昌镕先生的在国画创作上的传统功力、独特个性和艺术风格令我折服。先生健谈,他说他少年起就养成早起作画和不问他事的习惯,不管身居何处,更不问人生得意失意,只要桌上有纸笔墨砚,图画是第一追求。先生属鸡,更爱画鸡,而鸡本是普通家禽,既没有孔雀的绮丽锦屏供人观赏,也没有雄鹰搏击长空的英姿,更没有鸳鸯之多情缠绵,那些平常无华的内容,却能在他的笔下丰富起来,引人入胜。亲眼目睹先生捕捉对象的自然属性,目睹他又从对象的身上找到精神属性,连同自我情感,一并释放。于是他笔下的鸡或其它什么的,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形象,而且是人格化的精灵。我从这些跃然纸上的物象中,读到尊重和共享,并引起心灵上的共振。物象无论大小,无谓好坏,皆有共享的天空,自由和快乐。
这位靠自学成才的画家,有着清晰的思维、简洁的语言和淡泊的心境,他说:“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得到的东西是精神上的富有和人格上的升华,当你在冥思苦想中突然获得一种新的绘画语言的时候,你会惊喜得彻夜难眠,那种满足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来比拟的。”先生眼里那些经霜的红叶,醮露的篱菊,独立的雄鹰,破去的翠竹,矫健的雄鸡,艳丽的孔雀……都在与他不间断地共享着水墨快乐。
离开开江的前一天,谭老兴致盎然,一连为我画了好几张作品。有捕食的鸡群,有溜达的鸡仔,有先知春江的水鸭……还送我属狗的小儿两只小狗,题名《相伴》。
多年没有再与先生谋面,他也不一定记得我这个后生。现在的谭昌镕先生在海内外艺林中佳评如潮,四川的圈内流传一句话:一千年出了个张大千,五百年出了个谭昌镕。我真心希望谭老在共享水墨的同时,身体健康!
我在思索你在笑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写下上面的标题,我准备思索一番了。估计所有关心我的、鄙夷我的、爱戴我的、仇视我的人们——也要发笑。
什么是文化?请搜索引擎帮忙,很快有了答案——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对于电脑给出的答案,我无需妄加评论。但是,我更愿意自己给予文化一个定义——文化就是人类创造出来,并且由自己享受的东西。比如,封建社会女人裹小脚,再如现代社会女人割眼皮、打耳孔,其实都是为了“美丽”,这当然是文化。更不用说人类在长期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了,或曰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综合艺术,或曰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或曰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和想象艺术,或曰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现代人很实在,把文化归结在器乐、书画美术、舞蹈、诗词歌赋、戏曲戏剧、魔术杂技、相声小品等七大艺术门类上,我不敢苟同,似乎狭义了点。
我喜欢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候也干点与文化沾边的事。但是读书愈多愈反动,看待文化总有品味美女三围的龌龊思维。居然萌生出东不成、西不就的种种挑剔,间或还要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毫无包容心态,更谈不上同情心了。幸好我尚存些许自我批判精神,要不然我也要闹腾个“李敖第二”什么的,且当笑谈。
有人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我不以为然,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传统,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以何种姿式滑过心灵的天空呢?我看嬉笑怒骂同样是现代文化人的一种选择。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很少很少。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不但发挥了人欲,连兽欲都捎带着发挥了。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记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天字第一号老流氓,活该被人弹劾,宋宁宗赵扩都不愿意理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什么玩艺儿啊他!我该比他的德性好点吧?
在古代有两个文化人代表,一个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携一壶酒,沉醉终日,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另一个就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堪称以糊涂教人与糊涂教己的典范。我到觉得他们是真正清醒的文化人,固然也有圆滑世故,但总比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要好。
眼下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是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很愿意将其与“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等主旋律挂上钩。但是真的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又非常不容易,至少我感觉到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完成的“光荣任务”。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大抵都与政治相生相伴,儒学奠基人周公旦早就倡导“敬德保民、以德治国”,不是新鲜玩意了!才疏学浅,就说这些。
同学晓丽
我的母亲在农村小学的土堆子讲台上授课,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假期下乡宣讲扫盲,挨家挨户动员和劝说农家适龄孩子上学……过去的时光就如同一帧帧幻灯片,在我的脑海里放映了千百遍。那是没有义务教育说法的年月,但像我母亲一样的乡村教师把“一个都不能少”看得很重很重。
仿佛是秋收时节,晓丽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子里捡菌子,被我母亲发现后,以“暂缓缴学费”的承诺劝进了学校。于是,晓丽成了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同桌读书,在我母亲的教鞭下念完了小学一、二年级。再后来,我母亲工作调动离开了那所农村小学校,我也从此没有见到过晓丽。
岁月匆匆三十年,淡忘了多少东西自己也无法说清,但是我总忘不了晓丽。脑海里刻下的印象非常清晰:圆圆的脸上长着两只大眼睛,扎着羊角小辫,穿着碎花衣裳,七八岁模样的小姑娘。我甚至若干次企望回到快活的童年,快活里总要好好温习一下晓丽纯真的笑容和甜美的歌声——这种感觉奇怪而且美妙。
我那久远的记忆里,晓丽是一个从小失去了父母双亲的孩子,她和她的哥哥姐姐随爷爷奶奶生活。那是一个挣工分分口粮的年代,农村家庭里没有壮劳力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在晓丽身上始终看不到苦难,更看不到忧郁,似乎不幸远离了她和她的家庭。晓丽成绩很好,还拥有天生的好嗓子,她轻而易举获得了我母亲的器重和喜爱,先是当上了班长,后来又兼任了文娱委员。上课由她喊口令,唱歌由她来起音,真还有点现在说的“明星”味道。
我的成绩也不差呀,何况我母亲是班主任,于是我不服气了。男孩子最大的法宝就是“武力”,我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晓丽的羊角辫。趁我母亲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飞快地抓住那缠了红头绳的辫子,使劲向下一拉。“哇”,晓丽一声叫唤,全班哄堂大笑。只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和得意,便被我母亲揪了耳朵,站在讲台上反省了两节课。现在想想,七岁的我搞恶作剧也实在的缺乏水准,显然的后果也不能预料,年龄太小啦!
那时侯的写字课使用毛笔,分为写大字和写小字两种,低年级只要求写小字。毛笔和砚台是我们必备的写字用具,其实所谓的“砚台”都是从瓦砾堆里拣来的破碗底子。晓丽写一手娟秀的毛笔小字,本子也非常的整洁,她天天被表扬,天天都是笑盈盈的。我发现她有一个打磨得光光亮亮、白白生生的碗底子砚台,与我们那些粗拙的碗底子相比漂亮多了。总以为她的字好与砚台有关,羡慕极了!先是伸笔在她的砚台里蘸墨,她还乐意。后来干脆把砚台抢过来,想据为己有,晓丽终于委屈地哭了起来。后来,我当然免不了遭母亲一通修理,也由此明白晓丽写字靠的是练习而不是工具。
虽然我总是欺负晓丽,但晓丽从不记恨我。包谷出来了,她准会给我几个香甜的包谷粑;高粱收获了,她准会给我扳几根甜津津的高粱杆;地瓜熟了,她准会给我几个嫩生生的大地瓜……反正只要农村田地里长出了好吃的,晓丽肯定忘不了我这个馋嘴。
等我稍稍懂事不再欺负晓丽时,我却随母亲工作调动离开了那所农村小学校,也离开了同学两年的晓丽。其后三十年,晓丽的状况我一概无从知晓。
在我的印象里,农村女孩子能够念上中学的很少很少。也许晓丽早早回家务农了,也许晓丽早早嫁作他人妻了,也许晓丽站在那所农村小学的讲台上,也许晓丽走在熙熙攘攘的民工潮里,也许晓丽已经不再叫晓丽……
同学晓丽,你现在好吗?
(2007-02-09 07:41)
这里面现在居然还有近10人浪迹在文海(摄于1987年)
想起我们的精神家园
“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之后,您突然察觉,人活在世上原来很累很累……”,一个十分帅气而且朝气蓬勃的大男孩微笑着给我递上一张都市情感热线广告卡。看看这段文字再打量一下中学生模样的他,我顿时迷惑于这是否应归属于无病呻吟的范畴。其实谁都有过在精神世界里狼狈流浪的经历,只是这种精神需求的苦痛素来显得不合时宜并会贻笑大方。
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的青年年华,想起了有千般春愁、万种梦想的中学时光。那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开江中学的校园里冒出了一个新星文学社,没有半点犹豫,我近乎痴情地投入了她的怀抱。现在想来,当初绝不是刻意地想装扮出一种高人一筹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因为我那时毕竟才十五六岁,远不明了“做作”一词的概念外延。学习上多了一点枯燥,精神上有了一丝荒凉,便义无反顾地藏匿于文学社中,寻求一点寄托和恬静。
文学社的首创者之一是我当年的语文老师李明武,其貌不扬但热情澎湃。我感恩于李老师的是他终于把我们那群浮躁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站在承载着的历史尘烟的文学基石上,品味唐诗宋词的陈香,欣赏校园内外的宁静与喧嚣,同时也开始对缪斯顶礼膜拜。如果说李明武老师当年举起了一面招展的旗帜,那么为我们集合整队、提供保障的当数罗世贤、黄良鉴两位老师了。文学的万花筒五彩缤纷,新星文学社的景象层层叠叠,是他们在推拉摇移、剪辑取舍,精心地为我们绘制着一幅幅美丽图画。那时的开江中学校园,也曾一刻不停地纠缠着升学的重压,我至今仍然庆幸于新星文学社使自已从沉迷中觉醒,忘却重压那一刻简直幸福无比。
在文学社里,结识了不少和我一样的“道友”,不知不觉也有了一个所谓的圈子。有许多同学毕业后离开了开江,肖杉、朱晓晖、蒋小帆、李顺睿、姜明、饶颖、刘小兵、陈历刚、朱林、肖雪莲、黎平……这些名字十多年来一直在轮回访问着我的梦乡。回想起当年我们对文学的忠诚和眷恋,回想起当年我们通宵达旦油印刊物,回想起当年我们杖笔而立的冲天豪气,回想起我们当年直逼全国十大中学生文学社团的豪迈气势,我好想穿越层层时空打马而归。正如一位叫丁禹光的同学当年一本正经的感叹:“新星文学社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没有时下流行的“蹦的”,也没有行行色色的“发烧”,但我们却可以从这里感受到文化的脉脉温情和思想的闪闪灵光。学校在办公楼二层专门为文学社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我们便趴在乒乓球桌拼成的“办公桌”上像模像样地苦心涂雅,用的是县内热心文学事业的社会人士捐款印制的稿笺和信封。《新星》文学期刊是我们的阵地,它现在留给我的印象除了钢板、蜡纸和黑黑乎乎的油墨,就是昏黄灯光下双眼微微发胀的感觉。只可惜我早已忘却和丢失了那些当年视若珍品的小诗小文。
提起新星文学社就会想起县文教局的何世进老师,他是我们开江文艺圈的一员老将,是我们那一帮文学少年公认和尊崇的“前辈”。现代人的豪情与文人的儒雅在何老师的身上合二为一,性格上的特点决定了他这一生都在苦苦追寻文学与人学的深度契合。他对新星文学社的热心哺育,对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爱,甚至一直延续到大家跨出校门之后。正是由于有了那么多何老师一般的好老师和好长辈,新星文学社的许多同学才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走出坚实、自信的步伐。何老师是精神的也是迂腐的,对于非文化的东西,他明显地存在着排斥心理——也或许,这正是他的执着和可爱之处。
回想我的中学时光,总算明白了所谓的惊悸与恐慌以及大家都有可能体验过的精神危机,其实解决的方法简单得让自己都羞愧觉得有点夸大其辞。一杯清茶,三五知已,一次共同的精神游历,独自一人的冥想,或者有滋有味的阅读,都足以慰藉干涸的思想之河。当然,我还是要奉劝我的师弟师妹们,不一定就要去拨打都市情感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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