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分享赵云鹏

赵云鹏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2-16 02:20

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0178

马金双主编，胡宗刚、廖帅、叶文、鲍棣伟（David E. Boufford）共同编写的《中国植物分类学纪事》一书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0年正式出版发行。本书以编年纪事方式记载了中国植物分类学在1753–2017年264年间的主要发展历程，包括植物分类学的主要研究机构，主要学者及其成就，图书、期刊及重要论著，全国性与国际性植物分类学会议，以及重要的采集活动等。全书共686页，其中正文551页，序言、前言和附录135页，并配以大量档案照片。本书附录收录中国植物分类学者540人770个名字，索引共有中文人名610个，西文人名740个，中文期刊和图书663本，西文期刊和图书653本。本书是编写团队多年庞大细致工作的结晶，也是马金双研究员《东亚高等植物分类学文献概览》一书的姊妹成果。

虽然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我国植物标本采集史、植物研究机构史、植物志编纂史、地区植物研究史、主要分类学者传记等相关的文章和专著，特别是马金双、胡宗刚研究员的多部著作，但是本书首次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史料和历史，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胡启明先生评价此书为“中国植物分类学首部历史纪事”。概览全书，我总结本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资料力求全面、详细、准确、系统。基于植物分类学文献、档案资料、标本，通过收集、整理、考证、挖掘等方法，按照标本、文献、人物、机构、学术交流等多条脉络，系统梳理了海量资料。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挖掘出不少新资料，如哈佛大学植物分类学第一位华裔女博士陈秀英，1913年留学法国的刘厚（刘大悲）博士，1918年留学美国的刘汝强（刘毅然）博士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相当部分的照片属于首次发表。这些梳理和新发现足见编写团队的功力和毅力，特别是在我国科学档案保存不规范、管理不完善、历史损毁多、涉及面广、开放度不高的背景下，需要极强大的使命感、勇气和智慧。

第二，明确了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发端的若干重要节点。虽然现代植物分类学多以1753年《植物种志》的发表为起点，但是在此之前，中国的植物标本采集就已被外国人涉足，如1751–1752年林奈的学生Peter Osbeck在广州黄埔的采集，1740–1757年法国传教士Père d'Incarville在北京和澳门的采集。此外，还有本书未收录的1701年J. Cunningham在浙江舟山的采集，其中1份标本后来被Robert Brown指定为Hamamelis chinensis（即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 (R. Br.) Oliv.）的合模。目前所知国人用于植物学研究的最早采集是黄以仁于1904年6月18日采自四川峨眉山的台湾相思树（Acacia confuse Merr.）标本，现存于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植物标本室（SMMU-BH）。1916年，钱崇澍先生在Rhodora期刊发表毛茛属2新种，是第一篇由中国植物分类学者描述中国植物新种的近代植物分类学文章，标志着植物分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

第三，勾勒了植物分类学研究人才培养的脉络。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者的培养最初源自海外留学，特别是1916年钱崇澍和胡先骕先生分别回国，1919陈焕镛先生回国。包括这三位老先生在内的一批先行者不仅开创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科，而且如王文采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言：”上述诸老的分类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宣告了西方植物学家掌握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局面的结束”，由此揭开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人才本土培养与出国留学进修并行模式的序幕。1935年，中国开始了研究生教育，陈焕镛教授在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李日光和王孝。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和首批博士生导师，其中植物分类学导师包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秦仁昌、俞德浚，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郑万钧，北京医学院诚静容，中山大学张宏达，东北林学院杨衔晋，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王战，武汉大学孙祥钟，四川大学方文培。1985年11月，首批本土植物分类学博士毕业，包括叶创兴（导师：张宏达教授）、赵佐成（导师：孙祥钟教授）。1985年12月，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启动，其中设植物学专业的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

第四，采用中性叙述，不加编者评论。编书哪怕史书或多或少都会带有编者个人的偏好，主编马金双研究员在《东亚高等植物分类学文献概览》一书有许多个性鲜明的精彩评论，为原书增色不少。但在本书中编者们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只述不评。胡启明先生略有遗憾地说“若适当评论会使其更有可读性与感染力”。当然，两本姊妹书所用两种叙述方式效果如何也看读者个人喜好。

第五，中英文对照，图文并茂，既方便了中国读者，也扩大了国际读者。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立足中国和连接世界。大量的档案照片不仅丰富了资料形式，更提升了阅读效果。

第六，编排方式采用纪年体。纪年体的好处是，若逐页阅读，可随时间轴推进逐步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若采用特定年份查阅法，则可快速定位信息。纪年编排方式连同书后的3个附录和6个索引充分体现了本书的工具书属性。我在查证银杏的多份早期标本时，遇到信息不全和不一致以及采集背景不详等问题，就在本书查到了采集人Père Émile Licent的相关资料，核实了采集信息和背景。

皇皇纪事，呕沥成书。如何尽可能发挥本书的作用，并不断加以完善是成书后的又一大挑战。拟提几点个人建议，抛砖引玉。

第一，创造条件数字化和网络化。一则方便读者检索和使用，二则方便管理和维护，三则便于本书资料收集截止日期（2017年7月31日）之后的资料持续更新，四则数据可做进一步文献分析、数据挖掘和可视化表达。最好能建立本书条目与NSII、CVH、BHL-China、IPNI等专业数据库的文献、标本、人名等数据的链接，更好地服务分类学研究。但是实现此目标并不容易，不仅需要编者的努力，更需要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第二，鼓励更多学者共同研究植物分类学史，包括与科技哲学、博物学、档案学等领域的合作与引入，多角度解读。不仅可以产出新成果，扩大影响，同时也可补充新资料，进一步验证现有资料的准确性。

第三，鼓励从本地化的角度挖掘本书资料的价值。研究院所、大学、学会、期刊、出版社等机构的相关学者或工作人员可以植物分类学史为抓手，研究和挖掘本单位的校史、所史、学科史、标本馆（室）史，既加强单位文化建设，同时保存和管理好本单位的档案资料，并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学者本人通过梳理标本的采集和流传、志书的组织和编写、成果的产出和传播、机构的创建和变迁、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平台的搭建和发展，对自己的科学研究、教学育人、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工作，或有可汲取的智慧和经验。

第四，鼓励运用本书资料到教书育人和科学传播中。比如，在教材和科普图书中编写基于分类学史的知识内容和科学故事；在植物学等专业课程中，设计学科历史的课程内容；在讲授课程绪论时，抓住学科发展主线，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不仅要讲现在的认知体系，也要讲知识的根源、主干和演变过程，不仅传授知识，还要激发兴趣，培养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

唯有传承采标本和修志书的创业精神，秉承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才能更好实现本书倡导的“回顾历史，纪念先贤，开拓视野，启迪后人”之宗旨，促进学科焕发新生机，更好服务于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国家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

2017年7月国际植物学大会开幕式纪念邮戳（大会在中国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书资料收集截止期限为大会闭幕日）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邀稿，感谢刘华杰教授和刘军老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