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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植物纹样及其在当代丝绸图案的设计应用 ——以汉代铜镜为例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2-10 03:24

摘要汉代铜镜上的植物纹样是农耕社会背景下，中国本土早期的自然观、宗教与汉代经济政治、审美意识交融共生的产物。文章结合汉镜的图像资料，绘制植物纹样的形态，根据形态特征对汉镜上植物纹样的类别进行总结归纳，并从艺术设计审美的角度对它的布局功能、形神表达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最后结合现代设计构成理论探究其在当代丝织品中传承与应用。研究表明，汉镜植物纹样的类别主要包括四瓣纹、草叶纹、花卉纹、仙草纹四种，其造型概括抽象，构成多变，气韵生动。设计实践验证，汉镜植物纹样可以通过现代设计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这对其他传统纹样融入当代生活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自齐家文化开始，铜镜成为人们“昭察衣服观容貌”的重要生活实用器具，经过历史的淘洗，虽然铜镜“昭衣容”的基本功能被新的技术、新的材质取代，而镜背装饰的花纹图案因其构思精巧、刻画精细、颇具时代特色而成为后世人探寻古人生活文化、审美情趣的重要窗口。汉镜作为铜镜史上承前启后的一环，以其特殊的材质得以大量保存至今，具有分布地域广、存世量多的特点，是汉代植物纹样的主要载体之一。一般认为，中国的植物纹样经历了萌芽、转型、发展、兴盛、普及五个时期[1]，汉代位于植物纹样由萌芽期步入转型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在魏晋南北朝外来纹样形式源源不断输入并产生影响之前，是华夏民族近六千年以来最原始的自然观、植物观演变的结晶。在明晰汉代铜镜植物纹样的视觉形式之外，还可以结合现代审美对其传承与延续进行思考，这样汉代植物纹样本身作为汉代意识文化的一部分，既是有形的、可辨识的，又是精神性的、内蕴的，有利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IP，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当代对汉代铜镜植物纹样的研究主要从考古实物中获取图像资料并结合古籍文献对纹样进行综合分析，大部分以单个植物纹样(尤以柿蒂纹、草叶纹为主)为对象，或是通过分析其形制[2]、位置布局、所在铜镜镜铭[3]、使用场合[4]、组合形式等方面探讨其命名，或是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艺术特征、文化意义进行解读[1]。一方面，当前研究对汉镜上植物纹样的综合整理与归纳分类鲜有提及，这是本文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另一方面，现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领域，对汉镜植物纹样实现向当代设计延伸实践涉及甚少。本文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汉镜图像为样本，首先明晰汉镜植物纹样的类别及艺术表征，然后结合现代主流设计理论和设计实例为其在当代丝绸图案中的传承创新提供具体路径。

汉代铜镜植物纹样的类别与形态

汉代是中国多民族统一的繁荣时代，铜镜形制复杂多变、布局精巧，作为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汉代铜镜承担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在这一时期，铜镜的装饰语言更加多元化，除了沿袭春秋战国时期的动物、神话等装饰题材，铜镜上铭文、植物纹样的比重也逐渐增加，丰富了铜镜的文化内涵。根据植物纹样的形态，可将汉镜上的植物纹样分为四瓣纹、草叶纹、花卉纹和仙草纹。

1.1 四瓣纹

一般将位于钮区环绕镜纽、状似柿蒂的纹饰称作四瓣纹，俗称柿蒂纹，是汉代铜镜上最为常见的植物纹样。其基本形态表现为“一尖两弯”，每一瓣中心向外凸起形成一个尖，叶片饱满时尖较短、形态圆润，叶片扁平时尖较长，两边弯曲凸出后内凹,四瓣两两相连。西汉时期，四瓣纹叶片呈“x”状已较为固定，有少数叶片呈6瓣或者8瓣指向四周。

汉代四瓣纹的形态经历了如图1[5]所示的四种变化。西汉早期，四瓣纹的形态表现为“一尖两弯”；西汉中后期，四瓣纹的基本框线变化增多，曲线更为细腻丰富，六出、八出的四瓣纹主要出现于这一时期；到了东汉时期，四瓣纹在铜镜整体装饰中面积变大，形态更为夸张，结构更加复杂。

图1 四瓣纹的形态及变化
Fig.1 Morphology and changes of the four-petal pattern

1.2 草叶纹

草叶纹镜是汉代铜镜的一大类别。草叶纹作为铜镜的主要植物装饰，流行于战乱刚平、以恢复农业发展为主的西汉早中期，主要位于铜镜的外区。汉代铜镜上出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草叶纹，为了方便辨别将其分为草叶纹Ⅰ、Ⅱ、Ⅲ，如图2所示。

草叶纹Ⅰ均由曲线构成(图2(a))[6]，是战国时期的流行纹饰，被沿用至西汉初期。这一类草叶纹所在铜镜整体纹饰繁缛严谨，构图饱满，均采用阳刻工艺，流行时间较短，截至西汉早期。结构上分为四层，样式相对固定，状似燃烧的火焰，这一类的纹饰也称为火焰纹、花瓣纹。

草叶纹Ⅱ(图2(b))[6]，是西汉时期流行的镜种草叶纹镜上的主要纹饰。有中轴，中轴两端伸出两个对称的扇形叶片，叶片内填充平行线，曲直相间、粗细有序，状似麦穗，形制相对固定，富有节奏与秩序感。根据叶片叠加数量又分为单层草叶纹、双层草叶纹、三层草叶纹，中轴末端一般与内区边框相连，或是在末端分出两条曲线或止于一个点，使该草叶纹成为外区独立的一个纹样单位。

图2 草叶纹Ⅰ、Ⅱ、Ⅲ的形态
Fig.2 Morphology of the grass blade patternsⅠ、Ⅱ、Ⅲ

草叶纹Ⅱ与草叶纹Ⅰ之间存在演变关系，在一枚西汉中期名为“与天无极”铭草叶镜[7]中可以体现这一点(图3)。该草叶镜中，草叶纹由草叶纹Ⅱ与草叶纹Ⅰ共同构成，体现了设计者的巧妙构思。

图3 “与天无极”铭草叶镜上的草叶纹
Fig.3 The grass blade pattern on 'Yu Tian Wu Ji' Ming grass blade mirror

草叶纹Ⅲ(图2(c))[7]也称花叶纹，单个叶片形似嫩芽，与桃形花苞共同构成一个纹样单元，结构较为简单，组合形制多样。它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植物花叶的基本生物特征，汉镜上多数被称之为花瓣、花卉、草叶均可被分为这一类。

1.3 花卉纹

该花卉纹为个例(图4)，源自江苏盱眙市大云山江都王陵13号墓出土的“君子有方”铭花卉纹镜[6]，八尖角纹底座乳钉间饰花卉纹，在汉镜上并不常见，花卉纹形制繁复，风格独特。通过与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丝绸上的凤鸟花卉纹[1]对比发现，两者有类似的几何结构，试推测该花卉纹受到了楚风纹饰的影响，具体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图4 花卉纹的形态及与楚国凤鸟花卉纹的比较
Fig.4 The pattern of floral patterns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flower patterns of the phoenix birds in Chu State

1.4 仙草纹

东汉时期，神仙思想学说和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不断丰富和发展，铜镜装饰整体更倾向于表达一个情景或是一个故事。如四乳羽人禽兽纹镜[6]便描绘了一个羽人手持仙草引龙向前的场景(图5)。这里的仙草纹隶属神仙图像系统的一环，又称灵芝纹，形制固定，常与羽人、西王母、四神等纹样组合，呈现一枝出三果的形态。

图5 仙草纹的形态
Fig.5 Morphology of fairy grass pattern

汉镜植物纹样以四瓣纹、草叶纹为主，还包括花卉纹、仙草纹。其中四瓣纹、仙草纹已经脱离了它原本植物纹样的生物特征，前者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位于铜镜钮区内的固定纹饰，后者成为汉镜仙界图像系统的一部分，与汉代升仙不死的神仙崇拜息息相关。草叶纹虽然与现实中的植物有所差别，但仍保留了世俗植物的特征及植物的寓意。

汉代铜镜植物纹样的布局功能与形神表达

2.1 严谨对称的布局与构成

汉代铜镜上的植物纹样作为铜镜纹饰的布局框架或填充元素，其功能可分为划分纹样区域，以及主导其他纹样的构成两种。

受到青铜铸造工艺的限制，汉代出土的大多为圆形铜镜，也有极少数方形的铜镜，直径在7～25 cm不等，镜背分为钮区、内区、外区、边缘四个块面。其中内外区以方、圆两种形态为主，这为植物装饰的表达限定了框架。在有限的布局框架中，植物纹样的位置布局有两种，一是位于铜镜内区中心环绕镜纽，二是位于铜镜外区呈“×”或“+”状，起到了规范题材多样的主纹，使得纹饰整体疏密相间、条理反复，达到对称均衡的形式美感的作用，如图6所示，其中★代表四瓣纹，●代表草叶纹。

图6 汉镜植物纹样的布局
Fig.6 Layout of the plant patterns on the bronze mirror in the Han dynasty

图7 八龙草叶镜
Fig.7 Balong grass blade mirror

汉镜植物纹样在汉镜纹样的整体结构上，有着划分纹样区域的功能。以图7八龙草叶镜[7]为例，该镜为四瓣纹钮座，四瓣纹的展开使得内区框架呈方形，四瓣尖指向方形外区的四个顶点，四个顶点处生出四枝草叶纹，将整个外区分成四份，以环饰四叶纹的四个小镜钮为顶点呈十字交叉，间饰对龙纹。此镜借植物规范铭文与龙纹的位置分布，集中强调了儒家文化“忠信”观念的重要性，是汉武帝即位之初执行“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植物纹样也主导铜镜纹样的整体布局，主体动物纹样、镜铭等纹饰在此基础上多作适形构成。适形构成是将元素经过变化后，组织在一定的植物纹样形态内，即使去掉外形，仍具有外形轮廓的特点。如图1中的“吾作铭”变形四叶兽首镜[8]、“三羊”铭变形四叶兽首镜[8]，其中主要纹饰兽首围绕四叶纹作适形构成，镜铭在四叶纹内、外作适形构成，利用植物纹与兽纹、镜铭等组成组合图案，使纹饰呈现出一种既严肃又活泼、既对立又统一的形式，整体集规则与灵动于一体，具有鲜明的东汉时期艺术特色。

2.2 气韵灵动的形神表达

气韵一词的本意，指的是“既形象又超越形象的能够彰显事物本质的内在神气和韵味”[9]。汉代铜镜中植物纹样多由阳刻形式呈现出粗细有序的线状或面状,注重对内涵的把握，不在意细枝末节的纠缠，通过联想、通感等直觉能力，刻画事物的神韵。综观其植物纹样的形态，主要构成元素均为曲线，左右呼应、上下穿插。可见在形制上，汉代植物纹样所展现的灵动，源于铸造者巧妙地运用了连续不断的曲线的变化效果，充分发挥了曲线的方向感、运动感和韵律美。

汉镜上植物纹样气韵流动的形神表达还体现在“取意不取其形，重意而简其形”。细观汉代铜镜上的植物纹样，虽形态样式较多，但尚未有任意一个纹样是指向某一种确切的现实植物，这也是造成学界对单个植物纹样命名众说纷纭的原因。如四瓣纹，一般俗称“柿蒂纹”，亦有学者根据研究它的演变形态、使用场合、装饰部位等因素论证其为“侯纹”[2]“莲花纹”[4]等，然而这样的名称只适用于部分案例，因并未得到史料文献验证等原因争论依旧，但其本质为植物纹的观点得到了学界一致认同。自春秋战国开始，四瓣纹便频繁地出现在铜镜纹饰中，到了汉代四瓣纹有了固定的图式，它不再是某种植物形态的模仿，而是借助花形纹这一本质，糅合了史前至汉代多种宗教意识、哲学与社会文化，其意向复杂而深邃，具有流动性。

现代设计构成语法下汉镜植物纹样的设计创新

作为现代设计的基本用语，设计构成一门研究设计中所涉及的各个要素的基本概念、组合规律、形式表达的综合性学科[10]。

本文以此为依据，以汉代铜镜中主要的植物纹样四瓣纹为基本形，对其进行形态与色彩两方面的图案创新再造，形成新的设计单元，结合丝绸工艺的特征将其运用到当代丝织品设计中，为其在当代丝绸图案中的设计创新提供思路。

3.1 形态设计

从设计基本形数量的角度看，可将形态设计分为多个基本形的组合构成与单个基本形的形态构成。

多个基本形的组合构成是指以两个及以上的基本形为样本，可以遵循分离、接触、透叠、差叠、减缺、联合、重合几种关系变化。本文选用西汉中后期四瓣纹的两种形态为基本形，依据上述七种图形组合方式的定义对其进行设计组合(表1)。

单个基本形的形态构成又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方面是保留基本形作为设计基础元素，以平面构成形式变化为构成原理进行的组合设计；二是以基本形为基础，通过分散与重构的三种变化形成新的设计基本形，再重新进行设计组合。

3.1.1 平面构成原理下的形态设计

平面构成是设计构成的基础，是在形式美法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反复、近似、渐变、发散、特异等的形态变化，以便创造出新的视觉形象，其本质是不脱离基本形的框架，对其进行现代设计的新诠释。本文以四瓣纹为基本形进行设计实践研究，如表2所示。

表1 多个基本形的结构组合设计
Tab.1 The structural combination design of multiple basic forms

表2 平面构成原理下汉镜植物纹样的形态设计创新
Tab.2 Morphological design innovation of plant patterns on Han mirror under the principle of plane

3.1.2 分解与重构下的形态设计

分解重构顾名思义，就是将原有的基本形进行分解，按照设计构成原理再次组合，组成新的形态[11]。这更有利于抓住事物的内部结构和特征，多角度观察、剖析这个形态。一般来说分散重构的方法可归纳为错位、分切、嫁接三种，本文以此为依据将汉镜四瓣纹原形变形，如表3所示。

表3 分解重构与汉镜植物纹样的再设计
Tab.3 Decomposi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edesign of plant patterns on Han mirror

3.2 色彩转化

汉代铜镜植物纹样以汉镜为载体，其色彩受限于载体的物理、化学属性和拍摄时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文试从两个角度对其色彩进行再设计，以求全面性。1)采用控制变量法，以色彩构成原理为依据，以青铜汉镜为样本，提取汉镜四瓣纹一个颜色组合(其中包括明度不一的三个颜色A、B、C，一个点缀色D)以同一组图案通过24色相环顺时针方向对其进行邻近色推移、中差色推移、互补色推移三种变化，形成新的视觉效果；2)以纺织流行色为颜色来源，对其进行色彩转化。本文选取了珊瑚橘(PANTONE 16-1546 TCX)为底色，嘉年华红(PANTONE 17-1564 TCX)、杰斯特红(PANTONE 19-1862 TCX)为纹样主色，孔雀艳粉红((PANTONE 18-2045 TCX)为纹样点缀色，采用流行色组合对其进行颜色重组，设计实践如图8、图9所示。

图8 汉镜植物纹样的色彩推移
Fig.8 Color shift of plant patterns on Han mirror

图9 汉镜植物纹样的流行色转化
Fig.9 The fashion color conversion of plant patterns on Han mirror

3.3 在丝织物上的工艺呈现与综合设计实践

蚕桑丝织是中国首创并大规模生产使用的传统技艺，在华夏土地绵延数千年，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12]。从丝织品作为服用面料的角度来看，丝织物种类繁多，一般具有色泽细腻、柔软轻薄、舒适爽滑、悬垂性好的优点，结合丝织物的服用性能，可以采用平面应用、半平面应用、立体应用三种方式，实现汉镜植物纹样与丝织品的有效结合。

平面应用是以保证丝绸原有质地为原则，以染色、印花工艺为主的丝绸图案应用，平面应用不仅造价相对低廉，同时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挥丝织物的表面光泽方面具有优势，是目前主要加工工艺之一。半平面应用是指通过增减面、辅料来呈现图案，其主要的工艺包括刺绣和激光切割。从汉镜植物纹样的铸造工艺角度出发，汉镜植物纹样在汉代铜镜上常以浅浮雕的形式出现，环绕中心镜纽形成一个略凸起的平面，或四周环绕阳刻线，或内部有宝石镶嵌，半平面应用较另外两种方式在还原汉镜植物纹样的铸造工艺上更具有优势。其中刺绣的半平面视觉效果主要取决于辅料的选择；丝绸面料易皱、不耐磨损，因此不宜在面料上频繁分割，使用激光切割工艺时要格外注意毛边的处理，如仿照蕾丝编织方法在毛边处进行刺绣包边，这样也能使得图案的视觉语言更为多样化。立体应用主要是指以立体裁剪的方式，在丝绸服饰中加入汉镜植物纹样的形态特征，如领型、门襟、下摆处加入四瓣纹的形态等，使丝绸服饰呈现立体的图案肌理。

根据上述实践理论，本文以西汉中后期四瓣纹为设计元素，通过分解重构、色彩转化等设计方法的结合设计出了新的单元纹样，并以数码印花工艺为主[12]，绘制了汉镜植物纹样在当代丝织床品与丝绸服饰中的两组设计实例(图10)。

图10 汉镜植物纹样在丝绸图案中的综合应用
Fig.10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plant patterns on Han mirror in silk patterns

结语

中国古代制镜、用镜历史悠久，汉镜作为铜镜发展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一，其镜背的植物纹样虽然类别较少，但整体简洁抽象，极具气韵，是中国本土纹样的自然观演化的见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研究汉镜上的植物纹样，不仅要分析研究其视觉表征，更要用现代的审美意识、设计思维将它融入本土服饰设计产品中去，一方面能提升现代服饰设计承载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现代服饰设计又反哺汉镜植物纹样，让优秀传统更好地回归生活，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略）

作者 | 唐扬1，张毅1，单筱秋2，杨丽3

(1.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2.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南京 210013；3.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创意设计学院，海南三亚 5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