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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死亡背后的欲望书写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1-24 17:41

作者：杜予景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丽姬娅》发表于1838年，被誉为爱伦•坡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的妻子丽姬娅离奇死亡却又死而复生的故事。小说因为诡秘的背景和怪诞的情节成为典型的哥特式恐怖小说，也是完美诠释爱伦•坡“效果论”及其美学思想的作品，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研究，但正如哈罗德•布卢姆所言，“伟大的文学作品会让人感到陌生的熟悉” ，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下，经典作品永远等待着我们做出全新的阐释。重读《丽姬娅》，我们发现那看似神秘恐怖的小说故事背后隐藏着作者关于能指和所指、在场和缺席、东方和西方、死亡和重生、梦幻和现实、婚姻和现实的最严肃的思考。

丽姬娅——一个东方幽灵的隐喻

　　小说的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讲述了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构很简单：与妻子的相识，妻子的死亡，再婚，前妻的复活。叙述者的叙述里没有涉及和丽姬娅生活的任何痕迹，他用大量的笔墨在构造着丽姬娅的特征。
　　丽姬娅这个名字（Ligeia）本身就充满了隐喻。Ligeia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壬海妖中的一位，这个简单的名字隐含多种指涉：1. 妖媚的女子；2. 遥远的异域女子；3. 幽灵的特质。活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所有亲见者，却已死亡。
　　鬼怪，幽灵，死而复生是爱伦•坡小说里常见的题材，《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的玛德琳小姐，《艾蕾奥瑙拉》中的艾蕾奥瑙拉小姐都有着死而复生的鬼怪特征，而在本部小说中，作者一直重复着丽姬娅的幽灵特征。
　　首先，小说一开始就暗示着这个人物存在的可疑性。“说真的，当初我跟丽姬娅小姐怎样认识，几时相逢，甚至究竟在何处邂逅，全想不起来了。那是多年前的事，何况我又饱经沧桑，记性坏了……”“眼下，手里写着这篇文章，心头陡然想起，她姓什么，根本就不知道……”这位神秘的女子或许本来就如《聊斋志异》书斋里、古庙中穷书生对女子的一种想象，来去无踪，叙述者自己也在强调丽姬娅的虚幻性：“再不，难道还是我自己想入非非——是热恋的神龛前一种风流绝伦的供奉？”)她不但来历神秘，还来去无踪：“要我画出她那雍容华贵的风度，要我描出她那无限轻盈，飘飘欲仙的脚步，真是妄想。她来去无踪，像幽灵……”
　　其次，她不但是一个幽灵，她的一切特征完全符合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想象。这个有着东方海妖名字的女子不但有着纯东方的美丽外表，还有着代表东方的古老历史、学识、财富。文中对她外貌的描述集中在她东方特色的黑色眼睛和乌黑的长发：“眸子黑得熠亮，偌大的漆黑睫毛盖过眼睛。眉毛长得不太整齐，也是这样黑……”“再端详熠亮的、浓密的蓬松乌丝，活活道出荷马式形容词‘如风信子’的意义！”“如风信子”出自希腊神话，阿波罗爱上美少年海辛托斯，两人掷铁饼时，阿波罗不幸击死海辛托斯，无法救活，其血化成风信子，花瓣上印有AIAI字样，荷马将此字代表黑色。风信子的花期过后，若要再开花，需要剪掉之前奄奄一息的花朵，所以风信子也代表着重生的爱。这里短短几个字，却包含丰富内涵,这是一个有关爱情，死亡，重生的故事，预言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虚化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将她的出生背景也历史化了：“她的家世倒确实听她亲口谈过。不用说，是个历史悠久的世家……”丽姬娅的学问更是无人能及。“她精通古典语言，就我对欧洲现代方言的知识来说，根本没见她被难倒过。说真的，碰到任何深受崇拜的课题——就因为那是学院夸耀的学问中最深奥的一种——又何尝发现丽姬娅给难倒过？……”她不但精通各种学问，还能指导“我”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总之，丽姬娅是知识，特别是古典学的化身。除了智慧，她还神奇地拥有财富，小说中叙述者只用一句话点明了玄机：“我倒不缺世人所谓的财富，丽姬娅给我带来的财富，远比凡人通常注定享有的还多，要多得多呢。”这个财富为他后来买下寺院，宫殿式的华丽铺张，娶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整篇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故意的不可靠叙事，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符号化的东方，一个带着浓厚东方色彩的神秘幽灵，带着一切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对东方的想象和表述：神秘、古老、智慧和财富，这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19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对近东的投资，“埃及热”出现，一些介绍埃及的文章在当时有影响的杂志《北美评论》上发表，1823年，波士顿运来了两口埃及石棺，1826年，两具木乃伊在纽约工艺美术馆展出。爱伦•坡也深受影响，1837年他在《纽约评论》上发表一篇名为“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的埃及”的评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1838年9月发表的《丽姬娅》中出现阿拉伯女子也不足为奇了。爱伦•坡毫不掩饰对近东的偏爱，在他的很多小说中包含着阿拉伯元素，最直白的是1845年发表的《与一具木乃伊的对话》，以一个复活的木乃伊的口吻，褒扬了埃及文明。在《丽姬娅》中，“我”和她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欲的关系，更是一种母子关系。“但当初倒完全晓得她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支配我，竟像孩子一样安心，听凭她指导我研究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失去了丽姬娅，我只不过是个孩子，暗中摸索罢了。”在西方文学中，东方常被表述为男性回归的母性，1824年，同时代的爱默森把亚洲理想化为“人类孩童的游戏场，一个遥远的追忆地”。惠特曼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西眺”中把印度看成“母亲的房屋”，诗人自己是新世界“孩童”，去找寻“未被发现的东西”，因此，东方既是“母亲”也是“未知”，根据萨义德的论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那些神秘的东方神话，被基尔南恰当地称为“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在《丽姬娅》中，丽姬娅被表述成文本化的东方符号：神秘、美丽、智慧、富有。它表述着叙述者对于东方，对于女性占有的双重权力话语。小说中丽姬娅这个幽灵的形象始终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是一种指涉，她悬置在梦幻与现实、地狱与人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成为殖民征服和女性征服的符号。

罗维娜——缺席的“在场”

　　罗维娜在小说中笔墨不多，却明确地建构了她的身份：南方贵族小姐。她金发碧眼，出身高贵，和丽姬娅相比，她是美国19世纪中期南方淑女的代表，她拜金：她嫁给“我”就是因为新娘家“贪图金钱”，她忍让：“妻子就怕我这种火爆的脾气”；她矜持，不知闺房之乐：“她躲开我，简直不爱我”，和丽姬娅相比，罗维娜在文中面目模糊，“我”只知道她是金发碧眼的纯正白人血统和高贵的出身，他们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但比起小说前半部描画的我和丽姬娅的生活，前者充满了想象和崇拜，没有世俗婚姻的实质，后者虽然是夫妇却形同路人，却有“我”意味深长描写我们真实婚姻的词句:“新娘”、“新房”、“在新房里无忧无虑度过的第一个月”，这是一个真实的、异化的婚姻关系，“我”和罗维娜小姐的婚姻才存在于现实世界。新娘是名门淑女，当时因为贵族家境的没落，看中“我”的财富嫁给“我”，现实的婚姻缺乏激情，使我无时无刻不对东方的丽姬娅充满期盼，“我”故意把新房布置得充满了阿拉伯情调，等待着丽姬娅的来临。在小说《丽姬娅》中，我们看到的“在场”是现实中的妻子“罗维娜”，她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婚姻中，但是她又“不在场”于我的爱情生活中，“看出她躲开我，简直不爱我，可我心里反倒高兴”，“在吞了鸦片的乱梦中，我会呼唤她的名字,或者在万籁俱寂的晚上，或者白天，在隐蔽的幽谷山坳里，仿佛只要我心痒难抓地，热情如焚地诚意怀念亡妻……”这个本应该在场的妻子罗维娜却是“缺席”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发现了梦幻和现实，“在场”和“不在场”的辩证关系：丽姬娅生活在我的梦幻中，本应该是“不在场”的地位，却一直是“在场”于整个故事中，看似“在场”的妻子罗维娜却始终“不在场”，德里达的差异原则，一个符号要发挥功能，指称事物，携带意义和传递意义，只能依赖于在它之前或之后的“不在场”符号，在整个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意义是由丽姬娅来表示的。小说的最后，在半梦半醒之间，丽姬娅和罗维娜交替出现，丽姬娅的借尸还魂具有极强的隐喻含义：从拉康的心理学视角出发，罗维娜是能指，是“在场”，是意识，丽姬娅是所指，是无意识；无意识的欲望，既是永远得不到满足，又是永远不可摧毁的，无意识的能量就从一个能指指向另一个能指，企图指向所指，但永远无法达到所指。拉康用一个结构模式来表示：S能指/所指，斜杠代表了能指对所指的压抑。拉康运用语言学的模式来对无意识进行分析，提出“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结构”的命题。并用这个结构模式分析了爱伦•坡的一个短篇小说《被窃的信》，这里我们也可用来分析小说《丽姬娅》中“我”的心理模式，主体的心理分裂成意识和无意识，分别由罗维娜和丽姬娅来表示，丽姬娅从头至尾是“不在场”，是他一生永远的缺失，是被压抑的无意识部分，而罗维娜是“在场”，是被允许进入社会秩序的意识，小说结尾只有在半梦半醒之间，进入“我”意识的深处，等待着丽姬娅幽灵的惊鸿一现，稍纵即逝的幽灵显现就如同我们的无意识一样深藏在大脑的深处，偶尔灵光一现。

无意识的男性欲望书写

　　整篇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哥特式的爱情和死亡的故事，但仔细阅读我们能发现藏在故事背后“我”的隐秘欲望，拉康的欲望学说区分了需要(need)、要求（demand）和欲望（desire）三者的差别。拉康认为人的需要是生理性的，它的对象是具体的，“它总是以具体的缺失对象为欲求指向。”对于要求，拉康认为，它是由需要异化而来，“要求本身涉及到的是它所要满足的以外的别的事。它要求的是一个显现和一个远隐。”因此，要求不仅是为了从他者那里得到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具体客体，更重要的是从他者那里得到爱。而拉康认为，“欲望是缺失的转喻，主体无论欲望什么，得到的只能是满足需要的具体对象，他只能不断地‘要’,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可是每一个能指却都转喻式地与本体论上的失却相关。因此，欲望永远无法得到真正满足。”由于欲望是缺失的欲望，是产生于能指与能指之间缝隙中的“无”，因此欲望是一个永不能满足的深渊。而能指链之间的裂缝就是缺失，缺失是能指之无，是不在场的在场。丽姬娅代表着妖媚而有致命吸引力的危险女性，罗维娜是天使型家庭主妇。如果说我对罗维娜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和要求，两个女子以“在场”和“缺席”的交替出现则揭示了我无法言说也永远无法满足的无意识欲望。从文本表层看，我对于东方女人所代表的美丽、神秘、财富、学识的幻想体现了我的生物的需要和要求，是一种可以从他者那里满足的客体。文中“我”反复以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口吻所进行的对于新房细致入微的描述更体现了叙事者不为人知的欲望，新房尖顶的塔楼成五角形，拱形的天花板，精工描绘的回纹图案，再加上阿拉伯的摆设，无不呈现了伊斯兰教的闺阁建筑。“我”把新房建立在伊斯兰教的闺阁里有何用意呢？伊斯兰国家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伊斯兰教闺阁式新房”这样的空间叙事又以“在场”的形式表述了“不在场”的欲望：男人同时对女巫和天使的向往。男权制社会中女性在文本中既被美化成美丽温柔的天使，从但丁的贝雅特里齐到歌德的葛雷特，又被丑化为女巫形象，从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美杜莎到《圣经》中的夏娃，这种既把女性看成是美丽温柔的天使又把她们看成恶魔的事实反映了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双重角色，也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矛盾态度，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让他们产生厌恶。这种意识一直会被以父亲名字所代表的社会法律秩序所压抑，只以无意识的欲望而存在，通过空间隐喻表现出来。当主体以语言说出自己的需要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能指的歪曲或矫正。这种对两类女人的需求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男人最隐秘的欲望。反映了男人对女人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在小说中整个叙事主体是男性“我”，两位女性一直处于失声状态，整篇小说代表着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主导话语，他们对于东方，对于女性的欲望表述。而女性在文中却只有一次发出了声音，那就是丽姬娅弥留之际的诗歌：“凡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决不臣服天使，亦不屈服死神。”这为罗维娜的复活埋下了伏笔。尽管爱伦•坡是基督徒，但他对个体意志的力量充满了兴趣，在很多作品中写到了死而复生。美女与死神抗争是爱伦•坡感兴趣的主题之一，这和他童年丧母，成年又失去心爱的妻子弗吉尼亚有关，亲人的死而复生又是他文本下另一个隐秘的欲望。

结　语

　　爱伦•坡生前并没有得到文学界足够的重视，甚至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应了他的那句话，“我可以花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等待读者……”如今爱伦•坡早已跻身一流作家之列，其诗歌、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也成为美国经典文学的一部分，人们开始在历史和文化的变动中寻找隐藏的历史话语和权力话语。《丽姬娅》在其表面的爱情和死亡文本背后所隐藏着的有关殖民、男性和永生等权力话语，为研究他的作品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