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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历史与帝国的交织｜漫长18世纪中的帝国植物学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1-05 21:18

西瓜。此图片是流水线工坊手工制作而成。类似的图册也能在邱园和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图书馆中找到：Watercolors of Asian Fruits and Flowers（1800-50）©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

漫长18世纪中的帝国植物学

The Botany of Empire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作者 / yota batsaki, sarah burke cahalan, and anatole tchikine

翻译 / 章文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学术界开始关注早期现代时期中植物学与帝国的紧密关系。大卫·米勒和彼得·赖尔（David Miller and Peter Reill）借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计算中心”（centers of calculation）一概念，在《帝国想象：航行、植物学与自然再现》（Visions of Empire: Voyages,Botany,and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e）中描绘了18世纪发展浪潮中的探险考察如何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从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在邱园（Kew）长期担任的植物猎人调度员，到林奈（Linnaean）分类学在全球信息交换以及可视化和可运输的新技术中的作用，这一新技术声称能抹除帝国中心与其争议领土及资源之间的距离。在《殖民植物学：早期现代世界的科学、商业与政治》（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一书中，隆达·施宾格和克洛迪娅·斯旺（Londa Schiebinger and Claudia Swan）进一步强调在自然史的政治与科学语境下植物学的关键作用，论证了“植物学、欧洲的商业和领土扩张之间的同谋关系”。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特蕾丝·奥马利和艾米·迈耶斯（Therese O’Malley and Amy Meyers）的《自然史的艺术：插图与植物画》（The Art of Natural History: Illustrated Treatises and Botanical Paintings）探讨了美学、科学及知识可视化技术之间的价值重叠。丹妮拉·布利赫马（Daniela Bleichmar）的《可见的帝国：西班牙启蒙运动中的植物考察与视觉文化》（Visible Empire：Botanical Expeditions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Hispanic Enlightenment）关注植物插图在18世纪西班牙考察中对于论证和传播科学与帝国主义议题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植物科学与18世纪的殖民事业密不可分，类似于学院地理学与制图学是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一样。

基于这些蔚为大观的知识体系，《18世纪的帝国植物学》将以两种基本方式持续考察自然史与地缘政治中的交叠地带。首先，本书比较18世纪与某些区域的新发展、新发现带来的影响，18世纪是一个全球探险如火如荼，植物标本运输与日俱增，分类学快速发展以及园艺实验高歌猛进的时期。其次，本书拓宽了地理范围，将一些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也收入其中，例如俄罗斯、奥斯曼帝国、清朝和德川幕府，也有一些政权边界区域，如南非、也门和新西兰。我们的目标是描绘一个包罗万象、精细入微的图景，并摆脱此时期对植物学或自然史的欧洲中心式阐释。

（图1.1）一张按照古典方法展示五大洲的彩色世界地图。欧洲位于非中心的位置：其中一页是美洲大陆，另一页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印度次大陆，两侧是非洲和亚洲/澳大利亚。John Martyn, The Georgicks of Virgil (1741) ©Dumbarton Oaks R

虽然在16世纪早期，包含在医学理体系中的植物学研究便已具备全球视野，但其在18世纪随着主要殖民国家对植物考察的参与，植物学才开始关注人类的生活世界（图1.1）。因此，本书将植物置于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此时期正是知识和植物考察成为帝国扩张和政权控制的重要手段。但本书也将拓宽严格定义下的18世纪的界线，令读者了解徐徐展开的帝国叙述，例如托斯卡纳、伊斯坦布尔或北京的重要园林的彻底改造或消失。并且，这一长历史周期能使我们意识到传统职业或机构的生存与发展，例如学术团体、通讯网络、植物园以及出版在植物学知识中的作用。

当人们在历史语境中探索当地的植物学实践时，“帝国”似乎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的、不言而喻的分析范畴。然而帝国的意义和欲望在18世纪中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在其操作下的政治工具与人力资源一样。通过那些联接欧洲网络并抵抗其控制策略（如可视化或分类学的惯例）的植物学家的案例研究，本书细致入微地勾画了18世纪中那些作为“帝国代理”的自然学家，而不仅将东方帝国视作西方殖民野心下的被动观察者。英法等扩张主义国家不是凭一己之力实现扩张，而是不得不与区域或当地力量进行抗衡或合作。因此，本书也探讨了植物学在帝国内部建立社会与政治认同中的作用（如多民族、多语言的奥斯曼与清朝），而非将视角放在彼此竞争的帝国之间。从这些不同的地理和文化协商中浮现的帝国概念是一个临时的、具有差异性的范畴，而不是与科学、经济相同的统一政治形态。

（图1.2）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尔（Sébastien LeClerc）与科学院成员对路易十四的描绘。这种学院模式是18世纪国营科学的实践和象征的表现。Nicolas Robert, Recueil de plantes (1788, engraving dated 1671–76

帝国的全球植物学可追溯至1670年左右，当时在加勒比海及南美地区出现了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甘蔗种植园——特别是荷兰殖民地苏里南，因其非人的劳动条件在伏尔泰（Voltaire）的《老实人》（Candide）中遭到指责。同一时期，法国皇家科学院和罗伊花园着手启动“殖民科学的国家计划”（图1.2）。在1770到1820年间，不甘落后的英国拥有126位该领域的官方采集者以及非正式的供应、运输网络。这两个大国间的竞争贯穿了整个18世纪，其表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种植和实现甘蔗生产的奴隶贸易上。远方的殖民地服务于宗主国经济，要么作为原材料的供应，要么成为移值、培育有利可图的庄稼的地点。例如金鸡纳等令人垂涎的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加剧了欧洲在热带地区的殖民化（图1.3），再如茶叶或人参等一些其他植物的进口成本足以掏空国库，这导致了对替代品的寻找以及殖民地的经济作物种植计划。在种植经济发展一段时间后，帝国的植物园网络便成为驯化和交换植物价值的实验室（例如移植到印度的中国茶叶），或当作费时费力的移植植物存放的临时仓库。植物园也会不时打破竞争性垄断，就像英法两国在荷兰控制的摩鹿加群岛外的丁香种植项目那样。

(图1.3）金鸡纳树是抗疟药物的原材料，对于英国和荷兰名下处于热带地区的殖民地来说，金鸡纳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商品。Aylmer Bourke Lambert, A Description of the Genus Cinchona (1797) ©Dumbarton Oaks Re

在帝国竞争的体系内，科学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投资项目相互交织。在更大程度上，行政网络的扩张和运输技术的提高促进了植物运输和商业开发。此时期的出版物经常涉及航运等实际问题，例如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写的如何在漫长的海运中运输脆弱植物的说明书。他的说明书介绍了如何小心翼翼地密封种子，比如用独特的滴蜡法或最为先进的货柜，这一说明文章与一篇论捕蝇草的科学论文一同发表，并配以精美的植物插图——这是一种新技术和珍奇植物的共同出版（图1.4）。埃利斯对经济植物学满腔热忱，他在其《种子与植物携带指南》（Directions for Bringing over Seeds and Plants）中附上了一个“基于医学、农业和商业目的的珍贵的美国殖民地植物目录”。

（图1.4）植物运输方法。埃利斯的插图展示了如何安全地包装植物和种子，以便于海上长途航行。John Ellis, Directions for Bringing over Seeds and Plants(1770)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

植物标本的流通也导致了对其种类和具体形态的捕捉，并置入精密的分类知识体系中，其中林奈的分类学最为昭彰。到了18世纪末，双名分类法为植物标本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并遍及全球（图1.5）。如班克斯和林奈等植物科学的重要人物同样被卷入商业运作中。班克斯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也是枢密院贸易委员会的一员，他作为邱园的领导者，时常指导留学国外的年轻植物学家研究新植物。林奈被誉为“现代分类学之父”，同时也是一名执业医师以及一名植物机会主义者，他专心致力于瑞士的茶叶和桑树种植，以免让国家在此类商品进口中损失巨大。

（图1.5）一幅手写的林奈双名法插图，在林奈体系成为通用语言时，印刷书籍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价值。Johannes Burman, Rariorum africanarum plantarum (1738–39)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

在突出经济动机的同时，本书也强调了投身于植物科学和实践方面的哲学、社会机构的纯粹性。新发现的植物往往在平行、重叠的价值体系中流通：鸦片和蔗糖贸易代表了利润经济；颇具异域风情的中国茶几体现了典雅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基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改良”（improvement）意识形态体现了政治经济学；而科学期刊的出版、学术团体的会员制或在新环境中培育异国植物的能力则与声望经济关系密切。然而，即便植物学与经济利益和帝国阴谋挂钩，但植物学叙述也带来了新发现的浪漫，持续的惊奇以及科学和美学带来的冷静客观。

实际上，倘若我们相信法属圭亚那的探险家奥布莱（Jean Baptiste Fusée Aublet）是唯一并非出于自我利益而进行殖民地旅行的人，那么还有哪位正常人会像他一样，直面丛林的险恶，诸如蛇、水洞、逃亡的奴隶、疾病、昆虫、难耐的气候，而去寻求充满不确定的发现？不过，植物学的确吸引了这么一批独特之人：他们体魄强健，坚定、热忱、乐观、机巧以及对自然环境的高度敏感（图1.6）。将植物标本留给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奥布莱绘制了一副植物学家的浪漫主义肖像，唤起了人们对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关于美洲热带地区的崇高绘画的联想。对于洪堡来说，植物就像能唤起昔日帝国记忆的废墟一样，他深刻意识到自己与外国植物相遇的历史性。在查普特佩克花园里，他发现柏树的年轮表明其是阿兹特克王朝时期种下的；在塞德尼奥河岸上的密林深处，他发现了一座废弃已久的花园，其中有哥伦布时代留下的橘子林。奥布莱和洪堡的事例代表着18世纪里“感知力”（sensibility）的多种意义，因为他们不仅记录下了风景与植物对自然主义画家的美学影响，同时也指出了植物学的伦理维度，比如他们对种植园使用奴隶来获利的行为进行谴责。

（图1.6）美洲在图中被描绘为亚马逊河流域，右下角的奖章上是奥布莱的肖像。Jean Baptiste Fusée Aublet, Histoire des plantes de la Guiane Françoise (1775)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在提供丰富历史背景的同时，本书也着手探讨最近炙手可热的18世纪自然史和博物学的重要理论建构。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拉图尔通过“超距行动”（acting at a distance）的观念重新阐释了这一关系。在实际层面上，超距行动通过从边缘到中心的“积累循环”（cycle of accumulation）中收集、传送“铭文”（inscriptions）的网络而实现，这一“铭文”指任何文本或视觉化的有效数据。一旦铭文与中心成功匹配，循环便可持续不断，因此即便是旅行者第一次到达边缘地区，也可用已获取的知识进行识别。积累循环的增加进一步扩大了动员中心地区帝国野心的网络，而边缘与中心的不对称程度也随之加深。

拉图尔“超距行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8世纪的制图探险家拉贝鲁斯伯爵（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将库页岛“放入”世界地图中。他的观念与植物学相通，即“勘探、采集和考察”是一系列能使中心进行超距行动的策略。在植物学中，作为采集、交换、流通与实验场所的植物园是“积累循环”的典型体现。拉图尔的科学观是一个将铭文从边缘带到中心的过程，它同样能够描述18世纪丰富多彩的植物学实践，包括殖民地的植物采集、植物笔记和植物草图，以及宗主国里用于之后勘探的植物版画和印刷品。像埃利斯描绘的那些保存与运输植物的技术确保了植物标本“稳定性与可组合流动性”的功能，即归档、分析以及对宗主国的有用性。同时，林奈分类学的普及实现了远距离的比较和测定。最后，拉图尔提出的模式——尤其是强调知识/权力在中心与边缘的不对称性——便可很好地描绘植物学方兴未艾的18世纪里的殖民和帝国主义事业。

然而，本书涉及的地理和文化范围不局限于单一范式，而是产生了多元叙事。即使拉图尔的权力网络理论明白晓畅，但他也承认其中的局限和脆弱性。18世纪里，对新世界不可胜数的植物学勘探（例如西班牙）铭刻了大量铭文——植物插图，而它已超出了中心对其的处理与工具化能力。断裂即将出现，这不仅由于传输的技术问题，而是在地方压力和权力流动的影响下，超出了中心意志的掌控。对流行铭刻技术（如体现二维自然的植物插图）的不满导致边缘地区产生再现自然的替代技术。倘若18世纪美洲地图的涡漩装饰表明了欧洲权力对美洲领土的占领，那么在路易十六提供的南非地图中，涡漩与蝴蝶（papillons）装饰被当地动植物图样所取代，它铭记了重要且晦涩的本地知识，以区别于同时期的林奈命名法。总之，作为“帝国代理”的流行植物图样忽略了影响本地采集的其他力量：个人的兴趣与选择，政府与机构的安排，与本地政治代理的互动，对本地知识的依赖以及自我营销的策略。

近期一些重要的科学史著作开始使用可视化的策略。就植物插图的生产、使用和意义上，本书也加入了学术体系的对话当中。在《客观性》（Objectivity）中，洛琳·达斯顿与彼得·加里森（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书写了一段同时期的引人入胜的科学图像史，并将其置入“真实自然”（truth-to-nature）的范畴中。在描绘林奈《克利福特园》（Hortus Cliffortianus）中的图像时，达斯顿与加里森将植物学视为18世纪的科学范式，科学图集中的每种再现类型追求着“真实自然”，因此比任何实际的标本还要真实。而到了19世纪，“真实自然”为“科学客观性”铺平道路，追求不设评判、不置可否的知识。达斯顿与加里森展现了知识论与美学之间的紧密关系：“真实自然”不仅展现了从分散的特殊性中综合知识的历史的、具体的理解，还指涉了通往“困难道路上的真实”的形而上学追求。因此，18世纪中理想的自然学家往往结合了“敏锐感知”和“强大记忆”，分析和综合感觉印象的能力，以及从自然特殊性中提纯出典型形式的耐心与天赋。本书将通过案例研究和大量图像勾画如上的自然学家肖像。值得补充的是，再现的传统也会被现实问题所影响，如印刷技术的费用与局限等，导论的最后一部分将对此进行探讨。此外，他们也深植于推动18世纪学术发展的哲学与政治的野心。

倘若像达斯顿与加里森论述的那样，植物学是18世纪里欲求“真实自然”的典型例子，它也涉及了下文将要探讨的推动启蒙运动的认识论、伦理、美学等更广泛的方面。18世纪末的乌托邦计划鲜为人知，它横跨国家、宇宙的理论与实践，囊括了多种方法，其中植物学被视作启蒙运动的基础科学。此时对自然精确、稳定的再现欲望不是通过艺术家个人的技艺与想象而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当时的前沿技术而达到。这些当代的声音也简要总结了一些本书关注的核心主题。

1790年10月，在欧洲政治与文化剧变的交汇处，作家、教师、科普者雅夫雷特（Louis-François Jauffret）与当代分类学家、自然学家德朱塞乌和居维叶（Antoine-Laurent de Jussieu and Georges Cuvier）向法国国民议会递呈了一份计划，即根据安托瓦内特女王（Marie Antoinette）的花匠温泽尔（Thomas Joseph Wenze）的方法，建立一个培育人工植物的国家基地。这一计划同样也递交给科学院，提议建立一个植物库（cabinet des plantes），据雅夫雷特计算，植物库包含了25000种科学已知的植物标本，它们都是基于温泽尔的革新技术而制成的精细复制品。雅夫雷特设想这个植物库是一座“巨大的自然神庙”，人们可以一眼窥见整个植物界。随着科学再现的发展，这一百科全书式的视角指日可待，因为三维图像将会呈现植物的结构细节与丰富色彩并永久保存下来。科学不再囿于褪色、腐坏、残缺的植物标本；不再囿于植物插图的不准确再现；也不再囿于各种命名法和分类学的诘屈聱牙与混乱难辨。

雅夫雷特的提案体现了植物的全球采集、精确再现与科学或公众使用的欲望。植物学知识不再依赖于殖民代理对标本的采集，因为后者时常因怠惰与无能而令人失望。观察者们能即刻对不同植物进行比较，洞察出气候、区域对植物影响的新模式，或产生新的实际的、科学上的应用。因此，这一产生于温泽尔的乌托邦想象是一种对现存植物学描述和再现技术的批判，雅夫雷特因此声称这个植物库或许会引出“一个人类知识史上的新纪元”。

雅夫雷特的文本同时也是18世纪植物学如何适应国家发展的范式。雅夫雷特论述道：毋庸置疑，触手可得的精确模型能使画家和插图师受益良多，而人工植物的制作不仅激发了艺术与科学对其冷静客观的把握，还促进了它们的实际应用。除了医学领域的成就外，雅夫雷特同时也对实用技艺颇有兴趣，他预见了法国奢侈的花饰刺绣或纺织的市场前景。同等重要的是，他预测法国首都的制造业能在动荡时期为4000人提供就业。植物库也能吸引外国参观者，因此能为国家声誉献出一份力。但雅夫雷特已然超越国家甚至帝国视野：即知识的共享与开放。雅夫雷特看到植物库实现了18世纪的承诺，即超越人工系统与文化差异，唾手可及公共领域中自然对象的多样性，而这一公共领域即将变成绚丽多彩的知识/启蒙圣殿。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突出18世纪里不同地区的植物学与帝国之间关系各面向。第一部分“植物学野心”统揽了全书的关键主题，并将其置入全球植物考察与交换的拼图中进行讨论。

植物学野心 Botanical Ambitions

丹妮拉·布利赫马尔（Daniela Bleichmar）在《植物征服者：西班牙启蒙运动中帝国植物学的承诺与挑战》（Botanical Conquistadors: The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Imperial Botany in the Hispanic Enlightenment）一文中打开了一个讨论空间，即植物学考察像一个持有巨大经济份额的全球企业，它在探寻新的原材料上依赖于机构网络和强国支持。布利赫马尔着眼于西班牙探险时期的实用性话语，这一话语总括了探险者的欲望、激发了其对殖民地植物经济价值的兴致。同时，她表示西班牙探险试图复兴帝国的往昔辉煌：“就支持科学考察和为殖民政权提供信息而言，帝国机构在其中的作用不是新奇的启蒙者，而是增强西班牙长期存在的帝国技术。”然而，无论这些探险者有多么夺目的视觉输出，他们仍无法实现其政治与经济上的目的：因为一个日渐式微的西班牙殖民帝国，已变成世界舞台上英法两国的配角。

（图1.7）人参。图中的名称用拉丁语、德语、法语和俄语写成，来自献给亚历山大一世的药用植物插图系列。Gofman, Collection de curiosites du royaume des plantes(1797–1810) ©Dumbarton Oaks Researc

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关注全球的人参命运，在《人参地理学与奇妙炼金术的需求》（The Geography of Ginseng and the Strange Alchemy of Needs）一文中提出对历史联系、类比与偶然性的质疑。一份发表于巴黎的天主教会关于中国人参的记叙被一位魁北克传教士发现，也推动了这一植物在北美难以置信的发现。同一时期，中国的邻居日本通过“植物盗窃”的方式在本地培育人参，阻拦了中国对朝鲜的贸易流。日本在本国种植人参的做法是一个可实施的替代方案，其相当于英国将中国茶叶移值到印度殖民地的做法。然而，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贸易平衡问题。栗山茂久一章节印证了印刷文本与图像的偶然性权力，也通过追踪人参的全球命运而质疑了稳固的时空范畴（图1.7）。

在《垂柳与矮树：西方目光下的中国园林植物》（Weeping Willows and Dwarfed Trees: Plants in Chinese Gardens under Western Eyes）一文中，比安卡·纳尔迪（Bianca Maria Rinaldi）追溯了欧洲人对于中国园林的观点如何反映了其对清朝态度的转变。他论证道，正如中国植物与其独一无二的“自然主义”风景设计方法在欧洲花园的设计中愈发常见一样，在早期天主教的记叙中，中国园林作为开明帝国的产物，因其深刻的美学与低廉的成本而值得效仿（相较于象征专制主义的挥金如土的法国花园）。然而到了19世纪，这一美学（现在被视为人造的甚或对自然的暴力操纵）成为了一个政治和道德沦陷的社会腐败堕落的征兆，这同时反映了欧洲的优越性并促进了欧洲的商贸进程（图1.8）。

（图1.8）扉页插图。这幅图寓言式地展现了马卡尔尼派往中国的使团活动。George Staunton,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 ©Dumbarton Oaks Resea

阿纳托尔·奇金（Anatole Tchikine）的《帝国回声：重新定义18世纪托斯卡纳的植物园》（Echoes of Empire: Redefining the Botanical Garden in Eighteenth-Century Tuscany）将我们带到处于哈布斯堡王朝边缘的意大利, 植物园在那里自然形成。这一章采用回视的方法，简要描绘了植物园的发展轨迹，植物园是一个致力于保存和增长自然史知识的机构，其中交织着各色相异的议题：医学、学术、教学、经济等。通过聚焦于弗洛伦萨的天真花园（Giardino dei Semplici），奇金展现了16到18世纪在植物旅行、通讯网络、礼物交换方面的连续性，同时也强调了学术团体建立与改良意识形态对当地的影响。他论述道，18世纪浮现于新式植物园中的新植物学类型不仅是知识的存储库，还是对剧增的经济与政治需求的回应。

帝国的代理？Agents of Empire?

第二部分聚焦于植物考察者的复杂性。通过对帝国边缘的一系列个案研究，此部分将审视作为“帝国代理”的植物学家这一观念。此领域中的这些业余爱好者与企业家、科学家、探险家或怪人们保障了安全专业的植物探险事业，他们出售自己的服务和技能，他们的个人目标往往与帝国代理步调同一（偶尔也会相悖而行）。即使宗主国的学术团体、政府人员或植物园煞费苦心地控制植物探险，殖民地的具体情况仍会介入与改变预期的结果。因此本章强调主流与民间植物学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即对本土的、非帝国的植物学方言的使用与适应。

萨哈尔·巴扎兹（Sahar Bazzaz）的《世俗朝圣的政治：保罗·埃米尔·博塔的红海探险，1836-1839》（The Politics of Secular Pilgrimage: Paul-Émile Botta’s Red Sea Expedition）一文关注本书的最后一段时期。巴扎兹回溯了19世纪早期探险者的植物朝圣之旅，这些朝圣者步彼得·福尔（Peter Forskål, 1732–63）的后尘，后者是瑞典/法国籍自然学家、林奈的倡导者以及18世纪中期失败的著名红海探险的领导者。博塔（Botta）受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前罗伊公园）指派，到阿拉伯半岛记录、描绘与采集植物样本。然而博塔能成功并不在于派送给他的说明手册，而是他对当地语言和地理知识的习得，以及建立本地联系和化解矛盾冲突的能力。这些特质使他成为奥斯曼帝国驻摩苏尔的外交大臣，并参与令他一举成名的当地考古挖掘。这一章节随后突出了植物学实践与其他领域的专业技能与学术研究相互交织，如考古学、外交学、昆虫学、鸟类学或医学，它们都处于19世纪专业化学科的风口浪尖。

在《弗朗索瓦·勒维兰特：抵抗的植物学家？》（François Le Vaillant: Resistant Botanist？）一篇中，伊恩·格伦（Ian Glenn）讨论了非主流的植物考察者。诞生于苏里南的勒维兰特（Le Vaillant）在成为法国自然史中海角植物的知名采集者和写作者之前，首先是作为鸟类学家与人类学家，其次作为“抵抗的植物学家”而对南非进行探察。某次自然博物馆里的展览表明勒维兰特批判了植物插图的二维性，他认为空间再现纬度的贫乏不仅丢失了植物的基本特征，例如颜色与气味等，也疏漏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本土知识。倘若林奈的双名分类学提供了一个去语境化与客观性的普遍精确性，剥除了植物的政治经济语境，那么勒维兰特便拒绝使用双名法，从而对帝国主义系统的命令与控制进行抵抗。

虽然宗主国中心是一个对殖民地植物进行控制、攫取植物标本与派遣帝国代理的组织架构，但从另一面来看，他们更多的是连接（而非组织）边缘地区的事物。在《托马斯·麦克唐纳的鸦片：英国、中国与新西兰的植物流通、赞助与权力，1930s-50s》（Thomas McDonnell’s Opium: Circulating Plants, Patronage, and Power in Britain, China, and New Zealand）中，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追溯了麦克唐纳的职业，他涉及的采集地包括印度、中国和新西兰。麦克唐纳描绘了植物经济学在18到19世纪之间的交叠地带。在人们关注他是一位鸦片商以及中印植物采集者的地位之外，他还通过出版的方式对他的霍雷克花园外的一些无名植物进行科学识别。比蒂基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特殊的社会与文化语境，总结了麦克唐纳围绕“科学行为”展开的文化实践以及他基于不同尊重程度的赞助网络。

植物学旅行 Botanical Itineraries

考察、图绘与采集的推动与帝国野心息息相关。18、19世纪的自然史与制图学喷涌而至：这一现象被探索与精通“新”区域的欲望、从技术与政治的发展中获利以及将帝国历史与科学知识作为权力工具所激发。由于政府对航洋探险的赞助、国家网络持续不断的植物园贸易、地图制作带来的信息涌现以及借由印刷与通讯技术而对远距离的克服，植物旅行在此时期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此部分概括了植物学家在旅程中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借宗主国、个人或本地的资源而达成自己的目标（图1.9）。

莎拉·史密斯（Sarah Easterby-Smith）《论外交与植物礼物：1788年的法国、迈索尔和毛里求斯》（On Diplomacy and Botanical Gifts: France, Mysore, and Mauritius in 1788）一篇探索了印度塞林伽巴丹的蒂普苏丹（Tipu Sulta）在法国的外交活动中人与植物的流动性。蒂普苏丹的特使带来了路易十六的礼物清单，除了塞夫勒瓷器和法国武器之外，还有许多法国本地植物，其中也有三种外来植物：肉豆蔻、丁香和肉桂。史密斯追溯了法国植物礼物，以及在宗主国巴黎与法兰西岛植物园之间复杂的官方交易轨迹。最终，蒂普的特使们和同行的法国园丁在遭受了拥挤的船舱、缺水以及蚊虫叮咬之后，呈送来了植物。在探索植物旅行的在地困难时，本章也体现了此时期更广泛的植物互惠实践，如外交礼物交换以及殖民地植物园网络的实际运作。

在《从本地到全球：厄瓜多尔的木筏与丰收》（From Local to Global: Balsa Rafts and a Bountiful Harvest from Ecuador）中，麦克尤恩（Colin McEwan）带领我们到南美的瓜亚基尔河畔。麦克尤恩聚焦于洪堡记录下的本地贸易措施。在洪堡的《1799-1804年美洲热带地区旅行的个人记叙》中，他记录了南美洲道路的短缺崎岖，并暗示骆驼在货物运输与提升跨洲贸易能力方面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运输骆驼比运输植物更加艰难，洪堡便将关注点放在河流网络上。他在安第斯山脉的旅行肯定加深了他对河流在本地交流和贸易中作用的认识。麦克尤恩对瓜亚基尔河上装着水果的木筏图像的解读，为我们勾勒了河流与海洋贸易的现状，也呈现了洪堡在早期旅行日志中对其表现出的依赖性。基于本地传统与旅行的论述，这些图像指涉了早期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如棉花）与其的关联，欧洲帝国从这些贸易中坐收其利。

雷切尔·科洛夫（Rachel Koroloff）在其《鲁塞诺帝国：约翰·安曼的<斯特皮乌姆·拉里乌姆>（1739）与俄植物帝国的建立》（In Imperio Rutheno’: Johann Amman’s Stirpium Rariorum (1739) and the Foundation of Russia’s Botanical Empire）中分析了俄帝国的策略和欲望如何体现于包罗万象的植物当中。她论述道，制图术和植物学等成就反映了帝国觊觎南北边界已久的心思。俄国对高加索和里海地区脆弱的控制权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采集、描述，以及其在欧洲外交和科学背景下的谨慎谋划。俄国对里海南部地区的特别关注，对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控制需求，以及对奥斯曼帝国和萨非王朝的忧心忡忡共同体现了17世纪的俄国扩张神话，而这一神话持续不断影响着1720到1730年代的植物学考察，考察依赖于本地资源和政府基础设施：道路、邮局以及行政网络。事实上，个人获取当地通行许可的能力与帝国控制之间的关系不大。科洛夫的分析重估了关于18世纪俄国科学的传统叙述，不仅局限于西伯利亚和西欧，而是朝向更广泛的关于俄帝国主义欲望的评价，尤其是其与奥斯曼帝国和萨非王朝的矛盾冲突这方面。

种植认同 Cultivating Identities

此部分探讨植物学知识、自我再现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艺术、园艺设计、工业产品、出版文化与社会风俗，凸显18世纪里作为社会、政治或本地认同的植物学的重要性。本章节的文章将植物作为商品而置入奢侈品或大众消费的文化范畴里，同时也探索了美学传统的方法，即再现植物并以转喻的方式使植物成为起源地领土与文化的代表。最后，文章展示了植物学文本和插图如何成为建构个人和社会认同的工具（帝国或后帝国的认同）（图1.10）。

（图1.10）培育菠萝的能力是一个植物学家资历的标志。Johannes Commelin, Horti medici amstelodamensis (1697–1701)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8世纪植物学对物质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是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罗米塔·雷（Romita Ray）在《装饰的异国情调：茶叶美学的移植与英式异国情调的诞生》（Ornamental Exotica: Transplanting the Aesthetics of Tea Consumption and the Birth of a British Exotic）一文中基于英国的茶消费，探讨了作为商品的植物带来的文化影响。沿着茶的经济和美学线索，雷考察了茶在社交中的作用。茶对人的双重影响在于提升社交修养的同时也破坏了身体的感知力，这一矛盾性也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平衡。雷探讨了“通过商业渠道引进的自然史文化在产生新感官体验以及独特装饰对象上的种种方式。”

在《差异的寓言：植物的四大洲孩子》（Allegories of Alterity: Flora’s Children as the Four Continents）中，米兰达·莫伦多夫（Miranda Mollendorf）考察了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桑顿（Robert John Thornton）的《植物神庙》（Temple of Flora,1797-1812），这本装帧奢华的书被作者视为“爱的宇宙帝国”，其中包含了“欧洲、亚洲、非洲与美洲的无与伦比的花卉”。这本一掷千金的书通过风景与诗歌来展现花卉。莫伦多夫认为，书中的基础和附属文本都将花卉“拟人化”。她也展示了桑顿对有关“四大洲”的传统图像学兴致勃勃的性格，桑顿将花卉基本的、文化的特征与所在地域联系起来，而地域与欧洲这一文化、权力中心的等级制息息相关。亚、非、美洲花卉中意识形态语调或许在性别与种族方面最为昭彰。莫伦多夫最后论述道，桑顿《植物神庙》的封面描绘了作为殖民欲望的花卉是一种可买卖、采集和交换的商品（图1.11）。

（图1.11）展示四大洲的标题页。Michel Angelo Tilli,Catalogus plantarum horti pisani (1723)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接下来的一章《后郁金香时代的奥斯曼园艺：植物领事、花园外交与第一位首席外国园丁》（Ottoman Horticulture after the Tulip Era: Botanizing Consuls, Garden Diplomacy, and the First Foreign Head Gardener）质疑了有关18世纪奥斯曼帝国花园的传统记述，后者简单地认为奥斯曼花园是欧洲样式模仿欲望的集大成者。相反，丹尼斯·图克尔（Deniz Türker）表示奥斯曼不同的园艺品味是精深入微的，它结合了本地习俗、需求和更广阔的文化与政治关怀。通过关注王室对欧洲外交官在奥斯曼首都花园的欣然接受，以及第一位欧洲首席园丁——来自托普卡普的雅各布·恩塞尔（Jacob Ensle Topkapi），图克尔展现了奥斯曼对于德法与英国景观美学的态度，这一态度与地缘政治相互联系（尤其是对英国如画美学的抵制以及对俄国女皇的拥护）。图克尔也突出了恩赛尔（Ensle）在建立植物交换网络方面的重要作用，展现了他知名且专业的花园旅行是如何将全球植物和动向带入皇宫的，以及将奥斯曼深刻的文化图景带给好学的欧洲人，这已超出了传统的“东方学”式的论述。

在《创造“蒙古式”自然：18世纪的药用植物与清朝》（Making ‘Mongolian’ Nature: Medicinal Plants and Qing Empir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中，卡拉·纳皮（Carla Nappi）为读者介绍了文殊菩萨（Jam dpal rdo rje），一位1792年生于内蒙古的佛僧。他的手稿汇编了植物、动物、金属、石头与医疗器具，使读者重新关注欧洲的传统医药学。纳皮聚焦满族、蒙古、西藏和中国手稿中的单张植物图像。比起林奈分类学及其促进欧洲科学单一发展的科学帝国主义，纳皮则论述了在同一体系中不同别名的共存体现了清朝认同的多样性。最终，纳皮展现了18世纪中清朝植物学在视觉与认识论上的多民族与多语言性，即使部分翻译仍体现了特殊的民族认同（如“蒙古”或“藏蒙”）。

在全书最后部分的《威廉·巴特拉姆的新兰花品种绘画：一个生命的侧写》（William Bartram’s Drawing of a New Species of Arethusa,1796）中，艾米·迈耶斯（Amy Meyers）通过自传式与公共的定义对植物图像进行考察。巴特拉姆的图画被视作共和国例外论的表现，它具有鲜明的美国花园形式，其中充斥着新世界和国家首都的稀有品种。然而，对于巴特拉姆来说，花园中稳定且多样的植物群具有其历史脉络，可追溯至殖民时代和国家建立前的时期。迈耶斯将巴特拉姆的画视为“一个对历史的回应，提醒那些将新兴国家（或自己的生命历程）视作与过去作彻底决裂的产物的人，过去、当下与未来持续地交织缠绕于历史性关系中”。因此植物学也被卷入18世纪历史网络的纠缠当中。

附：（1）一个英国艺术人文研究委员会与邱园策划的“植物的哲学生活”项目中的一个展览：“思考植物”。（2）一个Dumbarton Oaks参与合作的植物人文实验室（数据库）：探索植物的文化历史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https://www.thinkingplants.org

https://lab.plant-humanitie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