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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研究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0-17 04:25

来源：符号学、应用语言学研习公众号

论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研究

赵星植符号学 2018-04-15 18:28

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第十五辑（2017年第2期，第56-70页）

摘要

自语言学家哈里斯（Zellig Harris）于1952年在《语言》（Language）期刊上发布“Discourse Analysis”一文算起，话语分析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已有了近60多年的历史。然而自该学科诞生之日起，它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今也并未得以清楚说明。有学者认为，尽管二者在理论来源与方法论上有相似之处，但符号学更注重文本与结构分析，因此无法处理具体语境中的话语实践诸问题。而笔者则认为，话语分析是符号学的重要一个分支，它对符号表意实践与社会行为、意识形态之关系分析具有独特的贡献，是当代符号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展面。

话语分析，符号学，社会符号学

一

话语分析与符号学：两种不同路径？

“话语”（discourse）一词，从狭义上理解，即为大于句子或从句的语言单位，如口头对话或书面语篇。话语分析学者使用“话语”，而非“语言”，主要是强调语言在社会语境下的具体使用，即“自然发生的”话语。如哈里斯自己所述，“语言不是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在连贯的话语中”（1952，p. 351）。再如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梵·迪克（Dijk，1980，pp. 83-101）所言，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它把话语视为一种过程中的语言，揭示人类如何理解彼此的话语。

关于话语与语言的区分，符号学鼻祖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语言学教程》已经用“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术语区分得非常清楚。索绪尔称语言系统规则为“语言”（langue），而语言系统的任何一次出现形态即为“言语”（parole）。索绪尔的贡献在于从系统和结构层面，发展一套共时语言学体系。由此确定了现代语言学之初聚焦于语言而排斥言语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取向无疑是“反话语的”。因此，话语分析的兴起，从描写转向阐释，从文本转向分析使用，对整个语言研究来说，无疑是意义深远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

应当指出，这一转向不仅是话语分析一个流派的贡献，它与整个语言学、符号学的符用学转向紧密相关。特别是，奥斯汀（J.L. Austin）、塞尔（J. R. Searle）、等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所开启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以及实践，以及利奇（G.N. Leech）和格莱斯（H. P. Grice）等人所开启的基于言语行为所展开的语用学分析。关注符号使用中的意义，成为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学科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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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中首次使用以来，一直依靠当代语言学、语言符号学、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而发展壮大，并于20世纪80年底逐渐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跨学科研究体系。特别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在梵·迪克以及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等人推进下，话语分析广泛吸收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法国符号学的重要成果，把研究路径从对话语结构的静态描写，转向对话语意义生产过程的动态分析，特别是具体话语实践中的社会权力、霸权与意识形态等问题。由此，话语分析开始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特别是文化研究、新闻传播学等领域渗透，并获得巨大影响力。

在上述这一阶段中，澳大利亚学者韩礼德（M.A.K. 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对话语分析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韩礼德在其名著《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中直接明了地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1978，p. 108），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和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表达一定意义的符号系统（1978，pp. 108-110）。因此，对语言符号的研究，就不应当停留在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而是具体社会语境中的语篇（text）或曰话语（discourse）（1978，pp. 1-2）。韩礼德认为，社会结构（包含语境，家庭等级以及社会等级三种）决定了话语的意义，同时这些结构又通过对话语意义的控制来稳定相应的社会关系。这为后来的话语分析讨论话语与社会语境、社会结构之相互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徐赳赳，1995；Kress，2005，p. 69；胡壮麟，2008）。

在此基础上，话语分析学者又吸收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福柯、巴尔特、布尔迪厄等符号学者有关符号、话语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这些为话语分析的社会批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科布利，2013，p. 136）由此，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即关注并批判话语实践中的权力问题，成为当代话语分析的主流（胡壮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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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对话语分析之历史的简单归纳可以发现，话语分析与符号学，无论从理论渊源，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多相似之处。二者均在发展初期吸收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相关观点，又同时在20世纪中期后关注到符号与社会语境之相互关系，通过吸收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来突破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桎梏。然而话语分析与符号学之相互关系问题，至今也争论不休。一个最显然的原因是，话语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势头旺盛，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跨学科研究集群（范宏雅，2003）。总体来看，有关二者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承认话语分析属于符号学，是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如现任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杂志主编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认为，话语分析是当代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该分支以韩礼德、费尔克拉夫、霍奇（Robert Hodge），克雷斯(Gunther Kress)等英国与澳大利亚学者为代表，主要发展巴尔特研究传统，并以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作为基本工具，利用社会语言学以及后来的福柯和当代传媒研究，在北欧、英国、北美、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取得了巨大影响。他将这一学派称为“社会符号学的英澳学派”（The British-Australian School of social semiotics）（2013，p. 135）。

国内学者如丁和根教授，则指出话语分析是广义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大众传播学研究值得借鉴的重要分析工具。他指出：“话语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符号学，而是兼有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特征。它不仅要从语言结构角度分析话语篇章的表达面和内容面的构成，而且广泛地涉及语言以外的各领域，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正因为这样,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有利于将大众传播符号学的三个维面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学术目标之中，为我们综合借鉴符号学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便捷之途。”（2002）

第二，也不少学者也认为，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研究属于“近亲关系”，尽管二者在理论资源上有许多重叠的范围，但是话语分析则更偏向意义在社会语境中的动态过程，而符号学则较为静态地分析符号文本的结构及其意义。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同样也是话语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Stuart Hall）。霍尔在其名著《表征》一书中，曾对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的各自实用范围进行了仔细的区别。

斯图亚特. 霍尔（图片来源于网络）

霍尔指出，尽管符号学与话语分析存在这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分：“符号学途径关心符号[1]如何运作，语言如何生产意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诗学’；而话语的后果和影响——即它的‘政治学’”（2013，p. 6）。他进一步指出，这一特性意味着话语分析不仅考察符号如何产生出意义，而且考察一种特有的话语所产生的指涉如何与权力连接，如何规范行为，产生或构造各种认同和主体性，并确定符号、思考、实践和研究各种特定事物的方法。因此他总结道，符号学关注是符号或意义的一般意义规律，而话语分析则强调符号在特定时间、地点或社群所产出的特定意义：“符号的各种实践在各种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运作方式”（2013，p. 6）

霍尔的上述辨析预设如下几个基本观点。首先，符号学似乎只能解决文本结构问题，而文本或系统以外的，特别是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意义生产问题，只能依靠话语分析解决。其次，符号学所谓“共时性”特性，导致符号学无法处理历时性问题，特别是符号意义与特定社群以及意识形态演变问题。最后，霍尔关于“诗学”与“政治学”的对比，预设了一个根本区别，即符号学不能从形式上分析具体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这一根本问题。

霍尔的这一辨析代表着当前学界对符号学所存在的一种普遍“误解”，认为所谓的“主流符号学”强调结构和符码，但牺牲了符号体系的功能和社会应用，以及社会实践中各种符号体系之复杂相互关系。因此他们认为符号学主要关注系统和生产，而不是对具体社会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彼此关联互动的符号活动中的说话人，“默认符号过程与社会、符号学与社会和政治思想隔离开来的那堵后墙”（霍奇，克雷斯，2012，pp. 1-2）。更有学者指出，符号学只能赋予权力以意义，而不能赋予意义以权力。（转自霍奇，克雷斯，2012，p. 2）。因此，他们认为，涉及符号意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获得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则应当交由符号学外的其他学科，比如话语分析来处理。

笔者认为，霍尔认为话语分析与符号学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用索绪尔式结构主义符号学代表整个符号学。学界把此问题统称为符号学“部分代全体（pars pro toto）的错误”（Deely，2015）。即便是索绪尔本人，也承认符号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分析社会中符号生活的科学”（2014，p. 24），这意味着符号学与社会分析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他所开创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过于关注语言符号与系统之关系问题，使其无法在系统之外处理历时问题以及符号与社会意义之间的具体规则等问题。

不过，当代符号学的发展已经远离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很远。当代符号学不仅适用于社会分析，更以探析各种社会与文化表意实践中的诸种意义规律为根本目标，是社会文化分析的重要工具。从上述意义上说，当代符号学与话语分析相互包容，并且它还还可为话语分析的壮大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以下，本文将继续论述，当代符号学可用于社会分析的基本理由，以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融合发展的优势与前景。

二

符号学与社会分析

如前文所述，部分论者认为符号学无法处理社会问题，最根本原因在于用索绪尔式结构主义符号学代表整个符号学。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皆视为心理概念或形象，这也就抽空了符号自身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霍尔等人认为符号学无法像话语分析那样，处理符号与社会现实之实际的关系。与索绪尔同时代的符号学家沃洛幸夫，非常犀利地把索绪尔这一问题归纳为“抽象客观主义”（abstract objectivism），认为索绪尔“通过以意义体系作为对象并将其当作语言现象的整个要核，把话语行为——言谈——作为个体性的某物加以摒弃……”（1973，p. 11）。

与索绪尔不同，符号学的另一个鼻祖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所提出的“三元符号模式”，早已为符号学分析符号与社会交往与实践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成为当代符号学探究社会表意诸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皮尔斯把符号视为由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再现体是符号的载体，对象是符号所代表的东西，解释项是符号的解释意义。而符号之所以是符号，是因为符号处于这样一种三元动态过程（semiosis）之中。这意味着符号意义生产是一种的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任何意义必然只能在具体的表意实践中得以确立，而并非是某个符号的结构或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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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三元关系中，其决定作用的是符号的解释项。这说明符号表意的核心环节在于解释者自身对符号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因为任何一个符号，无论它与其对象的关联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约定的，都必须以“在解释者心中产生一个解释项”（皮尔斯，2014，p. 31）作为必要条件，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符号。换言之，任何一个事物都可能被视为符号，也可能不被视为符号；这只取决于解释者是否把它当作符号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解释者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又必然是面向社群直接的交流与传播机制的。依据皮尔斯的理解，解释项是解释者心中所产生的新符号，“而这一符号同样可以不停地变成新的符号，如此延绵以至无穷”（2014，p. 49）。这样一来，符号表意过程就是一个由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永无止境的意义延展行为。

首先，皮尔斯的符号学考虑到了符号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符号关系不但包括能指符号与解释项之间关系，而且还包括前两者与其表意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对象”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符号与社会实在以诸种方式直接与间接的联系起来。决定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可以是像似性，指示性（因果关系或邻接关系）以及规约性（最典型的是“任意武断”的社会规约）。这也就与索绪尔所倡导的纯粹心理概念区分开来。换言之，社会实在既可以影响符号意义的产生，同时符号本身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作用于社会行为与活动。

其次，符号的无限衍义，使得符号在无止境的表意过程中产生新的符号。皮尔斯对符号意义演变过程性与动态性的确认，使得符号在此情况下必然皮尔斯提出符号的过程性特性这一根本特征即为重要。因此符号在此情况下就必然会包含社会性（sociability），冲突性（struggle），历史性（historicity）和偶然性（contingency）（基恩，2017）。关于此点，皮尔斯基于其符号学现象第三性角度提出“习惯”（habit）（2014，p. 47））这一概念，就是从符号与其社会意义历时演变的角度说明，无限衍义的符号必然会受到整个社群文化与阐释规则的制约与影响。皮尔斯指出：“习惯的力量就会不时地促使他去坚持那些旧的信念。然而，他对上述这种状态的反思将会克服那些习惯，并且他应当允许对此进行全力的反思”(CP 5.387)。由此可见，社群中约定俗的解释规则会从根本上决定着人对符号意义的解释。而这种规则即为话语分析学者们所谓的意识形态（霍奇，克雷斯，2012，p. 21）。

于是皮尔斯指出，所谓符号过程， “是一种活动（action）或一种影响（influence）；它是一个包含三个主要构件——符号、符号的对象，符号的解释项——的合作过程（coöperation）”。（CP 5.484）这也就是意味着，符号的衍义过程面向解释者开，不仅使得符号的意义与解释者以及解释社群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还会对社群、解释这的行为产生影响。换言之，符号过程即为社会过程。从这个角度说，符号学与话语分析一样，注重符号或话语对社会自身所产生的影响或结果。

最后，皮尔斯的这一论断，从本质上指出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必然是社群活动。他认为人一旦追求意义，必然进入人际社会关系，符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说话……思想永远用对话的形式进展——-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本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CP 5.253），这种对话最后形成“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CP 5.3, CP 5.433）。这类社群是由一群探究者所组成的社群;他们不计利害得失，为了真相本身而最求真相，他们使用自我修正的科学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长期的研究。皮尔斯相信，他们最后会得到“一个一致同意的终极意见”（ultimate opinion）。（CP 2.652-2.655）在这种理想的环境中，他们对与符号所做的解释，将会是最终的、终极的、唯一为真的解释。这表明：符号表意的根本目的在于表达社群真相；符号的意义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促进社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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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森指出，皮尔斯的探究社群理论，实际上把人类的所有符号认知活动设想为一种社群活动，而这暗示的是一种普遍交往活动的存在。皮尔斯的探究社群理论说明，“在所有人类求知活动中，无论他们正式与否，正是社群为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传播的平台，它鼓励理性的怀疑，并推动对怀疑之解答的交流”。因此，“皮尔斯将‘超个体的解释单元’与‘经验的长期有效性’这个两个前提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哥白尼式的转向’” （2012，p. 37）。

因此，皮尔斯的上述论断，也已经把终极解释项的问题转换成如下这一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经典命题：符号使用者为了获取符号的终极意义，如何形成相互合作的意义社群，进而进行科学、有效的公共讨论。因此，要获知解释项之最终归属，就不得不去分析“探究社群”这一意义社群的构成及其条件。概而论之，皮尔斯认为探究社群的形成起码要具备如下三个条件：首先，社群成员必须要具备理解符号且能利用符号进行交流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可以把事物和事件转化为可交流的意义。其次，社群成员之间必然具备着某种传播与交流的关系，从而社群成员可以分享或共享符号意义。最后，社群成员会因为上一条中所述的那种传播与社群关系，从而认同自己该探究社群的一部分（2014，pp. 210-224）。

当代符号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皮尔斯模式已经替代索绪尔模式已经成为整个符号学界的主流模式。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面向解释社群的、动态开放的三元模式，能够使得符号学有效地进入社会与文化分析的诸领域。符号的无限衍义与面向社群真相特征，表意符号活动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之关系，也使得当代符号学能够超越文本与系统之外，从社会交流与传播的角度探讨符号社会意义的动态生产过程。这一转向，使得当代符号学与话语分析一起，共同成为社会分析的有效工具。

三

社会语境、符号意义与话语冲突

符号学是否能与话语分析一样，对具体符号表意实践进行探究，另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符号学如何看待符号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前文所及，霍尔认为符号学与话语分析之间的最大问题即为符号学不能处理“符号的各种实践在各种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运作方式”（2013，p. 6）。

正如社会符号学代表人物霍奇所述，是否承认语境是影响符号表意的核心因素，是当代符号学特别与以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根本决裂之处。“在过去约二十年里，大量理论家开始向这个方向推进，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符号行为语境的方方方面，均注意到符号语境的重要性”。而当代符号学对语境问题的重视，主要得益于符用学（pragmatics）这一分支在符号学中广泛推进（科布利，2013，p. 114）。

符号学家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继承并拓展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分类的观点，把符号学分为符形学（syntax）、符义学（semantics）以及符用学（pragmatics）。这一分类被当代符号学沿用至今。特别是，符用学之一分支的提出，对当代符号学重新拓展了一片新的疆域。

“符用学”，按照莫里斯的定义，则是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会得到这种意义，如何使用这种意义。这实际上就把符号的意义问题推进到了人使用符号的具体语境中去：一旦牵涉符号使用者，就成为了符用学的问题（赵毅衡，2012，p. 173）。

符号学家利奇曾指出，只要对应了如下四条中的任意一条，符号学的研究就进入了符用学的研究范围：“1. 是否考虑发送者与接受者？是否考虑发送者的意图，与接收者的解释？是否考虑使用符号而施行行为？”（1974，p. 2）符号使用者使用符号，必然是在具体语境中使用符号，其目的就在于在具体语境中传达不同的意义。而意义一旦与语境相连接就会变得变化无穷；由此，几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文化、个体生活都是整个符用学的考虑范围。

莫里斯所提出符用学这一学科影响巨大，它直接导致了当代符号学的符用学转向，大大拓展了符号学的应用范围。正如赵毅衡所述，“符用学成为了当今符号学的重要领域”；它“拓展了符号学的天地”（2012，p. 174）。人从事社会交往活动，实际上就是运用符号进行交流，分享意义，并由此建立意义的共同体。“意义”，必然是使用的意义：无论是大众传媒时代中掌握传播话语的权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构，还是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中可以独自发声的网络公民；无论是利用符号进行宣传或商业传播活动，还是利用符号为自己发声，他们都关注符号意义在传播语境中的实际使用。因此，符号意义的传播与交流，实际上就在具体的语境中利用符号进行意义生产与交换。

当代符号学诸流派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符用领域，通过探究符号与语境之相互关系，解决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图凸显的意义冲突、意义规则重建等多重问题的突破口。正如李特约翰所述，“尤其是对理解和误解这类问题时，符用学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力”（2008，p. 42）。这是因为在符用学框架下，当今符号学者普遍承认，语境本身在符号过程中被组织进符号文本之中，这也同时意味着符号使用者与其关系范畴均在此过程中被赋予了意义（Kress，2010，pp. 20-35；Halliday，2001，p. 106）。

符号学的这一社会研究路径，与话语分析通过分析具体话语实践，探究其话语背后意义的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冲突等问题，别无二致。例如，范·迪克(2003)以新闻文本生产所做的研究，费尔克拉夫(2003)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符号的话语分析来探讨语言、传播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等等。他们的这些研究为传播学者对新闻生产，传播文本分析等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启示（丁和根，2002）。而符号学与话语分析这种强调意义生产的语境，与符号使用者互动所带来的文本建构意义，从整体上说已经落入了符用学的范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在奥斯汀“以言行事”的启发下，在晚年转向了他所谓的“普遍语用学”研究（universal pragmatics）；他所关注实际上就是人如何以符号为媒介，如何通过对话来达到相互理解的一般交往行为；由此他把“生活世界、话语伦理以及行为规范”放置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最核心问题（1989，p. 11）。同样，在新媒介语境下，新媒介技术以其终端开放性，人际交互性等特点为传播环境提供了真正的互动性和多元性，迅速带领人们进入新的意义交流与传播的时代，而新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作为符号使用者的受众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这一方面公众提供了能及时沟通意见的公共平台，另一方面尤为话语或符号冲突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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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符号意义在具体社会语境或社会交流中的使用与变异，实则上就成为了当代符号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特别是在最近十年以来，当代符号学以“英澳社会符号学派”、“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符号学派”为代表，主张恢复符号学的社会批判传统，把符号学广泛运用于人类社会文化分析中。前者主张他们通过融合皮尔斯符号学、巴赫金和沃洛辛诺夫的对话理论，把符号广泛用于意识形态批判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分析之中，下文将仔细分析。后者则首先选择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特别是吸收亚当·沙夫（Adam Schaff）等人的理论资源，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分析，评估当今消费社会与高科技时代的商品消费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参见：胡易容，陈文斌，2016）。其次，沿着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路径，把皮尔斯符号学范式与对话理论相融合，呼吁作为“符号动物”的人对整个生命界的责任，进而展开“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研究（参见：佩特里利，2014）。这表明，结合社会语境对符号实践所展开的批判研究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上在理论立场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四

社会符号学：有关话语的广义符号学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可得，话语分析与当代符号学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取向，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存在者可融通之处。并且二者的在未来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将有助于拓展符号学运动锋面。而二者融合的典范，即为20世纪下半期在符号界逐渐兴起并发展来的社会符号学范式（social semiotics）。

科布利（2013，p. 132）指出，社会符号学（sociosemiotics或social semiotics）“是不加定义的”；换言之，它应当看作成一种伞型术语。社会符号学实际上是符号研究的一种批评路径（critical approach），它关注符号在“各种社会塑行的运用中有着专门的、策略性的方式”(2013，p. 138)。社会符号学者戈特蒂涅与拉格普罗则更为直接地把社会符号学定义为“对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分析”。

其实，从符号学的角度批判性地考察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符号交流以由此反应出来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是现代符号学的一个传统领域。在20世纪中期，结构主义盛行之时，列维-施特劳斯、巴尔特等人就开始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相关议题进行批判式的考察，符号以及符号使用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一直位于社会符号学理论的中心。从上述的讨论可以得知，社会符号学集中于社会意识形态，而文化则是隐藏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因此，社会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出发，对社会文化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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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会符号学”作为一个伞型术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研究的路径，更作为一种基本的符号学研究范式，是与当代符号学的发展过程并进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符号学是一门不断吸收其他人文学科理论的开放性学科。据科布利的论述，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学科：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由莫斯科-塔尔图学派领衔的“文化符号学”、文化人类学、语用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等等。

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作为其研究对象，包含了人类社会符号表意活动的方方面面，也决定了社会符号学广泛的跨学科性质。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伴随的是不断出现的新的意识形态问题，这导致了社会符号学理论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因此，话语从广义上来说，即为某个具体社会语境中的符号文本及其表意实践。所以，探究话语背后的意义操作规则，本质上就属于社会符号学的范畴。

再从学术渊源来看，“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之所以如此命名，直接缘起于前文所及韩礼德的名著《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1978）。该书作为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缘起之作，开篇便承认“语言是社会符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1978，p. 1）。他认为，“要在社会语境中解释语言，在此过程中文化本身用符号学术语来说，被解释为一个信息系统”，“人们在他们日常的语言交换过程中，实现社会结构，肯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建立和传递共享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这表明，语言既表达意义，也积极将社会结构和系统符号化。语言的这种双重功能使意义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从后院的闲言碎语到叙述体小说到史诗般的诗歌”。(1978，pp. 2-3 )。

因此，在韩礼德看来，对语言的研究应当转向在存在于具体社会语境中的话语。他同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一书提出，“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揭示人类如何理解彼此的话语”（1978，p. 5），并认为话语及其意义形成均受到语境、系统、语域、社会结构、符码规则等影响。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话语或符号文本具有了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交际功能以及语篇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通过分析话语功能，进而可推导话语的语义结构，这也就是他著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说，韩礼德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开创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对话语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支撑（Kress，2005，p. 69；Gee，2000，p. 11）。

当然，话语分析已有近60多年的历史，其内部流派众多，所依靠的理论也不尽相同。这自然是好事。本文着重阐述的是社会符号学理论视阈下的话语分析学派的新发展，这就是前文所提及的社会符号学英澳学派，或曰社会符号学的批判话语分析学派（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该学派主要以克雷斯，霍奇，费尔克拉夫以及韩礼德本人为代表，在理论路径上主要承袭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胡壮麟，2008）。但其推进者则把韩礼德的相关理论与其他符号学者的理论，如皮尔斯符号学、巴赫金和沃洛辛诺夫的对话理论、以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等，拓展该学派理论的普适性。

该学派的观点以克雷斯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话语是由 “处于社会中的说话者和作者产生的”（1990），但参与话语产生者并不总是平等的，因此他提倡话语分析应当分析话语与社会权力之关系，拓展话语分析的社会批评维度。因此，这一分支在吸收上述广义符号学基础上， “以索绪尔为反导向”，也即被结构主义符号学所悬置讨论的部分，成为其理论的中心。因此，他们认为，社会符号学的讨论，必然会包含如下一个重要部分：1. 符号学内部固有的变化、社会和政治；2. 伴随口头语言和其他符号学体系；3.言语、言说行为、以其其他符码形式进行的具体表意实践；4.符号与话语历时性、时间、历史、过程何变化；5.表意实践与操作，表意体系与指涉结构直接的相互交流；6.所指结构；7. 符号的物质性。（2012， p. 18）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这一学派和话语分析一样，明显承袭了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强调符号以及符号实践所承担的不同功能。诸如对社会结构，口头语言，符码，话语与话语结构的历时性讨论，皆是沿用韩礼德本人的论述。并且，符号是从属于各种社会理论，或者社会中的符号。也即，符号是个人、社会、符号系统和社会文化现实的综合体（科布利，2013，p. 147）。在这几位学者的推动下，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话语分支的主要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学派近年来把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方法，进一步推进到非言语符号领域，比如图像，视频，音乐等，实现话语分析的“多模态转向”（胡壮麟，2007）。多模态这一术语，同样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而来。该学派的后继者，以克雷斯等人为代表，认为话语作为被话语使用者所选出的社会符号学资源，从本质上说是多模态性的。也即他不仅仅语言，还可以是视觉、听觉、姿态等其他非语言符号(Kress，2010)。换言之，其他非语言符号的多模态话语，在社会话语实践的具体活动过程中，通过组合、衔接、修辞等手段，同样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Van Leeuwen，2005)。由此，在他们的带领下，社会符号学从单一模态（即言语符号），转向多模态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则广义符号学为基础，把话语作为符号资源，从多模态（multimodality）代替传统话语这一概念，拓展了话语分析的应用范围，成为话语分析突破对话分析模式，转向广义符号分析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以英澳学派为代表的，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研究手段的社会符号学，应当视为当代话语分析的最新研究方向，是当代符号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新媒介技术手段飞速发展，多样且融合的多媒体技术，是社会符号再现与交流的最主要方式。因此，话语分析要得以进一步推进，不得不依靠社会符号学乃至广义符号学提供的诸如多模态社会话语分析、符号学资源分析等以非语言符号为对象的新模式与新方法。与此同时，话语分析作为当代符号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符号表意实践与社群关系，社群意识形态的关注，也将为符号学在当代的发展，开拓新的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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