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骗婚调查:新娘“支持退换货” 隐秘的跨国骗局

通常过半年左右,中介就会安排这些女子以“逃跑”的方式离开买家,再转介绍给下一家,形成一个完整的“诈骗闭环”。村民们知道王禀院子里的秘密。那是一个“商品中转仓”——一批批外籍女孩被运来,又被一辆辆外地牌照的汽车提走。她们根本不是真的想结婚,而是来“上班”的。抵达浏阳后,女孩们会被统一培训:包括如何与男方及其家人相处、如何在半年内“制造矛盾”,让男方主动提出换人;如果男方不主动退人,就寻找机会偷偷逃跑。

她们的手机通常被中介严格控制,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就算能成功逃跑,也会被中介的人接走,再安排给下一个客户。每一次“成交”,她们只能拿到少量提成,大部分利润被中介团伙截留。有的女孩甚至被“转手”过三次。
任何交易的背后都有一条完整的供应链。江西上饶余干县的“毛总”就活跃在这条供应链上。余干县玉亭镇的街巷,似乎总被挥之不去的潮湿空气笼罩着。在这里,“娶媳妇”是许多单身男人压在心头数年的巨石,也成了他们最容易被击中的软肋。因此,当“媒人”带着“越南新娘”出现时,他们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
2023年初,老汤为侄子李刚的婚事愁得夜不能寐。偶然一次,他听说有人能介绍“越南新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老汤找到了在当地“跨国婚姻”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毛总。毛总当即表示,有一个越南女子愿意嫁给李刚,但需支付7万元媒人费和礼金。考虑到老汤家并不优渥的经济状况,毛总爽快地说,可以先支付4万元,剩余款项后续补齐。
2023年1月10日,老汤见到了那个越南女子。女孩乖巧的模样,让老汤彻底放下戒备。他当场通过转账加现金的方式,支付了4万元。侄子则高高兴兴地把女子接回了家。可这份喜悦仅仅维持了4天。1月14日,女孩像是人间蒸发了。
惊慌失措的老汤第一时间联系毛总。对方一会儿说,“可能出去买东西了,过会儿就回来”;一会儿又辩解,“或许是不习惯家里的生活,暂时出去散心了”。直到多次联系无果,想要追回钱款时,老汤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和侄子都成了这场骗局的受害者。
直到2023年8月8日,毛总因涉嫌诈骗罪被上饶市侦查机关刑事拘留后,有关骗局的更多细节才得以查清。这场看似偶然的“逃婚”背后,隐藏着一个分工明确、运作成熟的犯罪团伙。毛总掌控着骗局的每个关键环节。他一边负责联系越南籍女子,为市场寻找“稳定货源”;一边深入当地单身男子家庭,挖掘有潜力的买家。
为了让骗局显得真实可信,他还特意租用他人住所,伪装成越南女子的固定生活场所,专门用于和男方“洽谈婚事”、让男方“考察情况”,用精心营造的“家”的假象打消对方疑虑。同时,他需要精准把控见面、谈价、收钱、逃跑每一步的节奏,确保“生意”顺利推进。
何光在团伙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主要负责对接一个叫朱生的男人,让其在骗婚过程中充当“保证人”,增强男方的信任感。每当男方与越南女子“谈妥婚事”后,朱生就会主动上前,与之签订“担保书”,白纸黑字地承诺“越南女子在一年内不会逃跑”,有些时候甚至会夸大其词,保证“女子能顺利生育”。
而被当作货源的越南女性,更像是这场骗局中的“工具人”——她们需要按照毛总等人的安排,学习简单的中文,练习温顺的神态,在与男方见面时表现得乖巧懂事,营造出“愿意踏实过日子”的假象。拿到钱款后,再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寻找机会悄悄溜走。
作为这条供应链上最底层、最脆弱的一环,许多人并非自愿,而是被暴力和贫困推进了这场交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缅甸女性是在逃离战乱时,被以“中国有高薪工作”为诱饵的熟人拐骗。她们被许诺在工厂工作,然而一旦跨越边境,便被没收证件,被迫进入跨国婚姻市场。
尽管毛总这条供应链已经被司法机关摧毁,所有相关人员均被判刑,但市场需求仍然旺盛。这意味着,新的供应链很快就会在别处重建,依然会有买家前仆后继。
26岁的陕西人李伟就是被父母推入这个市场的。作为家中长子,大专毕业后,他进入江苏一家工厂工作。他不想太早步入婚姻,但父母不同意,每次电话中,总是督促他赶紧找对象,快点儿结婚。多方打听后,父母听说附近有村民通过一个姓牟的中介,花十几万元寻到了老挝媳妇。这个“成功案例”,让他们相信这是一条高性价比的捷径。
架不住父母软磨硬泡,李伟同意了。2024年10月15日前后,他和四五名同乡一起办了签证,远赴老挝“挑货”。出发前,牟老板承诺,“去了就能挑,只要看中,就办手续带回来”。同时,他要求李伟预先支付了17万元,理由是,怕他们“到了那边又不想要了”。
抵达老挝后,牟老板很快带李伟见了三个女孩。尽管中介承诺会带她们去做体检,但李伟坚持亲自陪同前往。正是这个决定,让他的第一次寻妻之旅戛然而止——体检报告显示,三个女孩中,两人患有梅毒,一人患有艾滋病。震惊与恐惧交织,李伟立刻拒绝了这桩交易。
第一次寻妻失败,李伟本想就此打住,可中介劝他“再试一次,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于是2025年1月,他再次前往老挝。这次,牟老板为他介绍了一个号称20岁的女孩。李伟觉得女孩性格不错,彼此用翻译软件也聊得来,便同意带她回中国。可从老挝海关入境时,海关检查发现,女孩实际年龄只有16岁。最终,女孩因年龄问题被遣返,李伟只身回到中国。
回国后,他找牟老板讨要费用,可后者态度恶劣起来。“他的说法是,女孩已经介绍给我了,是我自己没带回来,跟他没关系。还说钱都给女孩家当彩礼、买黄金花掉了。”实际上,家人支付的17万元中,只有5万元被当作彩礼给了女孩家,剩下全被中介拿走。此外,他自己还花了几万块给女孩买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前后总花费近20万元。
同去的几名同乡,也多是人财两空。一位29岁的同乡本已将老挝女孩带回中国,并在国内领了结婚证。但之后,他带女孩体检时,后者被诊断患有二期梅毒。他只得将她送回老挝。这段短暂的跨国婚姻也随之终结。另一位同乡虽成功将女孩带回,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那些女孩不愿意在家待着,整天到处玩,也不干活,随时可能跑掉。”
在湖南岳阳,有知情人透露,他同学为儿子买回外籍妻子后,不得不24小时日夜看守,以防她逃跑。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婚姻毫无根基,不可能牢固,可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李伟和他的同乡们,至少见到了“商品”本身。而在跨国婚介的链条上,还有更深的陷阱——它们瞄准的是那些在国内婚恋市场已被彻底“清仓出局”,从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男性。37岁的湖南人李凡就是其中之一。
“我身高1米59。”李凡反复提及这个数字。他年入20万,但在相亲市场上,身高是无法弥补的硬伤。为了成家,他尝试过各种办法:给婚姻介绍所充卡、跑遍各地参加相亲活动、在社交软件上主动打招呼,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把他逼到绝境的,是父母以死相逼。2024年,父母给李凡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屏幕那头,赫然摆着一瓶农药,老人说,“你再不结婚,我们就喝农药。”
李凡慌了神,“当时就想着不管用什么办法,先把婚结了再说。”这份慌乱,让他掉进了老乡阿鹏设下的圈套。阿鹏与李凡同村,曾通过一个叫“蒋总”的人找过老挝媳妇。李凡也听说,附近村里有人娶了东南亚妻子,“她们像是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抢着干活,淳朴又勤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他据此认定老挝女人“都能过踏实日子”。阿鹏将李凡介绍给了身在老挝的蒋总,他说“蒋很靠谱,帮100多个中国人找到了老挝媳妇”。2024年11月1日,在阿鹏的安排下,李凡去了老挝。出发前,阿鹏帮他办了旅游签证,说是“专门用来找媳妇的签证”。到了老挝,李凡见到了蒋总。对方自称1962年出生,“退休工人,有房有车”,还给他画了个大饼,“我帮你找个靠谱的老挝女孩,办手续、提亲、体检一条龙服务,保证你能把人带回中国。”
可到了约定的见面时间,蒋总没把人带来,只是给李凡看了几张照片,以“需要时间物色”为由,让他先回国等消息。李凡相信了。到了2024年12月18日,蒋总通知他,可以再来老挝了。这一次,两人谈妥了“找媳妇”的总费用和付款节点。蒋总以“老挝换币汇率高,现金换钱更划算”为由,拒绝了李凡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提议,要求他用现金付款。
李凡当场支付了2.3万元人民币。蒋总说,这是“办事费”,后续还有体检、提亲的费用。他再次拍着胸脯保证,“过完年就能让你带媳妇回家。”2025年1月,蒋总那边传来“好消息”,说是找到了合适的女孩,但需要先付体检费、提亲彩礼和办护照和签证的钱。于是从1月6日到22日,李凡通过蒋总提供的他人微信收款码,陆续转了7.5万元;还按要求买了一部iPhone手机和一些女装、鞋子,花了1.1万元——蒋总说这些是给女孩的“见面礼”,对方肯定会满意。
1月23日,李凡第三次动身前往老挝。可到了昆明,蒋总突然变卦,说是“女孩签证没办好,我再给你找一个”。等他抵达老挝,蒋总还是不让见人,只说“再等等”。李凡意识到不对劲,提出退款。这一要求彻底激怒了蒋总。两人在老挝吵了起来。李凡记得,蒋总两个很年轻的老挝老婆突然打开衣柜,给他看里面的一把手枪。李凡当场服软,同意再等等,其实是想找机会逃跑。
在酒店住了几天后,他偷偷联系上给酒店送货的老挝人,花钱请对方帮忙买机票、安排路线。1月26日凌晨4点半,在老挝人的护送下,他终于逃离老挝。蒋总的骚扰并未因李凡的拒绝而停止。见骗不到更多钱,他声称又物色到一个新的女孩,只是“有点阴道炎,治疗几天就行”。李凡再次明确拒绝后,蒋总拉黑了他。然而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当李凡在网上发视频曝光此事后,收到了匿名死亡威胁,“赶紧撤视频,不然在老挝花几万块找个杀手弄死你。”
这场失败的寻妻,让李凡和家人的关系降至冰点。父母因为他没结成婚,说他没出息,连个老婆都讨不到,不仅拉黑了他,还闹到村委会,说要和他断绝关系。回到工作所在地成都后,李凡以“被诈骗”为由报了案。2025年4月24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除此之外,李凡还去老挝报了案。可当地的办案经历让他触目惊心。李凡透露,第一次去当地警察局报案时,他被索要7000元人民币,他付了款,但警察根本没把案件录入系统;第二次再去,又花了600万老挝币(约合2000元人民币),提供相关证据后案件才被立案,但至今没有结果。
但他觉得从另一方面看,自己还算幸运,“在老挝,只要没见到女孩真人,就还有机会报案。要是真把女孩带回中国,就算涉及人口贩卖,买卖同罪,我也得被判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除了拐卖妇女要被判刑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也要“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官正义的微博私信中,最近总能收到很多买家的留言。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敢报警,毕竟报警对他们来说,可能付出更大代价。
这个代价,王芳体会得无比真切。2019年冬天,她的弟弟王博因“买媳妇”被警方抓获,后期又被判了刑。“我爸到死都没释怀,他一辈子在工地上搬砖攒下的钱,一夜之间就没了,一家人的日子直接回到了解放前。”悲剧的根源,是王博在当地婚姻市场中的艰难处境——他25岁,身高1.6米,沉默寡言,初中肄业后便四处打工。在河南乡下,这样的条件想娶个本地媳妇,几乎是奢望。
“那时候正常结婚,光彩礼加上买房买车,没有四五十万根本拿不下来。”王芳记得,父母四处托人说媒,但女方一听王博的条件,立马拒绝。转机出现在2018年6月。有人说,南阳唐河县的中介仝进才手里有“外国媳妇”,只要花钱就能带回家,还能保证一年不跑。王家人动了心。
最终,王家人凑齐了11.9万元现金。其中包括王芳父母在建筑工地搬砖攒下的积蓄,有王芳多年打工的存款,还有向亲戚借来的外债。从众多外籍女性中,他们挑中了一个柬埔寨籍女孩。王家人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小云”。
“她个子小小的,看着挺机灵,柬埔寨身份证上写着年龄19岁。”王芳记得,当时中介还签了一份“保一年不跑”的协议。那段时间,王博每天下班后,都会带她去镇上买零食;母亲刘梅不让她干重活,洗衣做饭都尽量自己包揽。为了让小云安心留下,王家按照当地习俗办了酒席,请村里的亲戚邻居见证这场“婚事”。
然而,这场交易终究还是出了问题。2018年12月22日,王博和刘梅因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被社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三天后(12月25日),两人被取保候审返回家中。但他们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依旧和小云共同生活。小云不会中文,只能靠手势和零星词语交流,王博也完全听不懂柬埔寨语。“他们俩住一间房,每天就靠手机翻译软件说说话。”王芳回忆,起初小云还会主动和家人互动,但后来渐渐沉默下去,经常独自对着手机发呆。
王家人没太在意,只当她是想家。直到2019年初,王芳发现小云经常躲在角落里跟人视频,说着听不懂的话。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她开始频繁地向王博要钱,以“买东西”为由,拿走了家里的一些财物。2019年4月的一个清晨,刘梅发现小云的房间已空无一人——她失踪了。王博发疯似的在村里寻找,却一无所获。
王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混乱。王博的父亲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2020年元旦去世。王芳说,父亲离开时,还拉着她的手问,那11.9万能不能要回来,弟弟以后该怎么办。2020年8月17日,社旗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王博、刘梅均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此案并非孤例。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至少有12份涉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判决书中,提到了唐河县中介仝进才的名字。从他手里“买外籍老婆”的人,涉及南阳社旗县以及驻马店泌阳县等地。其中,泌阳县一名田姓男子2017年从仝进才手里“买”了一名外籍女子,后来司法机关介入时,这名外籍女子表示“自愿继续留在当地共同生活”,算是少数“未跑”的案例之一。
但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王芳记得,村里其他通过中介买外籍妇女的人家,“有的生了孩子就跑了,有的没待多久就不见了,有的还像我们家一样,落了个家破人亡。”在这些故事里,男方往往觉得自己人财两空,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显然,这是一个残酷的视角错位:无论在判决书里,还是学术论文的统计中,“受害者”这一身份,都明确地指向被物化、被交易的妇女。所谓的“买卖同罪”,意味着从交易达成那一刻起,他们作为买方便已是共犯。
“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这是违法的,甚至预感到可能会被骗,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去尝试,结果往往人财两空。”在上官正义看来,要真正治理这一问题,关键在基层。“乡镇和村级组织应当承担起主要责任,无论是买卖双方、诈骗行为,还是藏匿涉案人员,都应纳入日常治理。对那些知情不报,甚至参与介绍或包庇的乡村干部,也应该依法追究责任。”
缓刑期结束后,王博去了外地打工。他至今单身,也很少再提当年的事。而远在陕西的李伟,至今无法从那场失败的交易中走出来。牟老板依旧活跃,他老婆是老挝人,这成了他源源不断“带货”的便利通道。“直到现在,他还隔三差五以探亲为由,带着几个想找老婆的小伙子去老挝。”
11月中旬,牟老板又在微信群发布了数个老挝女孩的照片,称“需要找老婆联系我”。新的交易,又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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