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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视点 | 中国痴呆发病率渐趋平稳，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有助于降低痴呆导致失能和死亡的风险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10-24 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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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是一种由神经系统变性或脑血管病、外伤等引起的，以认知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进展性的记忆、学习、推理、空间定向、语言、精神或行为等方面的异常，甚至导致人格改变，并严重干扰个人日常生活能力。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其他类型包括路易体痴呆等），分别约占整体病例的70%和20%。因此，本文对痴呆危险因素、早期诊断和治疗进展的分析主要以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为主。

痴呆是全球范围内造成死亡的第七大原因，是老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与寿险和健康险密切相关的重要疾病。鉴于老年人群中较高的发病率以及严重程度的异质性，中国保险行业痴呆的当前定义要求病情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严重痴呆），如需由具有评估资格的专科医生根据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评估结果为3分，或者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相关的影响因素较多，标准化存在一定困难，可能对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带来一定挑战。

痴呆发病集中于老年阶段，60岁以前发病率很低，进入老年阶段后其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快速上升（图1）[1]。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20）数据也显示，进入老年阶段后，癌症发病占整体重疾比例逐渐下降，而痴呆发病比例逐渐增加。现阶段保险人群整体年龄偏低，随着年龄的增长，预期痴呆相关赔付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但保险人群高年龄段发病率数据比较缺乏，存在一定的定价风险。因此，研究痴呆发病的历史趋势，分析疾病发生和预后的驱动因素，评估其对发病、失能和死亡趋势的影响，对相关保险产品风险控制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消除人口年龄结构差异的影响，除专门说明外，本文所述痴呆发病率及其趋势特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趋势。

图1：不同年龄人群痴呆发病率(1/1000)

来源：J Gen Intern Med. 2021;36(7):2167-a2169[1]

一、中国痴呆发病率呈逐渐平稳迹象

由于痴呆没有类似癌症的大规模疾病登记系统，不同来源的发病率变化趋势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痴呆历史发病率的真实趋势尚不完全明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2019年全世界总体痴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95.0/10万，女性（103.4/10万）发病率高于男性（83.7/10万）。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多数地区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然而实际上，消除年龄构成影响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能已经总体呈现平稳或下降趋势[2]，例如大规模队列研究结果显示，过去25年欧洲和北美洲痴呆总体发病率每10年下降13%（男性和女性分别下降24%和8%），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每10年下降16%[3]。中国普通人群痴呆发病率经过一段时间上升后，近年可能已经呈现趋于平稳的迹象（图2）[4]。

图2: 2010至2019年不同国家痴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1/10万)

来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22; 26(6): 684-690[4]

对于普通人群，痴呆的统计发病率同时受到危险因素和诊断因素的影响。危险因素驱动疾病的自然发生，而诊断因素决定病例能否被（及时）识别。通常情况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和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痴呆会及时获得诊断，从而增加被统计的发病率。发达国家痴呆发病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危险因素暴露减少导致的自然发病率降低效应超过诊断率提升导致的统计发病率增加效应。保险人群通常具备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资源可及性，早期诊断和有效干预可以有效减缓疾病进展，从而降低严重痴呆的发病和相关理赔。下文将从危险因素、诊断和治疗三类驱动因素分析中国保险人群痴呆疾病负担的发展趋势。

二、危险因素导致的痴呆发病率预期呈现下降趋势

基于危险因素对痴呆发病风险影响程度（通常用相对危险度进行度量，表示暴露于该危险因素可以使痴呆发病风险升高多少倍）和人群中暴露于该危险因素者占比，可以量化某种危险因素暴露所导致痴呆发病的比例，表示为人群归因分数（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PAF）。根据不同危险因素各自暴露率的趋势，并考虑暴露到疾病发生的潜伏期，可以综合评估危险因素对痴呆发病率历史和未来趋势的影响。

痴呆的危险因素包括不可变因素和可变因素。

痴呆的不可变危险因素主要指遗传因素。遗传在痴呆发病中起重要作用，例如，作为主要痴呆类型，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有60-80%取决于遗传因素，目前已经识别出40多个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遗传风险位点，例如与该疾病关联最强的APOE等位基因[5]。人群中特定等位基因的比例通常比较稳定，因此遗传因素不会对痴呆发病率趋势产生显著影响。

痴呆的已知可变危险因素包括听力损失、较低的教育水平以及吸烟等[6]，如表1所示。现有研究和数据显示，一方面，低教育水平，吸烟、空气污染、高血压和饮酒这些危险因素暴露的下降导致的痴呆发病减少；另一方面，社会隔离、脑外伤、身体活动不足、糖尿病和肥胖的上升导致痴呆发病增加。综合考虑各自独立效应，危险因素整体导致的痴呆近期历史发病呈下降趋势，这与普通人群中观察到的趋势基本一致。

根据历史趋势及其底层因素，并考虑暴露到发病的潜伏期，我们可以分析危险因素的未来暴露趋势（见表1）及其对痴呆发病率的影响。基于现有证据，预期暴露率下降的危险因素导致的发病减少效应超过暴露率上升的危险因素导致的发病增多效应。因为这些危险因素本身导致的发病占痴呆整体发病比例有限，而遗传等重要因素保持相对稳定，所以整体上危险因素驱动的痴呆发病率可能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相对应的失能、死亡和医疗费用也会相应小幅下降。

表1：痴呆可变危险因素及其在中国人群的暴露趋势

注：PAF为人群归因分数，加权PAF表示各因素的净效应；

表格由瑞士再保险根据医学文献和公开数据整理

三、早期诊断有助于降低严重痴呆发病风险

痴呆诊断需要根据病史、一般及神经系统体格检查、神经心理评估、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综合分析。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可以阻止或减缓病情进展，从而降低严重疾病的发生率。以下将分别阐述早期诊断对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影响。

传统诊断方法存在局限性，但新技术的应用将显著促进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检测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缓慢进展性疾病，起病隐匿，包括无任何症状的临床前期、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和痴呆三个阶段，痴呆阶段按照病情进展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痴呆。近十多年来，美国国家衰老研究院-阿尔茨海默病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Alzheimer's Association，NIA-AA）在诊断指南修订中一直强调通过生物学指标定义和诊断阿尔茨海默病。脑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脑脊液分析是检测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标志物淀粉样斑块和tau蛋白缠结的传统方法，但这些方法昂贵、侵入性强且耗时。随着包括血液生物标志物分析在内的新技术不断取得进展，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发现和充分诊断有望持续改善。为反映这一领域的进展，2024年6月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工作组发布的更新标准已经将血液生物标志物纳入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系统。

以2024年内公布的技术进展为例：

（1）检测经济和便捷性方面，发表在《JAMA Neurology》和《Nature Medicine》的两项研究显示，基于已经商业化应用的血液p-tau217免疫分析法在识别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某些病理方面，与临床脑脊液测试同样准确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优[7,8]。相对于传统检查，新方法只需要常规的血液采集，可以加快诊断速度，并可能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筛查。基于血液生物标志物的诊断从研究到临床过渡已经成为趋势，以早期病变标志物为靶点药物的上市也增加了用血液检测代替传统检测的必要性。最新消息显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将在未来一年内开始免费提供血液p-tau217检测（成本仅为20英镑），以促进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发现[9]。

（2）病情区分能力方面，香港科技大学基于21种蛋白质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在区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健康个体方面呈现高度准确性，并显示出区分轻度认知障碍（MCI）的潜力[10]。

（3）检测时效性方面，复旦大学采用大规模蛋白质组学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发现了预测未来痴呆风险的重要血浆生物标志物，可提前15年预测痴呆发病风险[11]。

中国血管性痴呆相关疾病早期识别和诊断能力明显提升，并将继续改善

血管性痴呆主要由脑部血流减少，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不足，进而损伤神经系统而导致。高血压可能导致脑部小血管的硬化、狭窄或破裂，影响脑部的血液供应，进而导致神经细胞的损伤和死亡，最终引起认知功能障碍。小血管疾病和脑卒中等引起脑部血液供应受阻的疾病都是血管性痴呆的直接原因。无论是针对可能导致血管性痴呆的疾病还是血管性痴呆本身的早期诊断，均有助于及时采取维持或恢复脑部血液供应的治疗措施，从而避免神经系统受损或防止损伤持续恶化。

多年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网络和综合管理模式，并促进了磁共振成像（MRI）、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检测技术的推广[12,13]，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和知晓率不断提升（如1991-2015年高血压知晓率由27.0%上升到51.6%），但仍然有相当的提升空间[14]，预期社会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带来居民健康意识和支付能力提升以及医疗资源可及性的改善（如卒中中心网络的建设，人工智能和远程医疗的应用），从而促进脑血管疾病和血管性痴呆的早期识别和诊断。此外，对痴呆本身的早期发现方面，新型检测技术的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例如前述发病风险预测同样包括血管性痴呆[11]。

早期诊断技术进步对保险行业的影响

通过人工智能和生物标志物检测在早期无症状阶段识别痴呆，甚至预测健康人的发病风险，可能导致逆选择风险。

对尚无痴呆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及时发现，有助于提前干预，从而有效降低发生痴呆的风险。对已有相关症状的痴呆患者，因为中国重疾和长期护理保险仅覆盖晚期严重痴呆，当前不太可能存在大量未被发现的潜伏病例，所以早期检测技术的推广预期不会导致类似甲状腺癌和肺癌那样检出率的明显升高，而且早期有效治疗可以减缓甚至阻止病情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减少严重痴呆的发生。总而言之，早期诊断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严重痴呆的发生以及痴呆导致的失能和死亡风险。早期诊断的广泛应用会产生额外费用，并可能发现更多符合新型药物适应症的患者，这些药物价格较高，从而导致短期内相关治疗费用增加，但从长期角度看，由于发病的减少和病情的有效控制，总体医疗费用不一定会上升。

四、有效治疗可降低失能和死亡风险

如前面所述，早期诊断对痴呆发病、失能和死亡的影响与是否存在有效的治疗相关。下面我们将结合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相关领域的现状，进一步讨论医学治疗技术的进步对痴呆风险的影响。

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药物研发的突破为延缓病情进展带来希望

阿尔茨海默病的传统治疗手段主要集中在缓解症状，缺乏能够改变疾病进程的治疗药物。但经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后，以仑卡奈单抗（Lecanemab）为代表的阿尔茨海默病单克隆抗体新药的上市，正在为该治疗领域的未来注入希望。仑卡奈单抗是靶向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beta，Aβ）的创新药物，通过清除具有神经毒性的Aβ寡聚体和原纤维在脑部的聚集而减缓病情进展。基于其在临床试验中显示能够减缓患者认知衰退的证据，仑卡奈单抗2023年1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快速批准，并在同年7月成为20年来首款获得FDA完全批准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2024年1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仑卡奈单抗在中国上市，用于治疗由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轻度认知障碍和轻度痴呆。2024年6月，另一款同样靶点的新药Donanemab（降低认知衰退的效果甚至优于仑卡奈单抗）在美国FDA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咨询委员会的投票中获全票通过，并于7月2日正式获批上市。这进一步说明，尽管目前在成本效益、长期治疗效果，以及安全性方面存在一定争议，该类药物的临床价值获得多数专家认可。

更早的治疗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一项针对完全无痴呆症状阿尔茨海默病的3期临床试验正在测试仑卡奈单抗降低痴呆发生风险的效果[15]，这也提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检测技术的进步可以为治疗药物的使用带来协同效应和更多获益。此外，阿尔茨海默病治疗领域还有大量针对不同靶点的候选药物处在不同的研发阶段[16]，多个靶点的联合治疗预期会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治疗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血管性痴呆的发生和进展，且仍有进步空间

脑部小血管疾病和脑卒中是血管性痴呆的主要直接病因。控制血压同时对预防脑部小血管疾病和脑卒中的发生有重要意义，并被认为是防止脑部小血管病发展最有效的方法。高血压治疗技术的不断突破是上世纪重要的医学进步，血管健康的改善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痴呆发病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高血压治疗率和控制率依然较低，预期将继续提升；难治性高血压药物、长效降压药、微创手术长效降压技术、智能可穿戴设备监测血压和血管内皮保护药物的进步也可能降低血管性痴呆的风险[17]。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卒中中心的建设和卒中后急性期治疗的进步对改善脑卒中预后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静脉溶栓率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血管内介入治疗的覆盖率仍然很低，其实施主要限制在三级医院[18]。因此，预期静脉溶栓率的提升和血管内介入治疗技术的推广将继续降低脑卒中导致的痴呆风险。

医学治疗技术进步对保险行业的影响

医学治疗技术的进步将持续降低严重痴呆的发生并减少痴呆导致的失能和死亡。新型药物的使用可能导致短期内治疗费用上升，但由于病情的有效控制，总体医疗费用不一定会上升。

五、总结

对历史发生率、危险因素、早期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分析提示，中国保险人群未来痴呆发生以及导致失能和死亡的风险相对可控：

历史数据提示，发达国家普通人群痴呆历史发病率可能已呈下降趋势，中国也可能渐趋平稳。

已知危险因素导致的痴呆发病预期呈下降趋势，自然发病率显著上升的风险较低。

早期诊断和治疗技术的突破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严重痴呆的发生以及痴呆导致的失能和死亡。

早期诊断和新型药物可能导致短期内费用支出增加，但从长期角度看，由于发病的减少和病情的有效控制，总体医疗费用不一定会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保险行业老年阶段定价数据的缺乏和保险理赔标准操作的不确定性，以及早期检测技术的推广可能带来的逆选择风险。

本文作者：瑞士再保险中国区寿险与健康险研发经理何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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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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