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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踏勘前提下的文化抗战书写——关于《绿色的火焰》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9-13 06:27

202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肯定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紧密相关，近一年来，国内文坛已经出现了一批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前不久，刚刚读完苏州大学教授王尧旨在关注书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命运遭际与精神世界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就在我的心绪还沉浸在小说中方黎子那“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的诗意想象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却又与云南作家张庆国同样聚焦于抗战的长篇非虚构文学《绿色的火焰》（载《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4期）骤然相逢。之所以要把张庆国《绿色的火焰》与王尧的《桃花坞》放在一起谈论，主要因为活跃其中的人物形象清一色都是现代知识分子。通常意义上，只要一提及抗战，我们眼前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就一定会是血雨纷飞的残酷战争场面。一方面，这样的一种联想肯定没有问题。一般情况下，作为战争主体的，当然是军事层面上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情形。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稍微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就不难意识到，除了军事层面上的直接对抗之外，其实也还存在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其他各种层面上的抗战。如果承认以上的说法还有那么一点道理，那么，一向以小说创作而名世的作家张庆国的长篇非虚构文学《绿色的火焰》，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文化抗战力作。

既然要以多达22万字的篇幅采用非虚构的方式聚焦文化抗战这一重要现象，那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何为文化抗战。关于这个问题，张庆国虽然没有给出过明确的定义，但却在文本中进行过相关的一些深度思考：“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悲剧，文化是人的灵魂。国破家亡，大学师生、文人和艺术家流离失所，人类的一整套文化系统和全部文化机构，怎么继续开展工作？如果教育在战火中停办，学校关门，教师失散，文人流浪，艺术家无所事事，遭遇战火的国家和民族，会面临什么后果？”倘若果真如此，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如张庆国所描述的“文化被入侵敌国改造，国人精神被抽空，国民将失魂失语并逐渐消亡”的可悲情形。我们通常所谓的“亡国灭种”，如果说“亡国”意味着国土的沦丧，那么，“灭种”就意味着文化与精神的彻底消亡。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全都被抽空的时候，国家的存在自然也就会变成没有内涵的空壳。唯其如此，张庆国才会特别强调：“战争爆发，文化被破坏，中国怎么办？这是我写作本书思考的问题。”

所谓文化，又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作不同的理解。广义上说，文化乃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凡是打上人类烙印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狭义上，则是特指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内的精神或意识形态层面。两相比较，张庆国笔端的文化，毫无疑问是指狭义的这一个层面。具体来说，整部《绿色的火焰》共由“思想”“声音”“杏坛”“照亮”“歌唱”“舞台”以及“秘密”等七大板块组成。其中“思想”部分集中聚焦的主要是梁思成、林徽因、钱穆、费孝通等一些学者在抗战时期为传承中国文化思想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声音”部分的视点，则落脚到了诗歌领域，所集中聚焦的对象分别是穆旦、艾青、王礼锡等三位诗人。顾名思义，所谓“杏坛”，肯定指的是教育领域。落脚到具体文本中，作家以梅贻琦主其事的西南联大与竺可桢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为例，所集中关注的乃是战争背景下中国一些高校被迫坚持迁徙办学的事迹。“照亮”部分的聚焦点，落到了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领域。张庆国在文本中集中关注的，是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以及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歌唱”部分所集中关注的，是抗战时期歌词歌曲与歌剧的创作状况。除了光未然与冼星海合作完成的划时代名作《黄河大合唱》，进入张庆国视野的，还有大型歌剧《白毛女》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乡村小歌剧。正如同标题已经显示的那样，到了“舞台”部分，作家的聚焦对象，就是抗战时期的各种戏剧活动。进入作家关注视野的，除了熊佛西、欧阳予倩等戏剧家之外，还有一个被叫做厉家班的京剧班子。何以为“秘密”？这里的“秘密“不是别的，正是那些堪称是无价之宝的国家级珍贵文物在残酷战争环境中的保管与呵护问题。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人物，分别是易培基与马衡他们两位，以及因个人私怨而曾经从中作梗的国民党元老张继。

关键的问题是，要想以非虚构的方式再现一众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的生存与工作境况，张庆国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深度阅读，下足必要的案头功夫。不仅涉及到的那么多人需要做深入的了解，而且相关的学科知识与背景也都不能被忽视，张庆国在搜集基础上的案头阅读工作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是不容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倘若说一般的非虚构作家极有可能只是会停留在相关史料的搜集与阅读上，那么，张庆国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做足案头工作的同时，也还进行了脚步行走的实地踏勘或者说田野调查工作。人都说，非虚构文学是用脚走出或者丈量出来的文学。据了解，为了完成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写作，为了获得某种真切的体会与感受，张庆国曾经不辞劳苦，全部乘坐火车、汽车这样相对原始的交通工具，从北到南纵贯中国的辽阔国土，沿着当年这些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一次复原式的实地踏勘。在行程多达一万余公里，耗时一百多天的过程中，张庆国先后抵达过作品涉及到的十五个省二十五个地区的历史发生地点，并随手写下了多达十五万的行走笔记。可以与张庆国的行走相互佐证的一点，是相关文学史家的这样一种精准描述：“抗日战争发生之后，北京、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作家出现大规模迁徙，打破了单一‘文学中心’格局。汉口、广州、桂林、延安、重庆等一度构成‘多中心’的‘多元’局面。”（洪子诚《当代文学十六讲》，第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版）洪子诚所提及的这些城市，全都在张庆国重点考察的范围之内。

正如同我们在前面一提及到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作为被侵略一方的中国所面临，首先是国土大片沦亡的问题。整个抗战时期，之所以会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会出现所谓国统区、根据地（又称解放区）、沦陷区的三分天下，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其中，占地面积最大的那一块沦陷区，就是国土被迫无奈沦亡的残酷现实。但在国土大量丧失的同时，更为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积极有效地保护作为民族精神物象化体现的思想文化实体。假如狭义上的那些中国文化都在战争中被摧毁，假如古建筑被摧毁，古文物被抢劫一空，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重要职能的大学停办，出版社与报纸不复存在，那么，要想在战后重新恢复这一切，就极有可能会是无法实现的痴人说梦。我们之所以要把张庆国的这部《绿色的火焰》看作是一部旨在深度思考书写文化抗战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就因为他在实地踏勘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那些拥有坚定思想价值理念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足称深入的描写与表现。我们在这里必须清醒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与那些在血雨纷飞的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相比较，进入到张庆国笔端的如同梁思成、林徽因、钱穆等一众看似手无寸铁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人在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对各自文化岗位与文化使命的坚守，恐怕才是意义更为重大深远的一种文化抗战。

具体来说，在抗战爆发后，志同道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不惜拖着病躯，不顾战争情况下自身生命的安危，也要坚持在实地勘探的前提下，完成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中国建筑史》，固然是文化的抗战：“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诞生于国破山河在的战火中，诞生于东奔西逃的流亡与病痛折磨的日子里，体现出中国文人舍生忘死，立心立德的崇高情怀。这部《中国建筑史》全面系统和细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从理论上为古建筑的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国学大师钱穆，长期避居于偏远寂静的宜良县岩泉寺，在认真查阅丰富史籍的前提下，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思想能力，最终独力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国史大纲》，同样是文化的抗战：“1939年的6月，钱穆的中国通史写完了，取名为《国史大纲》，全书三十多万字，花费十三个月时间写成。在该书扉页上，钱穆写下这样一行字：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这就是他写作本书的宗旨和目的，他把这本书视为武器，认为是自己为抗战奉献的力量。”内心里充溢着忧郁情感的诗人艾青，在被迫不断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先后创作完成诸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向太阳》《我爱这土地》等一些列代表性诗作的这样一种行为，又何尝不可以被理解为是诗人的文化抗战？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张庆国才会强调：“艾青的目光穿过升起黑烟的战场，投向中国大地上永恒的美丽花园。他具有非凡诗人的胸怀与自信，在山河破碎中歌颂伟大的生命，歌颂宽阔无边的美丽世界，诗中充满了对入侵敌人的巨大蔑视，这是入侵者最不愿意听到的生命吟诵，却是中国抗战大后方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诗人的歌唱。”虽然不可能在这里将《绿色的火焰》中现代知识分子们的文化抗战行为作详尽的一一罗列，但不管怎么说，不容否认的一点是，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群拥有神圣文化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分别从文化思想传承、诗歌创作、高等教育、新闻出版、歌词歌曲与歌剧、戏剧演出以及文物保护等七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历史悠久、斑斓多彩的中国文化的命脉方才能够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一方面，能够在充分阅读相关史料并进行实地踏勘的基础上完成一部聚焦抗战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文化的方式进行抗战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张庆国诚可谓功莫大焉。但在另一方面，倘若说《绿色的火焰》还存在一些瑕疵，那这瑕疵就突出体现为作家对这批现代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态度太过宽容。以我所见，本身就是优秀小说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拥有深厚功力的张庆国，倘若能够在充分肯定这些知识分子文化抗战行为的同时，对他们人性的层面上负面因素也有所审视与反思，那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的思想艺术成就无疑会再提升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