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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思想、糟粕与精华、思想与艺术——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9-01 17:51

全文共计9650字，阅读需要30分钟

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问世的李汝珍之《镜花缘》,尽管“论学说艺,数典谈经”,“兼顾九流,旁涉百戏”,却一直深受读者赏爱。而自1923年胡适《〈镜花缘〉的引论》对该书极力称赏后,学界对其亦甚垂青。据不完全统计,1923-1999年,学界有关《镜花缘》的专题论文共78篇,80年代后还出版了有关该书的研究专著4部,至于各种校注本、改编本,也不下30种。

(一)晚清学界的批评。晚清时期的西风东渐,男女平权观念已渐为其时新学之士所接受。于其时鼓吹新学甚力的王韬,注意到了书中“诸才女一时文学之盛”,并大发感慨:

天之生人,阴阳对待,男女并重,巾帼之胜于须眉者,岂少也哉?特世无才女一科,故皆湮没而无闻耳。武如木兰,文如崇嘏,久已脍炙人口。历观纪载,其奇突足传者,固难以更仆数。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四者本所不废。自道学之说兴,乃谓女子无才,便足为德,而闺阁少隽才矣。

尽管感慨的是“世无才女一科”,似乎有此一科,便能“男女并重”,强调的只是女子之“才”,然对“女子无才,便足为德”的“头巾学究之偏见”的批判,于其时学界可谓是足具胆识。

无名氏《负暄絮语》中亦载有一段论及《镜花缘》之语:

《镜花缘》在说部中,为晚近之作,文笔视《红楼》、《水浒》,良有不逮,然而诙谐间作,谈言微中,独具察世只眼,似较他书为胜。其言女学女科,隐然有男女平权之意味。而佳智国民尽人皆须读书识字,而后始得为成人,又近日国民教育之规模也。大人国冢宰出游,亦不过小奚相随,无驺从仪卫之繁,暗合泰西风气。飞艇航空,铁血陷阵,直一目贯注到今。虽世之言进化论,无以加此。又不让倍根氏文集专美于前。

从文中对“泰西风气”的特别关注看,论者当为清末民初人。与前人多着眼于书中的才情学问不同,此文论者论及的是书中的女权“意味”、国民教育及民主、科学精神。尽管这类论调颇多牵强附会处,但也透露出其时学界试图转换视角审视《镜花缘》的消息。

不同于上述诸家于《镜花缘》均推许有加,清末杨懋建《梦华琐簿》对是书却痛下贬笔:

嘉庆间新出《镜花缘》一书……作者自命为博物君子,不惜獭祭填写,是何不径作类书而必为小说耶?即如放榜谒师之日,百人群饮,行令纠酒,乃至累三四卷而不能毕一日之事。阅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犹津津有味,何其不惮烦也。

《镜花缘》炫耀才学之致命处,是因此而滞缓了小说情节之推进。杨氏于此对其不足的指认,应说是颇为准确的。只是径斥之为“类书”,言词未免过激了些。

(二)民国学界的批评。民国学界主要着力于李汝珍之生平研究,对《镜花缘》研究甚力且影响巨大的当推胡适与鲁迅二人。以“单开风气不为师”自许的胡适,其《〈镜花缘〉的引论》一文之第四章,对《镜花缘》的主题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

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并说“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妇女问题”确是《镜花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胡适对之极力关注并大加弘发,自是出于其推行新文化的热诚,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接触到了李汝珍创作是书之实际。只是仅以妇女问题为《镜花缘》之主旨,则忽略了该书其他方面的思想倾向,而所谓男女平权之类的思想,也有“削”李汝珍之“足”以“适”西人思想之“履”的嫌疑。

稍后于胡适该文成书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胡适之论亦表同情,认为:“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同时指出:“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对李汝珍借小说以讥刺世风的思想倾向亦未忽略。至于《镜花缘》之艺术描写,鲁迅虽对“作者匠心,剪裁运用”,“尚能绰约有风致”甚为赞赏,然“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以至成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对其不足亦予指认。鲁迅对《镜花缘》的批评是颇为全面和精到的,持论态度也甚为公允。

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及《镜花缘》时,几乎都是沿袭胡适、鲁迅之论,鲜有可采者。

(三)五六十年代学界的批评。《镜花缘》大体由海外游历和众才女游宴逞才两大部分组成。与胡适、鲁迅对是书的综合、整体考察不同,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批评标准的五六十年代学界,则主要着眼于对这两大部分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并进而从时代、社会对作品之影响角度探讨其成因。

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颇具代表性。如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中国文学史》,认为《镜花缘》“前半部在虚幻的形式中表露了作者对社会的批判和理想;后半部则流入万宝全书似的知识罗列。所以,其精华在于前四十回”。继而对《镜花缘》思想及艺术上的精华与糟粕进行分析,认为就思想内容看,其进步性有二,一是“表现在妇女问题上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二是“表现在对当时社会许多腐朽丑恶现象的无情揭露和鞭挞上”。至于其不足,一是“他批判对象很广,但都只是一些表面弊病,没有揭示出它们的社会根源,更没有触及到社会制度问题”,再则是“他的正面理想”多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并且还有不少因果报应佛道之说”。就艺术描写看,《镜花缘》借写神怪以讥刺社会,寄托理想,“具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在语言风格上,“生动流畅,幽默多趣”。但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前半部”,后半部连篇累牍的考证学术,“简直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此外,是书还有“往往采取直接的说教”、“在人物描写上也不太成功”等不足。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镜花缘》的精华主要在前半部,后半部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借小说以夸耀学问和知识”。持论与上述北大本的看法大致相近。

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镜花缘》研究的论文中,大多是关于该书思想内容分析的,而在批评取向上,也主要着眼于对该书精华与糟粕的分析,持论与上述文学史也多所雷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长之《〈镜花缘〉试论》一文。该文首先分析了《镜花缘》成书的时代特征,即民主思想的流播、海禁的大开以及考据之风的盛行等,正是这些“规定了《镜花缘》的主要风貌———它的优秀所在和它的局限性”。继之,重点探讨了《镜花缘》的思想内容,认为其表现有二:一是“对于末期的封建社会的憎恶”,二是“对于新社会的憧憬”。文章还分析了作品的思想局限,如“功名和求仙”意识,而“这是李汝珍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造成的”。对《镜花缘》之艺术描写,李氏更多着眼于其不足,认为《镜花缘》艺术上最大的缺点是“结构不匀称,不连贯,人物形象贫乏,故事性弱,过多的抽象概念代替了具体描写”,这与此期学界言精华必称男女平等、谈糟粕均斥封建说教的批评套路显然不同。

(四)1977年以后学界的批评。和其他文学研究一样,《镜花缘》研究在1977年以后也日趋繁荣。在全部有关《镜花缘》研究的78篇论文中,属1977-1999年间发表的达56篇。1986年8月,江苏省连云港市《镜花缘》研究会还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镜花缘》讨论会,并出版《〈镜花缘〉研究》专辑。有关《镜花缘》研究的诸多课题均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深入的探讨。

1.思想内容评价。这仍是本期学界之探讨热点,相关论文在20篇以上。小说中的民族思想、时代精神、地方特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以及武则天的形象等都成为学者讨论的话题,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开拓也更为深入和系统。

欧阳健《海的探险和海外世界的发现———〈镜花缘〉历史价值刍论》一文,着眼于书中海外游历的描写来审视其历史价值,认为李汝珍“以艺术形象的创造,提出了一个面向海外,去发现那新的世界的问题,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闻起《借镜花水月,写世道人心———〈镜花缘〉的笔法和读法》一文,认为小说的故事背景虽然是在唐朝的武则天时代,“但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却深刻地打上了19世纪初期的时代烙印”。李汝珍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所以,“《镜花缘》既非神话,也不是博物志、游历记,更不是今天所指的那种科学幻想读物,而是一部有其现实品格,并以讽剌为其主要艺术特色的社会问题小说”。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镜花缘》的思想内容不可评价过高。美国学者夏志清即认为该书纯粹是部“写给朋友消愁解闷,炫耀才学的作品,以娱悦和自己性情相通的学士”,“儒家思想是全书主题”,且“一百个才女人人裹小脚,根本没有男女平等的意思”。李时人也认为“生活在18世纪中国现实中的李汝珍,没有亦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先驱,他虽然看到了现实的朽腐,甚至也感觉到儒家的那种社会理想亦是空幻或者说是难于实现的,却根本不可能知道出路之所在”。

2.艺术形式研究。《镜花缘》之艺术表现,历来不为学界所重且多持否定态度,主要原因即在于书中浓厚的讲学气息,损害了小说本身的文体特性。本期学界于此甚多着力,相关论文10篇左右。尽管在具体评价上,见仁见智,各说不一,但多是着眼于作品之总体艺术表现进行全面分析,并从小说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高度来探讨其艺术上的成败得失。

何满子认为,《镜花缘》成书的时代,是“涌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一高潮以后小说艺术的退潮时期”,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沉滞的、保守的和缺乏开创精神的”,因此走上了以小说见才学的道路,而这条路是“一条不能成为艺术出路的出路,一条小说发展中的岔路”。就作品本身看,“小说的整体以及局部之间表现出重重矛盾,创造不出一个至少在形象本身的范围内合于逻辑的、哪怕可以自圆其说的生活过程,这对《镜花缘》是几乎致命的损害”。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李汉秋、胡益民著《清代小说》则对《镜花缘》的艺术描写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认为“作品开头所创造的那个璀灿的神话世界,为全书罩上了一层薄薄的迷离色彩”;而“更能代表《镜花缘》艺术上基本成就的,是它的寓言

特征和幽默感”,“把寓言融入长篇小说中,也是《镜花缘》对讽刺文学手法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针对《镜花缘》向为学界所贬斥的以学问为小说,李时人也表示不敢苟同,认为从小说史的高度来看,这类“以小说见才学”的小说“也并非完全没有探索的意义”,“不仅小说作者本身需要学识才华———作者对历史、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描摹理应以一定的知识水平作为基础,而且小说作者在创作中,有理由突出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某些方面,包括知识才学在内”。而从文化史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没落期,“没落文化的最大特征常常表现在拜倒在祖先的智慧与业绩下面,咀嚼过去,向历史讨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生活的作家,求助于书本和由书本生发出来的玄想,是很自然的事。”

3.比较研究。将《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进行比较,这显然是学界最感兴趣的话题,相关论文达13篇。

代表性论文如:王捷《〈镜花缘〉〈格列佛游记〉比较简论》、叶胜年《试比较〈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的创作动机和表现手法》、宋任远《〈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吴昊《〈格列佛游记〉、〈镜花缘〉比较浅谈》、王向辉、王丽丽《从〈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看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周岩壁《〈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在前文学遗产继承上的比较》等。诸多论文对这两部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小说在主题倾向、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均进行

了颇为全面系统的比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向辉、王丽丽二人所撰之文。此文试图发掘潜隐于两部小说相似的表现手法之后的不相似的文化差别。文章从海外旅行的目的、对海外国家的描绘方式、对海外国家社会问题的看法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两位作者对人类的文明、道德的进步都怀有强烈的愿望,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人文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的不同,对社会问题的着眼却有许多差异,从中可以俯瞰作为世界文化长河中两条主脉———中西传统文化的合流和分水的情况”。文章还指出这两部小说在中西小说史

上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格列佛游记》虽然比《镜花缘》问世早,但前者反映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后者主要表现的是封建主义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分属于不同的阶段。”

《镜花缘》和《红楼梦》于女性形象均着墨甚多,且两书都流露出浓厚的“水月镜花”之空幻意识,故学界多喜将后出的《镜花缘》看作《红楼梦》之仿作,如一粟编《〈红楼梦〉书录》即将《镜花缘》列为《红楼梦》之“仿作”,李汉秋、胡益民著《清代小说》也认为“《镜花缘》对妇女问题的看法,直接受到《红楼梦》等优秀小说中所体现的先进民主思想的影响”。本期有关这两部小说比较研究的论文,也主要着眼于两部作品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及其承传关系。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毛忠贤《〈镜花缘〉对〈红楼梦〉女性问题的反思》一文。

毛文首先分析了《镜花缘》对《红楼梦》的继承模仿多在于小说立意构思的模式,继而重点论述了“《镜花缘》对《红楼梦》的女性描写作了本质完全不同的修正和创新”:曹雪芹写女子的悲剧,为的是批判控诉。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却留给李汝珍来回答。李汝珍被《红楼梦》美的毁灭力量所震撼,引起深刻反思。《镜花缘》中的才女群像,就是李汝珍为《红楼梦》女子的解放所指引的道路。李汝珍认为《红楼梦》女子的悲剧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女子本身的脆弱和缺乏自立能力;二是社会国家没有通过有力的措施来保护女子。

所以,“女子在意志和能力上的自励自强和社会对女子的关怀、重视、教育、培养和使用,构成了李汝珍对《红楼梦》女性出路的新思维。《红楼梦》用女子悲剧向社会发出了拯救女子的呼吁,《镜花缘》则用理性思维提出了拯救女子的办法。可知《镜花缘》对《红楼梦》的思想衔接是很紧密的。这也可证《镜花缘》是受《红楼梦》启发而写的。”

节选自：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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