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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瓶花的风格在前、中、后三个时期，各有哪些不同特色？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8-27 11:02

明代瓶花的风格在前、中、后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特色，大致表现为前期更加隆重庄严；中期更显清远淡雅；而后期又向古典回归，在淡雅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分严谨与庄重。但从明代瓶花发展的整体上来看，明代瓶花在形态造型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花材较多，枝叶隆盛，结构复杂，色彩也较为明丽，整体形态呈现出大气庄重，繁盛丰满之感；二是花材较少，枝叶清朗，结构简单但错落有致，忽略色彩表现，整体形态呈现出静谧淡雅，清疏幽韵之感。

前一种的隆盛瓶花常常是宫廷之中插花的典型，但在明代宫廷之中，受朱元璋节俭去奢法令的影响，宫廷的插花活动远不如前代繁盛，大致仅于重要的节日之时，如元旦、端午等，才偶有插作。所以明代的瓶花艺术实际上还是由文人所推动，也以文人的癖好为主流。而文人主要是依据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插作需求而创作不同形态风格的瓶花。

一、风格变化，明代瓶花从时间上看，明初由于国家处于开拓与初建时期，明太祖开国一直实行去奢法令，插花只在重要节庆日进行，通常需要营造盛大且活跃的节庆氛围。而在艺术风格和思想理论上，明初也都继承南宋，所以大致上明代前期的瓶花比中后期的瓶花在风格上更显庄严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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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的小瓶插花为例，明初宣宗的《壶中富贵图》中的瓶花以三朵牡丹为主，花朵等高对称插于花瓶两侧，左后方一个花苞稍稍出头，花与花之间以叶来填补，穿插其中，花叶紧塞瓶口，叶片间高低错落、层层递进，打造出疏密有致的空间。圆润的铜壶使整件瓶花作品形态丰满，虽然只使用了牡丹花与叶两种花材，但结构紧密繁复，确实彰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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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的雍容富贵之气。再看明末陈洪绶的《山茶瓶花》，与宣宗的牡丹瓶花相似，都采用了花叶紧贴瓶口的插作方式，但明显这件山茶瓶花更加舒朗。两朵山茶花上下错落，辅以零星几片绿叶衬托，更显山茶花的娇美。下方配以较为瘦长的铜瓶，作品整体形态婀娜，空间结构上更加松弛而富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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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社会经济已经活跃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物质文化的提升，同时花事也相比初期更加普遍。而在思想文化上，心学逐渐成为主流，文人思想更加开放，更加注重对自身心性的修养。

插花风格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更加平静和收敛。文人们往往插花修性，因而明中期的瓶花也深深地打上了一种幽韵淡雅的文人风格的烙印。这种文人风格的瓶花主在以少胜多，以最少的花材营造最深的意境，因而对于花材和花器的选择十分注意，常选用清雅脱俗、品性高洁之材。瓶花整体色彩亦平淡不张扬。

如陶成的《岁朝供花》，花材选取松枝、梅花、山茶花、灵芝、水仙花，这些花卉植物在传统文化语境下都有着洁傲的气韵与高尚的品格象征。整体色彩没有起伏，树枝的木色与松叶的深绿搭配青铜壶，整体的色彩平淡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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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社会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物质环境更加丰富，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商人开始向士绅身份转变。思想文化上，心学的一些继者们逐渐丢弃了其最重要的批判精神，逐渐走向固化；而另一些文人，如王艮，则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中，阐发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实用思想。

此外，如《瓶花谱》、《瓶史》等瓶花专著早已出版发行，并受到文人追捧，因而此时的文人插花已经有了一定的规范，风格上追求古意雅称，格调高雅，没有了中期插花的随性特征。晚期瓶花注重线条感，色彩再次受到文人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陈洪绶的瓶花作品，如《崇祯岁朝清供图》，作品中两朵红色的山茶花十分醒目，仅仅一个红色就将作品整体的色彩度提升上来，对比陶成的《岁朝供花》显得更加明丽而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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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分类，瓶花是一种与环境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它不能如绘画书法一般可收藏或长时间展示，瓶花只能在作品完成之后及时投入到生活场景中并进行观赏。这注定了瓶花与其所放置的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与相互成就的关系，尤其在古代生活中，文人们创作瓶花或为自娱自乐，或为装点生活环境，提升生活氛围，因此明代文人在插作瓶花之前便会考量好瓶花的放置地点，而后根据环境的特征选择并进行不同形式的瓶花创作。

明代文人放置瓶花的场景大多是两处：厅堂与书房。高濂在其《瓶花三说》中就说“瓶花之具有二用”，一是“堂中插花”，二是“书斋插花”。

（一）隆盛的厅堂瓶花，花瓶大小的取舍与瓶花所放置的场所有关，其原则大致是厅堂之中用大瓶，彰显庄重，也称为“堂花”；而书斋之中用小瓶注重淡雅精致，也称为“室花”。因此堂花在造型上也比书室瓶花更加复杂一些。这一点可以从绘画中的大瓶插花中找到依据。

花瓶体型较大，瓶口则更敞，往往会使用更多花材造型。陈洪绶的《瓶花图轴》之中就非常鲜明地展现了主体菊花在不同大小的花瓶中的形式表现。在大的玻璃瓶瓶花作品中，菊花采用数量更多，层层向上，配合红叶树枝，结构上营造出向上延伸的气势，相比旁边的小瓷瓶瓶菊更凸显出菊花的高洁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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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日常的插花外，节庆时令也会创作特定主题的插花作品，这类瓶花亦是隆盛且繁复，尤其是岁朝、端午等节日。瓶花中越是复杂隆重的造型，越是饱含为生活祈福的寓意。比如这一幅孙克弘的《太平春色》，可以算是隆盛瓶花的典型，以丰富的花材表达作者崇高而深远的愿景与理想。

首先从结构形态上看，此瓶花以松、竹、梅、柏、山茶、水仙、瑞香、月季、天竺、芝麻梗十种花材构成，整体形态高大繁硕，花枝结构上疏下密。芝麻梗为整件作品的结构中心，梅花挺立向上，枝条于顶端舒展自如，下方花叶红绿相间，再以松、柏护翼左右，整件瓶花由下至上刚柔有致，虚实相生，可称得上华丽致极。

花材的选取安排都寄托着作者的理念，所选花材皆以高洁清雅取胜，松、竹、梅、柏、山茶、水仙皆以“清”胜，寓意品德清高，为君子爱花之选；瑞香、月季香味幽韵；天竺红珠点缀其中，履雪弥丽。所谓“春色”即是春天之生机与明媚，表现了一年之始的生命蓬勃，也在一花一草中寄托着希望世间清丽高洁的愿景，隆重的瓶花作品便宛如一篇道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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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特殊节庆而创作的厅堂瓶花也常常使用更多花材，并以此表达与节日相关的美好祝福。

如明末王时敏《端阳墨花图》，这件端午瓶花的结构非常清晰，从前往后，从下至上层层递进，花材层次分明。中间以百合、芍药为重心，圣洁美好；两边配以夹竹桃，枝条向两侧舒展，下方是卷丹花和山杜鹃，结构最上方是菖蒲和艾草直立形成整件瓶花的最高视点，以此点题端午。再配合素雅圆润的大铜壶花器，瓶花整体形象丰硕，结构饱满，左右均衡，显出热情大方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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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疏的书斋瓶花，文人书斋中的瓶花大都清疏雅韵，其特点是使用花材种类和数量很少，大致一两枝，瓶器古朴素雅。主花花枝普遍较高，或直立向上构成纵向的造型，具有端庄稳重的静态美；或“枝柯奇古，屈曲斜袅”，斜插于瓶中，展现出花枝流动婀娜的线条美和活泼起伏的动态美。

配材一般较为细瘦清疏，近瓶口而插，但叶不掩瓶，花与瓶整体线条清晰流畅。相比隆盛丰满的厅堂瓶花，书斋一类的瓶花更凸显清朗与高逸之感。在明代的文人绘画中，有许多伴随书斋场景的绘画中常见有这种清疏淡雅的瓶花，如陈洪绶的人物画中就能够常见清疏而极具文人自身气质的书斋瓶花。

陈洪绶的瓶花绘画作品很多，其中也有以瓶花为主体的绘画，此类绘画多以较大的堂花为主，作品的色彩呈现更加鲜明，如《瓶花图》，图中鲜红的山茶花在其他花卉之中显得十分夺目，也使得作品的色彩更加跳跃，显得活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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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种就是清疏幽韵的书室插花，这类瓶花常出现在一些人物画之中，作为书案上的装饰而出现在画面中。这种与人物一起出现的瓶花，常常也是所绘人物形象的隐喻，亦或是其本人内心精神的自我写照，所以常常以格高与气韵取胜。

如《痛饮读骚图》，这幅画创作于崇祯十六年，即1643年，这时的陈洪绶已经经历了在国子监不被重用、其师黄道周被明毅宗下入大狱等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情，因而再无从政的愿景，最终离开京城，这幅画正是完成于离开京城的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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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主体为一袭红衣的儒生正在阅读书籍，他一手举杯饮酒一手扶于案上，姿态闲适，气定神闲。书案右侧便摆放着一个瓶花，花瓶为青绿色青铜尊，花尊中仅插有一枝曲折蜿蜒的白梅和一枝翠竹，于瓶口中间直立而出，不偏不倚。梅花乃文人韵士之所好，其以盛于严寒之中的习性而被文人冠以高洁孤傲的品格意义。竹，中空外直，亦是正直高傲的象征。而青铜尊色泽深沉、底蕴深厚，十分厚重且高雅。

从瓶花整体结构来看，以青铜器插梅是文人所常有的搭配，梅花高洁而青铜深沉，简单的一梅一竹所彰显出的正是高洁、孤傲、正直的品德与气质，加之在插花之时，花枝并没有像《晞发图》中的花枝一样倚靠在瓶口，而是直立向上，更是显示出一股高傲挺立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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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中，士人饮酒读《离骚》，正是一种不被赏识的孤独与愤懑的情感表现，也是一种高洁品性的暗示。而右旁的瓶花作品在形态上虽然简单清疏，但无论从花枝选择还是插作结构上看，都表达着人物高洁孤傲的心性但又透露出一丝沉郁，完全符合陈洪绶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之后的的内心状态，因而这件书案上的瓶梅作品十分契合画中人物的气质。

另外，也有一些书斋瓶花的立意相对独立，以清疏的瓶花形象象征比较单一的寓意，有表现清明的环境与氛围的作用，也有类似于隆盛瓶花表达对节日的美好祝福一样，以花卉的单独意象寓意美好祝福。

如《南生鲁四乐图卷•逃禅》，这幅画是陈洪绶于南明永历三年，即1649年时为其友人南生鲁所作。画中南生鲁盘腿而坐，面容和蔼，画面左边是一件瓶荷作品。这件瓶花以青铜觚为花器，里面直立式插有三支荷花并点缀一枝荷叶，象征着禅学与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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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瓶荷设色淡雅，对比《痛饮读骚图》中深青绿色的青铜尊，此图中的青铜觚色彩十分明净，没有沉重深沉之感。在花觚于荷花与荷叶的简单配合之下，整件瓶花作品气质明静，展现的是文人“逃禅”之时的明净与悟禅之乐。

再如《何天章行乐图》，长卷右侧的何天章倚坐于几案一边，而另一边则伫立一件瓶花。瓶花以白瓷觚为花瓶，内插作几支菊花，中间三支挺立直出，层层向上，左侧几支向外伸出，将花枝结构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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