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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刊》| 覃凯璇等：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何以协同提升? ——基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案例研究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8-12 13:54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何以协同提升?

——基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案例研究

［摘要］野生动物旅游在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中面临着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困境。文章基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发展实践，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探讨野生动物旅游景区如何通过管理变革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研究发现：1）在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矛盾冲突中，具身障碍是矛盾斗争性的集中体现；2）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源于对具身障碍的响应、调适和弥合，经由“场景变革-观念变革-实践变革”演进路径，遵循“环境提质-价值联结-利益互嵌”行动逻辑得以实现；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域下的野生动物旅游表现为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融合交织、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价值互嵌。文章深化了现有文献对野生动物旅游体验的解读，拓展了具身体验相关理论研究，对优化野生动物旅游景区体验设计、促进野生动物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野生动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和共生是透视人地关系的重要棱镜。实际上，人类天生就有与动物亲近的欲望与需求[1]，与野生动物的互动能串联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提供缓解压力、改善认知能力和促进自省等心理益处[2]。在野生动物旅游中，游客的体验价值很大程度取决于和动物的亲密互动[3-4]，但这种亲密互动体验往往以牺牲动物福利为代价。大量研究发现，游客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会对野生动物的行为、心理和生态产生负面影响[5]。据上海动物园统计，2006年至今，因采食游客投喂的异物而引起胃肠梗阻死亡的动物有20多头（羽），其中，兽类17头，鸟类3羽①。

动物福利理论主张，人类在利用动物时必须对动物施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使其拥有不受饥渴、生活舒适、不受痛苦、不受伤害和疾病、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表达天性的自由[6]。近年来，随着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旅游景区开始关注动物福利，不断优化园区设计和管理模式，以保障动物福利不受损害[7]。然而，野生动物旅游的动物福利转向面临着游客体验需求无法最大化满足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景区动物福利水平的提升往往会限制游客与动物的互动与接触，削弱游客体验。例如武汉动物园为提高动物福利舍弃了传统的笼养型展示模式，通过大幅度提高动物活动空间，增加可躲可藏的树木、草丛、岩石等，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给动物预留“隐私”空间，让动物拥有不被看到的权利。然而，改造后的动物园因游客看不见动物频遭投诉①。另一方面，游客体验满意度是维持景区收入、反哺动物福利的重要因素[8]，这导致景区或让渡部分动物福利以迎合市场需求[1]，或面临游客投诉和收益受损的“阵痛”，陷入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两难困境[9]。

概言之，野生动物旅游供给方式与游客体验偏好、野生动物主体地位与游客的动物伦理观之间存在错位与失衡，动物福利（供给）与游客体验（需求）的冲突矛盾已成为野生动物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语境下，如何判识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困境，如何协调和管理两者的冲突，在提升动物福利的同时让游客享有更好的体验和服务，需要厘清野生动物旅游中人与动物关系的发展逻辑，深化路径机制的解读。这既是野生动物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举。据此，本研究聚焦野生动物旅游如何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这一核心问题，选取动物福利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水平均领先于行业的代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具身体验理论为基础，探索野生动物旅游景区如何通过管理变革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域下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1 文献综述1.1 具身理论下的旅游体验

具身理论（theory of embodiment）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知觉依赖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身体的视、听、嗅、味、触及运动觉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10]。芬兰学者Veijola 和Jokinen 将具身理论引入旅游研究[11]，指出旅行的动力源于将身体沉浸于环境中的欲望，具身性是旅游体验的内在属性。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强调旅游者体验的具身性，并将具身视角下的旅游体验定义为旅游者经由自我身体与旅游世界发生交互并获得存在意义的过程[12]。具身视角下的旅游体验强调旅游者的主体性和身体的中心性，认为身体是连结旅游者个体与旅游世界的通道，是旅游体验赖以产生的手段[13]。因此，要深入体验景观，仅仅观看是不够的，与景观的接触才是建立丰富和有意义的体验的重要方式[14]。野生动物旅游相关研究认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相遇和互动，人们能产生意义感、归属感和成就感，获得愉悦和幸福[15-16]。游客的满意度随着与野生动物的亲近程度和互动程度的加深而增加，若限制游客身体与景观的接触则可能会削弱旅游体验质量[17]。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大众的自然生态观与动物伦理观得以提升，游客体验的具身性与偏好呈现复杂性和多元化张力。如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中国境内野生动物旅游消费体验报告》指出，以欣赏野生动物娱乐表演和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如喂食、合影、触摸等）为代表的娱乐体验已不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甚至一定程度上受到抵触，而以动物福利为核心的野生动物友好型旅游成为市场选择和发展趋势②。在此背景下，游客具身体验诉求可能从对动物躯体接触扩展至对动物所栖身世界的接触，其实现方式从客观身体的躯体互动转变为现象身体的身心参与。总之，旅游体验的具身观应超越躯体接触，从更宽阔的价值向度去理解和推进新时期旅游体验的理论研究。尽管有研究提出了对探讨特殊时空限制下旅游者具身感知、规律及形成机制的呼吁[18-19]，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类旅游具身体验的内涵与实现机制的探究仍语焉不详。

1.2 野生动物旅游与动物福利

野生动物旅游作为人类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最主要的活动，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已逐渐成为世界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野生动物旅游是指以遇见和观赏野生动物为目的的旅游，它可以发生在自然生境或人工生境等多种情境中[20]。野生动物旅游以野生动物为消费对象，根据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耗损程度，Duffus 和Dearden 把野生动物旅游分为消费型（狩猎、钓鱼等）、半消费型（动物园、蝴蝶馆、水族馆等）和非消费型（观鸟、海洋观鲸、大熊猫栖息地旅游等）3类[21]。其中，非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绿色旅游的原则，是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点[22]，亦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野生动物旅游体验的本质是人与动物在原生态环境中开展互动[23]。游客倾向在真实的生境中了解并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期待在旅游中收获多感官体验，参与多样性活动[24]。互动距离、物种丰富度、稀缺度、游客感知重要性、导游解说、目的地风光等是影响游客体验及满意度的重要因素[25]。丛丽和吴必虎运用网络文本分析了中国旅游者在参观大熊猫基地时的旅游体验，发现大熊猫旅游体验的核心是靠近大熊猫，游客与大熊猫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参观、拍照和接触3个环节，游客与大熊猫接触越密切，其体验满意度越高，这与观鲸旅游、观猴旅游的研究结论相似[26]。尹铎等同样指出，肉身魅力是人类与不同生物体在近距离的互动中所产生的感受，动物具有的美学魅力和肉身魅力能够激发大众的热情，从而使得筹集保育资金、招募研究团队成为可能[17]。

与此同时，有研究就野生动物旅游中人与动物的亲密互动表示了担忧。学者们认为，游客的在场、观赏位置和人群密度等都会对动物行为和生理产生负面影响[27]。游客与野生动物的亲密互动（抚摸、喂食等）不仅会损害动物福利，还可能助长游客不当的动物伦理观和动物保护观[28-29]。动物福利概念由美国学者Hughes 提出，被定义为一种康乐状态，在此状态下，动物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痛苦减少到最小[30]。动物福利论认为，人类可以利用动物，但这种利用必须以动物承受的范围为限度，人类应对动物施以人道的关怀[31]。动物福利论主张，在发展旅游业时需提高对动物的照顾标准，保障动物的精神、社会和身体需求[5]。随着自然中心主义的崛起和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纵深推进，动物福利已经成为野生动物旅游产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32]。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关系是近年来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热点话题。如Ziegler等发现，在喂养鲸鲨的旅游活动中，游客体验表现为一种“罪恶的享受”，即尽管游客们有一定的动物福利意识，但仍追求与动物的具身接触，并在游后产生内疚和愉悦交织的复杂情感[33]。王佳钰等指出，动物福利取向的景区更加重视动物道德关怀，所提供的旅游活动有强烈的动物友好型趋向，但同时这也会限制游客与动物的接触，并降低游客的感官体验和躯体体验[34]。目前，大部分研究将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置于矛盾对立的关系之中，就如何兼顾和平衡二者关系缺乏探索。

不过，有少部分文献观察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之间存在的关系张力。如Flower等在对大象旅游场景进行研究时，引入了动物福利标准这一维度，认为更高的福利标准会引起游客更高的满意度[35]。Weston等也发现，游客与大象接触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其感知的情感价值，相反，游客的情感价值与大象的情感状态有关，当大象感觉良好时，参与者表现出更多的支持大象作为吸引物的意愿，并能从体验中获得更大的情感价值[36]。学者们认为，以损害动物福利为代价的动物展示策略已经很难迎合现代游客的旅游需求，只有回应动物福利关切的旅游方式才能实现动物和游客的共赢[1，37]。

综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价值观的变化，如何平衡人与动物的关系，兼顾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野生动物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尽管动物福利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做出了一些探讨，但大多研究是以静态视角研究不同动物福利价值观下的游客体验，主要回答了“是什么”（what）的问题，而对如何推动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尚未有文献给出充分解释。鉴于此，本研究将深入剖析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二者协同提升的过程机制，这对实现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探索野生动物旅游景区如何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属于“怎么样”（how）的问题，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法[38]。此外，在野生动物旅游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在提升动物福利的基础上降低反而进一步增强游客体验的景区很少，属于管理实践中的新现象。而单案例研究方法正是建构新现象理论模型的一种有效方法，能够从中发现新观点与新规律[39-40]。因此，鉴于研究情境的动态性、研究对象的极端性以及研究问题的复杂性，本文采取单案例研究方法对现象进行深描。通过详细分析与展示研究情境、现象的细节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或语言体现出的意义，灵活处理涉及多个分析层次的数据，挖掘隐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理论规律，完成从“好故事”到“好理论”的升华[41-42]。

2.1 案例对象选择

本文选取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作为案例分析对象。一方面，案例选择遵循了极端启发性原则[43]。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熊猫基地”）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旅游景区。自1987 年3 月成立至今，熊猫基地经历了从单纯的科研繁育向科研与旅游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熊猫基地面临着平衡大熊猫保护与游客需求的挑战。经过20余年的发展，熊猫基地动物福利和旅游业发展水平均在行业内领先，两次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全球500 佳”，年最高游客量超900 万人次①。同时，熊猫基地的协同提升过程涉及园区场景、游客观念、动物展示策略多维度的实践，其发展历程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的机制和细节，能够为其他野生动物旅游景区提供多样性的启发。

另一方面，案例调研具有极高的可行性。研究团队与熊猫基地长期开展项目合作，对其基本情况与关键事件把握充足②。且研究团队对熊猫基地进行了多次调研访谈和实地观察，为深入探讨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互动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2.2 数据收集

本文对案例对象的数据收集主要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22 年4—10 月。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对熊猫基地党群综合部、文旅发展部负责人、一线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一阶段主要关注熊猫基地游客体验，对游客结构与画像、旅游体验诉求、旅游抱怨与投诉等相关数据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与整理。

第二阶段为2023 年1—3月。伴随旅美大熊猫丫丫被虐疑云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研究团队据此将研究主题聚焦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重点探讨两者的关系与协同提升路径。这一阶段数据收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熊猫基地动物饲养管理部的员工进行线下深度访谈；二是采用大数据爬虫技术，对携程、大众点评等平台上有关动物福利和旅游体验的评论进行采集与整理。

第三阶段为2023 年4—5 月。团队成员针对前期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3 次赴熊猫基地开展田野调研，进一步核实重点问题，并补充相关数据。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取多样性的数据来源进行三角验证，主要包括：1）内部资料，包括熊猫基地的发展规划、年度报告等；2）公开性外部资料，包括熊猫基地的官方网站动态、社交媒体宣传资料等；3）参与式体验，实地参观熊猫基地。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来源表

Tab.1 List of data sources

2.3 数据分析

单案例研究既要“讲个好故事”，也需要对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概念化编码[44]。本文采用Gioia 等[45]提出的广泛认可的二阶编码方法，通过一阶分析（贴近受访者语言）和二阶分析（基于研究者视角的概念、主题和维度），生成严谨的质性分析结果，展示数据与新归纳概念之间的联系，并形成聚合构念[46]。

为降低主观偏差，编码工作由多位研究人员协作完成。每位成员各自提出数据编码方案，团队共同商讨修改、整合，直到达成一致。在编码过程中，若发现显著差异或逻辑矛盾，团队将回溯原始资料或回访相关部门负责人以核实信息[44]。

具体地，研究团队首先遍历全部原始资料，基于受访者的语言提炼出例如增加伴生动物、拟人化叙事传播等27 个一阶概念。其次，归纳出意识唤醒、野趣呈现等10 个二阶主题。最后，进一步聚合为具身障碍、场景变革、观念变革、实践变革4 个聚合构念。最终本文形成了一个由一阶概念、二阶主题和聚合构念组成的数据结构（图1）。

图1 数据分析结构

Fig.1 Data analysis structure

3 案例分析与发现

本部分从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冲突关系出发，分析熊猫基地为何要协同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并依次对熊猫基地如何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的管理变革与行动进行阐述。本文将分析重点聚焦行动部分，旨在解开案例企业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的过程机制黑箱。

3.1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关系表现：具身障碍

具身障碍是指影响和限制游客身体与景观间互动的障碍因素[48]，本质上是大熊猫旅游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一种矛盾状态。从供给方来看，这些被需求方视为障碍的动物福利因素，其实是珍稀动物保护的内在要求和理性设置。但从游客体验的角度出发，这些设置则构成了具身体验无法充分实现的障碍。具体来说，熊猫基地游客的具身障碍包括感官参与的障碍、躯体行动的障碍和身心互通的障碍，表现在3 个方面：1）感官悬搁，2）时空挤压，3）知觉噪声。

3.1.1 感官悬搁

感官悬搁指在旅游体验中游客的各类感官器官未被充分激发、唤醒和调动的状态[49]。出于对动物福利的保障，熊猫基地不允许游客与大熊猫亲密接触，导致游客难以接收到除视觉外的触觉、听觉、嗅觉等多感官刺激，感官系统在体验中的参与程度有限。熊猫基地游客的感官悬搁受物理性屏障（物理隔离）和制度性屏障（参观规则）的共同影响。室外兽舍的围栏和室内兽舍的玻璃等物理隔离在保证大熊猫不被侵扰的同时，阻碍了游客与大熊猫的身体接触。同时，参观规则作为禁令性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游客行为，限制了游客获得多维度感官体验的可能性。由于该外部禁令已经通过文明旅游、爱护环境等社会价值观内化为了游客的行为准则，大多数游客对感官悬搁表现出理解与接受，正如受访游客A8 所提到的：“国宝嘛，不能摸、不能逗、不能喂，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咯。”

3.1.2 时空挤压

时空挤压主要表现为游客的观看时间被缩短，观看空间被限制，从而导致身心参与度不够。具身体验强调游客是现时、在场、情境中的人，游客的具身体验既依赖多感官的参与，也需要空间依托与时间投入。考虑到游客数量可能对大熊猫福利带来的不利影响，熊猫基地对游客的观看地点、停留时间、人数、频次等进行了限制，“排队两小时，看（熊）猫3分钟”（A8）是大熊猫旅游体验的常态。因规划导致的旅游道路不畅、参观时的摩肩接踵、有限的驻足时间等限制性因素都挤压了游客体验的时间与空间，这也是导致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正如游客评论所提到的：“人太多了，太多了，熊猫相对于来看它们的人来说太少了，没看到几眼就被人潮推着走了，实在感受不好。”（B1）

3.1.3 知觉噪声

知觉噪声是干扰旅游者身体、心智和情境交互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这些噪声可能会阻碍旅游者身体和心智的联结，影响具身知识的获取。案例分析显示，嘈杂的环境、动物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游客的理念缺失都会干扰体验过程中的身心交互，进而导致体验后的知识性收获不足。一方面，嘈杂的环境、动物行为的不确定性给游客体验带来了外在的知觉噪声。熊猫基地嘈杂的体验环境使得游客身体对情境的感知不充分，干扰了体验过程中身心的沉浸。并且在发展大熊猫旅游的过程中，熊猫基地选择充分释放大熊猫天性，尊重大熊猫生物习性，不人为干预大熊猫的行为，导致游客不能确定是否能看到大熊猫嬉戏打闹、打滚、啃着竹子进食等活动过程，限制了游客体验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参观理念的缺失给游客体验带来了内在的知觉噪声，游客们可能会错误地解码身体感知到的信息，导致身体实践与认知收获的错位。正如受访者所提到的：“很多游客来基地看到大熊猫懒洋洋、胖嘟嘟的样子就觉得它们性情温和、人畜无害。但其实大熊猫是猛兽，咬合力和狮子差不多，如果在野外遇到大熊猫还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能被它们外表所迷惑了。”（A7）

3.2 具身障碍的响应环节：场景变革

在具身障碍的响应环节，组织行动焦点首先聚焦场景变革，即通过优化设施、服务与管理，还原大熊猫生境，采用智能技术等方式和手段来升级旅游体验空间场景，消除具身障碍对游客体验带来的负面效应。场景是具身体验赖以生成的空间依托与交互对象[49]。在响应环节，熊猫基地的措施主要锚定空间场景的提质，正如受访对象所提到的：“基地建立的初衷是保护与繁育大熊猫，基地内的建筑和道路均没有按照旅游景点的要求进行设计，所以我们只有先‘修炼内功’，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再考虑怎么让游客看得开心，否则只会事倍功半。”（A1）具体而言，场景变革措施表现在3 个方面：1）空间升级，2）生境还原，3）数智改造。其中，空间升级是基础设施层面的改造，生境还原是体验情境层面的革新，数智改造则侧重管理效率层面的变革。

3.2.1 空间升级

空间升级是指在客流量激增的压力下，通过对空间面积、空间业态、空间氛围的全方位升级来提升旅游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对提高体验效率、改善体验质量、丰富体验内容有重要影响。熊猫基地的空间升级措施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扩大面积。在大熊猫活动空间与游客活动空间“捉襟见肘”的背景下，2018年熊猫基地启动了新区扩建项目，该项目使熊猫基地由原来的69万m2扩大至238万m2，新增兽舍20个，可容纳不低于180只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单日游客承载量将达15 万～20万人次。

第二，丰富业态。休闲商业业态是旅游空间的重要填充物，是影响游客体验丰富性和趣味性的重要因素。为此，熊猫基地新增了能够瞭望成都全景的地标性建筑熊猫塔、视野辽阔的西大门观景台等特色点位和各类科普场馆，以及熊猫商业街、熊猫美术馆、熊猫剧院、熊猫全景餐厅等旅游配套设施，助力空间业态升级。

第三，强化符号。建筑与设施的视觉体验是游客与旅游空间互动的第一次交汇，这将直接影响游客对旅游空间的整体认知[50]。熊猫基地将大熊猫元素融入空间肌理的方方面面，从大门开始，熊猫基地中的所有物体都带有鲜明的大熊猫符号特征，这些建筑设施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和完整的大熊猫空间，为徜徉其中的游客营造了沉浸式的环境氛围。正如游客评论里所提到的：“熊猫基地里几乎到处都有熊猫元素，这个熊猫时光咖啡是一定要打卡的，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几张大小熊猫的玩偶，抱着柔软的大熊猫（玩偶），吃着特色的熊猫凉糕，都不想走了。”（B1）

3.2.2 生境还原

生境还原是指在园区内还原大熊猫的野外原始生存环境。模拟大熊猫栖息地的自然生态不仅能提高大熊猫生存环境的舒适性，还能使游客体验到大熊猫栖息地的自然情境。尽管无法近距离接触大熊猫，但游客可以实现和大熊猫共享同一片生态空间，通过和栖息地其他动植物的互动来获得补偿体验，达到身心沉浸的效果。具体而言，熊猫基地的生境还原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增加伴生动物。伴生动物是指在野外环境中和大熊猫生活在同一栖息地的动物。出于生物多样性的考虑，熊猫基地还饲养了小熊猫、孔雀、红腹锦鸡等能够与大熊猫和谐相处的伴生动物。伴生动物不仅能提高基地内大熊猫的生活质量，还能向游客展示大熊猫与其他动物间的生态类型组合，使熊猫基地更真实地还原野生大熊猫的生态场景，增强游客的体验趣味。正如受访者所提到的：“基地的孔雀非常喜欢走到滚滚（熊猫名）身边开屏炫耀，结果就是被滚滚追，据说还被拔过毛，看它们互动很好玩。”（B4）

第二，填充栖息地植物。除了伴生动物外，熊猫基地还按照“灌木为主、草本为辅、背景密植、前景点缀”的原则，在园区内种植了大量符合大熊猫生活环境的乔木、灌木等各类绿植两万多株。处处可见的绿树成荫与层次丰富的山林景观兼具观赏性、科普性，让大熊猫和游客共同置身于原生态的环境，享受着静谧氛围。

3.2.3 数智改造

数智改造是指通过建设智慧基础设施，实现数字运营和智慧管理[51]，提高对具身障碍响应的及时性。与空间升级和生境还原不同的是，数智改造更加侧重管理层面的响应，通过动态监控游客实时位置，进行人流预警和游客量趋势分析，为解决拥挤、排队等躯体行动障碍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第一，全方位监控。管理障碍的前提是能“看见”障碍。熊猫基地在扩建区搭建了2800多个摄像探头，能够实现区域密度、游客位置、游客行为、游客流动的精准监控，确保管理人员在指挥中心对客流堵点“成竹在胸”。

第二，实时预警。在全方位监控的基础上，熊猫基地还设置了客流人数阈值，当热力图监控到游客密度大于43人/100 m2时，监控大屏就会进行弹窗预警和语音报警。同时，熊猫基地还借助AI绊线检测技术在大熊猫活动区域划定红线，一旦监控分析到游客的越界行为就会进行自动报警，有效规范了游客行为，保护了大熊猫与游客的安全。

第三，敏捷响应。针对堵点和不文明行为的预警，熊猫基地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预警“秒级响应”。正如受访对象所提到的：“发出预警后系统会自动通过无线对讲机告知周边的工作人员，并通过公共广播同步告知游客。工作人员从接到指令到疏导完拥堵的游客，最快前后不到10分钟。”（A2）

3.3 具身障碍的调适环节：观念变革

在具身障碍的调适环节，组织行动聚焦观念变革，即通过转变游客的动物伦理观使游客体验和动物福利逐步形成共向的发展诉求，从而化解由动物福利设置对游客体验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调适环节，熊猫基地的重点由内生性修炼变为外生性赋能，通过全媒体互动渠道，以情感性、趣味性、科普性的方式完成公众教育。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心理联结和意识唤醒。其中，心理联结是情感维的变革，意识唤醒是认知维的变革。

3.3.1 心理联结

心理联结是指通过拉近游客与大熊猫的心理距离，实现跨物种的情感共鸣，为游客动物福利观的转化与具身欲求的重塑建立情感基础。游客与大熊猫的心理联结关系着其是否会对大熊猫遭遇感同身受，是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实践[52]。熊猫基地打造心理联结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塑造明星大熊猫IP。在熊猫基地的众多熊猫中，大熊猫花花因呆萌的外观和笨拙的动作顺利成为了大熊猫届的“顶流”。熊猫基地则利用公众对这一明星个体的关注，将花花对外呈现为一个性格鲜明、不争不抢、爱兄弟朋友、爱谭爷爷（大熊猫饲养员）的“佛系打工人”形象，迅速激起了游客对大熊猫的爱护欲。正如受访对象所说：“适合展示的个体会比一个物种更有个性，更容易拉近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让受众更乐意去了解动物”。（B5）

第二，拟人化叙事传播。如果说塑造明星大熊猫IP是针对“流量密码”的顺势而为，那拟人化叙事传播则是把握公众心理后的主动出击。熊猫基地利用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年轻语态，将大熊猫的日常行为进行了拟人化、趣味化的延展，制作了趣味鲜活、有“网感”、有亲和力的短视频，吸引受众关注大熊猫的相关信息。游客与大熊猫的无形纽带通过互联网有形化、情感化，双方的情感联系也得以加深。

3.3.2 意识唤醒

意识唤醒是指在与大熊猫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唤醒游客的动物福利意识和环境责任感。具体而言，熊猫基地对游客动物福利意识的唤醒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文明行为惩戒。不文明行为惩戒是对游客动物福利意识的负向唤醒。通过对违禁行为的惩罚倒逼游客反思其不文明行为大熊猫的影响，进而激发游客对大熊猫动物福利的关注，达到“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效果。正如受访对象所提到的：“每次不文明行为通报都会引起公众愤怒的情绪，其实这是个好事，因为愤怒说明大家的动物福利观念提升了。”（A2）

第二，大熊猫知识科普。相比于行为层面的负向戒律，大熊猫知识科普更侧重认知层面的正向引导。为了扭转游客们对大熊猫凝视与逗趣的传统观念，熊猫基地在大熊猫兽舍周围的柱子、墙面与路边都设置了科普展板，向游客传递有关大熊猫自然行为、习性、动物福利等知识。“观猫”理念的更新也形塑着游客的行为实践，越来越多的游客将大熊猫的动物福利水平纳入体验满意度的评判标准之中。正如受访对象所提到的：“我们希望让游客在参观后获得的不仅是愉悦，还有对动物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A2）

3.4 具身障碍的弥合环节：实践变革

在具身障碍的弥合环节，组织行动焦点聚焦于实践变革。即寻求新的展示手段和策略，一方面将游客体验的具身诉求根植于动物福利的实践中，另一方面将动物福利理念嵌入游客体验方式内，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人合一”的协同提升之道。得益于响应环节的物质基础和调适环节的思想基础，在这一阶段，熊猫基地则聚焦于动物展示方式和游客体验方式的实践变革，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野趣呈现和镜像体验两个方面。其中，野趣呈现注重氛围场的变革，镜像体验则侧重游客行为场的革新。

3.4.1 野趣呈现

野趣呈现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展现大熊猫的野性魅力，提高游客体验的野生情趣。具体而言，熊猫基地的野趣呈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引导动物自然行为。自然行为是野生动物在自然状态下基于自己的天性表现出的动作，是动物野性的体现。引导动物在圈养条件下展现自然行为的关键是要根据其野生特性设置“丰容”活动，通过为动物提供良好健康的生活环境，来刺激它们觅食、嬉戏等本能。熊猫基地通过设置益智喂食器来增加大熊猫觅食过程的趣味性，延长大熊猫采食时间。同时，饲养员还会将一些熊猫们喜欢的辅食随机藏在兽舍的某个角落，大熊猫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高度活跃，运动量得以提高。这些按照大熊猫习性设置的丰容道具激发了大熊猫野性，既提高了动物福利，又向游客展示了大熊猫原有的野生状态，增加了观赏性。正如受访对象所提到的：“当场景给了动物更多可能性，它们才会表现出更多自然行为，这能让动物更有活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节假日会举行食物丰容活动，让大熊猫在破冰吃水果、筐里掏竹笋、洞里取苹果的过程中展现更多的自然行为，让大熊猫吃得开心，也让游客看得开心。对游客来讲，总是看到状态一样的大熊猫，和每次看到它都有不同状态，显然后者的参观体验更佳。”（A7）

第二，重构游客观览方式。动物自然行为的引导侧重从客观上呈现野趣景观，而观览方式的重构则强调对游客体验方式的引导，侧重从主观上放大野趣体验，使二者的叠加达到“1+1>2”的效果。在游览动线方面，熊猫基地文旅发展部门根据游客时间约束、旅游从众心理、入园大门、停留时间、景点选择特征等因素，设计了符合路网空间形态和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的多条旅游线路，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观猫”需求。在观看视角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笼舍式和壕沟式观赏方式，熊猫基地的兽舍依山随势而建，在自然的地形中为游客营造多角度沉浸式观赏体验。同时，每个兽舍只设置有1～2 个相对较大的参观面，其他区域则进行了遮挡。这种沿山的观赏方式更好地保护了大熊猫的隐私，让大熊猫有不被看到的权利，看似增加了游客体验的难度，实则通过多样化的视角增加了体验的趣味性与获得感。正如受访对象所提到的：“‘找’大熊猫的过程是获得沉浸式体验的关键，在找的过程中游客的脚步慢了下来，好奇心也会得到释放，相比走马观花式地浏览，反而更加容易注意到大熊猫的奇妙之处。”（A2）

3.4.2 镜像体验

镜像体验是指在无法提供真实具身体验的背景下，通过寻求“镜像”手段使游客获得“实像”感知，是对真实具身体验的极端模拟。镜像体验通过数字技术、心理模拟等手段，打破旅游情境的时空边界与场景边界，使游客能够获得身临其境般的具身体验。具体而言，熊猫基地打造的镜像体验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身体虚拟在场。在真实旅游情境中，游客体验面临时间约束与空间约束。为此，熊猫基地利用iPanda 熊猫频道、Pandapia 等24 小时互联网直播平台，实现了旅游场景的数字孪生与游客身体的虚拟在场。这些数字空间成为了现实空间的“代餐”，延伸和拓展了游客体验的时间与空间，使得游客不仅能够随时随地“云游览”，与大熊猫跨时空邂逅，还能获得现场体验所没有的视角与距离。正如受访对象所提到的：“平时要上课，没时间亲自到基地去看，所以课余时间我几乎全部用来蹲直播。这里也是熊猫爱好者们的互动平台，在线上和大家一边看一边交流，我也能感受到幸福和治愈。”（B4）

第二，补偿性感官体验。熊猫基地在园区内修建了大熊猫博物馆，博物馆内设置了大熊猫仿真化石，游客可以触摸大熊猫的皮毛、尾巴、脑袋、伪拇指，甚至还可以闻到熊猫的粪便味道。除此之外，科研人员还根据大熊猫的表现，分类出了十几种叫声，每种叫声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游客可以通过博物馆内的“熊猫语翻译器”解码大熊猫的声音，了解其背后的情绪与意图，实现与大熊猫的感官交互。

第三，工作后台呈现。熊猫基地通过把熊猫饲养员的“工作后台”搬至“游览前台”，将饲养员对大熊猫的喂食、检查、清理笼舍等日常工作过程景观化。通过让游客带入饲养员的角色与大熊猫进行跨角色互动，以心理模拟的方式实现构想性和代入性的身体互动体验。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野生动物旅游如何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这一核心问题，针对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实践，通过严谨的结构化数据分析方法，对野生动物旅游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分析，并在把握矛盾的基础上对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过程开展了深入探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4.1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关系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是野生动物旅游发展的内在矛盾，客观且辩证存在。本文针对熊猫基地中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进行案例分析，发现两者的矛盾同一性缺失、斗争性突出，表现为具身障碍。具身障碍反映了游客体验过程中身体参与的不深入和身心与情境交互的不充分。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矛盾双方所暴露的对立越多，孕育同一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野生动物旅游景区需深刻把握以感官悬搁、时空挤压和知觉噪声为表征的具身障碍，并对症下药，通过场景变革、观念变革、实践变革不断推动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秩序的回归，推进两者的和谐共生（图2）。

图2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矛盾关系的整合模型

Fig.2 Integrated model of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 welfare and tourist experience

4.2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的过程机制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关系是现代人地关系的重要表征，两者的协同提升过程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野生动物旅游何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窗口。通过案例分析，本文提炼了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的3 个关键要素：场景变革、观念变革和实践变革，并分析了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在3 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景区实现了动物福利和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游客获得了超越体验时空的长效价值。

在具身障碍的响应环节，组织行动侧重于场景变革，从本体论层面通过优化空间功能和升级设施以应对具身障碍。熊猫基地早期空间设计未充分考虑旅游功能和人流压力，接待弹性较弱，易在高客流下陷入运转脆弱状态，影响游客体验与大熊猫保护。场景变革旨在打破空间功能的单一性和运营接待能力的“刚性”，主要包括空间升级、生境还原和数智改造3个方面：空间升级通过扩大面积、丰富业态、强化符号来完善旅游功能和提高生态承载力；生境还原则通过引入伴生动物和栖息地植物还原自然情境；数智改造则借助全方位监控、实时预警、敏捷响应来提升管理效率，保障游客体验。

在具身障碍的调适环节，组织行动主要聚焦观念变革，从认识论层面引导游客生态价值观向动物福利靠拢。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秉持“动物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的基本立场，表现为以自我体验诉求为中心，忽视道德关怀。观念变革通过宣传教育增强旅游者对野生动物价值的认知倡导“生命共同体”理念。一方面，强化游客与大熊猫的情感联结；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唤醒，将生态价值观植入游客的体验诉求和行为，引导其主动规范行为、支持动物福利，推动旅游发展和动物保护的共生共融。

在具身障碍的弥合环节，组织行动主要聚焦实践变革，从方法论层面提升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核心在于重构动物展示于体验方式，使其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此视角下，基地从野趣呈现和镜像体验两个方面完成氛围场和行为场的革新。通过生态赋能，动物福利水平和游客体验质量均得以提升。

从内在机理视角来看，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过程经由“环境提质-价值联结-利益互嵌”的行动逻辑得以实现，其中，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动物福利目标和游客体验满意度的绩效目标是促使其修复具身障碍的动能，游客动物福利观念的转变是矛盾关系调和的根源，景区管理和设计理念创新是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优化的关键，各方面的共同作用最终推动了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图3）。

图3 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的过程模型

Fig.3 Process model for the synergistic enhancement of animal welfare and tourist experience

从结果视角来看，经由场景变革、观念变革和实践变革，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提升得以实现，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野生动物旅游领域的集中体现。由此，野生动物旅游的生态利益得到全面保障，由野生动物旅游体验所带来的长效价值得以充分释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野生动物旅游体验呈现出新的特征，即游客不再以消费野生动物为诉求，转而将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生活质量作为其体验质量的价值判别。在这一价值转化过程中，与大熊猫近距离接触的身体欲望自然而然地变为伪命题，经此导致的具身障碍对旅游体验的不利影响也随之消解，游客的体验诉求转而向兼顾生态和体验的更高维度的“具身”进发。

5 理论贡献与启示5.1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3个方面。

第一，本文基于生态文明视角，聚焦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关系这一野生动物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探讨了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是对现有研究成果基于人或动物一元论视角的重要突破，同时也回应了学术界对旅游发展与动物保护关系研究的呼吁[53-54]。受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现有文献要么关注旅游体验如何消费动物，要么关注野生动物旅游的动物伦理困境[55]，这些研究把人与动物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导致动物诉求和游客体验需求处于冲突割裂状态。本文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将研究视野由人与动物对立转变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并认为游客体验诉求与景区动物福利需要是相互嵌入并高度统一的，是对既有研究主客二元论思维模式的重要突破[56]。本研究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野生动物旅游体验以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融合交织、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平衡互嵌为价值表征，一方面丰富了理解野生动物旅游体验的重要面向，另一方面在底层思维模式上超越了西方生态观的原子化思维，为旅游研究分析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尝试。

第三，本文揭示了野生动物旅游中“身体隔离-体验满意”的具身张力及其管理化解机制，创新性地提出重构具身体验形态的理论框架，突破了传统在场体验范式，为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提升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路径。此前的研究认为，旅游体验是一系列肉体和具身碰撞[58]，依赖于身体可达，取决于多感官参与。沿着这一逻辑，学者们提出旅游情境对身体的约束会导致具身障碍，对障碍的移除、克服和遮蔽是提升旅游体验质量的必要手段[48]。而本研究发现，在野生动物旅游这类限制游客身体与景观接触的特殊旅游情境下，游客的具身体验存在显著的张力。游客身体与景观的隔离并非全然影响体验满意度，可以经由一系列的管理变革实现“身体不接触，游客也满意”。这一发现丰富了现有研究对具身体验的内涵解读。此外，本研究认为，在数智变革背景下，依托数字技术可以扩展游客感官和身体体验，弥合体验主体与吸引物间的具身鸿沟，造就身体远程在场与知觉替代在场，实现身体在旅游体验中的深度卷入。这一发现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以在场体验为中心的旅游具身体验研究模式，回应了学术界关于将数字技术融入具身体验研究的呼吁[59]。

5.2 实践启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野生动物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其中，游客利益与动物利益的权衡调适是推动野生动物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研究发现对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发展实践具有以下指导意义：一是在发展野生动物旅游中，景区始终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将动物福利摆在首要位置；二是管理者不应割裂看待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更不应将动物福利提升看作影响游客体验的不可克服的因素，应在景区管理和体验设计中采用科学合理的手段嫁接起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协同优化的桥梁；三是游客的动物福利价值观决定了其具身体验诉求，也决定着旅游体验满意度的衡量标准。为此，景区要加大对游客动物福利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让游客在参观后获得的而不仅是愉悦和知识，还有动物福利与自然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数智技术与互联网平台等数字空间是重要手段。景区要制定合理的数字化策略，通过短视频拟人化叙事、24小时直播等数字化手段打破体验时空界限，通过体验方式的革新实现动物福利与游客体验的协同拓展。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了三角验证法，也严格遵循了二阶编码分析的程序化步骤，但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干扰因素很难避免，所以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量化分析或混合案例研究等方法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检验与拓展。第二，本文为单案例纵向研究，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通过大样本检验。虽然熊猫基地案例选择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但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种类、特点繁杂，故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大样本研究进一步丰富研究结论。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5年第7期，脚注、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 郑果

责任校对 || 刘鲁

技术编辑 || 金朝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封面图片 ||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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