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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关键词，理解「城市传播」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7-30 20:25

#城市传播

有一些地处网红城市的学校，隔三差五要冷不丁地考点有关城市传播的话题。这个话题传播学教材上没提过，能获取的相关资料较少；不是那么主流，又不算太边缘。

——当你碰到一道这样的题，如果还只能硬着头皮写一千字的“符号如何表征城市形象”，是真的有一点normal，有一点out了。

也不仅仅是城市——随着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的物质性转向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兴盛，谈及「媒介化」，不得不考量媒介与空间的关系。

所以，那些研究地理学的传播学者最近到底在研究什么呢？

一、理论背景：媒介与空间

在进入正题前，有必要花一点笔墨简要介绍一下这一进路的兴起语境——媒介地理学的学术脉络。在电报发明以前，思想与信息的沟通与物理空间的通达是密切交织的，在这种“传播”与“交通”（transmission）不分家的情况下，早期传播学、社会学和古典地理学研究的边界极为模糊，如拉采尔讨论电报技术，库利研究交通理论，英尼斯研究铁路史和皮货贸易。

直到20世纪30年代，“传播”的意义开始逐渐脱离物理交通，专指符号和信息交流，詹姆斯·凯瑞将其原因解释为电报的发明让信息传输第一次在技术上摆脱了对物理交通的依赖，使传播研究似乎一下子跳出了空间和物质的障碍，进入了虚拟的意识层面。这一转向也使得传播学与地理学开始走向不同的分岔路，前者陷入以文本和内容为中心的套路，后者则走向物质主义的极端。

从20世纪70年代起，实证主义地理学“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表征转向”开始兴起。大体而言，这派观点认为空间和地方不是某种外在的物理现象，而是间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社会存在。通过强调符号的意义，以段义孚（Yi-Fu Tuan）、雷尔夫（Edward Relph）等为代表的早期文化地理学者试图以符号为中介，探讨人与地方的关系。

然而与此同时，这派学者疏远了人与现代技术的关系，甚至认为现代传媒对大众的迎合会扭曲人们的真实经验，我们熟知的梅洛维茨的“消失的地域”表达的也是类似的观点。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改造了这种“物我两分”的研究进路，也让地理学家重新正视媒介的意义：一方面，“文化”不再被仅仅等同于有形的物质制品和地理痕迹，无形的精神文化产品也被纳入关注范围；另一方面，他们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何为人”“何为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从符号学和英国文化研究中汲取批判力量，从捍卫“地方感”转向对“地方感”形成机制的更为动态和政治的考察，强调“当代与历史并重、社会与空间并重、都市与乡村并重、主流与抵抗并重、现实与表征并重”。

如果对这一学术脉络感兴趣，可以在b站听一听袁艳老师的这个讲座：

➤文献推荐

袁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二、关键词：「阈限性」

➤关联概念

物质性；空间实践；媒介化；技术建构

人类学家特纳发展并普及了「阈限性」这个概念，指“模棱两可（betwixt and between）的状态或过程，它处于获取和消耗、维系法律秩序、注册结构地位等正态或日常的文化和社会状态或过程之间”。阈限的时空具有模糊性、开放性、非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

“阈限性”可以用于理解一种处于「结构化」与「反结构化」之间的过渡状态，在公共与私人生活、虚拟与实体空间的边界渗漏、协商与冲突的当下尤为适用，具体语境如实在的城市物理空间与数字媒介构筑的影像空间之间；也可以用于理解某种从规范性社会结构中短暂脱离的状态，如具有狂欢性质的粉丝集体仪式。

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需要理解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传播与空间的互构观，即传播与空间相互依存、相互构成。传播学意义上的空间不是有形的物理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二是电子媒介对固化物理空间的突破与重塑的可能性，特定的传播设施及结构形成与特定传播方式、形态、节奏和频率等相关联的社会生活的“纹理”。

➤ 例证

在大众传播和媒介化发展的时代，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已然重构，生成了一个不断冲突、协商的流动的阈限空间，数字媒介在其中发挥着与日俱增的建构作用。以新媒体影像为例，“自拍”“打卡”等短视频城市影像实践，呈现了技术和城市的一种新型关系。大众媒介的信息虚拟移动，转变为人与信息在虚拟与实体空间的同时移动，虚拟位置与物理位置通过人的融合，交织在一起，人时时刻刻处在实体与虚拟的双重世界——赛博城市中。

➤概念延伸

“阈限性”不仅是一个可以用在论述题答案里的小词，也是一种思路，意味着在考量真实与虚拟、个人与集体、私人与公共、结构与文化等各种二元关系时，更明智的做法是努力寻找一种有逻辑性、可理解的调和，不要片面陷入单一视角或是左右横跳，也能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感受到你更为开阔和深刻的思考水平和学术视野。

➤文献推荐

①潘忠党《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

②孙炜《我拍故我在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

二、关键词：「媒介朝觐」

➤关联概念

网红目的地；打卡；城市形象

媒介朝觐（或称“媒介朝圣”）由学者Couldry从特纳的文化人类学“朝圣”概念发展而来，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描述性概念，即“到媒介叙事中重要的地点去旅行”。在网红目的地旅行日益繁荣的当下，这一现象也越发被传播学界关注。

使用这个概念的重点是关注人、媒介与地方三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可以用它来描述和理解网红目的地、狂热打卡现象的形成及媒介技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蒋晓丽&郭旭东（2020）将“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过程划分为媒介再现、具身接触和行动反馈三个阶段，并指出在移动传播技术的介入下，这一过程体现了人及其身体实践与空间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另一方面，也需要辩证地关注这一过程中媒介权力的合法化与无限膨胀。当媒介成为目的地的意义的主要生产者，身体与空间的接触被转换成了对媒介信息的“确认”，其结果是以视觉奇观为代表的象征资源的丰富度成为评价地理环境的重要指标。这种象征资源的高度不均衡制造了不同地方之间的“区隔”，使媒介朝圣成为可能，同时也微妙地促进了媒介机构的合法化。

➤例证

个体在自我展演中参与着媒介地域景观的构建。社交媒体环境下，人们到媒介“里”的地点“打卡”，模仿媒介“里”的人物拍照留念，最后以影像的形式在社交媒体分享朝觐体验。各种便捷的修图应用和视频剪辑软件为媒介朝觐中的“拍照仪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这场个体与朝觐地景观相结合的表演秀中，人们精心挑选拍摄角度，成为他人眼中的图像和构建媒介地域景观的重要参与者。

➤概念延伸

在应试中，相较于援引各种理论，描述性概念用起来不太容易踩雷，如果遇到与旅游、打卡文化、地方宣传相关的问题，这一概念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同时也可以在媒介文化相关问题中作为案例使用。

➤文献推荐

①蒋晓丽&郭旭东《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

②崔瑶《媒介朝觐：对媒介地域景观的想象和向往》

三、关键词：「数字地方感」

➤关联概念

地方意象；城市形象；社会嵌入

如果说前两个关键词关注的重点是媒介对地方/空间的建构，那么“数字地方感”关注的是空间认知的改变对人的社会关系、交往文化、自我与地方认同等层面的影响。

数字地方感可定义为数字媒介时代，个体基于参与式的媒介书写实践而生成的对地方的动态感受，其具备以下特性：

（1）互文性：虚拟知识和地方知识的互文。数字地方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持续性的移动媒介实践留下新的城市文化痕迹，致使虚拟知识与地方知识融为一体。

（2）流动性：体现在流动的文化边界。数字地方感并非全然媒介产物，文化环境与地方知识贯穿于移动媒介实践，致使数字地方感处于多元、流动的状态。

（3）参与性：数字媒介时代，参与式的地方媒介书写重塑城市空间的同时，也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数字地方感，让人与城市的交流成为可能。

➤ 例证

有学者指出，不断增长的移动空间正逐步削弱传统城市供人停留、接触、交谈的公共空间，“共处而不交流”升级为“自然化”的行为。但在对网红城市青年数字地方感的考察发现，松散的媒介实践让人们在快速移动的当下制造出形态各异的移动空间，凝视过去传统媒介环境被忽视的微观场景，引发人与城市不可预测的自发交往，促使人们在移动互联时代重新认识城市，摆脱千篇一律的城市气质，寻找个体在城市的意义。城市也不再只是交通流动的空间，而是承担传播沟通功能的重要桥梁。

➤概念延伸

随着人文社科研究愈发强调人文关怀，对“老漂族”、农村和小镇居民、城市流动人口等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地方认同在这些议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城市传播领域，「数字地方感」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到数字鸿沟、现代社会的原子化等诸多议题，在应试答题中很适合作为论据使用。

➤文献推荐

①覃若琰《网红城市青年打卡实践与数字地方感研究——以抖音为例》

②卞冬磊《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