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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5-07-16 00:51

　　陈文新教授的《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是其小说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其重要特色在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建立或揭示我们民族的小说传统。该书包括上编“文言小说研究”和下编“白话小说研究”两大部分。许多重要成果，新人耳目，对传统小说做到了同情之了解，并对小说研究有指示路径的意义。

　　作者从传统目录学和古代文言小说理论家的著作切入，联系子书、史书和集部作品综合研究，对文言小说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厘清其各类别不同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追求，并进一步考察唐人传奇的文体渊源和文体特征。关于这个学术热点问题，学术界曾作过有益的探讨。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其特征为：有意作小说，多幻设语；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陈先生撰写该书《传记辞章化：对唐人传奇文体属性的一种描述》这部分进行深入论证，判定“唐传奇借鉴了子部、史部作品的叙事方法，同时又吸收了辞章的选材角度和艺术表达方式”，得出结论：“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的基本文体特征”。此结论既包含一个历史过程，又揭示了对象的内在品质，能够很好地解释多方面的问题。这是21世纪唐人传奇研究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立足于小说传统，作者还澄清了人们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非经典作品的误解。他依据中国子、史、集各自独立的叙事传统，具体阐述纪昀根据子部叙事传统创作《阅微草堂笔记》，在题材选择、虚构限度、叙述手段和叙事风度上的体现，在《〈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这部分说：“《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性可与《史记》（史部叙事经典）、《聊斋志异》（偏重集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等相提并论。现代学者在面对《阅微草堂笔记》时，应当采用子部小说的原理来阐发文本，否则，牛头不对马嘴，议论越多，误解越深——不仅是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误解，也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误解。”

　　他深切感到文言小说研究忽视辨体导致的弊端非常严重，在第一部分《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鲜明提出了这个主张。他身体力行对文言小说进行辨体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在这一领域具有典范的意义。

　　从西方文艺理论出发研究白话小说，虽然能够获得成就，但会让人觉得不恰如其分，有遗珠之憾。而从中国小说传统研究白话小说，走的是一条正道。陈先生走出了一片新天地。其《〈三国演义〉的文体构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考察《三国演义》的统系渊源和累积型的创作过程，从其兼受正史（《三国志》及注）和民间故事（宋元讲史和戏曲）的影响，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其创作过程的事实，发现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他指出，《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巨著。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某些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对于一部集大成的小说，要准确地理解它，必须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前提，否则就会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红楼梦》贾宝玉的形象问题，人们历来感兴趣，分析的文章数不胜数。作者从文学传统出发，独具慧眼，另辟蹊径，找到了揭示其形象的最佳途径。他根据《红楼梦》给贾宝玉的定位“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发现与他属于同一谱系的人物是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在《贾宝玉的谱系归属》这部分，作者具体分析他们追求艺术化的感情生活的共同特点，以及在功利生活方面的无能或不关心，并进一步指出：“《红楼梦》将贾宝玉纳入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一人物谱系，并以之作为小说主角，这是对人情小说传统的一个重大超越。”“以贾宝玉这样一个‘情痴情种’作为男主角，这是《红楼梦》别开生面之处。他不是‘浮浪子弟’（如西门庆），也不是‘正人君子’（如铁中玉），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贾宝玉形象被揭开了“庐山真面目”。

　　陈先生长期致力于研究传统小说的民族特色，是因为他目睹大量“食西不化”的事例，深知其后果是导致了许多学术盲点和学术误区。传统小说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着民族的养料、水分和阳光。如果不从民族传统出发考察古典小说，就很难对它产生同情之了解。注重建构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注重小说的辨体研究，是该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也是作者的学术信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