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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博物或荒谬:外国人眼里《本草纲目》靠谱吗?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09-17 09:30

本文节选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作者：[美]范发迪，译者：袁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与鸦片战争前相比，19世纪后半期在华英国人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中文书籍。他们可以轻易地在主要城市购买到图书。图书资源的增加，拓宽了他们对中国文献的接触，也让他们在博物学研究中可以参考更多的资料。本章至此比较宽松地使用诸如“关于博物学的中文著述”或者“中文的植物学著述”之类的用语，这是因为西方汉学博物学家自己就采用这些说法。这种把自己的知识分类强加于中文著述的习惯，源于文化遭遇时把不熟悉的事物按其特点翻译并归类于自己熟悉的事物的做法，也就是帕顿（Anthony Pagdon）所谓的“比附原则”（principle of attachment）。它也显示出汉学博物学家以西方的科学为透镜来看待中文著述。然而，在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现代中文中的“植物学”（即对植物的系统及科学的研究）诞生于1858年，用来指称西方有关植物方面的科学。它最早出现在林德利《植物学提要》（Elements of Botany）一书的中文译本当中。与此类似，“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

但是中国人的确著述了大量关于动、植、矿物方面的文献，而且发展出各种文体、分类及学术传统来描述、组织动植矿物。举个例子，在晚明和清代士人中间盛行的园林文化和园艺促成了大批园艺学文献的出现，其中包括花谱、园艺手册、花卉画入门之类的著作。文人莳花养草、咏梅颂竹，菊谱、梅谱、兰谱等对这些花按照其美学特质及象征意义，分门别类，品评高下。所以，只有从这种“花文化”来看，我们才能理解这大量文献著作的原来意义。西方汉学博物学家们当然知道，这些中文著作原定的读者和自己有着很不相同的品味与需要。但是他们将这些著作以自己的科学观念词语加以重新组织，从而评价它们对博物学研究的价值。在浩瀚的中国文献中，博物学家认为最有用的是什么样的资料呢？

首先是那些专注于动植物或其他自然事物的著作。这些文献与西方博物学的书写模式似乎有足够类通之处，因而西方博物学家经常直接将其比拟为自身的博物学传统。但是如果把边沁的《香港植物志》、西博尔德的《日本动物志》、弗朗谢的《谭微道植物志》或者谭微道的《中国鸟类》与一部传统中文著作摆在一起，在华的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者大概会觉得后者是个大杂烩。除了那些愿意去加以深入了解的博物学者，其他的博物学者，在刚接触到中国传统对自然事物的分类、排序和描述时，恐怕是失望居多。一般说来，最常被西方博物学者引用的中文著作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通常被译成“Great Materia Medica”。该书体例庞大，内容广博。17世纪的一个版本有36卷，囊括了超过1200种植物、动物和矿物。至少从17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学者就已知道这部著作，即使在19世纪，它也一直是“所有研究中国博物学的学者必备的教科书”。《本草纲目》循古习将动物归类成五“部”———虫、鳞、介、禽、兽。每一部再分若干类，例如禽部包括了水禽类、原禽类、林禽类、山禽类。每一类又分很多种；这些“种”有的与现代生物分类学的物种相对应。鳞部分成四类，但这些类别是基于外形而定，不像禽类是以栖息地来划分：龙类（如龙、蜥蜴、穿山甲）、蛇类、鱼类、无鳞鱼类（如乌贼）。跟动物类似，植物也分成五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和木部，下面再分31类和难以计数的种。其中一些分类按照习性定义，而其他分类则按照形貌和功能定义。所以一个“种”有可能对应一个或多个现代生物学分类的物种，甚至是相隔甚远的不同类里的物种。

《本草纲目》中的分类法承前启后，对后代同类著作影响甚巨。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是植物学家格雷（Asa Gray）的朋友，他认为中国分类法“粗糙且不科学”，并以其中的植物分类为例，宣称“各类群里的成员之间甚至比埃及奴隶贩带着的各色各样的一群人之间更没有亲属关系”。他认为《本草纲目》“远落后于普利尼（Pliny）和迪奥斯科里季斯的著作”，并警告同侪说：“该书的名气只会使书中的谬误延续下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卫三畏的看法。动物学家和德国领事穆麟德认为，《本草纲目》中的动物分类体系“即便不优于，也至少相当于林奈以前的欧洲动物学家所发展出的体系”。他还称赞早期中国博物学著作所展现的“相当敏锐的观察力”的种种迹象。在华的西方动物学家主要注重研究哺乳动物、鸟类和鱼类，而这些都是较大型的动物，不一定需要很多细节就能知道书中叙述所指的是什么动物。因而，他们觉得一些中文著作中的描述还算精确。此外，一些西方博物学者在越来越熟悉中文著作之后，也变得更为欣赏这些著作。正如李约瑟所说，贝勒在经过11年的研究之后，抛弃了他早期大部分的对中文著作的批评。基于他对中西植物学问的异同较敏锐和成熟的看法，他建议中文著作应该“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并……附以评论”。

《本草纲目》和其他主要的中文药书，包括了对动物或植物的描述、开列异名、解释药性并提及产地。我们可用木兰为例。《本草纲目》列出了它的四种异名，每种都援引资料出处。作者接着还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些名称。接下来是外形描述，包括了四处前代著作的引文和一处作者本人著作的引文。这些引文描述木兰树叶和花的形状及颜色、成株大小、出产省份、功用、俗名等。作者继续解释说，该树在（农历）四月开花，而过20天后花就会凋谢，也不产果实。作者接着就与木兰相关的几个传说作出评价。最后，他解释了木兰的药性和用法，并且为某些疾病开出药方。例如，木兰花可以治鱼鲠骨鲠。

贝勒，也许还有其他多位学者，并不觉得中文植物学著作特别难以理解。因为书中叙述常常是明确而直截了当的。《本草纲目》全书使用颇为一致的结构原则和描述语词。花的颜色和花期通常都会提及。但贝勒还是觉得在此类著作中“对植物描述的细节”“贫乏而不能令人满意”。传统中国并没有一套可以共享的、像现代植物学拉丁文那样的术语，无法用多少已经标准化的术语来再现某种植物的特征。所以，在描述一种植物时，常常得靠比照另一种植物的各部分才行。问题是，欧洲读者通常都未曾见过这两种植物的任一种，所以很难从比较描述中得到什么清楚的内容。贝勒对此很头疼，不过他也承认，在林奈的时代以前，欧洲植物学著作也广泛采用同样的做法。传统中文著作中的文字描述有时会附图例。例如《本草纲目》就收录了一千多个图例，各有不同的风格、品质和来源。同文艺复兴及现代早期欧洲博物学著作一样，中文著作常常不加分辨地复制前代作品中的图样。传教士兼汉学家花之安抱怨这种做法说：“这些书的作者常常是对书籍比对自然界更熟悉，而刻印工则是对两者都不懂。” 即便到现在，学者也不清楚当时中国人怎么使用《本草纲目》中的图例，因为它们很多都过于粗疏，不太可能用来进行实际鉴别，所以很难说此类视觉表象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本草纲目》称这些图例可以帮助鉴定实物，但由于图本身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也许只会凸显图例与实物之间的差异。不过，当中文著作收录直接从自然界写生的图鉴时，其精准程度可能会引起博物学家的注意。贝勒称赞一部15世纪初出版、为救荒而写的可食用野生植物图谱《救荒本草》，认为其中很多木刻图“的确要比17世纪欧洲的木刻还高超”。

西方动植物学家对中文博物学著作的木刻有不同的评价。尽管贝勒赞赏《救荒本草》，但他仍认为传统中国图例常常“太粗糙，以至于很少能从中得到什么答案”。另一位植物学家在提到《本草纲目》的图例时，笑着说道：“常常很难分辨图里画的是一株植物还是一只鸟。” 但是，福威勒（Albert Fauvel）却从《本草纲目》中选了一幅图片，附在他关于中国鳄鱼的论文中。郇和与穆麟德这两位动物学家认为，一种中世纪的中国古辞书《尔雅》的插图很有用。然而，贝勒却不这么认为。这些不同看法源自于这点事实，即，与鉴别某种大型动物相比，鉴别某种植物需要更多的细节。鉴别植物常常需要花和叶的精确细节，但这些细节却在传统图例中被简化成一两笔。唯一一部因图例精美而广受称赞的中文著作是《植物名实图考》。作者吴其濬亲自根据实物标本制作了书中大部分的插图。这些图描绘比较细腻精确，常常足以缩小某种植物身份的可能范围，使得研究不至沦为乱枪打鸟。贝勒在其一部关于中国植物学著作中，复制了好几幅吴其濬的插图。谭训也在他关于菩提树的论文中收录了一幅图例。当韩尔礼试着向皇家邱园园长威廉·西塞尔顿戴尔解释某一种植物时，他也附上了《植物名实图考》中该植物的插图。不论这些中文著作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眼中是如何不尽如人意，《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还算是中国植物学著作中经验主义色彩最强的。而他们在研究中还常常得与那些文学性较重的书籍缠斗。《广群芳谱》（1708）是他们研究中最广泛征引的参考书之一。该书通常被翻译成“Enlarged Botanical Thesaurus”。尽管译名如此，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有特定主题的选集，包括了摘选自大量文学作品的引述。引文按照植物种类编排。尽管汉学博物学家们很少专门去将它与“本草”文类相区别，而统称其为植物学著作，但该书实际上应属于园林文学传统的范围。在《广群芳谱》中，经验式的观察同诗歌、食谱、寓言、药方和历史传说混杂在一起。本书体例庞大，有100卷之多，涵盖1500多种植物。这种无所不包的综合性使《广群芳谱》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信息资料库。

此外，众多中文地理著作也是在华西方博物学家常常翻阅的参考书。将他们引向地理学著作的不单是他们对历史地理学和栽培植物史的兴趣，也在于田野调查以及相互对照博物学文献有助于研究的需要。中文地理学著作有多种形式，不过方志是最主要的资源。地方志作为一种官方或半官方出版物，常由郡、省、州级别的政府机构发行，描述该辖区的地理、历史、人文、物产。在华洋人非常依赖这些方志，以获得关于特定地区的信息。通常方志都包括一个物产卷，其中列出并描绘本地植物、动物和矿物，此类目录的目的是罗列展现该地的特产，但方志与方志间的这类目录在质量上有相当大的差异。

举两个例子。像《贵州通志》（1742）中所记载的那种简明目录，收录了几百种事物；其中大部分都没有注解，只有名称。而像《四川通志》（1816）中所记载的那种比较详细的目录则长达数十页，而且所提及的事物常常附有简短的说明。方志最有价值的特色之一是它们具体指出郡、县级别的产地。博物学研究者因而能将注意力放在某个确切的区域。无可讳言，地方志里注解式的目录很难达到西方博物学家特定的标准。相对而言，他们对经验观察上准确及彻底的要求，只会让一个普通的中国地方官感到困惑不解。不论如何，方志还是为西方博物学研究多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出发点。除了自然事物方面的信息，方志还涵盖农、工、商业；博物学家从这杂乱无章却又独一无二的文献中搜集有助于经济植物学研究的资料。19世纪70、80年代，当英国人开始在中国西南旅行探险时，他们总是把当地方志带在身边。事实上，方志甚至对较专业化的研究也很重要。尽管郇和抱怨方志品质粗糙，但在他19世纪60年代对台湾和海南岛动物的开创性研究中，也常常依赖当地的方志。他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他原先不知道的在这两个岛上生存的动物。穆麟德认为一部方志对研究中国北方脊椎动物“非常有用”。贝勒则宣称，方志中关于自然物产的描述有时“极为具体入微，并附有来自在地观察的有趣评论”，有助于植物地理学的研究。汉学博物学家并没有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文献，如本草和地理书籍之类。他们还参考了许多其他文类，包括游记、辞书，甚至还有佛教文献，因其可能含有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植物的记载。到19世纪末，大量中文文献已被爬梳过了。贝勒关于中国植物学文献的著作《中国植物》（Botaniconsinicum，1881）在同类研究中最为全面，其中罗列了超过一千本的中文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