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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生命的神话：永续生存的力量（3）

来源：花匠小妙招时间：2024-12-10 04:41

禅宗让你返回真我，探寻你从何而来，而非你从何得名

禅宗的首要目的就是打破我们的概念之网，这也就是为何有些哲学流派把它称为“无思”。众多西方心理学学派都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并一直在追寻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对某些人来说，寻找生命的意义可能有所帮助，但这种帮助，归根到底，只是停留在启迪智慧的层面。当实际生活中的智慧被命名分类、确认关系、界定意义时，其中最为内在的东西就已经丢失了。与此相反，禅宗认为，生命以及对生命的知觉都是先于意义而存在的，并主张让生命自然而至，呈现其本色，而不是为其命名，添加意义。禅宗让你返回真我，探寻你从何而来，而非你从何得名。

如果一个人不断地将自己的生命编织成一个目的和意义之网，

这里有一个禅师极其推崇和称道的佛家故事。释迦牟尼立于灵山之顶，以一手拈花的简单手势向众弟子布道的全部内容。然而看了大师的手势后，众弟子中只有一人展颜一笑。此人就是被后人视为禅宗创始人的圣人摩诃迦叶（Kashyapa）。释迦牟尼注意到了迦叶，向他点头示意，并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该教义是为苦苦寻求生命意义、饱受思想枷锁之苦的人准备的。祈求摆脱这枷锁的众生能够寻找出口，终有一天，他们将参透其义。）

据说，释迦牟尼本人也是经历了数年的艰难探索和苦苦修行之后才冲破藩篱，修成正果的。当他最终来到菩提树下，来到这棵位于宇宙中心、能够启迪心智的树下时，他便进入了佛陀本人内心原始寂静的中心。诗人艾略特（T.S. Eliot）在《燃烧的诺顿》（ Burnt Norton）里将其描写为“转动不息的世界的静止点”。诗中提到：

我只能说，我们曾在那儿待过，但我说不出是哪儿。

我也说不出待了多久，因为这样就把它纳入了时间。

在那棵树下，还有威力无比的魔王摩罗，他是欲望与死亡之神，世界正是在他的力量下运转的。他化身欲望之王来到佛陀禅定的圣座前，想破坏他的修行。摩罗猜想佛陀平静的气色下仍有对欲望的渴求、对美色的眷恋，便派自己3个美丽动人的女儿“欲望”（Yearning）、“满足”（Fulfillment）和“懊悔”（Heartache）一同上阵，在圣座前诱惑佛陀。只要禅坐不动的修行者动了尘念，想到了“我”，他就一定会想到“她们”，那么他就会陷入困扰之中。然而，释迦牟尼已经丢弃了所有的具象和小我，即ji hokkai（宇宙万物），所以他纹丝不动。魔王的第一次诱惑失败了。

接着，魔王又化身为死亡之王，带领气势汹汹的众魔冲向圣座袭击佛陀。然而，佛陀仍稳稳禅定，脑中没有任何念头闪过，既没有“我”也没有“他们”。第二次骚扰还是失败了。

最后，考虑到释迦牟尼修行前乃一国王子的身份，魔王再次来到圣座前，来到这“转动不息的世界的静止点”上，对释迦牟尼“好言相劝”。摩罗以身为皇家王子，理应肩负治国救民的重责为由，挑战佛陀的修行信念。对此，王子给予了这样的反应：他简单地改变了打坐时右手的姿势，让手指滑过膝盖接触到大地，即所谓的“触地势”。而大地女神，这位在人类社会之前就存在的、具有预言本领的自然之母，由此得到佛陀的旨意，以巨大的雷声回答魔王，向世间昭明，经过了无数次生命轮回，在此禅定修行的佛陀已经将自己奉献给了这本无一物的世间。

这时，连摩罗乘坐的大象“欲望”、“死亡”和“责任”之神都下跪向圣座朝拜，对佛陀示以敬意，而摩罗和他的魔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释迦牟尼当晚在树下完成了自我修行，获得了真谛。这也就是我所提到的，摒弃了“自我”“假我”，拥有了ri hokkai，这种超越了所有名号等具象的真谛，正如我们在《由谁奥义书》中读到的那样，它是“不可言说”的。

而当释迦牟尼看破红尘、尽享内心与灵魂的解脱之乐时，他被顿悟的一刹那出现的巨大颤动和光亮震住了，于是他又在树下生根似的坐了整整七天；接着又起身站在离他禅定之地七步之遥的地方，凝视着他获得顿悟的地方又是整整七天。他在禅定和站立的两地之间徘徊又徘徊了七天，然后他在第二棵树下坐了七天，思考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与禅定无关的各种经历。在第三棵树下，他深沐于解脱之乐中，又是七天；接着他又来到第四棵树下，一股巨大的暴风雨袭来，将佛陀包围，整整七天。世界之蛇沿着宇宙之树攀缘而上，轻轻缠绕在佛陀周围，展开它巨大的外颚叶，遮住佛陀的头部，为他遮风挡雨。暴风雨渐渐逝去，世界之蛇也消失了。在第五棵树下，佛陀又思索了七天，认为真谛“无法传教”。

的确，觉悟（illumination）是不能交流的。

佛陀刚刚有了这种念头，来自天堂最高处的神，梵天、因陀罗（Indra）和他们的天使就降临人世，来到圣座前，请求佛陀为了普度百姓、解救众生而布道。佛陀答应了，然后便开始了在世间长达49年的传道之旅。但是他始终没有，也不能教授人如何觉悟。由此说来，佛教也只是一种道路（Way）。而这个道路，就是一种运载工具，被叫作“乘”（yana，音译为“衍那”），是渡我们到彼岸的工具。它将我们从此岸ji hokkai（独立的事物，无数盏灯，独立的无数束光线）带往彼岸ri hokkai（超越概念和意识的罗网）。而在彼岸，寂静之后的静默在泛滥的经验面前变得更真实了。

“他助”之道

那么，释迦牟尼是如何传教的呢？

他化身治病救人的医生来到世上，为病人看病。

他首先问道：“世人疾病的症状是怎样的？”

答案是：“痛苦！”

圣谛第一义：“众生皆苦”。

我们听到了吗？我们理解了吗？“众生皆苦”这里的关键字是“众”，而它不能被理解成我们所谓的“现代”生活，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我最近听说过这种说法），如果社会制度改变了，人们可能会有幸福的生活。佛祖教导的不是变革，他的圣谛教义的真相是生命——所有生命——都是痛苦的。因此，无论病人处于何种社会、经济、地域条件之下，佛祖都可以给予他抚慰。

因此，佛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全部治愈吗？”

答案是：“可以！”

圣谛第二义出来了：“痛苦可以化解。”

解脱并不是所谓的生命的解脱，弃世、自杀或任何类似的形式，因为这些都不能使病人恢复健康。当佛教被解释为生命的解脱时，佛教便被误传了。佛陀的问题是寻求痛苦的解脱，而非生命的解脱。

佛陀曾设想并已达到的健康状态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答案便是他的第三个圣谛：“痛苦的解脱便是涅槃。”

梵语名词nirvana的字面意思是“熄灭”，在佛教教义中指自我主义的消失。自我主义消失后，享受的欲望、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社会赋予的责任感也都会随之消亡。因为这种释放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外部的权威，这种发自内心的动力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对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的怜悯。释迦牟尼并没有选择死亡，也没有逃离尘世，而是在充分学习和体验ri hokkai的过程中完成顿悟，并逐渐进入ji hokkai，讲经布道直至82岁高龄。

那么佛陀到底传授了什么呢？他讲授了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道路（Way）。八正道就是佛陀解说的教义：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然而，如果你要问佛陀所谓的“正”究竟指的是什么（梵语中是samyak，意为适当的、全部的、完整的、正确的、合适的、真实的），在各种权威的解答中，你会发现佛陀的信徒对其教义的理解并不总是一致的。

最早的教义就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佛陀的生活方式中。他淡出尘世当了和尚，深入丛林或进入寺庙苦行修炼。这些做法就是jiriki，“自助”，他们离开尘世，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消灭对各种物质的欲望、对死亡和失去的恐惧、对社会的责任感，尤其是消灭所有关于“我”和“我的”的念头。在其一生中，佛陀自己仿佛都代表着这种消极无为的生活，而这种寺庙生活方式延续至今，已成为遍布佛教世界的主导力量。

但是，释迦牟尼（据现有记载，大约从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年）之后大约500年的时间，西方基督教纪元到来了，北印度佛教中心出现了解释教义的新趋势。倡导者自然是佛主的某些晚期追随者，他们自己得到了启示，并能够领悟那些在早期教义中所遗失的含意。他们认为人其实不用真的抛弃俗世生活，不必通过当和尚或尼姑来获得启示。人可以继续其俗世生活，无私地完成俗世任务，这样无疑也可以达到目标。

这一伟大的觉悟将我们带入佛家思想和意象的中心，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理想的形象，不是一个远离了尘世劳苦和喧嚣的光头和尚，而是一个王者的形象，他身披黄袍，头戴华冠，手持一支象征世界的莲花。他以此向众生昭明，这个形象就是菩萨。也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一位神，他“正在”（sattva）“觉醒”（bodhi），因为Buddha这个词意为“觉醒”，所以bodhi就是“觉醒中、觉悟”的意思。最有名的觉醒形象还要数有着无数美好传说的美丽圣人观音，梵语为Avalokiteshvara，这个名字通常被理解为“我佛慈悲”。这个人物在印度艺术中总是以男性的形象出现，然而在远东，例如在中国，却变身为大慈大悲的女神形象——观世音菩萨（日语为Kwannon）。这样一个超越了性别限制的形象确实要比男性形象显得更有怜悯之心。

有关菩萨的传奇告诉我们，正当他要从我们的尘世，也就是从轮回的漩涡中获得彻底解脱时，他听见了包括岩石、树木在内的万物的悲鸣声，当他询问这声音的意义时，他被告知，他的存在给了众生发自内心的涅槃般的喜悦，而这一切，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将随之消失。由于对众生的无私奉献和无限怜悯，他放弃了经历无数次轮回才找到的解脱之道。因此，他继续留在世上，以一个导师的身份为众生服务和帮助众生。在商人中间，他就是商人的形象；在王子中间，他就是王子的形象；甚至在昆虫堆里，他就是一只昆虫的形象。无论我们在何时相互交谈，他总是出现在我们当中，给予指导或无私的帮助。

有一个迷人的中国传说讲述了伟大菩萨的无限拯救力。

黄河上游的一个偏远村庄里居住着一些质朴的村民。他们从未听说过宗教，他们只关心射箭和良马。然而，一天清晨，一位非常美丽的年轻姑娘出现在村庄的小路上。她手里提着一只用绿绿的柳枝叶儿编成的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河里的金鲤鱼。她大声叫卖，鱼很快就卖完了。鱼卖完后，她就消失了。第二天清晨，她又来了。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这个村子里的年轻男子自然都心领神会，开始观察起这位美丽的姑娘。一天早上，大伙儿拦住了她，纷纷请求她嫁给自己。

“哦，亲爱的年轻人，”她回答道，“我当然希望嫁给你们，但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不可能嫁给你们所有的人。所以，如果你们其中有谁可以背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心经》（Sutra of the Compassionate Kuan Yin），我就会嫁给他。”

年轻男子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东西，但当晚他们就开始行动了。第二天早晨当年轻姑娘出现时，有30个青年来向她示爱。“哦，亲爱的年轻人们，我只是一个女人，”她再次回答道，“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可以解释《心经》，我肯定会嫁给他。”次日，只来了10个人。“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在三天内悟出《心经》的意思，我一定会嫁给他。”姑娘许诺道。三天之后的早晨，姑娘再次出现了，这回只有一位青年站在那里向她问好。他叫梅罗（Mero）。当她看见他时，美丽的姑娘笑了。

“我想，”姑娘说，“你确实已经悟出了《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心经》的意义，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成为你的妻子。今晚在河边，你会找到我家的房子，我爹娘会在那里迎接你。”

梅罗按照姑娘的吩咐于当晚来到河岸边寻找，果然在岸边岩石中找到了一座小房子。一对年迈的夫妇站在门口召唤他。当他赶到时，老人唤着他的名字，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老妇人则领着青年来到他们女儿的房间。

老妇人把青年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然而，房子里却空空如也。从打开的窗户向外望去，青年看见一片沙滩远远地延伸到岸边。沙滩上有一位女子的脚印，于是，青年便沿着脚印向前寻找，在水边发现了两只金色凉鞋。他环顾四周，一片茫茫暮色，岩石中的小屋也不见了。只剩下河岸边的一丛芦苇，在夜晚的微风中沙沙作响。突然间，青年明白了，渔民姑娘不是旁人，正是菩萨本人。这时，他完全感受到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无限仁慈。(1)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一则讲述“他助”之道的寓言，即tariki，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小猫类型”。然而，这并不是禅宗的方式。我已经提到了释迦牟尼一手拈花布道，而众弟子中只有一位领悟其义的传说。试想我现在手持一只莲花，询问你们它的意思。或者试想，不是莲花，而是大家所熟知的参照物，试想我举起一枝毛茛并且询问这毛茛的含义吧！又或者是举起一枝枯干，询问其含义是什么。再或是，试想你们问我佛教或是佛陀的意义，然后我举起了一枝枯干作为回答。

佛陀又被称为“如来”（Tathagata）。他并不比一枝花、一棵树拥有更多的意义，也不比宇宙拥有更多的意义，也不比你或我拥有更多的“含义”。无论何时何物经历这个过程，都只是其自在和自为，不涉及任何概念、关联或实际关系，这样一种纯美的吸引刹那使观者回归到没有含义的自身的存在，因为他只不过是“如来”，是一种意识的载体，就如同一堆火中溅出的一个火星儿。

中国的“禅宗”大师

公元1世纪时，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僧人们受到了当时的皇家礼遇。朝廷兴修寺庙，投入大量人力翻译印度经文。尽管将梵文译成中文的工作确实艰巨，这项事业仍声势浩大地进行着，经历了硕果累累的500年，一直到公元520年。那一年，一位得道高僧，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达摩祖师（Bodhidharma），来到了中国。他很快来到皇宫参见当朝圣上梁武帝。据史料记载，梁武帝问固执的达摩：“朕称帝以来，译经卷、建寺庙、渡僧徒，是否积了不少功德呢？”

达摩祖师回答：“无功德可言！”

“何以无功德？”皇帝问道。

“此乃下等修行。”祖师回答道，“这些行为都是有求而作，如影随形一样，虽有却华而不实。真正的积德是拥有智慧，是本源心性清净，自证自悟自得圆满，不必向俗世迷界去求。”

“那么，好吧，”皇帝追问道，“何谓圣谛第一义？”

“皆空。”达摩答道，“廓然无圣。”

皇帝龙颜不悦：“你说没有至尊，那么，站在朕面前的僧人又是谁？”

达摩回答：“我不知道。”接着便离开了大殿。

此后，达摩祖师在一座寺庙安顿下来，过上了隐居生活。在那里，他面壁坐禅，一坐就是九年。正如我们所知，祖师要以此教导众人，真正的佛教不是追求表面的工作，也不是翻译佛经、拜祭佛祖之类的事情。

一天，一位儒家弟子来拜访祖师，名叫慧可（Hui K'o）。慧可满怀对祖师的崇敬之情，见面即叫“师傅”，欲拜达摩为师。然而，祖师根本不理睬他，依然面壁坐禅。慧可就立于原地，朝夕侍奉数日。后来天气骤变，大雪纷纷而至，达摩仍然纹丝不动。最后，为了表明自己拜师求教的诚意，慧可挥剑斩下自己的左臂并将其呈予祖师。见此，达摩终于转过身来。

“诸佛法印，可得闻乎？”慧可说。

“匪从人得。”传来祖师的回答。

“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将心来，与汝安。”

“觅心了不可得。”慧可说。

“我与汝安心矣。”祖师说完又转过脸面向墙壁。慧可突然间顿悟，超越了所有的常识和觉念，悟到“真乘”的含义，成为日后中国第一位禅宗大师。

另一位中国禅宗中的重要宗师是慧能大师（Hui-neng）（公元638—713年）。据传，慧能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全靠儿子卖柴为生。一天，慧能站在一家私家大院门口等候主人吩咐。他听到院里有人在诵读大乘佛教经文《金刚经》（ Diamond Cutter），当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时，突然心明神会，顿悟其义，从此便触动了机缘，彻底被佛法征服了。

为了增进对佛法的理解，慧能来到黄梅寺院求学。这里的老住持弘忍（Hung-jen）是该时期的禅宗祖师，他接受了这个未受教化的青年，并安排他去了厨房。8个月之后，弘忍意识到自己选择传人的时候到了，便向众弟子宣布，如果谁可以写出一首简单的诗偈，最准确地概括禅宗的教义，谁就可以得到象征最高权力的住持的衣钵。当时有大约500名和尚参与竞争，他们中间有位弟子天资聪慧，是大家公认的衣钵继承人，他就是神秀。神秀的四行诗被选出来题在了斋堂门旁的墙上：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这首诗的主旨是，佛教的禅定精髓在于勤奋努力，从而保持心灵的纯洁。

然而，慧能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厨房伙夫，在听说这场竞争之后，请求一个朋友当夜随他来到墙前，为他诵读神秀的诗。听完，慧能请求同伴将他的诗附在了神秀的诗之后，也是4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第二日，老住持听到了弟子们热烈的讨论，便来到墙前，在这首匿名诗前伫立了一会儿，接着便脱掉鞋，生气地擦掉了那首匿名诗。但实际上，住持此刻心里已经猜到了诗的作者，并于当晚召来了那个在厨房里做事的青年，随后传予他衣钵。住持对他说：“来，我的孩子，这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拿着，现在就走，快跑！立刻消失！”

后来，神秀的教义成为中国禅宗北派的宗义，该派强调“渐悟”和学习的循序渐进。与此相对，慧能成为中国禅宗南派的创始人。南宗强调“顿悟”，认为佛教教义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然而，这种佛法思想对传统教义不仅没有发扬，还有可能成为绊脚石。老住持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明白新想法会破坏甚至最终毁掉整个僧院制度，因此他警告慧能尽快消失。

“洞悉内心”，慧能这样教导道，“佛法藏于汝心。”

但是，不经过对教义的学习，怎样才能洞悉佛法呢？

在日本禅宗寺院里，首选的修行方法是冥想，比如我们知道的公案（Koan），就是有意利用一系列荒谬的思考题来指导和启发修行者。大多数情况下，冥想会用到中国古代禅师的一些名言，例如：“让我看看还没有父母时你是什么样子！”“何谓一只手鼓掌的声音？”这些令人迷惑的问题是很难解释的。修行者首先需要集中精神，然后是困惑、思考。寺庙中寻求教化的弟子们常常接受师父的指令思考诸如此类的难题，并给出答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被打回去继续深思，直至某一刻突然间灵光乍现，答案自现。据说终极的公案就是宇宙本身，当这个谜被解开后，其他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铃木大拙说：“公案是某种精神状态的表现而非逻辑命题。” (2) 这种超验的颇具洞察力的精神状态看似荒谬，实际上却是经过了大脑反复思考和仔细组织后才提出的。公案存在并发挥作用已数个世纪了，这就是对一个挑剔的批评家关于其意义或价值提出的任何问题的答案。

终极的公案就是宇宙本身，

而当这个谜被解开后，

其他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彼岸的智慧

让我来讲述一个现代西方关于佛教“彼岸的智慧”的说法：彼岸是无由可寻的，是“言语无法穷极的”。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说法是30多年前，是从我非常要好的密友、神话学家齐默尔的口中听到的。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佛教是通向彼岸的工具或渡船。那么让我们想象自己正站在此岸，或者，想象自己站在曼哈顿岛上，腻烦了现有的生活，受够了它。我们向西远望，目光越过哈德孙河，接着，看！我们看见了泽西。关于那个花园之州，我们听说了很多很多，那里与纽约污浊的道路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但我们没有通向对岸的桥，如果谁想过去就必须乘坐渡轮。因此我们坐在码头上，充满无限期待地凝视着远方的泽西，时刻想着它，而忽视了其真正的本质，对它的思念日益加深。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一只从泽西岸边驶出的船，它越过重洋，向我们靠近，最后靠岸泊在了我们脚下。船上有位船夫，他喊道：“谁想去泽西？”“我！”我们高呼起来。船夫伸过手来接我们。

我们争相跨上他的船，然而，他却问道：“你们十分确定吗？”他警告道：“这儿可没有回曼哈顿的返程票。一旦你离开了此岸，你们就永远离开纽约了。你们将远离你们所有的朋友、事业、家人、姓名、声望，远离你们所有的一切。你们还是十分肯定吗？”

我们或许有一丝害怕，但我们仍然点头并声明我们确定了，十分肯定，我们的世外桃源近在咫尺。

我的朋友们，这就是出家当和尚或尼姑的方式，佛教寺院修行的方式，佛祖早期信徒的方式，以及如今斯里兰卡、缅甸以及泰国佛教的方式。我们由此登上了所谓的“小渡船”，或“小乘”（Hinayan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只有准备好放弃尘世成为僧尼的人才可以乘坐此船到达彼岸。芸芸众生，不愿就此踏出这关乎命运的一步，只好继续等待下一艘渡轮，直到他们明白追求奢华生活是多么徒劳无用。渡船是狭小的，船舷是坚硬的，船舷边上刻有名字：小乘（Theravada），“古代圣人的神示”。

接过船夫递过来的桨，我们出发了，船离开了岸。船啊，走喽！我们在海上航行，但是旅途远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漫长。事实上，此次航行可能会持续数生之久！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在享受这个过程了，而且也已经感到无比优越了。我们是虔诚的航海家，是穿越无边无际海洋的一群人。

当然，事实上，关于花园之州，我们并不比此岸那些生活在如老鼠迷宫般的纽约市的傻子们（如今我们这样称呼他们）知道得多，但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而且我们和家乡人的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了。按照昆达利尼瑜伽（Kundalini Yoga）的脉轮学说，我们正处在第5轮，喉轮（Vishuddha），是“净化”、苦行的中心。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一切有趣且吸引人。但逐渐地，我们却吃惊地发现它变得令人沮丧，甚至令人绝望。所有的目的是摆脱自我意识，我们越是努力，反而越是增强了自我意识，真的，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想：“我在干什么？”“我今天有什么长进？这一小时里？这一个月里？这一年里？这十年里呢？”这是些深深沉浸于自省的人，因此他们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下船。在某些忘记自我的时刻，奇迹可能真的发生了。我们的小船在古代圣贤思想的指引下抵达了彼岸，来到了花园之州泽西岛，到达了涅槃。我们跨上岸，离开了小船，也抛开了所有的清规戒律。

但是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到底站在了哪儿。我们来到了ri hokkai，即统一性认知的岸边，在这里没有二元对立，没有分离。而当我们怀着这一绝对观念转身遥望曼哈顿岸边的情景时，真让人大吃一惊！那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其他的”岸，没有分流，没有渡船，没有船夫，没有佛教，也没有佛陀。之前那个尚未觉悟的观念在束缚与自由之间，以及生活的痛苦与涅槃的喜悦之间加以区分，并认为需要从此岸世界航行到彼岸世界的观念只是一种幻觉，是错误的。在ji hokkai（万物宇宙）的意识层面中，世界是漫漫时间长河里流淌着的你我的痛苦，而从ri hokkai（绝对宇宙）的意识平面里观察这一层面，世界则是涅槃的极乐。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改变观察和体验的重心。

但是，那难道不是佛祖在25个世纪以前的教导和承诺吗？消除利己主义，消灭欲望和恐惧，涅槃将立即属于我们！我们已经到达了那里，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整个宽广的大地就是那艘渡船，它早已漂浮在这无限空间的岸边。每个人都在船上，就好像他已经到了家。这就是一个使人突然惊醒的事实，即“顿悟”。因此，它的名字Mahaysna，即“大乘”或“更大的运载工具”，在佛教中是“终极不二”的意思，也是广为人知的藏传佛教，中世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佛教。

现在我们发现，世界相互区别的万物，即ji hokkai和ri hokkai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日语中将大乘阶段称为“ji-ri-mu-ge”，“个体和整体：没有分割”。虽然游走于变化多端的世界里，我们也依然明白，“这是一个整体”。我们正在体验一个作为万物统一体的现实世界，它不仅仅包括我们人类，还包括这天花板上高挂的明灯，这古老伟大的演讲大厅的墙壁，以及外面的城市曼哈顿。对了！还有这花园般的泽西岛，它同样包含了过去，包含了我们数不清的支离破碎的历史以及未来，它已经在那里了，就像一颗橡树从橡子生长而来。漫步于知识的海洋，体验所有的一切，就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梦境里。

但这也不是最终所有的一切，因为还有一个可能发现的更高的认知程度，日语里称ji-ji-mu-ge，“事与事之间无分割”。这可以用一张缀满宝石的网来比喻：宇宙就是一张巨大的张开的网，每个联结处都缀有一颗宝石，每颗宝石不仅映衬着所有其他的宝石，也在其他宝石中映衬出自己。另一个比喻是花圈。在这个花圈中，没有哪朵花是任何其他花存在的“原因”，它们放在了一起，全部花朵就构成了花圈。

通常我们会考虑各种原因和结果。我推一下这本书，书就会动。它之所以会动是因为我推了它。原因产生结果。然而，橡树生长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橡树还是长成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是现在发生的事的原因；同时，过去所发生的事也正是现在所发生事情的起因。另外，在每个方面，周围的大量事物造就了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所有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导致其他事物的产生。

宇宙就是一张巨大的张开的网，每个联结处都缀有一颗宝石，

每颗宝石不仅映衬着所有其他的宝石，也在其他宝石中映衬出自己。

佛教教义中将对这一现象的认知称作相生（Mutual Arising）。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被确定导致了其他任何事物的发生，因为所有事物都是在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日本，在我遇到的日本人中，没有发现有任何人互相怨恨的原因之一吧。仇敌因为彼此的存在而产生，他们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而已。一位领导和他的下属也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部分。你和你的敌人，你和你的朋友，都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一个花环的各个部分而已，即“事与事之间无分割”。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崇高的思想。此外，这种鼓舞人心的思想深藏于远东佛教艺术中。例如，当你观看一幅画有仙鹤的日本绘画时，这就不仅仅是你和我所理解的一只仙鹤了，而是整个宇宙，是ri hokkai的反映，是万物中的佛陀意识。此外，任何事物都可以立刻被拿来用这种方式解释和体验。

一个和尚找到齐安禅师（Chi’i-an of Yen-kuan） (3) ，问道：“大日如来佛（Vairochana）是谁？”

齐安师傅说：“麻烦你递给我那个别针，好吗？”

和尚把别针递给师傅，师傅又吩咐他将其放回原处。和尚按照指示做了，并再次请求师傅回答他的问题。

齐安回答道：“他很久以前就离去了。”

这就可以用大乘佛教中的式子表示出来：禅（Zen）＜禅（chan）＜禅那（dhyana）＝“沉思”。它是一种沉思的方式，就像用莲花姿势打坐，看着墙或什么都不看，也就像达摩的修行方式那样，人在走路、工作或在这个世界到处活动时都可以享受这种沉思。这是一种参与方式，快乐地生活在这尘世间，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依靠我们的劳动养活自己就是我们的原则。它还表现在养活家人，表现在我们和熟人的交往中，还表现在我们的欢乐与痛苦中。艾略特在剧作《鸡尾酒会》（ The Cocktail Party）中就直接引用佛教典籍中的大量语言，把这种观念应用到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在中世纪的日本，这曾是武士的佛教。从日本的防御艺术，比如摔跤、击剑、射箭和其他运动中，我们至今仍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在园艺、插花、烹饪，甚至是包装和送礼这些艺术中也可以感受得到，这种佛教思想都在起作用。

它的方式是“猴子类型”，即jiriki，“自身的力量”。这种方式不仅与在我们的世界里被认为可能是宗教的东西有关，甚至还有意地、时常地关系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事实上，这也铸就了最难以置信的、美丽的日本文明。极度的贫困、痛苦、残酷和不公平，常常伴随着生存在尘世中的人们，它们随处可见，并且将继续在这没有尽头的世界中存在。但这里也有解除痛苦的方法。摆脱痛苦的方法就是涅槃。当不再有绝望和恐惧时，涅槃就是这个世界本身，也就是：ji-ji-mu-ge。它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罗摩克里希纳曾经喜欢讲述一则著名的印度寓言，用来说明要在脑中同时达到两种意识层面的困难，以及拥有多重性和超越性的困难。

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在古鲁的指导下刚刚清晰地领会到，他自己的本质和维系宇宙的力量是相同的，而这种力量在神学思想中被我们人格化为“神”。

青年深受震动，兴奋地沉浸在与神和宇宙的存在相同一的观念中。他完全陷于沉思中，并以沉思的状态穿过村庄，走上村子后面的一条路。他看到前方有头巨大的象正向他走来，象背上驮着象轿，轿里坐着象夫。象夫高高地坐在大象脖子上，处于象头的上方。这位年轻的准圣徒还在沉思“我为神，万物皆为神”这一命题，当看到朝他走来的雄伟的大象时，他加上了一个很明显的推论“大象也是神”。

这头象摇晃着叮当响的铃铛，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青年稳稳走来。坐在上面的象夫开始大喊：“闪开！闪开！你这个傻子！闪开！”那个青年仍沉浸于喜悦里，继续沉思着，“我是神，那头象也是神”。而当他听到象夫的叫喊声之后，他又想：“神应该害怕神吗？神应该给神让路吗？”象的主人不停地叫喊，但这种想法还在青年脑海中徘徊。他专注地思考着，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继续他那超验的深思，直到获得真理的时刻。那头大象轻易地用它巨大的鼻子卷起了这个疯子，把他抛出去，扔到了路边。

青年落到了一堆草上，不仅没有摔伤反而安然无恙。他的身体受到撞击，精神也受到震撼。他站起身，甚至连衣服都不整理一下转身就跑，衣衫褴褛地来到古鲁面前寻求解释。

“您曾告诉我，我是神。”

“是的，”古鲁说，“你是神。”

“您也曾告诉我，万物都是神。”

“是的，”古鲁又回答道，“万物皆为神。”

“那么，那头大象也是神喽？”

“它是。那头大象是神，但你为什么不倾听神的声音，倾听那来自象头上的神的叫喊声，给他让一让路呢？”

(1) 在明朝宋濂的《鱼篮观音像赞》中，写的是鱼篮观音让人们背《普门品》，然后是《金刚经》，最后是《法华经》，与作者的讲述有一些出入。——编者注

(2) Daisetz Teitaro Suzuki,Essays in Zen Buddhism(Second Series), (London: Rider and Company, 1950), p. 87.

(3) 指盐官齐安，唐末著名禅师，因曾住在杭州盐官的海昌院，故有“盐官之称”。——译者注

08爱的神话（1967）

激情和怜悯是爱的主题的两个极端。它们常常由两个绝对相反的方面，即肉体和精神所代表。在这两个极端中，个体从自身中脱离出来，并在一种更大、更宽容的形式中，重新发现自己。

爱的狂喜和悲伤

爱，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主题！在赞美这一无所不在的神秘时，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神话世界！这让我们想起希腊人把爱神伊洛斯（Eros）视为最年长的神，同时也是最年轻的神，因为他诞生在每一颗爱心之中，单纯天真并且充满活力。根据这位神的不同表现方式，爱共有两种：人间的爱和天堂的爱。但丁仿效古希腊的做法，发现从高高在上的三位一体宝座到地狱的最深处都充满着爱，爱遍及宇宙并改变着万物。

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惊异的爱的形象就是波斯人，他们是上帝最忠诚的爱人，就像撒旦是上帝最忠诚的爱人一样。你也许听说过，上帝创造天使时，要求他们只信仰自己；但在上帝创造出人类后，他又要求天使向人类鞠躬，向他最珍贵的作品致敬。路西法（Lucifer，又译作撒旦）拒绝向人类致敬，据我们所知，这是由于他的骄傲。但是根据穆斯林的经典，这是因为路西法对上帝的爱和敬仰太深厚、太强烈了，无法再向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鞠躬致敬。因此，他被贬到了地狱并永远留在那里，从此远离了他的爱——上帝。

现在，据说在地狱的所有痛苦中，最折磨人的不是地狱的烈火，也不是腐肉的恶臭，而是被永远剥夺看到上帝光辉的机会。对这位伟大的爱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痛苦！而导致如此巨大痛苦的，只是因为路西法不愿向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鞠躬致敬，即使上帝命令他！

波斯的诗人们曾追问：“是什么力量让路西法如此固执？”他们找到的答案是：“记忆中上帝说：‘去吧！’”这是一个多么优美的精神痛苦的形象，在一瞬间同时体验爱的狂喜和悲伤！

伟大的苏菲神秘主义者哈拉智（hallaj）的生命和语言也体现了这样的爱。公元922年，因为宣称他和他所爱的上帝是一体的，哈拉智备受折磨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对上帝的爱比喻成飞蛾对火的爱。飞蛾绕着燃烧的灯火飞舞，直到黎明，然后带着灼伤的翅膀回到朋友面前，告诉它们自己发现的美好事物。次日夜晚，因为渴望完全融入到那美好的事物中，它飞进了火焰，与火焰融为一体。

这些隐喻表达了一种狂喜。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强烈或不那么强烈地经历或者至少想象过这种狂喜。但是爱还有另一面，这一面也在波斯经典著述中有所表现，有些人也许体验过。这个故事源于拜火教（Zoroastrian，又称琐罗亚斯德教）关于人类最早父母的古老传说。人类最早的父母像一支芦苇一样破土而出，他们两个结合得如此紧密，实在难以分开。刚一分开又立刻合在一起。上帝降生给他们两个孩子，他们对孩子的爱是那样的温柔而不可遏制，竟至将孩子吃掉了。母亲吃了一个，父亲吃了另外一个。上帝为了保护人类，就把人类爱的能力减少了99%。后来，他们又有了七对孩子，感谢上帝，每个孩子都活了下来！

古希腊人认为爱神是最老的神他们的这一观点与印度古老神话的观点是相似的。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来自《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had）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最初的生命是一种无名无形的力量。一开始，它并没有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它想到了“我”，立刻就感到害怕，担心这个脑海中的“我”也许会被扼杀。然后很自然地，它又想：“既然我就是这里的一切，我害怕什么？”它想：“我希望能再有一个我！”说完，它就开始膨胀，并分裂成两个人，一男一女。从此，地球上出现了各种生命。当一切都创造完毕时，男人环顾四周，看着他所创造的世界，想了想说：“这一切就是我！”

这个神话的首要意义在于：意识产生之前就存在的最初生命的“我”，然后感到恐惧，接着又渴望另一个生命。这就是在无意识的生活中，激发每个人的动力的本质。这个神话的第二个意义是：因相爱而结合的经历，使我们参与了一切生命本源的创造活动。根据印度人的观点，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爱人分离是真理具有迷惑性的次要方面。而这真理就是，本质上，我们和爱人是一个生命、一个本源。在爱的狂喜中，我们知道并体验到这个真理——跳出自我，打破自我的外在界限。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论道德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这篇出色的文章中讨论过这种超验的精神体验。一个人如此忘我，忘了自己的安危，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只为从痛苦或死亡中挽救另一个人，好像那个人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那个人的危险就是自己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答案是：忘记自我是出于对真理的本能的认知，即他和另一个人事实上是一体的。使人们忘记自我的，并不是我们与他人是分离的这一低级、次要的认知，而是更伟大、更真实的真理：从生命的本质上来说，我们与他人是一体的。

忘记自我是出于对真理的本能的认知，

即他和另一个人事实上是一体的。

叔本华称这种与他人合为一体的动机为“怜悯”（Mitleid），而且，他认为，怜悯是与生俱来的道德行为的唯一动力。在他看来，这种动力只能以真正的形而上的深刻理解为基础。在一刹那，一个人是无私的、无限的、无我的。当我看到电视新闻里那些英勇的官兵冒着枪林弹雨拯救陷入敌境的受伤战友时，我反复思考叔本华的这些话。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好像那等待救援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我想说，如果要在我们的时代找一个代表叔本华观点的真实例子，他们的行为就是为爱而为的真实演绎。

印度宗教中五个层次的爱

印度的宗教传说中，爱分为五个层次。通过这五个层次的爱，信徒能够更好地侍奉神、认识神。在印度人的理解中，爱源于认识到自我与万物的存在是同一的，而万物的起源就是那个开始说“我”、后来又认识到“我就是整个世界！”的存在。

爱的第一个层次是仆人对主人的爱：“噢，主人，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仆人。命令我吧，我必遵守！”根据印度的宗教信仰，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对大多数神的信徒来说，这都是合适的精神态度。

第二个层次的爱是朋友间的爱，在基督教信念中，这种爱被典型化为耶稣与十二使徒的关系。他们是朋友，可以讨论问题甚至争辩。但这种爱暗示了更深的理解，它是一种比第一层次的爱更高的精神发展。在印度经文中，这种爱体现在《薄伽梵歌》中般度族（Pandava）王子阿周那和化身为他车夫的奎师那神（Lord Krishna）之间的著名谈话。

然后是第三个层次的爱，即父母对孩子的爱。在基督教中，这种爱以圣诞马槽的意象为代表。圣母在内心深处培养自己清醒的精神生命的内在神性之子。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对会众讲话时说道：“对上帝来说，耶稣在圣母纯洁而美好的灵魂中以精神的方式出生，强于他从圣母的身体中诞生”，他接着说：“上帝的目的是降生。直到他将自己的孩子降生到我们之中才满意。”印度教存在对调皮的“奶油小偷”的普遍崇拜。奎师那神就是生活在牛群中并被牛喂养大的“奶油小偷”。这个故事写得引人入胜。而现代也有一个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困惑的妇女的例子。这位妇女来到印度的圣人罗摩奎师那面前，说：“哦，圣人，我发现我不爱神。”圣人问道：“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所爱的吗？”那妇女答道：“我爱我的小外甥。”圣人就告诉她：“你对外甥的爱和侍奉就是你对神的爱和侍奉。”

第四个层次的爱是夫妻之间的爱。戴着婚戒的天主教修女在精神上与基督结合。每个因爱而结合的婚姻都是如此。耶稣说：“两人将合为一体。”因为这“珍贵的一体”已不再是自我，不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彼此生命的结合，是婚姻里的超我。在印度，妻子应把丈夫视做神来崇拜，她对丈夫的侍奉就是衡量信仰的标尺。（但是我们没听说过丈夫对妻子有什么责任。）

好了，根据印度人的排列，终于到了第五个层次的爱，那么这最高层次的爱是什么呢？它是狂热的、不合法的爱。毋庸置疑，在婚姻里，个人依然拥有理性、物质享受，以及职位、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带来的愉悦。此外，东方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和我们西方现在所想的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种背景下，激情之爱的爆发只能是不合法的，如同一场毁灭性的暴风雨，打破了一个人在道德方面恭敬顺从的生活秩序。

这种爱的结局只能如哈拉智比喻中的那只飞蛾：在爱的火焰中消亡。在奎师那神的传奇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化身为年轻男子的神对他在凡间的情人、已经嫁人的拉达充满渴望，拉达亦如此。我们再次引用神秘主义者罗摩奎师那的例子。他奉献于女神卡莉（Kali），他用这种方式来爱神，牺牲所有的一切只为看到神的形象。“哦，我的神，”他会说，“现在请显身吧！”神必回应。

印度神话中也有这样的形象。夜晚，奎师那神在温达文的森林中吹笛。听到那无法抗拒的旋律，年轻的妻子们从丈夫的床上悄悄溜出来，偷偷来到月光下的树林中。她们在极致的喜乐中与年轻俊美的神整晚地跳舞。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爱的狂喜中，个人置身世俗的法律和关系之外，而这些法律和关系仅与表面分离却又与多样的次要世界相关。

12世纪的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在对《雅歌》（Song of Songs）的布道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灵魂对上帝的渴望超越了法律和理性。理性与狂热的爱之间的分离和剧烈冲突从一开始就是基督徒焦虑的根源。例如，圣保罗（Saint Paul）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说道：“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基督教的大爱

亚伯拉德（Abelard）与圣伯纳德同时代。上帝把圣子降生到人世，耶稣的肉身之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亚伯拉德从中看到了上帝对人类之爱的最高体现。在基督教的诸多阐释中，救世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根据基督教的信仰，耶稣是自愿受死的。为什么呢？在亚伯拉德看来，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耶稣的死是作为给撒旦的赎金，把人类从撒旦那里拯救出来；也不是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耶稣的死是给上帝的报答，为亚当的堕落而“赎罪”。

实际上，耶稣的死是一种基于爱的自愿的牺牲，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恳求人们把他们对尘世的爱转化为对上帝的爱。或许耶稣并未经历那种爱，那种爱我们可以从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所说的话中体会到：“若不是因为爱而受苦痛，苦痛将难以承受；若为爱而受苦痛，则不再痛苦，且在上帝的眼中，那苦痛亦是成功。”

事实上，上帝降临人间，以爱恳求人类对上帝的爱。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与我所引用的圣保罗的思想完全相反。我认为这里暗示着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渴望上帝的恩宠，上帝亦渴望人类的敬仰。两个渴望是相互呼应的，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引发了人们对彼此牺牲（mutual sacrifice）之类术语的关注，这种彼此牺牲不是刑罚意义上的赎罪，而是婚姻意义上合为一体的结果。

进一步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不仅代表着耶稣在髑髅地（Calvary）受难的历史瞬间，而且也代表着上帝在所有时空中出现并参与了一切生灵的痛苦。此时十字架这一符号被视做一种对万物——现在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万物永恒肯定的符号。想一想耶稣在《多马福音》中的话：“劈一块木材，我就在那里。举一块石头，你会在那里找到我。”还有，柏拉图在《蒂迈欧篇》（ Timaeus）中说时间就是“永恒的流影”。或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话：“永恒热爱时间的产物。”还有托马斯•曼作品中一段值得纪念的话，他颂扬人就是“灵魂与自然相互渴望的高贵结合”。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也许某些道德家认为把肉体和灵魂、瞬间和永恒做出区分是可能的，但当爱出现时，这些区分就消失了，生命的感受也随之苏醒，在生命中，所有这些对立面都融为一体。

当爱出现时，肉体和灵魂的区分、

瞬间和永恒的区分就消失了，

生命的感受也随之苏醒。

东方的怜悯之爱

有这样一个广受尊崇的东方象征，他对世界持肯定的态度，在他那里，所有对立面都被超越了。他就是我们用相当长的篇幅讨论过的大慈大悲的形象——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称为观音，在日本称为圣者。观音与佛祖不同，佛祖在他一生教化的最后时刻涅槃，再也没降临到世间；而观音却充满无限的怜悯之心，宣布放弃自己的永恒解脱，永远留在这个生命的轮回之中。他代表了在尘世中穿越一切时间的、关于永恒解脱的知识的神秘。

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这里所倡导的解脱不是从轮回中跳出，而是因同情的感动而自愿坠入轮回的悲苦之中。事实上，一个人可以因怜悯而忘我从而从自我中解脱。有了这种自我解脱，一个人也就可以从欲望和恐惧中解脱。正如菩萨的解脱一样，根据所经验的怜悯的程度，我们也可以解脱。

据说，从观世音菩萨指尖流出的仙露甚至到达了地狱的最深处，给那里的灵魂带去了安慰，尽管那些灵魂仍无法摆脱令人折磨的情感枷锁。进而，我们又被告知，在一切的相互往来中，无论知道与否，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代表。改变，或者用我们喜欢的说法，改善这个世俗世界不是观音菩萨的目的。冲突、紧张、失败和胜利是事物固有的本质，观音菩萨要做的事就是参与到事物的本质中，他的慈悲没有任何目的。因为众生皆苦，且必然如此，所以解脱不可能存在于从生命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或“发展”中，只可能存在于痛苦自身本体的化解。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本体是一种将被保留的自我意识，是产生好坏、真假、对错这些强制性观念的自我意识。然而，我们同样看到，这些一分为二的观念在形而上学的怜悯的冲动中得到化解。

激情和怜悯是爱的两个极端。它们常常由两个绝对相反的方面，即肉体和精神所代表。在这两个极端中，个体都从自身中脱离出来，并在一种更大更持久的形式中重新发现自己。这两个极端都是伊洛斯这位众神之中最年长又最年轻的神的作品。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也就是那位我们一开始在古印度神话中提到的、将自己投入到创世活动的天神。

西方的激情之爱

在西方，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激情之爱，无疑可以在特里斯坦（Tristan）和伊索尔德（Isolt）的爱的毒药的传奇中找到。在那个传奇中，有一个著名的神秘悖论：爱之快乐的痛苦，和在痛苦中的恋人的快乐。在高贵的心灵中，那痛苦被体验为生命中的佳肴。哥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Gottfried von Strassburg）是伟大的特里斯坦诗人的最杰出代表，瓦格纳（Wagner）从他的传奇版本中为自己的歌剧找到了灵感。

他这样写道：“我曾承受着痛苦，这痛苦源自对世界的爱和对那些高贵的心灵的抚慰。对那心灵我如此珍视，而那世界正是我心之所依。”但是他又说：“那并非普通的世界，（据我所闻）那里的人们，不能忍受悲伤和欲望，只能沐浴在快乐之中。（愿上帝让他们沉浸在快乐中吧！）我的歌剧并不关心他们的世界和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和我的不同。我心中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世界中，同一颗心忍受着苦涩的甜蜜和珍爱的悲伤，以及心的快乐和渴望的痛苦，面对珍爱的生命和悲痛的死亡，珍爱的死亡和悲痛的生命。在这世界中，我拥有我的世界，和它一同受罚或被拯救。”

在这里，难道我们没有认识到同样的形而上学意义的回应吗？那种对二元对立的超越和同一，我们已经在地狱中的撒旦、十字架上的耶稣和火中逝去的飞蛾这些象征形象中找到了。

但是，中世纪欧洲对爱的体验和理解，不但有哥特弗里德和特里斯坦的诗人的解释，而且有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的游吟诗人和爱情歌手的解释。这与东方的解释完全不同，无论是远东、中东还是近东。佛教徒品质的核心“慈悲”和基督教的“大爱”相对。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种“大爱”被概括为：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我认为有一条基督教义超越了这种境界，它是最高层次的、最崇高的也是最勇敢的基督教义，即“爱你的敌人，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如此，你将成为天堂中上帝之子，因为他使自己的太阳照耀罪恶与善行，他为公正与不公都洒下甘霖”。

从眼睛触及心灵的爱

在一切伟大的慈悲或者大爱的传统善行中，善行被认为是普遍的，与个人感情无关，并且超越了差别甚至忠诚。与这个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爱不同的，还有一整套与之相反的爱。它是低层次的、关乎欲望的，即通常所说的“兽欲”。这种爱也同样是普遍化的，与个人感情无关，超越了差别乃至忠诚。实际上，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后一种爱。也许可以简单地将它描写成器官的刺激、雌性和雄性的相互吸引。在这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作品可以明确被命名为现代“圣经”。

然而，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的欧洲，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的第一首诗中，一种爱的体验方式用新的腔调表达了出来。这种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那两种极端的爱。这种欧洲所特有的典型乐章不仅是人类情感的突变，更是人类在精神意识上的突变。在结束本章之前，我将对此做一点详细的叙述。

首先，在中世纪，婚姻几乎只与社会和家庭相关。当然，亚洲一直如此，西方的很多家庭今天也依然如此。个人根据家庭的安排而结婚，特别是在贵族社会中，年轻的女性几乎还在孩提时就被当作政治棋子嫁出。同时，教堂里神父用他那不恰当的神秘话语为这样的结合举行圣礼：这两个人通过爱和上帝的恩许结为一体，任何人不得拆散这对已被上帝结合的夫妻。任何对爱的真正体验都可能成为灾难的先兆。渗入到这样的婚姻中，一个人不但会因通奸而被施以火刑，而且，根据现在的信仰，他还会在地狱中永受烈火焚身之苦。

但即便如此，爱情依然降临到了哥特弗里德所赞美的高贵的心灵中，不，不是降临，而是被邀请进入。这就是游吟诗人作品中所称颂的激情。在游吟诗人看来，这种激情极其优雅，比教堂中的圣礼还要庄重，比婚姻的仪礼还要崇高。如果天堂容不下这激情，它将在地狱获得批准。AMOR（爱，也作“爱摩尔”）这一词倒过来拼写就是Roma（罗马），看起来正是对这种相反意义的绝妙表现。

但是这个爱的新秩序的特殊品质是什么呢？这个爱既不是基督的大爱，也不是伊洛斯，而是爱摩尔。

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争论成为游吟诗人偏爱的诗歌主题。游吟诗人对此所做出的最恰当的定义，保留在最受人尊敬的诗人勃涅（Guiraut de Borneilh）的诗作中，爱摩尔是有差别的爱，是个人的，具体的，源自于眼睛与心灵。

所以，爱从眼睛，触及内心：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斥候，

于是眼睛四处侦察，

那能让内心喜悦去拥有的事物。

而当它们一致和谐

且心意坚决时，

完美的爱便诞生了。

从那由眼睛让恋着的事物而生，

除了一恋倾心之外，

爱不会诞生，也不会开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样高贵的爱情不是不加区别的爱，不是那种“无论他是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的爱，也不是大爱、仁爱或慈悲。它也不是对性的普遍渴望的表现，后者同样是无差别的爱。

爱不是来自天堂或地狱，而是来自现实世界。它基于某个具体生命内心的偏好，特别是他眼睛的偏好，基于对另一生命的认识和她那倩影与他心灵的交流。那心灵（我们在当时其他文献中获知）是一个“高贵”或者“温柔”的心灵，有能力生发爱的情思，而不仅仅是肉欲。

那么，如此产生的爱的本质是什么呢？

在东方性爱神秘主义的各种语境中，无论是近东还是印度，女性被神秘地解释为恋人逐步体验那种超然觉悟的载体。这很像但丁对比阿特丽斯（Beatrice）的赞赏，而不像游吟诗人理解的那样。他们所爱的是女人，而不是某种神圣原则的体现。并且他们爱的是那个特定的女人，爱就是给她的。那被称颂的爱的体验是尘世爱情带来的痛苦，是爱的结合从未在现实世界中完全实现的结果。爱的欢乐是它永恒的味道。爱的痛苦就是时间的消逝。因此（正如哥特弗里德所言），“苦涩的甜蜜和热恋的悲伤”是它的核心。

而对于那些“不能忍受悲伤和欲望，只能沉浸在快乐之中的人”来说，生命中最伟大的礼物——爱的圣酒，是一杯过于强烈的饮料。哥特弗里德甚至将爱奉为女神，而我将他那意乱情迷的情侣带到女神隐秘的荒野圣地，即我们所知的“恋人的洞房”，在那里，代替圣坛摆放着的，是高贵的爱的水晶床。

而且，对我而言，在哥特弗里德作品的描述中，以下是最感人至深的一段（瓦格纳的歌剧就是从这一幕开始的）：当船驶离爱尔兰，一对年轻人无意间喝了爱的圣酒，从而逐渐感受到了爱。那爱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悄悄地滋长了一段时间。忠实的仆人布兰洁娜（Brangaene）碰巧没有看管好那极为重要的酒。她严肃地警告这对年轻人：“那酒瓶里的东西会害死你们两个。”对此，特里斯坦回答：“既然如此，上帝自有决断，无论是生还是死。因那美酒已经让我神魂颠倒，我已不知你所说的死为何物，但是这死亡却很适合我，如果迷人的伊索尔德将继续我的死亡，我愿高兴地追求永恒之死。”

布兰洁娜所谓的死只是肉体之死。然而，特里斯坦所说的“死亡”是他爱的狂喜。他接着说的“永恒之死”，则指的是地狱中的永恒，对中世纪的天主教而言，这不仅仅代表语言的繁荣。

我想到了撒旦的穆斯林形象，那个被上帝打入地狱的伟大爱慕者。考虑到特里斯坦的这些话，我又想到了但丁《神曲》中的一幕。在描述关押奸淫罪人的那层时，但丁说他看到他们被架在熊熊燃烧的火上，那些历史上有名的恋人的灵魂旋转着、尖叫着。有塞米拉米斯（Semiramis）、海伦（Helen）、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帕里斯（Paris），是的，还有特里斯坦。但丁在那里和弗兰西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谈话，问她是什么将她和保罗两个人带到那可怕的永恒之中。弗兰西斯卡偎依在丈夫的哥哥保罗的怀抱中，告诉他，有一天他们两人一起阅读关于格尼维尔和兰斯洛特（Guinevere and Lancelot）的故事。突然，他们四目相对，亲吻，战栗。那一天，那本书就再也没有读下去……

当我回忆这些，一想到特里斯坦对“永恒之死”的乐观态度，我就禁不住会想，但丁对地狱中那些灵魂无尽的痛苦的描写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是局外人的观点，他的爱支持他前行，向上进入到天堂的最高处。而保罗和弗兰西斯卡的观点则是从内部，即从爱的更加激烈的方面来讲的。对这种可怕的欢乐，我们可以从另一部作品中找到只言片语的线索。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中，威廉•布莱克写道：“当我在地狱之火中行走，并沉浸在天才的快乐中时（这种快乐对天使们来说似乎是痛苦和疯狂）……”是地狱还是天堂，可以此作判断：当你处于一个适合你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你最终真正想要去的地方。

当你处于一个适合你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你最终真正想要去的地方。

萨特在作品《禁闭》（No Exit）中也阐释过同样的观点。作品的背景是地狱中一个宾馆的房间，房间被简单地布置为第二帝国的风格。壁炉上挂着伊洛斯的像。三个将永远住在这儿的房客被门童依次带了进来。

第一个人是一个中年记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因为当了逃兵被枪毙。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别人告诉他，他逃到墨西哥并想在那里出版和平主义杂志的行为是英雄之举，而不是懦夫所为。第二个被带进房间的是一个女同性恋。一个被她引诱的年轻妻子悄悄地在公寓里打开了煤气，俩人一起在床上窒息而死。这个冷酷而聪明的女人一开始就鄙视那个将在这里和她永远为伴的懦弱男人，没有给那男人任何他需要的安慰。最后一个被带进房间的人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令男人着迷的年轻姑娘，她淹死了自己的私生子，然后和爱人一起自杀。

年轻姑娘立刻对这个男记者产生了兴趣。然而，这个男人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怜悯。这两个人想要和谐相处的种种尝试都被那个女同性恋阻止了，同时，女同性恋还开始向年轻姑娘求爱。但年轻姑娘对她既不感兴趣，也不理解她的需要。三个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使得他们越发渴望逃脱，这便是他们唯一的愿望。后来，锁着的房门打开了，他们看到了外面蔚蓝色的天空，但没人离开。门随后又关闭了，他们将永远被锁在自己所选择的房间里。

萧伯纳在他的戏剧《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第三幕中也描写了很多类似的情景。一个矮小的老妇人漫步在美妙的景色中，她是教会的忠实信女。有人告诉她，她快乐漫步于其中的美景不是天堂而是地狱。她愤愤地说：“我告诉你，我晓得我不是在地狱里”，她坚称，“因为我不觉得痛苦。”她被告知，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轻易地翻过小山到达天堂。然而，有人警告她，天堂里的压力对那些地狱中的快乐者是不可忍受的。许多人留在那里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到快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在天堂里。他们几乎都是英国人。那个人还说：“英国人感觉不舒服的时候，自以为是理所应当的。”说着萧伯纳作品中人物的俏皮话，我将对本章的主题作最后的思考。

因为，正是在圣杯的传说中，如特里斯坦传说中所体现的那样，世界被荣誉与爱情所割裂，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通过这种痛苦抉择的结束治愈工作得以象征性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无法忍受的精神混乱通过高度象征性的故事以“荒原”的形象得以表现。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正是以此命名的，该诗发表于1922年，描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状况。在那个基督教会专制的时期，任何本能的冲动都被打上“堕落”的烙印，而唯一被认可的“救赎”方式由专制者组织的圣礼授予，事实上那些专制者自己才是堕落腐败的。

人们被迫承认并依赖他们并不坚持的信仰，强加给他们的道德律令压制了他们对真理和爱的需要。地狱的痛苦在尘世间体现在淫妇、异教徒和其他罪犯所受的酷刑中，他们在广场上被分尸或烧死。所以任何试图做得更好的愿望都被高高挂起，到达天堂之境。而对天堂，哥特弗里德却如此鄙视，他说，在那里，那些既不能忍受痛苦，也不能忍受欲望的人，将沐浴在永恒的快乐里。

沃尔弗拉姆•冯•埃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是堪与哥特弗里德相匹敌的同时代的文坛领军人物，他在《帕西法尔》（ Parziavl）中，象征性地将年轻的圣杯之王安佛特斯（Anfortas）所遭受的巨大伤痛视为基督教世界毁灭的原因。安佛特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身体虚弱”。圣杯骑士的使命就是治愈这个受到严重伤害的安佛特斯。重要的是，安佛特斯不是通过努力获得而仅仅是继承了保护精神生命最高象征的职权。也就是说，他并未证明自己是否胜任这一职责，恰恰相反，他是以年轻人惯常的方式接受自己的职责的。

正像那个时代所有贵族出身的年轻人那样，有一天，他高喊着“爱摩儿！”从圣杯之城骑马冲出。很快他就碰到了一个异教徒骑士，这骑士来自距离围着城墙的伊甸园不远的地方。这骑士将圣杯的名字刻在他的枪头上，骑马来这里寻找圣杯。两人手握长矛，冲向对方。最终异教徒死了，但他那长矛也使年轻的圣杯之王失去了性能力，折断的枪头留在了疼痛剧烈的伤口中。

按照沃尔弗拉姆的意思，这样重大的不幸是基督教内在精神与天性分离的象征，视天性为堕落并拒绝它。这种强加于人的道德律令被普遍认为是超自然的权力所赋予的。这实际上导致了天性和真理的毁灭。因此，治愈受重伤的圣杯之王的任务，只能由一个自然赋予的、纯洁的年轻人来完成。这个年轻人将通过他毕生的工作和经历得到最高王权，受到无所畏惧的高尚的爱的激发，坚持着忠诚和怜悯。这个年轻人就是帕西法尔（Parzival）。尽管在短短的几页文字中，我们不能回顾整个过程，但我们完全可以挑选四个主要情节来说明诗人的治愈思想要点。

这位高贵的年轻人生活在远离宫廷世界的森林中，由寡居的母亲抚养。当他偶然看到一小队探险的骑士骑着马经过他的田地时，才知道自己的骑士称号和身份。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启程寻找亚瑟王的宫廷。在一位年长的贵族古纳曼茨（Gurnemanz）那里，他接受了骑士礼节和格斗技巧方面的训练。古纳曼茨欣赏帕西法尔杰出的品质，并打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是帕西法尔想：“我决不能轻易地接受，我必须赢得我的妻子！”他礼貌而委婉地谢绝了老人的好意，再一次独自骑马离开。

他信马由缰，被他的坐骑带到了一座被包围的城堡。城堡主人是一个与他同龄的失去双亲的女王康德薇拉慕斯（Condwiramurs，意为“驾驭爱”，conduire amour）。第二天，帕西法尔从一个国王的突袭中英勇地将她拯救出来。那国王想要掠夺女王的领地，并娶她为妻。最后，帕西法尔赢得了可爱而年轻的女王。并没有神父为他们的婚礼举行宗教仪式，因为依照诗人沃尔弗拉姆对治愈的理解，高尚的爱情本身就是神圣的，同时，对婚姻的忠诚就是爱的证明。

诗人的第二个主张是：应该满足人类的天性，而不是克服或超越天性。圣杯正是这一至高无上的精神目标在中世纪的象征。恰恰是在帕西法尔完成了他那个时代常规的世俗任务，即骑士的功绩和婚姻之后，他才开始了以圣杯之城和神奇地治愈圣杯之王为象征的、更高层次的精神历险。对于这场意料之外的精神历险，他既未曾得到事先的警告，也未曾有过刻意的打算。历险的神秘法则就是：需要在英雄不了解任务和规则的前提下，在自然本能冲动的促使下完成任务。

城堡像幻影一般出现在他的眼前。吊桥放下，他骑马穿过吊桥，受到热烈的欢迎。当身负重伤的圣杯之王躺在担架上，被抬到雄伟的殿堂时，帕西法尔只是简单问了一句：“是什么伤到了国王？”伤口立刻愈合，荒原变成绿地，为人解除痛苦的英雄立刻被尊为国王。但是，在初到城堡并受到款待时，尽管他被感动而心生怜悯，他仍然优雅地保持着沉默。因为古纳曼茨曾教导过他，骑士不应该问问题。骑士的身份抑制着他的本能冲动。当然，在那个时代，这种冲动确实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的，并且是一切错误的根源。

好吧，让我们把这个又长又美好的故事讲得简单些吧。帕西法尔因违背内心的指令而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个被误导的年轻骑士遭到鄙视、羞辱、诅咒和嘲笑，并被驱逐到圣杯之城的疆域之外。他非常羞愧，并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便生气地诅咒上帝。多年来，他绝望地行走着，孤独地寻找着，想再次来到圣杯之城解除国王的痛苦。他从一个森林隐士那里得知，圣杯之城的法则是：不刻意寻找它的人将找到它，失败的人没有第二次机会。但执着的帕西法尔仍然坚持着，因为他的失败使国王依然处于痛苦之中，对身负重伤的国王的怜悯之情激励着他。

出乎意料的是，帕西法尔的胜利最终到来了，不是因为他要再次寻找城堡的坚定决心，而是因为他对康德薇拉慕斯的忠诚和战斗时的英勇无畏。紧接着的场景是一场宏大而华丽的结婚盛宴。在五彩缤纷的帐篷里，许多漂亮的姑娘做着各种时髦的挑逗动作。帕西法尔从她们旁边走过时，并没有道德上的愤怒，因为康德薇拉慕斯的身影在他的心里（在不懈寻找圣杯之城的痛苦岁月中，他一直没有见到康德薇拉慕斯）。他不愿加入到那美丽场景的快乐中，于是他骑着马独自离开。还没走多远，就在附近的树林中，一位伊斯兰骑士向他猛冲过来。

前不久帕西法尔已经知道了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位穆斯林。碰巧的是，这位骑士就是他哥哥。他们兵刃相向，战斗激烈。“对此我深感悲痛，”沃尔弗拉姆写道，“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的儿子，但他们却在争斗。然而，这两个人是一体的：‘我兄弟和我’是一体的，正像优秀的男人和高尚的妻子那样。基于内心忠诚的搏斗，一个血肉之躯正极大地伤害着自己。”战斗的情景被异教徒简明扼要地告诉了偶然碰到的安佛特斯。帕西法尔的剑被对方的头盔碰坏了，穆斯林便也扔掉了他的刀，他不屑于杀一个没有武器防卫的骑士。于是俩人坐下，这场景证明他们认出了对方。

显然，这场关键的相遇暗含着对当时两个对立的宗教的讽刺性指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高尚的儿子，”也就是说，“一父所生。”绝妙的是，当兄弟俩发现他们的关系时，圣杯的信使出现了，邀请他们去圣杯之城，这在十字军东征年代的基督教著作中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身负重伤的圣杯之王痊愈了，帕西法尔代替他成了新的国王。而那个穆斯林，则娶了守护圣杯的少女为妻（只有她那纯洁之手才能拿这个具有象征性的器物）。穆斯林和他的妻子离开了圣杯之城，回到了东方，他们用真理和爱统治那里，确保（像经文所宣告的那样）“他的子民将获得他们的权利”。

沃尔弗拉姆•冯•埃森巴赫的伟大作品《帕西法尔》必须读一下。它在精神和意义上的诙谐和欢乐完全不同于理查德•瓦格纳作品的沉重，它是欧洲中世纪最富有内涵、最伟大、最雅致的作品之一。而且，作为所有形式中爱的救世力量的丰碑，这部作品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

最后让我转向托马斯•曼的作品，早在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 Tomo Kröger）中，他就声称爱是他艺术创作的主导性原则。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德国北部的一个青年托尼奥，他的母亲是拉丁后裔。他发现自己和那些金发碧眼的同伴不同，不仅体貌不同，性情也不同。在夹杂着鄙视心理的忧郁情绪支配下，他敬重他们，但也有些嫉妒，其中还掺杂着钦佩和爱。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发誓永远忠诚于他们，尤其是魅力十足的蓝眼睛汉斯（Hans）和漂亮的金发姑娘英伯格（Ingborg），对他而言，他们代表着生机勃勃的人性之美和年轻生命独有的无法抗拒的魅力。

成年后，托尼奥离开北方去探索他命中注定的职业——作家。他来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名叫丽萨瓦特（Lisaveta）的俄罗斯姑娘，以及她那些酷爱思考的朋友们。这些人对大众持批判和藐视的态度，托尼奥在他们中间同样感到不自在，就如同以前身处这群人所藐视的对象之中的感受一样。因此他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称自己是“一个迷失的市民”。一天，为了离开那里，他给酷爱评判的丽萨瓦特回复了一封书信，在信中宣布了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信条。

他已经认识到，恰当的词语能伤害甚至杀死人。而作家的职责是准确地观察并命名，即使这可能意味着伤害甚至是杀害。因为，作家必须以描述的方式对其进行命名的事物，这必然是不完美的。生命中的完美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它可能不是可爱的，而是可敬的，甚至是令人厌烦的。完美的事物缺乏个性。据说，所有的佛都是完美的，因为完美所以大体相似。他们从这个世界的残缺中获得解脱，离开这种不完美而不再归来。但是观音却留了下来，以慈悲的目光和泪水凝视着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众生和万物。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也正是托马斯•曼在这个主题上高明的观点）：准确地说，任何人的可爱之处就是他的不完美之处。作家就是要为这些不完美找到恰当的词语，然后带着爱的安慰，像箭一样射向每一个目标。因为这目标，这种不完美，准确地讲，就是人的情感和本性的东西，也是他生命的脐点。

托尼奥对他聪明的朋友写道：“我钦佩那些骄傲而冷酷的人，他们在恶魔般的美丽道路上探索，并鄙视‘人类’，但我并不嫉妒他们。因为，（这时，托尼奥扔出了自己的飞镖）如果有什么东西能造就一位大文学家般的诗人，那就是我对人类的爱。所有的热情、善良和幽默都源于此。在我看来，它甚至是命中注定的爱，不管它是以人的语气还是天使的语气表达出来，无论如何，它都是美妙的……”

“色情的”或者“不自然的讽刺”就是托马斯•曼对这一原则的命名。而且，在他大部分的创作生涯中，这就是他艺术创作的主导原则。用眼睛去发现，用智慧去命名，心灵倾注在怜悯中，无论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非凡才智命名的是什么，每一颗热爱生命的心将最终受到这种怜悯能力的考验、挑战和评测。如同我们在《罗马书》中读到的：“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特意要怜恤众人。”

而且，我们确定，生命本身最终将对我们每个人进行这种爱的能力的考验，就像它及时考验了托马斯•曼。对于希特勒时代的蓝眼睛汉斯和金发英伯格，在托马斯•曼看来只能描述成堕落的恶魔……

在这样的考验下，人能做什么？

圣保罗曾说过：“凡事包容。”我们也听耶稣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还有赫拉克利特的话：“对上帝而言，一切都是公正、善良和正确的，但人将事情分为错误的和正确的。善与恶是一体的。”

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可怕的神秘，我们或许不能或者仅仅是不愿去理解它。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考验，我们必须彻底理解这一神秘。因为爱确实和生命一样强大。当生命中产生了智者所说的罪恶，我们也许会宣称“出于对心的忠诚”而参与到正义的战争中。然而，如果爱的原则（即耶稣所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因此被抛弃，人性同样也会丧失。

“人，”美国小说家霍桑写道，“绝不应抛弃兄弟之情，即便他的兄弟罪大恶极。”

09战争与和平的神话（1967）

一些令人恐惧的、怪诞的人祭仪式沿袭至今，它们源自于“通过杀戮来激发生命”的观念。猎头习俗在某些地区很盛行，即将结婚的年轻小伙在结婚前要取另一个人的人头当作战利品，这意味着，给予这对新婚夫妇的孩子生命力量的人已经开始来到这个世上了。

人类是一种捕猎的野兽

很显然，举出与战争相关的神话比举出与和平相关的神话容易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群体之间的冲突在人类活动中是常有的事，而且我们还要看清一个残酷的现实，即杀戮是任何生命存在的前提。一个生命的存在就意味着另一个的灭亡，要么毁灭另一个生命，要么毁掉自己。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残忍的生存规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这些人就经常编出一些神话故事，故事的结果总是永恒的和平。但是这些人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生存斗争的幸存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群已经对地球上的生命本质妥协了的人。简而言之，是那些在战争神话中成长的民族、部落和人民，使他们维持生命的神话代代相传。

从最新的考古学研究和发现来看，在最早发现人类演化迹象的远古东非地区，至少在大约180万年前，那里已经有两种不同的原人或者说是类人物种出现在地球上。这两个物种的发现者利基博士把其中一种命名为东非人（Zinjanthropus），他们似乎是素食物种，已经灭绝了。另一种叫作能人（Homo Habilis），他们是肉食物种，可以制造屠杀的工具和武器。很显然，如今的人类是由这一支发展而来的。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曾经写道：“人类是一种捕猎的野兽。”这仅仅是一个自然事实。另一个事实是：纵观动物王国，食肉的野兽比它们素食的猎物整体上要更强大和更聪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战争创造了所有伟大的事物，用斯宾格勒的话说就是：“缺乏勇气去做锤子的人只能成为铁砧。”对这个并不受欢迎的事实，许多敏感的人发现自然是难以忍受的，把那些最适合生存的事物称为“邪恶的”、“有害的”、“可怕的”，并树立一个恰好对立的理想人类模型取而代之，这些人逆来顺受，而他们的王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因而，最终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基本神话出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在一种神话中，肯定杀戮是世上所有生命得以生存的恐怖前提，而另一种神话则否认这一前提。

死亡使生命得以延续

当我们看世上无文字民族的原始神话时，不难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杀戮前提的那一种。我并不知道在某个地方有某个原始民族会反对或者鄙视斗争，或者把战争视为绝对的邪恶。强大的狩猎部落一直都在猎杀动物，由于可以得到的肉食有限，也就必然会与争夺猎物的竞争群体之间产生冲突和碰撞。总的来说，以狩猎为生的人就是战士，不仅如此，许多人会因为一场战斗而兴高采烈，并把战斗当作一种壮勇华丽的演习。这些部落的仪式和神话通常建立在死亡并不存在这一观念上。被屠杀的猎物的血流回土壤，它将把生命的原则带给大地母亲以求再生，当它再生时，还会像上次那样交出自己暂存的肉身。这样一来，人们就认为那些被猎杀的动物是自愿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人类的，因为它们知道人类会举行适当的仪式使它们的生命回到它的本源中去。同样，每场战争之后，都会举行相应的仪式宽慰那些被屠杀的灵魂，并释放它们到精神的王国。

这些仪式还能够使战争狂平静下来，并淡化那些曾经参与杀戮的人对战争的狂热。因为无论是杀人还是杀动物，总是潜藏着未知的危险。一方面，被杀害的人或动物可能会进行报复；另一方面，猎手同样可能染上杀戮癖而发狂。所以，除了安抚灵魂的仪式外，也会举行一些特别的仪式使那些归来的战士回到曾经的生活当中去。

被屠杀的猎物的血流回土壤，

它将把生命的原则带给大地母亲以求再生，

当它再生时，还会像上次那样交出自己暂存的肉身。

笔者早期有幸编辑了一本关于纳瓦霍人(1) 战争仪式的书，里面有一些沙画的内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花粉画，花粉是把花瓣捣碎得来的）。这个神话故事是关于纳瓦霍的两位孪生战神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印第安居留地，纪念这两位战神的仪式曾一度复苏以鼓励那些被应征加入美军的纳瓦霍青年。这场仪式叫作“寻找父亲的两兄弟”（Where the Two Came to Their Father），讲的是两个纳瓦霍英雄跋涉到他们的太阳之家，设法向父亲取得魔法和武器，并用它们来铲除当时在世上处处为害的野兽的故事。

几乎所有战争神话的基本观点都是：敌人是怪物，杀了它就等于维护了地球上真正有价值的人类生活秩序，这当然仅仅是指他们自己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纳瓦霍仪式的主角往往都与神话故事中年轻英雄的年龄相仿，他们也是在这个年纪铲除了处处肆虐的毒蛇、巨人和其他怪兽。我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这个麻烦众多的社会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年轻人是在和平的、备受呵护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如果突然派他们去履行战士的职责，他们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可以说，他们没有一丁点心理准备来完成这个古老人生游戏中应尽的义务，而且他们不合时宜的道德情感也于事无补。

但并不是所有的原始人类都是好战的人，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广阔草原上生活的狩猎民族和好战的游牧民族转移到热带地区过着定居生活的村民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因为他们的主要食物一直都是植物而不是动物，所以也就不需要心理上或者神话中的战争念头。

然而，正如前几章所提到的那样，整个热带地区普遍存在一种奇怪的观念。从对植物世界的观察中人们发现，新的生命从腐朽中产生，生命源于死亡，也就是说，新的植物的生长是以上一季植物的死亡为条件的。同样，这些地区多数民族的主要神话的主旨也是死亡使生命得以延续，而且事实上，正是在这些地区，一些令人恐惧的怪诞的人祭仪式一直沿袭至今，它们的灵感源于“通过杀戮来激发生命”的观念。猎头习俗在这些地区也很盛行，快要结婚的年轻小伙要想传宗接代，就必须在结婚前取另一个人的人头当作战利品，还要在结婚时拿出来供人们祝福。这种行为不但不会受人蔑视，反而会受到尊重，因为给予这对新婚夫妇的孩子生命力量的人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

牺牲他人的生命来使另一个生命得到延续，这种残忍的做法在古老的阿兹特克文明中被发挥到了极致。阿兹特克人认为，除非人类不断地为各个祭坛贡献人祭，否则太阳将不再升起，时间会停止，而宇宙更会分离。不过，阿兹特克人从与临近民族的持续战争中获取数以千计甚至是万计的祭祀品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的战士被奉为祭司。斗争的法则，包括自然界中各种基本成分之间的斗争，风与土、水与火之间的斗争，是他们世界的基本法则，被称为“鲜花之战”（Flowery War）的伟大的战争仪式则是他们最高级别的庆典。

在近东地区，公元前18世纪以后，以谷物种植为生的群落和最早的城镇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不再以抢夺和狩猎为生，而是依靠耕种和收获农作物，伟大而善良的大地母亲是食物的主要供给者。正是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丰收仪式，即与耕地、播种、扬谷和第一粒果实等相关的一些仪式。从那以后丰收仪式一直是所有农业文明的基本仪式。在这些最早的城镇形成的前1000年间，人们不需要筑围墙就可以生存下来。然而到了公元前6世纪，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在这些文明生活的中心遗留下来的古迹中，围墙变得越来越多。这就使我们知道，经常迁徙的好战民族开始恐吓并时常侵犯和掠夺在田里长久默默劳作的、相对富有的农夫们。

在新兴的文明地区的西部，有两个最主要的掠夺民族，他们分别是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前者来自东欧大草原，是牧牛民族；后者来自叙利亚和阿拉伯的沙漠地带，是牧羊民族。这两个民族都是极其残忍的好战分子，他们对乡镇和城市的洗劫骇人听闻。《旧约》中到处都是对平静居所被扰乱、被掠夺，甚至被完全摧毁的叙述。想象一下，从瞭望塔看见水平线上扬起一阵尘土，难道是暴风雨？不！那是贝都因军团。第二天，整个城墙之内，一个活着的灵魂都没有留下。

西方的战争神话

西方关于战争神话的两部伟大著作是《伊利亚特》（Iliad）和《旧约》。当亚摩利人（Amorites）、莫亚比特人（Moabites）和早期的哈比鲁人（Habiru）或者说希伯来人（Hebrews）跨过迦南时，也正是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希腊人统治古老的爱琴海的时候。这些侵略事件几乎发生在同一时代，与此同时，庆祝胜利的传奇故事也形成了。而且，引发这两种传奇故事的基本神话观念也很相似。它们都描绘出了一个被分为两层的世界，下面是大地，上面是神的居所。大地上正在进行战争，这些战争是我们战胜其他民族的战争。然而，这些战争受到了上天的指引。

拿《伊利亚特》来说，万神殿里的众神分别支持战争的各方，那里也有争吵，波塞冬（Poseidon）与宙斯（Zeus）意见相违，雅典娜（Athene）反对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宙斯偶尔也会反对赫拉（Hera）。人类军队的命运就随着众神的争吵而改变。而事实上，关于《伊利亚特》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它虽然是写来歌颂希腊人的，但它把最高的荣誉和尊敬都给了特洛伊人。尊贵的特洛伊斗士赫克托耳（Hector）是书中主要的精神英雄。相比起来，阿喀琉斯（Achilles）是个恶棍。第六卷中赫克托耳离开妻子和小儿子（“像一颗美丽的星星”般躺在保姆的怀抱里）的场景无疑是整部作品中最具人性、最温暖、最具男子气概的一幕。

“我亲爱的主人，”善良的妻子请求说，“您的坚强会毁了您的，因为希腊人（Achaians）马上就要向您进攻并杀掉您。”她那伟大的丈夫回答道：“亲爱的，请不要过度哀伤，没有哪个对抗我的人可以真的取走我的性命，只有命运才能，每个人无论勇敢还是懦弱，从一出生就无法躲避命运。”因为害怕父亲那闪闪发亮的、带有马尾装饰的头盔，小男孩退缩了。赫克托耳哈哈大笑，把头盔拿下来放到地上，然后亲了亲他的儿子，并把他抱在怀中轻轻摇着。当赫克托耳离开妻儿去接受他的命运之前，他又为孩子向宙斯做了祈祷。

再来看一下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伟大悲剧《波斯人》（ The Persians），埃斯库罗斯在撒玛利亚抵抗入侵的波斯人20年后，这部非凡的著作在希腊诞生了。故事的背景是波斯，女王和她的王公大臣正在讨论国王泽克西斯战败归来的事情。故事是从波斯人的角度写的，显示了古希腊人对当时最具威胁的敌人所表现出的尊敬和同情。

但是当我们从《伊利亚特》和雅典转到《旧约》和耶路撒冷时，他们神话中的上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和权力结构：不再是不同的神支持战争的各方，而是有一个独断的神明，他的仁慈永远只惠顾其中一方。因此，被当成敌人的，不管他是谁，在这些著作中的描述与希腊的神话形成鲜明对比。《旧约》不把他们当作人类，用马丁•布伯的话说，不是“你”，而是“它”。我选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片段，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些片段或许可以帮我们看清，原来有关我们出生的神话是有史以来诸多战争神话中最残酷的一个。

首先，请看下面这段：

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命记》第7章第1～6节）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事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

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的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第20章第10～18节）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申命记》第6章第10～12节）

然后，读着读着，我们从《申命记》转到最伟大的战争著作《约书亚记》，其中最著名的一段便是关于耶利哥城的灭亡。号角吹响，城墙倒塌。“接着，”我们读到：

“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记》第6章第21～24节）。

下一个就是艾城。

“伏兵也出城迎击艾城的人，艾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人。”（《约书亚记》第8章第22～25节）

就这样，约书亚征服了这片土地，山上的国家、内盖夫(2) 、低地、山坡还有他们的国王。正如以色列之神所说，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而是除掉了所有生物。

然而，正是这个神告诫我们，正如今天我们的和平鸽使者频频引用的那句话：“你不应该去杀害。”

还可以看看《士师记》，故事最后讲述了便雅悯人如何得到了他们的妻子（《士师记》第21章）。《圣经》中最早的圣歌底波拉的歌是战争歌曲。在《列王纪》中我们能看到十分残暴的血浴，是以利亚（Elijah）和以利沙（Elisha）借耶和华之名干的。接下来就是约西亚（Josiah）的改革，之后没多久耶路撒冷就被包围了，并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占领。

但在这所有的斗争之上有一种美丽的理想萦绕，那就是最后的天下太平，这种信念从《以赛亚书》开始，在西方所有主要的战争神话中隐约出现。比如，在《以赛亚书》最后的第65章，有一个后来频繁被引用的、充满欺骗的意象：“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牛一样吃草，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而就在《以赛亚书》靠前的部分，我们就已经被告知了什么才是最理想的将要到来的和平。上面写着：

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事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恤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事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

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就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以赛亚书》第60章第10～14节）

让人感到奇怪和恐怖的是，最近在6天的闪电战和第7天的安息日之后，以色列人庆祝胜利时，仍能听到类似主题的回应。也就是说，与古希腊神话不同，这个神话现在依然活跃。

战争神话产生民族冲突

当然，阿拉伯人也有神授予他们的战争神话。根据他们的传说，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民，是他的长子以实玛利（Ishmael）的后代。而且，这段历史在《古兰经》里也有证明。在以撒（Isaac）出生前，正是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在麦加建造了卡巴圣堂（Ka'aba），后来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国家的标志和圣地。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尊敬同样的先知，并从这些先知那里得到信仰。他们尊敬亚伯拉罕和摩西（Moses），同样非常尊敬所罗门（Solomon）。他们也尊敬先知耶稣（Jesus）。然而，他们最伟大的先知却是穆罕默德（Mohammed），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战士。他们那精彩的神话源于先知穆罕默德，那就是以上帝之名不屈不挠的战争。

代表圣战的责任的“吉哈德”一词（Jihad）是从《古兰经》的某些章节里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在大征服期间（Great Conquests）（公元7～10世纪），这个词被理解为每一个自由、成熟、智慧、健壮的穆斯林男性义不容辞的使命。“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也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真主知道，而你们却不知道。”（《古兰经》第2章216节）

我在对这段话的一篇评论中看到，“为真理而战，是最高形式的仁慈。除了生命，你还有什么更珍贵的东西可以奉献？”所有“伊斯兰领土”（Dar al-Islam）之外的地方都要被征服，因此被称为“战争之地”（Dar al-harb）。据说先知曾这样说过：“我被召唤来战斗，直到人类都承认，除了安拉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神，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他们的理想是每位穆斯林王子每年至少带领众人征伐非穆斯林一次。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只要有一支管理严格、操练刻苦的军队为圣战做好准备就足够了。

犹太人被称为“圣书之民”（the People of the Book），在这种观念中，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收到神谕的民族。但是根据穆罕默德的观点，后来犹太人多次违背神谕，阻挠、对抗甚至杀害后来的先知。在《古兰经》里他们经常受到谴责和威胁。我们仅以其中的一个章节为例，引自《古兰经》第17章第4～8节。（在英译《古兰经》中，任何地方出现的“我们”都指的是真主；“你们”是犹太人；“书”指的是《圣经》。）

我曾在经典里启示对以色列的后裔判决说：“你们必定要在大地上两次作乱去惩治你们，你们必定很傲慢。”当第一次作乱的约期来临的时候，我派遣我的许多强大的仆人（巴比伦人，公元前685年）去搜索住宅，那是要履行的诺言。然后，我为你们恢复了对他们的优势，我以财物和子孙资助你们，我使你们更加富庶。如果你们行善，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行善；如果你们作恶，那么，你们是为自己作恶。当第二次约期来临时，（我又派遣他们，）以便他们使你们愁眉苦脸的，以便他们像头一次那样再入禁寺（罗马人，公元70年），以便他们把自己占领的地方加以摧毁。你们的主或许会怜悯你们。如果你们重新违抗我，我将重新惩治你们。我以火狱作为不信道者的监狱。

以上就是两种战争神话，即使是今天，在冲突不断的近东地区，它们依然相互对立，而且说不定会“引爆”我们的地球。

“众王之王”带领人类恢复真理

让我们的思想回到过去，我们的现在正是它的延续。《圣经》中有种古老的观念，在占领某个城镇后，杀掉城中所有的生命献给耶和华。这其实是早期的闪米特人（亚摩利人、莫亚比特人、亚述人以及所有其他闪族人）习俗的希伯来版本。

但是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亚述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 PilesarⅢ）似乎注意到了，如果把所占城市的人都杀掉的话，就没有人来做奴隶了。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活了下来，他们就会聚集到一起，那样就将有一场暴动需要平息。因此，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率先发明了一项将人口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其他地区的制度：当一个城市被占领，它的所有居民都要被流放到其他地方去做苦工，而同时，另一个地方的居民将被转移过来。

这个想法确实很有效，也很流行。所以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整个近东地区一直无人居住，几乎没有一个固定居民。当以色列沦陷时，它的人民并没有像半个世纪前那样被屠杀。他们被流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时，另一个民族（后来称为撒马利亚人［Samaritans]）被带到以色列曾经的国土上。同样，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沦陷后，它的人民被转移到巴比伦。我们从《圣经•诗篇》的第137篇中读到：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

但是，突然之间，整个近东地区的神话故事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波斯突然出现了，除希腊之外，它战胜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尼罗河上游，再到印度河流域的所有古老国家。

公元前539年巴比伦沦陷于古列大帝（Cyrus the Great）的手中，他管理国家的方法不是大屠杀，也不是举城迁移，而是让各个民族的人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让他们信仰自己的神，并让同族中信仰相同的人做王来管理他们。因此，他成了第一位“众王之王”。这位伟大的波斯帝王的名号现在成为“以色列的上帝”的封号。正是这个帝王让上帝的子民回归故里，并鼓励他们重建自己的神庙。在《以赛亚书》第45章中，这位异教者被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弥赛亚（virtual Messiah），耶和华选定的仆人。他让人们回到自己神圣的故乡，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上帝借他之手所做的。如果我对这个章节没有理解错的话，先知预言的并不是波斯人，而是耶和华的子民，最终将以上帝之名来统治世界（《以赛亚书》第45章第14～25节）。

从另一方面来说，真正的波斯神话并不是《以赛亚书》里说的那样，而是琐罗亚斯德的神话。因为它不仅影响了犹太教，而且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的发展，我们对它稍作介绍，然后再进行对和平神话的探讨。

根据这种观念，造世主是真理和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他最初的创造物是完美的。然而一股对立的黑暗邪恶势力安格拉（Angra Mainyu）给世界注入了各种邪恶，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坠入无知的普遍堕落，而且现在光明和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力量之间仍有持续的冲突。在波斯人看来，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或者部落，而是宇宙的普遍力量。每个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或部落，都必须由他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要么与正义，要么与邪恶结合。如果是前者，他将通过自己的思想言行为世界恢复完美做出贡献；如果是后者，非常遗憾，地狱才是最适合他的地方。

随着胜利之日的临近，黑暗势力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世界将会迎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和普遍的灾难，在那之后，最终的救世主梭新亚（Saoshyant）将会到来。安格拉和他的魔鬼们将被彻底消灭，死去的人将在洁净的阳光中获得重生。地狱将消失，经过净化的灵魂将被释放，随之而来的将是纯粹而永久的和平、纯洁、欢乐和完美。

古代的波斯帝王都认为，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表着光明之神的意志和事业。于是我们发现，在波斯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国家，事实上它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国家，有种上帝赋权统治帝国的推动力。最终，以真理、善良和光明的名义，波斯的“王中之王”将带领人类恢复真理。

这个观念特别受国王们的欢迎，而且一直被掌权的统治者所采纳。例如印度神话中的转轮圣王（Chakravartin）也是世界之王，他所到之处的人民会得到和平和幸福。这种神话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上述思想的启发。这种思想在大约公元前262—前248年间印度第一个佛教帝王阿育王统治期间被接受。而在中国，动乱的战国时期过后，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秦始皇出现了，他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来管理国家的。

所以，《以赛亚书》第40～55章的作者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位作者生活在古列大帝时代，见证了波斯人将圣城耶路撒冷交还给它的人民，这说明，他的预言受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比如第45章的著名段落：“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正是在所谓的“第二以赛亚”（Deutero Isaiah）的章节中，我们发现人们最初纪念耶和华并不只是把他当作众神中最伟大和最强大的一个，而是宇宙中唯一的神，无论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可以在他那里得到救赎。比如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读到：“世上所有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而且在犹太人被流放之前，救世主弥赛亚这种观念只是一个在大卫宝座上的理想国王形象。《以赛亚书》第9章第7节写道：“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在流放以后的日子里，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时代后期充满启示的著作中，有一种信念认为：在历史的末期，最终会有一个人出现，比如《但以理书》第7章第13～27小节，“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国必不败坏”。而且到了那时，“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书》第12章第2节）

世界末日与救世主

当然，琐罗亚斯德的末世论对世界末日和死者重生这些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的《死海古卷》（Essene Dead Sea Scrolls）中，波斯人思想的影响随处可见。事实上，这段时间本身就动荡不安，所以世界末日和救世主梭新亚(3) 的到来，成为每一个熟悉琐罗亚斯德思想的人的期盼。即使是在耶路撒冷，也发生了教派分裂，双方争夺统治权，一个受到哈西德派即正统教派“虔诚的人们”的支持，遵从上帝的律法；另一个则支持希腊思想。

正如我们在《马加比书》中看到的那样，支持后者的人后来到希腊求见国王安太阿卡斯（Antiochus），从他那里得到了在耶路撒冷建一个体育场的许可。“他们遵从异族的习俗，背弃主的约，不再行割礼，与外邦人结盟。”新的斗争又在圣城开始了。希腊人支持一个投机主义者赫莱尼泽（Hellenizer）得到了最高祭司的职位，摧毁了神庙，并让各地建立起异教徒的祭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公元前168年，在一个叫作Modein的村子里，马他提亚（Mattathias）和他的5个儿子（马加比家族）袭击并杀害了第一个走进异教祭坛、向外邦人的神献祭“执行王命”的犹太人，并且杀害了前去建祭坛的希腊官员。但是，后来马加比家族厚颜无耻地称他们自己为君王和最高祭司，这并不是他们的合法身份，那个家族的人后来为了争夺该继承权发生了许多丑陋的背叛和谋杀行径。

法利赛人（Pharisees）、哈西德派和其他仇恨这些不敬行为的人发动了起义，后来被统治者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镇压了下来。他一夜之间用十字架上钉死了800个敌人，并在他们面前杀死他们的妻儿。他自己则一边看着这些酷刑执行，一边喝着酒，甚至还公开和他的妃嫔们寻欢。“一种深深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在对这一残暴行径的总结叙述中说道，“第二天，8 000个反对者连夜仓皇奔逃，离开了整个犹太地区。”

这一事件可能发生在库姆兰会社，其在死海岸边的荒野成立，于《死海古卷》写成的时期。它的创立者预见到了世界末日，并认真准备使自己可以熬过这一劫，并获得永生，上帝只会挑选一小部分人得到这样的命运。他们希望自己组成一支正义的军队，在上帝的帮助下，征服并净化这个世界。一场持续40年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间的战争将要爆发。（比较一下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的主题！）

这场大战以与近邻的如莫亚比特人和埃及人6年的战争开始。在一年的安息日休整之后，又是一系列对较远地区民族的讨伐。盟约者在他们的号角和旗帜上写下鼓舞人心的标语，如“上帝的选择”、“上帝的王子”、“天父子民的统帅”、“上帝之手攻击愚昧的人”、“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公正”、“上帝的荣耀”等。但是，请注意，与此同时，在耶路撒冷，亚历山大•詹尼亚斯的两个儿子正在为争夺王位而战，其中一个请求罗马人帮助自己达到目的，那时正是公元前63年。

那个时期在犹太人的众多信仰中，世界末日正在临近的观念似乎自始至终都占了上风，现在来评价犹太人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琐罗亚斯德人认为救世主梭新亚即将到来。在被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里，将会有救世主弥赛亚出现。各个国家都将彻底毁灭。即使在以色列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活下来。正是在这种紧迫的情境下，基督教诞生了。先知施洗者约翰在约旦河上游距离死海几千米的地方给盟约者洗礼，同时他也在等待着，为路上做准备。接着耶稣走向了他。随后耶稣在沙漠中斋戒40天，并回来告诉人们世界末日的信息。

那么，耶稣的讯息和不远处库姆兰会社盟约者的信息之间到底有什么显著区别？在我看来，两者的区别是：盟约者认为自己是光明之子，将要参加与黑暗之子的战斗，也就是说，他们正准备去参加战斗。然而，耶稣的福音却是战争已经平息。“当你们听见有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在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因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第5章第43～45节）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战争福音与和平福音的不同。

然而，我们稍后会看到《马太福音》第10章中惊人的言语：“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路加福音》第14章中我们听到与此相呼应的声音：“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认为理解这些话的关键就在刚才所引文字的最后一句，以及紧接着我们上面两段引文的话。《马太福音》中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路加福音》中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再回到《马太福音》：“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还有：“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这种教义的目标是一种与世俗生活、家庭纽带、社会等完全脱离的苦行僧的生活，远离所有“死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基督教最初的这些教义正是早期佛教和耆那教的要求，是一种“森林教义”。

对普遍存在的末日论，基督教从根本上把它的指涉由历史性的未来转到了心理的现在。也就是说，世界末日和上帝之日的到来不是我们在无尽的时间中可以等来的事情，而是现在、在静寂中、在内心深处发生的。与此相照应的是，我们在《多马福音》（Gnostic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的最后几行中看到，当门徒问：“我们的天国什么时候才能来到？”耶稣回答说：“光凭希望它是到不了的；他们不会说‘看这里’或‘看那里’，但是上帝的国度已经存在于大地上，只是人类看不到它。”

而且耶稣提到的剑的寓意不可能是指人类战争中的任何一种武器，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场景中，这种观点变得更为清晰。

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第26章第47～52节）

足够清晰了吧，不是吗？强壮的持剑者在《约翰福音》里被认为是彼得，他和犹大一样，不是耶稣追随者中最后一个背叛他的老师及其教义的人。从公元4世纪康斯坦丁胜利的时代开始，以彼得命名的教堂大规模地扩建了。中世纪鼎盛时期，在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的指挥下，彼得狂热的剑的火花在阿比尔十字军的战火中达到辉煌的顶峰。异教的卡特里派（cathari）蜂拥而来，即自成一体的清洁派（Pure Ones），为了过禁欲而纯洁的平静生活，他们曾经明确拒绝挥刀舞剑的生活。

禁欲、放弃尘世的生活，甚至泯灭求生的意志，都被认为是为人类所设的广为人知的和平信条。如果有人要以它最初被提出时的历史环境开始判断，那么它开始于，至少盛行于对事物瓦解的普遍绝望感的回应。最初的神话观念是关于一场大战的，那是最后的一场圣战，通过这场战争，世界性的和平将在历史时刻的末尾到来。但是这并不能算一个和平神话，而是一个对持久战争的召唤。讽刺的是，基督教的苦行训言刚从耶稣之口传入他最亲密的追随者耳中，便成了（并且一直被认为）另一种仅仅像伊斯兰圣战、十字军之类的教条。所以现在，让我们对其他著名的禁欲的和平神话的思想和信条做一番简要的回顾和对比。

印度的和平神话

毫无疑问，最严酷无情的莫过于印度的耆那教。他们的布道者摩诃毗罗（Mahavira）与乔达摩•悉达多是同时代的人。摩诃毗罗的教义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他也是史前时期以来的众多布道者中最后一位被称为耆那教的“锡山卡”（Tirthankaras，“开路者”的意思）的人。根据众多智者的绝对非暴力教义，想要摆脱轮回的人一定不能杀害或伤害任何生物，更不能吃动物的肉，甚至不可以在晚上喝水，以免误吞浮在水面上的小昆虫。他必须发誓，限制自己日间走路的步数，因为每走一步，小昆虫之类生物的性命就将受到威胁。

耆那教的瑜伽修行者在森林中行走时总是带着一个小扫把，迈出每一步之前都要先用它扫地。即使在今天，你仍能在孟买看到耆那教的僧尼，他们戴着粗棉布口罩挡住口鼻，就像手术室里的医生一样，以确保他们不会吸入任何生物。他们不能吃从树上摘下来的水果，只能等着水果自己掉下来，也不能用刀砍任何活着的植物。从逻辑上来说，耆那教僧人的目的就是早早地死去，但是在他们求生欲望完全熄灭之前却不能死亡。只要带着一点对生存、享受和保护自己生命的冲动，就一定会获得重生，又一次回到可怕的世界，继续伤害其他生物。

佛教的原始形式与印度耆那教联系紧密，但强调的重点已从摧毁人的生命转向了摧毁人的自我。人们要忘记“我”和“我的”，摆脱保护自我、财产和生命的冲动。因此，佛教强调的是心灵而不是肉体，然而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如果一直坚持彻底的美德原则，可能会最终导致人对生命的完全舍弃。

例如，有一个关于虔诚佛教徒维山达拉王（King Vessantara）的故事。

有一天，邻国的国王向维山达拉王借他的大白象。大白象能引来白云，而白云能带来雨水。无私的维山达拉王不假思索地把大白象送给了他，却引起了国民的愤怒，大家认为维山达拉王不关心他们的福祉，就把国王和他的家人一起驱逐出王国。

于是，维山达拉王和他的家人坐着马车离开了。但是，当他们即将进入森林时，碰到了一队婆罗门向他们借马车和马，无私的维山达拉王根本没有“我”、“我的”之类的思想，他心甘情愿地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送给了那些婆罗门，自己和家人步行进入危险的森林。接着，他又碰到一个年老的婆罗门要求他把孩子送给他，孩子的母亲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我”、“我的”思想的维山达拉王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那个婆罗门当奴隶。然后又有人要他的妻子，他也同意了。

读完这个故事我们就明白了耶稣的用意，他告诫我们要跟随他就要放弃我们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还有生命；当别人要我们的外衣时，我们要连同斗篷都给他；当别人打你左脸，你还要转过右脸让他打。在虔诚的佛教徒故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出于善意，那些婆罗门只是众神派来考验国王的，他的孩子和妻子以及其他东西都被安全地带到了孩子祖父母的宫殿中。这和《圣经》中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很像，作为祭品的艾萨克要被上帝杀死，而上帝这么做只是为了考验亚伯拉罕。

然而，这两个神话传说的问题是一样的：在如此虔诚的冒险中，美德是在什么地方结束，罪恶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比如，仅仅为了维护精神上的纯洁，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和我们这个时代不无相干。

在如此虔诚的冒险中，

美德是在什么地方结束，

罪恶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中国和日本的和平神话

现在，让我们来到更远的东方，中国和日本。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些关于和平的神话，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神话。许多人称这些神话的思想基础充满幻想，因为它简单地认为自然万物都充满了精神上的和谐统一。在人的一生和所有生命之间，在所有历史和所有历史体制之间，有两种原则或力量，积极和消极、光明和黑暗、冷和热、天与地都有序地相互作用着，它们称为“阳”和“阴”。“阳”的力量在年轻时占优势，“阴”的力量则在年老时逐渐增加。“阳”的力量在夏天、南方和中午最强大，“阴”的力量则在冬天、北方和夜晚最强大。阴阳交替就是万物的存在方式，亦称作“道”。当一个人的时间、世界和自我都遵循“道”，那么他就达到了生命的极致，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

众所周知，这些最能激发人灵感的话语可以在著名的、长胡子的圣人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全书共81章。

在这本充满智慧的典籍的第30章中，我们可以读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第31章中：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最突出的正是在惨无人道的暴君统治下连续出现的几个世纪的混战，至少在战国之前，大规模军队的作战战略对中国政治进程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老子所倡导的“道”。事实上，正是在这段动乱时期，出现了两部关于夺权和维权的无懈可击的权谋著作，一部是《商君书》，另一部是《孙子兵法》。我们先从《孙子兵法》中引一段：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另一段节选自《商君书》：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国好力者曰“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曰：“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事兴敌所羞为，利。

在印度，这种有关治理国家和作战技巧的思想也流传已久。现在学习《薄伽梵歌》的学生可能会忘记，他们所读的那本宗教册子是印度战争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的一部分，这部史诗记载了婆罗多王（Bharata）儿子们之间的伟大战争。下面的段落节选自这本史诗第12篇中的一些精彩部分：

一个了解自己实力和军队部署的君王，会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城市：在给出明确的进攻目标之前，就向没有盟国，或刚经历过战争，或比它实力弱的国家发出进军的命令。

一个君王不能总是在更强者的统治下生存。即使实力不强，他也应该与强者抗衡，基于这点，他就应该继续努力安邦治国。他可以利用武器、火和毒药去攻打强国，也可以通过离间计……

君王的统治依靠他的财富和军队，军队也以财富为基础。国家的宗教价值来自他的军队，而宗教价值是民众的精神支柱。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只有靠剥削压迫民众。要维持王国的军队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因此，在艰难时期，君王剥削压迫他的臣民来扩充财富是没有罪过的……通过财富，两个世界都能获得，当然还有真理和宗教价值。一个穷人是生不如死的。

当形势不利时，君王应对强敌毕恭毕敬，但当时机成熟时，就要势如破竹地消灭他们……

一个寻求国家兴旺繁荣的君王，要不惜杀死自己的儿子、父亲或朋友，只要他们妨碍了他的统治……

不击中别人的要害，不做出残忍的行为，不像渔夫杀鱼一样的杀生，一个君王是不能让自己国家繁荣昌盛的……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都由所处的环境决定……

屠城、毁路、烧杀抢掠，做尽这些事情，一个君王才能真正摧毁敌人的国家……

王权高于正义，正义来自王权；王权是正义的根本，就像生命依靠大地。风而起烟，所以正义必须追随权威。正义本身没有任何威信，它只能依附王权。

事实上，《薄伽梵歌》作为这部战争史诗的一章，其目的和内容都是一种鼓励的说教：让一位在战争面前受尽良心折磨的年轻王子，在他发出战争的信号之前，从由杀戮引起的悲痛和内疚中解脱出来。他被告知：“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因此，履行无可避免的责任时，你不该悲怆……至高的自我会存在于任何躯体，永不磨灭。”“自我是刀剑不能戮碎、火不能烧毁、水不能浸腐、风不能侵蚀的。自我永在，遍存万有，不变不动，始终如一……居于躯体的自我是永恒的，杀不了的。因此，你无须为任何生物哀伤。”

总之，那就是东方思想中有关一切和平的最终根基。在行动的领域中，也可以说在人的生命中，是没有和平的，从来就没有。那么，获得和平的准则就是毫无牵绊地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年轻的勇士、《薄伽梵歌》中的王子阿周那被教导道：“在瑜伽中成长，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行动的时候要抛弃一切包袱，但要保持平静的心态。这种平静就是所谓的瑜伽。单纯的行动远远不如在心灵平静的指导下的行动更占有优势。在这种平静中寻找庇护。那些为目的而行事的人都是可怜的。赋予平静的思想，世人放弃他一生中美好和邪恶的行为。因此，一切努力是为了瑜伽。瑜伽是行动的技巧。”

在瑜伽中成长，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在行动的时候要抛弃一切包袱，但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抛弃所有对行动结果的恐惧和渴望，世人要无所牵挂地去做必须完成之事。这就是世人的职责，无论什么，王子的职责就是战斗和杀戮。我们读到：“对一个王子来说，再无任何比为正义而战更好。战争不求自来，那么王子便幸福了。前往天堂星宿之门开启了。”

因此，在这一语境中，和平的神话和战争的神话矛盾地统一了起来。不仅在印度教中，在大乘佛教中这种悖论也是最基本的。既然彼岸的智慧超越了一切二元对立，它必然也超出和包含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就像大乘菩萨的箴言：“现世不完美的世界就是完美的金色莲花世界。”如果世人不能或不忍用这种方式看待世界，那就不是这个世界的过错了。

宇宙也不能被视为邪恶的。自然不是邪恶的，而是佛陀意识的“行为体”。因此，争斗不是邪恶，战场上的敌人也不比对方邪恶或者善良。

所以，在世界的运行过程中，菩萨富有同情心的参与是绝对无罪的，而且是非个人的。在同等意义上，大乘佛教希望我们所有人“快乐地参与”到“菩萨的行为体”中的理想绝对是非个体的、无我的和无罪的。1904年日俄战争的亚瑟港战役（Battle of Port Arthur）结束后，为了表示纪念，不仅是战死的士兵的名字，甚至连马的名字都被刻在了荣誉奖章上，就像纪念菩萨那样。

总而言之，远古时期就有这样的思想：战争（这样或那样的）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有益的，而且是文明人正常的、最乐此不疲的社会行为。发动战争不但是君王日常的愉悦，而且是他们的职责。依据这种思想，一个没有参加甚至没有准备参加战争的君主是个傻瓜，是“纸老虎”。

但是，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中可以找到对相反观点的叙述：世界最终的目标是在永恒的和平中完全摆脱战争和争斗。然而，对这一渴望的通常推论是：既然争斗和痛苦是人短暂存在的本质，那么，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生命本身是可以被否定的。这种消极主义的例子，最突出的是印度的耆那教和早期的佛教（小乘佛教）。在西方，在一些早期的基督教运动以及12世纪法国的阿比尔教派（Albigenses）中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

为了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回顾一下战争的神话，我们在《旧约》前五卷和《古兰经》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信仰：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唯一的统治者，他总是完全站在被选择的特定群体一边，因此，他们的战争是以上帝的名义发动的，代表了上帝的意愿，被称为圣战。一个类似的观点促使阿兹特克人发动了“鲜花之战”，他们捕获奴隶进行献祭，从而维持太阳的运转。

另一方面，在《伊利亚特》中，奥林匹斯众神同情战争的双方，特洛伊战争被认为是尘世的人类之战而非宇宙之战，是一场为了夺回被偷妻子的战争。人类战争英雄的高尚模范通过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Hector）这个人物和他的语言表现出来，而非希腊人。在这里，我看到它与两个闪族的战争神话在精神上的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它与印度《摩诃婆罗多》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完成自己对家族和城市应尽的义务，赫克托尔毫不犹豫地上了战场，而“自制”（瑜伽）则要求《薄伽梵歌》中的阿周那去完成他的阶级义务，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但如此，印度史诗和希腊史诗一样，对参战的双方都给予同样的荣誉和尊重。

但是现在，我们最终发现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理想和目标的第三种观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战争即是生命、生命即是战争，而是渴望战争停止的那一天到来。

在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末世论神话中，这一前景第一次被认真地预想出来。重大转变的日子将发生在宇宙危机的时刻，那时自然世界的法则将停止运作，没有时间、没有变化、没有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生命的永生就会到来。但讽刺的是，在这一转变之前，在数个世纪中战争会一直不断。然而，在波斯王朝内部，相对和平的统治将会在此期间得以兴盛和加强，这是帝国间谍、密报者和警察的功劳；随着这一和平帝国的扩张，短暂和平的统治疆界也随之扩展，直到……

近年来，我们听到了这些类似的思想。这样的思想融合在以色列的《圣经》形象中；存在于从《死海古卷》传入基督教义中的这一时期；这是阿拉伯的思想精华；在莫斯科，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思想的作用——间谍、密报者、警察的打击和镇压，和所有的一切。

除了以上这些，就我所知，在传统的历史长河里，还有另外一种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这是17世纪著名的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Grotius）1625年在他的划时代著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中提出的。在这本著作中，他第一次提出国家的法律是以道德而不是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这一提议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先河。几个世纪以来，在印度，国家之间的政治法则就是“大鱼吃小鱼”，也就是说大鱼要吃掉小鱼，小鱼须保持聪明的头脑。王子的天生职责就是战争，和平时期只是间歇，就像拳击比赛的中场休息。

然而，在格劳修斯看来，战争违背了和平这一正确的文明法则，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和平，和平不是靠武力来加强，而是理性的相互协商。这也是伍德•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提出的理想：“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我们在美国之鹰的形象中也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象征：它的左爪下是一束箭，右爪下则有一根橄榄枝，它的头正对着橄榄枝，这正反映了格劳修斯的思想。我们希望，以和平的名义，他能够保持那些箭头的锋利，直到互惠互利的思想而非禁欲主义和武力成为整个人类永久和平统治的思想保证。

10精神分裂——内在旅程（1970）

那些破碎的信号和符号，是病人在完全脱离理智思想和交流方式支配的状态下，为了建立某种联系而试图表达的东西。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内心的回归的旅程，是为了获得失去的东西，以达到必要的平衡的旅程。

精神分裂与神话英雄的历程

1968年春天，我受到位于加州大瑟尔的伊沙兰研究中心的邀请，作了一场关于精神分裂的系列讲座。一年前，我在那里办过有关神话的讲座。伊沙兰研究中心非常有意思，很显然，该机构富于想象力的年轻主任迈克•莫菲先生认为精神分裂与神学之间有某种联系。然而，我对精神分裂的研究一无所知。在收到他的来信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

“迈克，我对精神分裂一无所知。我作关于乔伊斯的讲座行吗？”

他回答道：“嗯……好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听你讲精神分裂。就和上次一样，让我们在旧金山举行一个双人讲座：你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分别作神话学和精神分裂的讲座。怎么样？”

那时，我并不认识佩里博士。但年轻时我能说会道，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授予我一打博士学位都不为过，因此我想：好的，为什么不呢？何况，我相信迈克•莫菲肯定有些有趣的想法。

几星期后，我收到来自旧金山的医学博士约翰•佩里的邮件，是他1962年发表在《纽约科学院年报》（Th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关于精神分裂研究论文的复印本。我阅读论文时，惊奇地发现精神分裂患者幻想的影像，和我早在1949年在《千面英雄》中描述的神话英雄的历程正好吻合。

我的工作一直是对人类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而对梦、癔病、神秘幻想以及类似的现象只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研究。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是适用于所有神话学主题的有机体，但把它们放到一起，我却不知道它们与疯狂的幻想有多大的相关性。依据我那时的想法，它们是所有传统神话学的普遍的、原型的和心理学的基本象征主旨。现在我从佩里博士的论文中得知：精神分裂是处于与群体的思想和生活绝缘的情境中的个体，基于这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产生的一种强迫症式的臆想。由于备受精神分裂的折磨，在个体因分裂而痛苦的精神状态中，自发地产生了相同的象征形象。

简单地说，通常的模式是：患者首先是远离或者摆脱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约束和环境的影响。接着，他长时间地在内心深处探索，试图回归原点，直至深入灵魂深处。在那里他经历一系列混乱和黑暗恐怖，不久（如果患者幸运的话），他会重新获得自我中心感、成就感、和谐感以及勇气。在这种幸运的情况下，最终他会踏上重生的回归旅程。这也就是神话英雄们经历的普遍模式，我在自己出版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启程——启蒙——回归。

这就是神话的模式，也是心灵幻想的模式。

佩里博士在论文中提到，在特定情况下，最好是让精神分裂的过程自然地进行，不要用突然的治疗或诸如此类的方式打断它，而是帮助其继续分裂并再次整合。然而，如果医生想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患者，他必须懂得神话学的意象语言。他要明白，那些破碎的信号和符号揭示的，是病人在完全脱离理智思想和交流方式的状态下，为了建立某种联系而试图表达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精神分裂是一种内心回归的旅程，是为了获得他失去的东西，以达到必要的平衡的旅程。

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着种种危险，进入超自然的神奇领域。

他在那里获得奇幻的力量并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后，英雄从神秘的历险地带着能为同胞造福的力量回来。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旅程继续下去。在心灵的幻象中，病人已经倒下，正在下沉，也许快要淹死了。正如古老传奇中的吉尔伽美什(4) 那样，他潜入宇宙大海的最深处摘取永生之草，那里有他尚未成熟的生命价值。不要把他拖出这一旅程，而应帮助他经历这一切。

我的加州之旅甚是愉快。与佩里博士的谈话以及我们一起举行的演讲为我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次经历使我开始考虑：这些年来，我满怀激情地用理论、学术的方法来研究这些神话素材，却不知道这些研究可用来帮助其他人，倘若把这些素材加以利用，可能会对今天那些处于困境的人有重大意义。

佩里博士和莫菲先生介绍了一篇论文《萨满巫师和急性精神分裂症》，是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朱利安•西尔弗曼博士1967年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uropologist）上的。在那篇论文里，我又发现了自己极感兴趣而且和我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东西。在我自己的著作《上帝的面具》中，我已经指出，原始狩猎民族的那些神话意象和仪式大都源于萨满巫师的心理体验。萨满巫师（有男也有女）通常在青春期早期就曾遭遇严重的心理危机，今天应该称为精神错乱。他们的父母会派人去请年长的萨满巫师带领年轻人走出困境，通过一些适当的方法、歌曲和练习，经验丰富的萨满巫师成功了。

依据西尔弗曼博士在论文中的评论和描述：“在原始文化背景下，这种独特的生活危机解决方式是能够让人接受的，从认知上和情感上来说，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对个人非常有益，这样的人被认为是具有超意识的人。”然而，恰恰相反，在当今这样一个富有理性和秩序的文化中，正如西尔弗曼博士所说，“如果精神分裂患者处于一种不能为理解这种危机经历提供参考和指导的文化中，他们的心理焦虑状会大大加重”。

精神分裂是一种内心回归的旅程，

是为了获得他失去的东西，

以达到必要的平衡的旅程。

现在让我来向你们描述一个采访案例。20世纪20年代早期一位爱斯基摩的萨满巫师接受了著名丹麦学者、探险家库纳德•拉斯穆森（Knud Rasmussen）的采访。拉斯穆森是个富有同情心和深刻理解力的人，他在1921—1924年间参与了第5次丹麦极地探险，从格陵兰岛一路跋涉到阿拉斯加。在从北极到北美洲的整个旅途中，他一直都用奇特的方式不停地与遇到的人进行交谈。

依格加卡加克是居住在加拿大北部苔原地带的一位爱斯基摩萨满巫师。年轻时，他总是被一些无法解释的梦所困扰。梦中，一些未知的奇怪生物向他走来并同他说话。当他醒来时，他能记得发生的一切，甚至可以向他的家人和朋友确切地描述出他所看到的事物。

家人不安起来，但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派人请来一位叫作派甘奥克（Peqanaoq）的老萨满巫师。诊断过后，巫师便在那个又黑又冷的北极深冬的晚上，用一辆单人雪橇把依格加卡加克拉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北极荒地，在那里为他建了一个只够他盘腿坐下的小雪屋。萨满巫师不准他踏雪，只能踩着雪橇走进小屋，然后坐在一张仅能容下一个人的毛皮上。屋里没有食物和水，巫师教导他只能想伟大的神灵，不久神灵便会出现，而他要一个人在这里待30天。5天以后，老萨满巫师给他带来了温水；15天以后，又给他送了水和一点肉，仅此而已。

寒冷和长时间的禁食令人非常痛苦，就像依格加卡加克向拉斯穆森描述的那样：“有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死了。”那段时间，他不停地想着伟大的神灵，一直想啊，想啊，直到严酷的考验结束时，救世神灵以一个女性的形象到来，停留在他的上空。之后，他再也没见到她，但她变成了他的保护神。接着，老巫师把他带回了家，并要求他再进行5个月的节食和斋戒，就像他向丹麦客人说的那样，这样经常性的禁食是认识那些不为人知的事物的最好途径。他说道：“唯一真正的智慧是远离人类的，存在于伟大的孤寂之中，只有通过苦难才能获得。穷困和灾难为一个人开启了心智，使其明了隐匿着的真理。”

唯一真正的智慧是远离人类的，

存在于伟大的孤寂之中，

只有通过苦难才能获得。

拉斯穆森博士在阿拉斯加诺姆镇遇到了另一位法力强大的萨满巫师，这位巫师也经历了类似的冥想之旅。但是这位名叫纳加涅克（Najagngq）的老巫师与当地村民的关系曾一度陷入僵局。作为一名巫师，他知道他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中。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村民就会责怪当地的巫师，认为是他在施展魔法作怪。为了保护自己，纳加涅克就利用一些小伎俩、创造一些鬼怪精灵来吓唬村民，让他们不敢靠近。

得知纳加涅克的鬼怪虚灵大多是他制造的骗局，拉斯穆森博士问他有没有真正信奉的神灵。他回答道：“当然，有一种我们称为斯纳（Sila）的力量，用再多的语言也不能解释。他是非常强大的精神，是宇宙和天气的主宰者，事实上他是世间所有生命的主宰者。他是如此强大，他不用语言和人类对话，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和人类交流。比如风暴、降雪、下雨、大海上的暴风雨等所有人类惧怕的力量，或者阳光、平静的海面，或是天真玩耍的孩童。当一切顺利时，他没有什么对人类说的。只要人类尊重每天的食物，没有亵渎生命，他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得远远的。没有人见过斯纳。他的行踪神秘，好像随时与我们同在又离我们很远。”

那么斯纳都说了些什么？

纳加涅克说：“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位宇宙的神灵，人们只听见过他的声音。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他温柔的声音，就像是女性的声音，这种声音如此好听和柔和，甚至孩子都不会被吓着。他说‘Sila ersinarisinivdluge，不要害怕宇宙’。”

这些人都是非常纯朴的，至少按照我们的文化、知识和文明背景来看是这样。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智慧和我们在那些最受人尊崇的神秘主义者中所听到和读到的内容是一致的。在他们心里存在着深奥的、普遍的人类智慧，是我们用通常的理性思维思考不出来的。

在关于萨满巫师的文章中，斯尔曼博士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精神分裂症，一种叫作“实质型精神分裂”，另一种是“妄想型精神分裂”。实质型精神分裂与我所说的“萨满危机”有着类似之处。病人不受外界经历的影响，很少有事情能引起他们的关心和注意。他们远离客观世界，常常处于无意识状态。

妄想型精神分裂的病人却始终保持对现实世界和事物的高度敏感，但是，他是用自己设计的幻想、恐惧和恐怖来解释所有一切的。他感觉自己一直处在被人攻击的危险中，这种攻击其实来自他的内心，是他自己内心认为外面的世界时刻准备着攻击他。斯尔曼博士认为这种形式的精神分裂症是不能引起与萨满巫师类似的心理经历的。他解释说：“这就好像是妄想型精神分裂患者不能够理解和忍受他内心的极端恐怖，早早地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外界。也就是说，这种早产式的解决危机的方法，不能解除或是没有能力解除患者内心的混乱。”因此，患者大多处在他自己设计的无意识状态下。

与此相反，实质型精神分裂患者则是掉进了自己内心的深渊。他所有的注意力和生命都在那儿，他完全沉浸在与无法控制的可怕幽灵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也是即将成为萨满巫师的年轻人在他的幻想旅程中所经历的。那么，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实质型精神分裂患者所处的困境和有幻想倾向的萨满巫师的困境有什么不同？答案就是：原始社会的萨满巫师并没有丢弃当地的社会秩序和它的形式，事实上，正是这些道德的形式把他带回了理性思维意识。当他回来时，他通常会发现，自己的内心经历再次证实、更新和加强了这些流传下来的形式，因为他自己梦里的象征和当地文化中的象征是统一的。

与之相反，在现代精神病患者的案例中，患者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完全隔离，和现代文化的象征系统没有任何有效的联系。已经建立的象征系统对迷失的精神分裂患者没有任何帮助，自己想象的虚构事物只能惊吓自己，他是完全与这些想象无关的陌生人。但是萨满巫师却能找到自己内心世界与外界相通的共同点。

通过我所说的这些，你肯定可以想象我的加州之旅是非常有趣的。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发生的这一切就像是神灵安排好的那样），纽约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莫蒂默•奥斯特（M ortimer Ostow）博士邀请我商讨一篇论文，为参加青少年精神病学会会议做准备。这篇论文是对某种共同特征的研究，与奥斯特博士提及的精神分裂机制、神秘主义、致幻剂体验，以及当代青年人的反律法主义等一系列有着共同规律的事物相互关联。这些激进的反社会思想在很多校园青少年以及他们指导老师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这次受邀是我的另一个重要经历，它为我进入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打开了思路，而我的神话学研究将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确切地说，我在大学当教授时就已经涉足这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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